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家族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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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家族文化
晋商家族文化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的最基本经济单位。
家族是指血缘关系明确，存在经济联系并通常同一居地的父系组织。
晋商之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是具有商业烙印特征的中国传统文化家族。
一、重视家规与家风
在晋商大族中，有些家族兴盛时间较长，子弟有前途者多，而有些家族则衰败得快，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前者重视家规家风，后者家规弛、家风差、败家子弟也多。
如祁县乔氏，其始祖乔贵发与秦姓在包头经商发迹后，秦某是在原籍筑房置地，过起财主生活。
结果坐吃山空，加之秦氏子弟吃喝嫖赌，样样都全，挥霍浪费，入不敷出，逐渐从包头商号内抽股出去，又全部花光，秦家抽出的股全由乔家补进，最后乔秦二家的复盛公十四个财股中只有秦家一厘二毫五。
再说乔家发迹后只是在旧院里盖了个像样的四合院。
他深知，买卖有赚就有赔，既要赚得起也要赔得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在买卖兴隆时，他便把赚下的银子积存起来，以备不测。
并且教导子女，要勤俭持家，绝不能奢侈浪费。
到乔致庸时代，乔在中堂又比较明确地制定了家规家法，约束子弟。
其家规主要是：
一不准纳妾；二不准虐仆；三不准嫖娼；四不准吸毒；五不准赌博；六不准酗酒。
乔氏子弟基本上都能遵照执行上述条款。
在封建社会，豪门富贾大都是三妻四妾，大小老婆成群。
然而乔氏无一纳妾者。
乔致庸一生娶了六房女人，全是续弦。
第五代映字辈，乔映霞先后续弦杨、刘氏，与刘氏离婚后，一直未娶。
乔映霄娶妻马氏，夫妻感情笃深，后马氏被匪徒绑票，营救不及，惨遭毒手，终生未娶。
乔映奎妻子只生有女天男，当时社会是男权至上，还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封建礼法，按乔映奎的身份，讨个姨太太接续香烟是顺理成章之事，但慑于家规，映奎未敢如此，只能过继侄子为自己顶门立户。
对待仆人，乔氏也有独到之处。
乔氏对待仆人很宽容，不仅保证佣人吃得饱、穿得暖，还注意尊重佣人的人格。
乔在中堂用女仆只有老妈子（已婚妇女），不用小丫环（未婚少女）。
给仆人的工资较优厚，逢年过节另有赏赐，把面、肉、柴、煤等按时发送到各佣人家中。
对年老在家中服务多年的佣人则养起来，愿回家的每年发给一定数额的津贴，维持其生活。
佣人偶有小的过失，也不恶语相侵，更不打骂虐待。
佣人家如有天灾人祸，均热情相帮。
因此，这些佣人多能对主人尽心尽力。
有的佣人还代主人受刑蹲监。
如光绪二十七年（1901）天旱无雨，由于邻村张庄与乔家堡共用一个渠引水灌溉，因用水先后次序发生矛盾，引发了两村人大规模的械斗。
乔映霞时正年轻好胜，提了一支毛瑟枪出来为本村人助威，他本想摆摆威风吓唬一下张庄人，不想枪法不精，当场竟使一人重伤毙命。
县官闻报，认为是巴结乔氏之机会，径奔乔府谒见。
县官此举惹恼了张庄村民，认为县官偏袒，纠合群众，直奔乔府，县官自知理缺，怕激起民变，赶快乘轿而走，群众投石块砸县官之轿，县官仓皇回衙，无法向乔家讨好，只好照章办事，拘传凶手。
杀人偿命乃天经地义之事，正当乔氏一家人急得团团转时，有一仆挺身而出，说：
“主人待吾等不薄，今日主人有难岂能坐视，打架时吾也在场，就说人是俺打死，官司我去打，人命我去偿，也算跟主人一场”。
乔映霞一听，有人愿代主受刑，急忙率晚辈下跪，说道：
“平日没看错你，真是好样儿的。
你既有此心，就有劳你了。
衙门上下我们花钱打点，保你受不了苦，尽量买个监候就好办了。
设若不行，身后事自要妥贴安排，请你放心。
”就这样，此仆果然代主服刑，乔氏对其家百般照顾，盖了一宅院，买了几十亩地。
过了几年，恰遇光绪帝、慈禧后驾崩，大赦天下，竟由死刑减等，最后被保释出狱。
乔家子弟对于家规基本能够执行，但在后期也有个别例外未能执行的。
