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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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来华留学生跨文化适应及其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一、导言
自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进程从经济领域逐渐向文化、价值领域渗透，高等教育国际化成为各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话语，并逐步发展成为整合教育目的、功能以及传递多元文化和全球理念的重要进程。
高等教育国际化最显著的表征就是学生的跨国流动。
据统计，1975年全球留学生总人数约80万人，到2011年已增至430万（OECD201），预计到2020年全球留学生数量将增加到700万人。
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提升国家竞争力、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科技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其巨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收益促使各国纷纷利用教育优势和科技优势，积极参与和促进留学教育，树立和巩固自己的留学中心地位。
上世纪80年代，一些发达国家出台技术移民政策，鼓励国际学生前来学习并定居就业，首次出现了大规模的学生国际流动。
过去30年来国际学生跨国流动的动机和模式一直在发生变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日益多重化，留学生在选择目标留学国时的考虑因素也日益多重。
国家、区域或者相关组织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也积极采取应对策略。
而今，越来越多传统意义上的国际学生输出大国，如新加坡、马来西亚、中国大陆和香港等，开始加入了国际教育市场竞争的行列，国际留学市场开始出现反循环（counter-cyclical）现象。
近年来，我国国际地位日益攀升，对文化、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国际参与和话语权诉求日益增长，在国际教育上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从最初接收来自东欧的33名留学生，至今接收的留学生数量已累计超过169万人次，仅2011年就接收了超过29.2万人次。
目前我国占全球留学市场份额约为1.4%，仅落后于美、英、德、法、澳等留学目的地大国，并超出了新西兰、意大利、瑞士、比利时等传统留学目的地国家，成为国际留学市场中一支崛起的新兴力量。
《国家巾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进一步“扩大留学生规模，优化留学人员结构，提高国家留学教育质量”。
同时，政府还制定“留学中国计划”，提出“到2020年使在中国的留学生规模增加到50万，把中国建设成全亚洲地区最大的留学目的国”，希望中国能在世界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中占据一席之地。
跨文化适应是国际学生在异域文化中面临的首要问题，也是留学教育的重要研究主题。
然而，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都发源并且局限在西方语境下，在中国语境下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与中国在国际教育市场上的快速发展很不相称。
由于中西方在文化、教育上的差异，跨文化理论以及实证研究结果都需要在中国语境下重新审查和验证。
基于此，本研究选取来华留学生社会文化适应性（SOCio-cuhuraladaptation）为研究问题，探讨人口统计学变量（如国籍、语言水平等）以及情境变量（如社会互动水平等）等在中国语境下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以期验证在西方语境下发展出来的文化适应性理论能否运用于来华国际留学生，另一方面也探索中国文化和教育情境下国际学生在社会文化适应上的特点。
二、国际学生社会文化适应性的文献综述跨文化研究有四大主要理论。
