第四讲 日本文化与日本对外关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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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日本文化与日本对外关系
第四讲日本文化与日本对外关系
在国际学术界和舆论界，对日本有下列一些看法：
美国学者鲁恩·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一书中写道：
“大和民族是世界上很奇异和独特的民族，他们既是顺和温良、彬彬有礼的，又是崇尚武力、坚韧不拔和具有爆发力的民族；他们一手捧着柔美秀丽的菊花，一手提着锋利的刀剑，总是神情紧张地耸立在地球之颠”。
日本是一个讲究“序列”的社会，本尼迪克特夫人在《菊花与刀》中还说过：
“日本人是从等级的观点来看待国内问题的，他们也用同样的观点来看待国际问题”日本文化唆想象的国际秩序趋于一个等级系列，即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个与之相符的位置。
在“要么在我之上，要么在我之下的模式下，日本外交给人一种依附强权、缺乏道义的印象是很自然的。
同最强大的国家结盟来达到战略目的可以说是近代以来日本外交的一个重要特征。
如日俄战争时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颖果结盟，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同当时最强大的德国结盟，战后，世界头号强国美国又成了美国的“御上”。
日本是一个不肯赎罪的民族，一个不会反省的民族。
同样是十恶不赦的战犯，德国汉斯·弗兰克在纽伦堡就刑前说：
“前年易过，德国的罪孽难消。
”而日本的东条英机在就刑前狂叫“天皇陛下万岁。
”
为什么有这些看法呢？
这一讲我们从文化角度进行讨论。
一、日本文化——东西方文化的混血儿
（一）日本的岛国特征
1．国土面积狭小。
我们知道，日本是一个岛国，国土面积仅37.8万平方公里，是一个狭长的弧形列岛。
岛上崇山峻岭，除了森林、原野、湖泊、沼泽外，可供居住的土地面积仅为国土面积的21%。
2．日本是一个多火山、地震的国家。
全国大小火山有200多座，其中1/3是活火山，是全世界活火山的1/10。
日本大部分地区在火山带内。
经常有火山爆发。
日本还处在“环太平洋断裂带”上，岛上遍布着许多断层线，地质构造极为复杂，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地震频繁。
因此，破坏性的地震是极为平常的事情。
据统计，日本每年的地震多达1000—10000次，有感地震也有1500次左右，平均每天4次，而且日本地震的震级也相当高。
1923年9月东京及其外港横滨，由于大地震使得大部分地区毁于大火，并使13万居民丧生，受伤者10万，烧毁住房44万户。
这次地震直接毁坏了日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中枢，从而使这些部门一度完全瘫痪。
由于江户（东京的旧称）经常受周期性的地震袭击，使得那一带流行着一种相当普遍的说法，认为每60年左右便会有强烈地震发生，1995年新年刚过，日本的阪神发生大地震，更加深了日本人的这一信念。
3．日本的自然资源贫乏。
除森林、硫磺、锌有一定储量外，其他绝大部分工业原料和燃料都依靠进口：
石油99.9%、煤炭76%（1980年）、天然气的82%、铁矿石的98.4%、铅矿的78.6%、锌矿的62.4%、铜矿的91%、锡矿的98%都需要进口，铝、矾土和镍全部需要进口。
日本的森林茂密，但是其木材自给率约为40%，60%要进口。
粮食也不例外，虽然以单位面积的产量看，其水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其粮食自给率只有50%左右，另外50%需要进口。
4．日本是一个民族构成比较单一的国家。
全国人口大约1.2亿，居世界第七位，除了约2万阿伊努族人外，其余99%以上都是大和民族。
如此单一的民族构成，在一个人口众多的现代化大国中确实是非常罕见的。
民族构成的单一性，在客观上加强了日本文化的同质性和作为一个单一大家庭的日本集体主义意识。
日本不仅没有天然资源的恩赐，而且没有灿烂的文化根底，但是，日本人依靠其强悍的民族意识在自卑与自大的情愫中徘徊、挣扎，奋力前行。
狭小的国土、匮乏的资源、频繁的灾害铸就了日本人对民族、国家的使命感。
每一个日本人从小就牢牢树立了民族、国家的观念。
在日本人看来自己似乎不是作为生物学意义上的人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是作为日本人、作为大和民族的一分子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战争中军人的母亲鼓励儿子“为天皇而死”，敢死队、神风突击队员的视死如归，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在和平时代，这种例子也俯拾皆是。