最主要的理论是Oberg（1960）的文化冲击模型（culturalshock）。
根据这一模型，刚刚经历
文化冲击的外国人会出现文化冲击“职业病”（occupationaldisease）。
第二大理论与“文化疲倦”（culturefatigue）有关，将跨文化适应中的语言冲击与角色冲击作为文化冲击的替代概念。
该理论起源于社会心理学，主要将跨文化适应看做学习的过程。
在这一学习过程中，跨文化交流是跨文化适应的核心。
Furnham和Bochner（1986）进一步聚焦跨文化交流中的行为层面，将社会互动看作是“有技能的互动行为”（askilledandmutuallyorganizedperformance）。
第三个模型将社会文化适应视为从一个新文化的边缘进入中心过程中学习和恢复
（recovery）的过程。
Lysgaard（1955）的U型曲线表明，跨文化适应从最初的蜜月期开始，即一开始体验到很多由新文化带来的新的感受，随着浸入到这种新文化中，新鲜感退却，适应性下降，然后又逐步回归到较高的文化适应水平。
Gullahom（1963）提出了W曲线，试图更为详尽地描述文化互渗的过程。
第四个理
论模型则把跨文化适应看作是一个紧张感不断减少直到达到内部平衡的过程。
尽管西方已经有了大量的跨文化研究，但是学者们至今也没
有就跨文化适应的内涵达成一致。
本研究主要采用Ward（1996）
的文化适应模型。
该模型将跨文化适应分为两个方面：
社会文化适应性（行为层面）和心理适应性（情感层面）。
前者是指融入新文化的能力，这一能力使得国际学生能够获得文化上的技能并与东道国的环境进行良好的协商互动。
后者是指心理上的幸福感或者满意度。
因此，从行为层面的技能出发，社会文化适应更多地受影响社会技能习得的诸因素影响，这些因素也是本文的主要关注点。
关于跨文化适应的内在结构，Spradley和Philips（1972）辨别出33个生活事件，包括食物、语言、娱乐方式、生活节奏、人们表现出友爱与客气的程度等。
Fumhan和Bochner（1983）考
虑到当地环境所带来的社会情境变化对旅居者适应带来的困难，从旅居者与当地人的日常社会接触中体验到的困难和问题着手评估旅居者的社会文化适应性，如应对紧密的人际关系、被不同社会地位的当地人评价、建立友谊、参加公共活动和处理一般事件（如乘坐当地的公共交通工具、去餐馆吃饭）等。
由于社会文化适应的内在结构的复杂性与多样性，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放之四海的统一结构。
但是大量研究都表明，一般的社会文化适应结构都会包含一些共同因素，如饮食、语言、交往、沟通、文化认知等。
前人的相关研究表明，影响社会文化适应过程的
因素主要包括：
进入新文化的时间；对新文化的已有知识；对东道国的认同；与东道国人民的互动次数；文化距离以及文化互渗的模式；语言以及交流能力；与东道国人民联系的数量与质量；人际网络；国外旅居经历；是否永久居住；跨文化培训。
在所有这些影响因素中，研究最为广泛的变量是国籍、语言水平以及已有的跨文化经历。
关于国籍，先前研究表明，文化距离（culturaldistance）越远，社会文化适应越困难，即文化或者种族上的相似性与更好的社会文化适应是正相关的。
例如，在新加坡的马来西亚学生比在新西兰的马来西亚学生有更好的文化适应体验。
同样，中国学生在新加坡的适应性好于在新加坡的英国以及欧洲学生。
因此，文化距离成为本研究关注的一个重要变量。
为了对此变量进行操作化定义，我们引入“儒家文化圈”的概念。
儒家文化圈包括中国、韩国、日本和其他东亚国家，这些国家都受到儒家哲学的深远影响，比如非常强调社会关系以及对家庭伦理关系的忠诚。
这种文化上的相似性可能使得来自儒家文化圈的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
关于语言水平，研究表明，国际学生的语言水平与其社会互动的数量及其能够从东道国获得的支持都是正相关的。
较低的语言水平可能预示着较高的文化适应挑战。
还有很多学者认为，语言能力对于获得幸福感以及较高的跨文化适应非常关键。
与之相应，语言上的障碍常常阻碍了国际留学生与其东道国同伴进行社会互动。
获取东道国的文化资本需要时间。
一个学生在东道国居住越久，其语言和社会技能会越好，从社会网络和社会支持中获得的帮助就越多，进而能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更多的舒适和轻松。
与东道国人民的社会互动是影响社会文化适应的关键变量。
Bochner（1977）的人际功能模型对社会互动的重要性进行了解释。
他认为，国际学生根据不同的目的依赖于不同的社会关系，与东道国人民保持良好的联系对于文化学习特别有效。
此外，有本土研究表明，处于“分离”教育模式下的留学生的学习适应性显著低于“融合”模式下的留学生群体的学习适应性。
因此，本研究将重点探讨国际留学生与中国本国人的社会互动关系是如何决定其社会文化适应的。