留学美国密执安大学的一位日本青年，仅仅因为没有获得优胜奖，就遥对富士山，纵身于太平洋的波涛汹涌之中，在世界马拉松比赛获的亚军后瘫倒在地的君原还硬撑着说：
“能够发扬日本民族的传统，我感到高兴。
”进入世界拳击比赛前八名的寿冈在出场前说：
“如果我在这里失败了，将会给日本带来耻辱。
”等等。
日本人的这种民族情绪，同时也孕育了日本人的向外意识和掠夺性，以走出本土、扩张掠夺别国领土以弥补本国领土的狭小和资源的不足。
日本人民族精神的形成，除了与其岛国特征有关外，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们从日本文化角度来讨论一下。
（二）中华文化——日本文化之源
1．中国儒学在日本的传播。
日本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同属“亚洲汉字文化圈”。
现代日本文化的渊源可以说是中华文化，而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是中国的儒家学说。
当然，中国的儒家文化传到日本以后，经过改造后接受的。
据记载，公元377年，汉代书籍传到日本，第二年有一个叫王仁的人带了10卷《论语》和《千字文》1卷东渡日本，献给应神天皇作为皇子的读书课本，并被聘为教师。
由此儒学开始传入日本。
到公元6世纪中叶，儒家经典著作《礼》、《乐》、《书》、《孝经》等先后传到日本，中国儒家学说逐渐受到日本贵族的重视。
公元604年，深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对中国灿烂文化推崇备至的圣德太子，以儒学为中心，掺杂法家、道家、儒学思想，制定了全由中国儒家经典成语编成的政府施政方针十七条。
到公元701年（日本大宝元年），日本天皇为了巩固儒学，参考唐代制度，制定了大宝律令，《大宝律令》对儒学在国家教育中的地位、组织体制和教学内容都有明确规定。
把儒学作为贵族子弟在大学的必修课程，并明确将《孝经》、《论语》、《礼记》等儒家经典列为大学的必读书目。
奈良、平安时代，儒学更为昌隆，天皇敕封孔子为“文宣王”，命各地祀孔。
政府诏令每户人家须藏有《孝经》l本，使儒学越出上层社会，进入寻常百姓之家，成为维持社会稳定的教化手段。
2．中国儒学在日本的变异。
以孔子为宗师的中国儒学，曾经给日本古代文以巨大影响。
但是一种文化植入另一国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变异。
日本儒学和中国儒学虽然是同源的，然而，日本人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和中国人的理解是不同的。
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中国儒学以“仁”为核心，日本儒学以“忠”为核心；
中国儒学传到日本之后，日本人开创了儒学“庶民化”和“通俗伦理化”的新阶段。
比如对“勤勉”的理解，在中国儒学中主要是指做学问方面要刻苦钻研，正如孟子所说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所强调的那样，自古以来在中国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是一直受到蔑视的。
两千年前孟子的这一“名言”直至今天仍为中国的老幼妇孺所熟知，从中也可以窥视中国轻视体力劳动的社会风气兴盛的文化根源。
然而，与中国不同，日本的“勤勉”二字，已经不仅仅是指对学问的刻苦钻研，而是包括了重视一切劳动之意。
与中国儒学贱商经济伦理观不同，日本儒学将中国儒学和西方经营之道结合起来，提出了追求利润、致力家业和“高产乃为善”的经济伦理观。
中国：
“君子喻以义，小人喻以利”，“君子重义，小人重利”。
3．中国和日本儒学中的“仁”与“忠”。
关于这三个方面的变异，在这里，我们主要介绍一下第一个变异，即：
中国儒学的核心是“仁”，日本儒学的核心是“忠”。
“仁”从字义上看，《说文解字》的解释是：
“仁，亲也，从人二。
”可见，“仁”在古代的含义是人字的重文，即“人人”二字合写。
“人人”中的第一个“人”是动词，“人人”的现代义就是要以人之道对待人。
孔子自己的解释，“仁”即“爱人”。
孔子的道德一切都是从“仁”出发，仁道思想是儒家学说的核心。
在中国儒学中，“义”，“礼”，“乐”，“道”“德”等都是以“仁”为核心的。
“义”，是儒学的基本范畴，是体现“仁”的方式。
“礼”，是仁道思想的具体表现形式。
其主要内容就是密切人们之间的伦理关系，改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调整人们之间的政治关系，所谓“克己复礼，天下归仁”。
“乐”，与“礼”交相为用，“乐”可以融洽人的感情，启发诱导人的善良思想，敦厚民间道德教化，陶冶人的道德情操，以辅助“礼”的贯彻。
“道”的含义虽然很多，有天道、道路、领导、世道等各种解释，但总的把“道”看作是人类应遵行的法则，是知仁、行仁和知义、行义的意思。
“德”的观念，在于强调人的自觉的理性精神，在实践上表现为宽厚待人，关怀老幼等。
当以“仁”为核心的儒学传入学传到日本后，日本民族立即对此进行了改造，即按日本的社会文化需求把“忠”作为日本儒学的核心。
“忠”最早见于《论语》的《学而》篇和《子路》篇，指的是诚意待人，以诚相待。
在中国儒学看来，“忠”是“爱人”的积极表现，是指自己良心的诚实真挚。
在中国民间，“忠”的意识没有“孝”（体现家族、血缘关系）的意识浓厚，就连官方也很重视“孝”。
可是，在日本“忠”的基本含义通常在于完全献身于主人，即为了效忠主人，可以完全牺牲自己。
日本江户儒学的开山鼻祖林罗山的“忠孝合一”说，就认为若两者不可兼得，“舍孝取忠可也”。
同样中国人把孔子的“以忠效主”解释为“仆人忠心待主，决不违背自己的良心”，日本人则理解为“仆人必须为主人献出自己的一切”。
当效忠于主人与“孝”发生冲突时，在日本人的内心深处，就会自觉地将个人良心绝对服从君主的命令。
只有克服自己的道德心，服从君主命令的人才被称为忠臣，为了忠于自己的君主，日本人不惜献出自己的性命。
而且，在日本，“忠”的概念还与“家”和“祖先”等家族主义的要素及天皇等国家主义的要素结合在一起，成为日本人普遍的伦理道德之一。
4．儒学核心变异在日本的表现。
第一，1882年天皇向日本武装人员颁布的军人敕谕。
当时，明治政府制定了新的征兵法，武士阶级失去了种种特权，全体国民都被看作潜在的士兵，因此这种军人敕谕同时就是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天皇敕谕。
这个敕谕是按照儒家的思想写成的，其中特别强调了五种儒家品德：
忠、礼、勇、信、俭，没有一句提到中国儒家最重要的美德“仁”。
（中国：
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
第二，1890年（明治23年）日本政府颁布的《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明确提出要以儒家的道德教育为中心，对国民进行“秩序”、“献身”、“奉公”教育。
第三，1904年—1945年先后四次国定教科书的改订。
这四次国定教科书改订的方向和目的，按照文部省的说法是为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作内容的充实提高和依照忠孝伦理统一国民思想”。
在国定第二次教科书教师用书中规定，“忠孝”应作如下说明：
（1）在日本“忠孝一致不可分，对君尽忠即对父尽孝”；
（2）日本“以家族制度为基础，举国构成一大家族，皇室为吾等国民之祖宗，忠孝一致实为吾国体之特色”。
显然，通过灌输“国家是大家族”之观念达到培养对天皇及其对国家的忠诚心，就是明治末期形成的“家族国家观”。
后来在“家族国家观”的基础上，“以忠孝一致”为纲的“国民道德”，更广泛地在民间流传、渗透，逐渐在日本民众的意识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三）西方文化为近代日本强大提供人文支持
1．日本对西方文化的被动接受。
1633年在经历了江户时代的鼎盛辉煌之后，日本人开始妄尊自大，这一年，日本德川幕颁布了第一份“锁国令”。
从此日本进入了“闭关锁国时代”，时间长达200多年。
由于受儒家思想有关“夷狄”思想的影响，当时的日本人一般称西洋各国为“夷狄”或“蛮人”，把他们看作是信奉邪教，不知人伦，尚未开化的落后民族，而予以蔑视。
但同时日本也对野心勃勃，欲据日本列岛为己有的西方侵略者予以敌视。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当时日本的思想家们都持攮夷的观点，主张拒绝与西洋诸国交往。
这样，日本在锁国政策的禁锢下，一方面几乎与世界市场隔绝，失去了与海外市场、国际资本的联系，极大地抑制了国内经济的发展，严重阻碍了日本封建社会内部逐渐萌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长和发展。
另一方面，日本无法接触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贫乏和对科学技术的无知，严重阻碍了日本民族的创造力和民族的进取精神，逐渐形成了一种目光短浅，盲目排外、狭隘的岛国本性，推迟了社会的进步，严重阻碍了日本社会的发展。
在日本实施“锁国”的200多年的时间里，正是世界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飞跃发展的旺盛时期，17、18世纪，英国、法国先后实现世界历史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19世纪20年代，英国已经完成了工业革命。
西欧和美国的资本主义大机器工业有了高度发展，从而成功地推动了世界资产阶级革命和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同时也开始了近代史上资产阶级国家的对外扩张和掠夺。
1853年6月3日一个漆黑的夜晚，一位名叫修·卡尔伯莱斯·佩里的美国人，率领一支由4艘蒸汽船组成的舰队，突然闯进日本的咽喉要地----江户的贺浦港，要求日本缔结通商条约。