除了社会互动，社会文化适应也跟心理适应相关。
一方面，国际学生与东道国人民的互动与其满意度是正相关的。
另一方面，缺乏社会支持对留学生心理上的幸福感有显著负面影响。
Mallinckrodt和Leong（1992）发现，国际学生的社会支持质量对留学生的心理压力有直接影响且能缓冲其遇到的心理压力。
本研究也把满意度作为国际留学生心理适应的重要指标。
三、研究问题和研究假设本研究主要探讨来华留学生的人际互动、中文水平、国籍、在华学习时间、心理适应性和社会文化适应性的关系。
基于前面的讨论，我们提出以下三个研究问题以及相关的假设：
研究问题1：
社会互动是如何影响在华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层次的？
假设1：
与中国本国人的互动越多，社会文化适应性的层次越高。
研究问题2：
在华留学生的背景（如语言、国籍、在华学习年限）是怎样影响其在华的文化适应性的？
假设2：
汉语水平越高，遇到的文化适应性问题就越少。
假设3：
在华学习时间越长，文化适应难度越低。
假设4：
来源国的文化与中国文化越相近，文化适应越好。
研究问题3：
留学生的心理适应性与文化适应性有显著联系吗？
假设5：
文化适应上的困难程度越低，其整体满意程度越高。
四、研究方法
（一）抽样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于清华大学课题组的“来华留学生学习经历和在学满意度调查”。
8所高校参加了此次问卷调查，调查问卷由各校国际处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纸质版问卷发放给留学生。
北京也是我国来华留学生人数最多的地区，吸引了近24%的来华
留学生（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12）。
因此，研究北京的国际教育状况对中国整体的国际教育状况有着广泛的启示作用。
（二）样本的人口统计学特征
本次调查共有1674名国际学生提供了有效答卷，他们来自于145个国家。
其基本人口统计学信息如表1所示。
（三）人际互动以及社会文化适应的测量
在跨文化适应上，国际学生有着学生和外国旅居者的双重身份。
本研究主要关注的是国际学生作为学生在大学校园中的跨文化适应。
Akinniyi（1992）的研究发现，国际学生将其所在校园里的大学人员视为“遥远的”和“不同的”，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就学体验。
Gao和Gudykunst（1990）发现，大学为国际学生提供的服务可以降低他们在适应过程中产生的不确定感和焦虑感，从而能够帮助国际学生更好地适应新的校园生活。
依据交往对象的不同，我们将国际学生在校的人际交往分为三种：
与同学交往，与教师交往，与学校行政人员交往。
根据文献综述部分提到的社会文化内部结构，同时主要参考朱国辉（2011）、Ward和Kennedy（1999）的社会文化适应量表，本研究使用了由28个题项构成的社会文化适应问卷
（Cronbach'sAlpha=0.94）。
对28个题项作因子分析，获得主要的三个因子。
使用AMOS寸数据结构模型进行检验，模型拟合值（ModelFitSummary）检验合格，如表2、表3所示。
因子分析结果显示，第一个因子中的所有题项均具有较强的负荷（>0.58），寸这六个题项的可靠性测试结果为0=0.82。
因
子1包括的题项有：
与不同国家的人交流；参加社交活动/聚会/庆祝；与别人讨论自己；可以面寸那些盯着我看的人。
这些题项均是处理生活中的人际交往问题，故命名为“交际适应”。
一般而言，留学生的交际适应情况反映了其在特定文化背景下的交际能力，同时也反映了国际留学生在新的文化背景下所获得的社会支持情况。
同时，社会交际也是一种很好的跨文化接触。
研究表明，跨文化的接触越多以及对接触的满意度越高，则意味着其遭遇到的文化困境越少。
所以，留学生的社会交际适应情况能够很好地反映其在华社会文化适应情况。
第二个因子也包括六个题项，其负荷值均较高（>0.56），我们将之命名为“生活环境适应”。
我们也可将其进一步划分为物理生活环境（如使用公共厕所，习惯中国的银行、餐厅等的服务，适应当地的气候）和文化生活环境（如理解当地口音/方言，适应当地礼仪、秩序，习惯中国的人口密度）。
Oberg（1960）认为，文化休克是因为脱离熟悉环境而产生的紧张感。
他将旅居者进入一个全新或者变化很大的环境生活比喻成鱼离开水的生活。
由此可以看出，对于生活环境的适应是社会文化适应中必须经历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三个因子包含三个题项（负荷值>0.74），均指向国际学生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即获得中国人观察事物的视角、中国人的价值观念等，我们将其命名为“文化认知适应”。