当佩里的船队出现时，一直坐井观天的日本人被这些浓烟滚滚、炮口骇人的庞大怪物吓得口瞪目呆，日本人从未见过威风十足、口吐黑烟、涂着黑金的蒸汽船。
他们手里的鸟铳和短剑简直太可怜了，佩里不听警告，强行登陆。
就这样，佩里扣开了日本的大门。
美国人的举动，刺激了对日本一直存有野心的俄国，俄国立即派军舰进逼长崎，威胁日本。
俄国人的举动反过来又刺激了美国的佩里，他决心成为让日本开关的第一人。
1854年1月16日，佩里带领7艘军舰，大炮250门，士兵1600多名，开进神奈川海面，再次进逼力日本国门。
在佩里的枪口之下，1854年3月31日缔结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亲善条约》。
此后，英、俄、法闻风而动，迫使日本签订了一系列“友好”条约。
日本面临馅进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险境。
面对欧美军舰大炮的威胁，日本人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不得不正视先进于古代东方文明的西方文明。
为了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谋求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日本人开始认识到了解西方、研究西方以至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必要性，于是西方文明开始受到重视。
日本的思想家们开始由原来的“攮夷论”者转变为“开国论”者。
当时著名思想家佐久间象山明确指出日本非常必要了解西方先进科学技术。
他说：
“方今之世，仅知和汉之学识已断然不行，绝难总括五大洲以适应大经济之发展。
全世界之形势，哥伦布以穷理之力发现新世界，哥白尼发明地动之说，牛顿探明重力引力之理。
三大发展以来，万般学术皆得其根基，毫无虚诞之情，悉成其实。
故欧美各州面目逐改，以至有蒸汽船、电报之创制，实夺造化之工，可愕可怖！
”因此，主张大量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发展日本近代物质文明。
等等这些思想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2．全方位、多层次地引进西方文化。
1871年10月和1872年1月，明治政府责成以右大臣岩仓具视为首的政府使节团以及东京府知事田利公正为首的太政官左视视察团先后前往美国、欧洲，考察各国的政治法律、财政经济、文化教育，全方位、多层次地引进西方文化。
在政治文化上，引进近代君主立宪政体、建立民主政体。
1885年建立内阁制，1889年公布明治宪法，1890年开设国会。
初步建立了类似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三权分立政体的雏形。
这些当时在亚洲是最先进的。
在观念文化上，借鉴西方的人本主义和民主自由思想。
设立洋学堂，派出留学生，大兴教育，西方的自由民权思想、功利主义、利润意识在日本开始传播。
在社会结构、经济文化上，引进西方社会组织形态和近代资本主义工业经济。
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为近代日本的强大提供了人文支持。
高薪聘请欧美技师，开办民航工厂，兴修铁路，建立电讯局，购置、建造先进枪械和军舰，建立近代化军队。
西方先进文化的引进，为近代日本的强大提供了人文支持。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的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19世纪末完成了轻工业革命。
20世纪初完成了重工业革命。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已经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先进的工业国，成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日本用半个世纪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用两个世纪才走完的路程。
（四）从“脱亚入欧”到“归亚排欧”，又从“脱亚追美”到“脱美归亚”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渊源是中华文化，但同时吸收了西方的文化。
这对日本后来的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在亚欧之间摇摆：
从“脱亚入欧”到“归亚排欧”，又从“脱亚追美”到“脱美归亚”。
1．明治维新时期的“脱亚入欧”。
日本同中国、朝鲜交往，只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理之所存已不在中国，而转移到了欧美。