文化认知适应在社会文化适应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根据Markus（1991）
的观点，在跨文化交际中，要维系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需要留学生对他人有充分的理解。
也就是说，对于在华留学生而言，他们是否能够了解到中国人是怎么感受和思考的以及怎样像中国人一样看待问题是影响其社会文化适应性的重要方面。
五、结果和讨论以社会文化适应程度为因变量，我们进行了多元线性回归。
回归结果表明：
与学生的互动、与教师的互动、与行政人员的互动、中文水平、文化距离的回归系数都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如表4所示。
（一）人际互动水平此研究的一个主要假设是国际学生与东道国人民的互动水平与社会文化适应正相关。
回归结果支持了这一假设：
在所有的自变量中，人际互动水平对社会文化适应程度的影响最大。
而且，在三类人际互动中，与学生互动的重要性最大（标准化回归系数=0.157），与行政人员互动的影响力次之（标准化回归系数=0.136），而与教师互动影响最小（标准化回归系数=0.127）。
此外，人际互动要素远大于中文水平、学习年限和文化距离等变量。
由此可见，在校园环境中，国际留学生与东道围人民的交流互动对其文化适应具有最好的预测作用；同时，在人际互动中，积极推动国际学生与中国本土学生沟通与交流是帮助留学生体验良好社会文化适应的关键。
具体而言，回归结果显示：
在交际适应（因子1）上，与学
生交流最能帮助国际学生适应文化差异（标准化回归系数=0.157）。
对于环境适应性（因子2），行政人员的帮助最大（标准化回归系数=0.147），与行政人员互动较好的留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环境和享受当地提供的服务（如使用银行等）。
在文化认知适应方面（因子3），任课教师的支持是最重要的影响指标（标准化回归系数=0.176）。
留学生与教师互动得越多，其在对中国文化的认知上适应得越好。
这种互动既包括课堂上的教学，也包括课后的师生互动。
例如，老师在授课中流露出来的中国式思维会极大地影响到国际学生的文化认知，能够帮助国际学生以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或者视角想问题，进而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中国的文化价值系统。
（二）汉语水平和在华时间
假设2和假设3是在华留学生的汉语水平越高或在华时间越长，其在华遇到的文化适应问题就越少。
此研究部分支持了这两个假设。
当我们将文化适应分为三个因子后，汉语水平和在华时间只与其巾的环境适应有显著相关性。
这一结果说明，汉语水平高或在华居住时间较长的学生能够更好地适应当地的环境，比如用餐和享受银行的服务，更好地懂得当地语言或者方言，更好地适应当地的风俗礼仪等。
但是，高质量的人际交流和对中国文化的深度认知却与汉语水平高低以及在华居住时间长短没有显著关系。
（三）文化距离文化距离衡量的是国家之间在文化、经济、地理、殖民历史等方面的关系，它对留学市场份额的分布有着很大的影响。
本研究按照文化距离的远近将留学生的来源国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东亚国家，主要包括韩国和日本，这些国家都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第二类是东盟和其他亚洲国家；第三类是欧洲和北美、拉丁美洲、非洲以及大洋洲等国家。
根据文化距离和汉语水平的相关数据分析，文化距离越远，留学生的汉语水平越低。
按照上述来源国分类，在汉语水平均值得分上，第一类国家的均值得分为3.05，第二类国家的均值得分为2.82，第三类国家的均值得分为2.22。
但是，当考虑到文化距离与社会文化适应的关系时，我们却发现文化距离与社会文化适应呈现正相关关系，即文化距离越远，其适应性越好。
也就是说，在三类国家中，与中国文化距离最近的韩国和日本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最差，与中国文化距离最远的欧美等国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最好。
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原因可能是亚洲国家的学生与西方国家的学生之间的个性差异。