因而主张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开始同欧美交往，方可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
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日本的思想家、应庆大学的创始人福泽渝明在他所写的《文明论概略》一书中，把人类文明分为野蛮、半开化和文明三个阶段。
他认为，欧洲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中国、日本还处于半开化阶段。
他说：
“文明既有先进和落后，那么，先进的就要压制落后的，落后的就要被先进的所压制。
”因此，日本同中国、朝鲜交往，只能落后于世界文明的进步；理之所存已不在中国，而转移到了欧美。
因而主张日本必须以西洋文明为目标，开始同欧美交往，方可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
福泽渝明的思想为大多数思想家所接受，并成为明治新政府的主导思想。
“脱亚入欧”使日本从落后国家变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
2．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归亚排欧”。
把欧洲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开始谋求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日本的逐渐强大，刺激了日本人扩张的野心。
1894年---1895年的甲午战争、189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的胜利，日本伴随这两场战争的胜利完成日本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国力有所增强，于是，便力图把欧洲势力从亚洲排挤出去，开始谋求在亚洲的霸主地位。
这就是所谓的“归亚排欧”。
其结果是，日本在亚洲发动了长时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最后在1945年被打败。
3．战后到70年代的“脱亚追美”。
全面仿效美国，以美国为目标追赶西方现代文明。
日本战败后，被美国单独占领，美国在政治、经济改造了日本。
“大和民族优秀论”和“欧美民族劣等论”销声匿迹，日本人的观念开始发生逆转，对欧美的自卑感和危机感重新占据上风，国民心态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脱亚意识再度轮回。
不过这次“脱亚”是以“追美”为主，并且不是自上而下，而是全面仿效美国，以美国为目标追赶西方现代文明。
进入80年代，日本确立了世界经济大国地位。
一个叫长谷川庆的日本人写了一本《再见了亚洲》的书，说：
“战后四十多年来日本发生了巨大变化，已经成为世界大国”，“是高耸于垃圾堆上的大厦”。
4．80年代开始出现，90年代更甚的“脱美归亚”。
减轻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向亚洲经济圈靠拢，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圈。
随着日本世界经济大国地位的确立，日本人的亚洲观又开始发生逆转。
在80年代中期中曾根内阁提出要迈向“政治大国”的口号下，“日本民族优秀论”、“日本文化优秀论”等民族主义思潮泛滥。
太阳旗、天皇、靖国神社这些被打上“战争”、“侵略”印迹的东西，重新作为日本国的象征加以强调。
特别是一些日本现代青年，他们反对父辈造就的“西方模式”，不再以“美国化为荣”。
1991年，一个名叫伊藤昌哉的政治评论家发表文章说，日本应该减轻对美国的依赖程度，向亚洲经济圈靠拢，建立以日本为主导的亚洲经济圈，朝这个方向发展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还有人提出，日本的未来不在美国，而在亚洲。
二、日本的对外扩张之路
（一）丰臣秀吉的“称霸东亚”之“蓝图”
丰臣秀吉：
建立一个包括朝鲜、中国、日本“三国为一”的封建大帝国
16世纪以前的日本，四分五裂，藩王割据。
16世纪50年代，一个名叫织田信长的日本人，欲“布武天下”，统一日本。
丰臣秀吉，1536年生于日本尾张国中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22岁成为织田信长的奴仆，经过长期的征战，成为一名精于谋略、善于用兵的将领。
丰田秀吉作为织田信长的部将，在征讨各藩王的战争中，屡建奇功，协助织田信长统一了大半个日本。
织田信长（1534—1582），日本战国时代后期开辟全国统一道路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是织田信秀的次子，生于尾张国（现爱知县）那古野城，幼名吉法师，十三岁时行冠礼，取名三郎信长。
织田信长所处的十六世纪中叶前后半个世纪，是以下犯上、臣犯君的下克上为主要特点的战国时代的重大转折时期。
这个时期的主要历史任务，是使日本由长期的封建割据局面重新走向统一，实现封建制度的重新改组。
织田信长正是适应这种历史需要而成为日本重新走向统一事业的开创者。
1582年，织田信长被其部将智光秀杀害，他的统一日本大业受到挫折，正在征战的的丰臣秀吉立即班师回朝，消灭了智光秀，在织田家族的惶惑中，迅速掌握了中央军政大权，尔后用了三年的时间统一了了日本，建立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封建国家，又强逼天皇授权他“协助”天皇总揽朝政，执掌全国军政大权，成为全国实际上的统治者，日本天皇成了被他任意摆布的傀儡。
丰臣秀吉统一日本只是实现他狂妄野心的第一步，其野心是建立一个包括朝鲜、中国、日本“三国为一”的封建大帝国，以便称霸亚洲大陆。
在织田信长被害前的1577年10月，丰臣秀吉就向织田信长献计说：
“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
臣乃以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倚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为一，是臣之宿志也。
”1578年丰臣秀吉又向织田信长表白说：
“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
”
织田信长死后，掌握日本军政大权的丰臣秀吉对外扩张的思想更加膨胀。
他说：
“在我有生之年，誓将明国之领土纳入我之版图。
”
1590年丰臣秀吉派人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先锋，遭到朝鲜的拒绝，丰臣秀吉以此为借口，于1592年发兵30万侵略朝鲜。
由于长年征战，日本军队作战经验丰富，只用20天的时间就占领了朝鲜首府京城。
丰臣秀吉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叫嚣要在1594年将日本的首都迁往北京，由日本天皇统治中国。
这是日本武力狂蛇吞象的写照，从此，日本战争狂人企图制造历史的狂妄有了历史的开端。
（二）佐藤信渊的“八纮一宇”和“日本中心论”
“八纮一宇”：
“宣皇道于世界，集八纮一宇。
”
“日本中心论”：
“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
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世界均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仆。
”
正当丰臣秀吉做着定都北京的美梦的时候，中国大明政府应朝鲜的求援出兵朝鲜，中朝两军联手抗日，阻挡了日军得进攻。
1598年8月18日，丰臣秀吉因日军在朝一再失利郁闷而死，他的“奉天皇定都北京”的梦想终于破灭。
虽然丰臣秀吉没有实现定都北京的梦想，但是他所规划的“征朝伐明”却侵略蓝图，却对日本后世的政治家、思想家产生了重大影响，并为他们所崇拜和继承。
比如：
18世纪末19世纪初以佐藤信渊为代表的经世学派主张日本应该跳出岛国界限，提出了雄飞海外的战略构想，把用武力“皇化”全球，主宰世界作为雄飞海外的战略目标。
佐藤信渊不仅提出了使世界合一的战略目标，而且还详细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详细“密策”。
在他所写的《宇内混同密策》一书中就提出了以侵略朝鲜和中国大陆为主攻方向，同时兼顾北攻俄罗斯、南攻琉球、中国台湾省、南洋和印度的主张。
佐藤信渊狂热地鼓吹以皇国日本为中心，对外侵略扩张。
他宣称“皇大御国乃大地最初生成之国，世界万国之根本。
若能以其根本为经纬，则世界均为郡县，万国君长皆为仆。
”他认为，日本人是最优秀的人种，日本负有以日本为中心，统一世界的责任，扬言要“以神州之雄威，征蠢荒之蛮夷，混同世界，统一万国”，“宣皇道于世界，集八纮一宇。
”在《宇内混同密策》露骨地向天皇建议：
“皇国欲开拓他国，必向从吞并中国开始”，而今最易攻取之地，“莫如中国的满洲”；一旦“将中国的纳入日本版图，其他如西亚、暹（xian）罗（泰国的旧称）、印度诸国”，必“慕我之德，畏我之威，叩首匍匐，甘为臣仆”。
可见，佐藤信渊的目的就是要世界都合并成一个大民族、一个大国家，并由天皇统治。
19世纪初叶佐藤信渊的“日本中心论”，进一步奠定了日本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他具体提出的“先吞并中国”，尔后“开发他邦”，先取满洲，后分别占领北京、南京，再“徐图东南亚和南亚各国”的战略蓝图，几乎成为日后日本军国主义者所全盘接受。
（三）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帝国对蒙满之积极根本政策》
田中义一是一个恶迹昭彰的大陆扩张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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