整体而言，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来自中国、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家的学生在陌生环境下更为内向；而那些来自西方国家的留学生大多受西方个人主义的影响，对于外国人更加外向而且更加乐意接受新的挑战。
许多实证研究也证明，西方学生在留学过程中处理压力或者其他负面情绪时，相对容易和轻松。
Ward和Masgoret（2004）的研究也表明，相比欧洲、南美、北美和澳大利亚的学生，亚洲学生更关注高质量的教育，他们对学习经验的满意度较低，处理得更多的是与学术困难和智力挑战相关的问题。
此外，韩国留学生与日本留学生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圈子文化”。
他们与本国的学生或者朋友互动较多，而忽视与东道主国家的学生交流的机会，因而无法很好地完成在中国的社会文化适应。
例如，韩国留学生通过与他们自己国家的学生团体保持密切关系来获得一种归属感，并已成为他们与东道国人民互动的一个严重障碍。
同样，Connor（1974）对在美日本人的研究表明，日本人在美国生活时坚持日本的生活方式，并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特点。
侯清勇（2010）也指出，日本人非常看重集体主义，倾向于较低的自我评价，这些特质已经成为他们在异国社会文化适应上的主要障碍。
文化距离越远，文化适应却更好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
随着中国国际化进程的加速，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掌握了英语这一全球化语言。
对于以英语为母语的西方国家的留学生来说，他们即使只会一点点汉语，也不难在中国生活。
而且，越来越多的中国高校开始提供大学英语课程，语言已不再成为影响社会文化适应的重要障碍。
（四）满意度留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性与留学生的整体满意度呈正相关。
我们进一步将满意度划分为入学满意度、学习满意度、居住满意度和校园支持满意度。
相关分析发现四种分满意度都与社交、环境和认知三类文化适应呈正相关（见表5）。
然而，校园支持的满意度是所有分满意度中对社会文化适应最具影响力的因素。
这一结论支持了Mallinckrodt和Leong（1992）的发现：
社会支持系统的质量不仅直接对国际留学生处理心理压力有直接效果，还能够缓冲他们的心理压力。
因此，由学校提供的校园支持系统能够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国际留学生的心理幸福感，也因此能够积极促进留学生在华各个方面的文化适应性。
然而，由于心理适应不是本研究的主要目标，对一些心理变量没有进行详细考量。
例如，留学动机对留学生的心理幸福感有很大影响。
在未来的研究中，将更加详细地研究影响心理适应的变量。
六、结论和研究局限
从前文的分析可知，留学生在华的社会文化适应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人际互动的影响。
这一发现与在西方语境下的实证研究结果一致。
然而，本研究的特点在于，它将社会文化适应划分为三个类别（交际的、环境的、文化认知的），并区分发生在校园的三种主要的人际互动类型（生生互动、生师互动、与行政人员互动）。
研究发现，与学生的互动最有助于国际学生习得交流技能，与任课教师的互动最有助于国际学生对中国文化和价值观的内化，与行政人员的互动则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适应中国的环境。
但是，目前的研究还没有研究留学生人际互动频次和数量，这些变量将在未来的研究中加以考虑。
此外，本研究发现，来华国际学生来源国与中国的文化距离与其社会文化适应的关系与在西方语境下的类似研究恰好相反。
也就是说，来华留学生来源国的文化和地缘政治与中国越远，留
学生越能适应中国的社会文化。
导致这一特殊现象的原因很多，比如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国家的学生，其性格更为内向，往往过
度依赖其来源国的友谊团体而忽视与东道国人民的互动交际。
即
使这些学生在掌握汉语和理解中国文化上更有优势，但抱团思想
和封闭的本国人社交圈子使得他们在文化适应上特别困难。
所以，应该特别注意采取相关措施（如咨询和心理服务）来改善这类学生的社会文化适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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