例如在不准吸毒上，就有个别子弟未能做到。
映字辈乔映南，生性聪颖，文学修养较深，可惜娶妻太谷曹氏是个大烟鬼，耳濡目染，致映南也染上了吸毒。
曹氏去世后，续弦太谷张氏，也是个烟鬼，致映南子女也染上了吸毒恶习，六位女儿中四个吸毒，独子仅活19岁。
乔家析产后，映南因吸毒破落潦倒，变卖家产，终至不支，于1939年去世。
不过，总的来说，乔氏子弟均能恪守祖训，因而其后裔有成就者多。
据了解，映字辈以下的人字辈20人中，有大学生12名，其中双博士一人、硕士三人，有两人留美，其余亦是中学毕业。
他们并没有躺在祖宗基业上成为纨绔子弟，而是靠着自身的奋勉，各自开辟自己的事业与前途。
且恪守祖训，无一人涉足政界，大多在金融界、教育界、科技界工作。
从居住地看，他们大多住在北京、上海及昆明等地，少数在辽宁、海口等地。
二、学而优则商
晋商家族有重学的一面，但他们具有以学保商，“学而优则商”的特点。
如榆次车辋富商常氏，他们尊师重教，为子弟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但其目的不是“学而优则仕”，而是为常氏经商活动培养人才。
九世常万已、常万达兄弟在就学时，学习成绩优良，但学成立后未去参加科考，而是随父亲常威到张家口经商。
由于常氏兄弟有文化，经商多谋略，后来常万已创立“十大德’”，常万达创立“十大玉”商号，成为晋商中一支劲旅。
他俩的堂兄弟常万育，读书时“用力甚勤，人皆许其能远，母独命学陶朱术”，他经商20年，很有成就。
即使已取得功名的常氏子弟，仍以经商为荣。
十二世常麒麟，已选拔贡，需赴京入国子监，但他弃儒为商。
其子常继丰，少年就学时，词章粹美，但他考入国子监，后又实授“游击”之后，仍然弃官经商。
常氏子弟恪守“吾家世资商业为生计”的祖训，坚持以学保商，对商业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来看，晋商家族虽然重商，但也不是不重学，他们是商学结合，学中有商，商中有学，因而商人中不乏有学问之士。
就连举人出身、任教20余年，自命不凡的刘大鹏也承认：
“余于近日（在）晋接（触）周旋了几个商人，胜余十倍，如所谓鱼盐中有大隐，货殖内有高贤，信非虚也。
自今以后，愈不敢轻视天下人矣”（《退想斋日记》）。
三、为家族买官留爵提高社会地位
据山西巡抚哈芬、恒春、王庆云等奏折不完全统计，日升昌、元丰玖、志成信、协同庆、协和信、蔚泰厚等票号的财东和主要经理人员，都捐纳银两，买有各级职衔。
据清档记载，太谷志成信票号财东，议叙员外郎、监生，着实赏给举人，仍留员外郎衔，并赏戴花翎；另一人议叙守备职衔，着注守备衔，作为贡生，以道员分发陕西分缺先补用，并赏戴花翎。
太谷锦生润票号财东曹培滋，着以郎中不论单双月选用，并赏戴花翎。
平遥日升昌票号财东李箴视，不仅自捐官衔，还给已死去的父亲、祖父、曾祖父捐衔，其兄弟七人及下一辈男子十二人均捐有文武头衔，李家的妇女均受封为宜人、夫人。
平遥蔚字号首任经理毛鸿（岁羽）、从其父亲到玄孙五代三十一名男子均捐官“将军”、“大夫”，花翎顶戴，女子亦都为“夫人”、“恭人”。
三晋源、百川通、长盛川票号财东祁县渠家：
渠同海受武德骑尉守备衔、守御所“千总”；其子渠应璜，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直隶州州同；其孙渠长嬴，受朝议大夫、盐运使运同，妻孟、罗、马氏俱奉“恭人”。
大德通、大德恒票号祁县乔家：
乔景僖受花翎员外郎，乔景侃受花翎四品附贡生，乔景信受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乔景监受花翎员外郎，兄弟十人均受花翎顶戴。
天成事票号经理张河锦捐银450两，准为监生共赏给守御所千总衔。
四、婚姻多不幸
清人纪昀说：
“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俟蓄积有资始归纳妇，率二三年一归省，其常例也”（《阅微草堂笔记》）。
走口外，赴蒙经商是晋商的重要活动地。
清政府规定，旅蒙商在蒙古地方贸易一律不准携带家眷，不得与蒙古妇女结婚同居。
各晋商商号也规定：
从业人员包括经理伙计，都不得在商号所在地携带妻子家眷和结婚纳妾。
商号还规定，探亲分为十年、六年或三年一次，每次三到四个月。
因此，从十一二岁入号，到六十岁退休，一生中只有十多次回家探亲。
在山西有许多有关年轻商人外出与妻子分别的民谣：
半截瓮，栽蒜苔，绿绿生生长上来。
儿出门，娘安附，隔着门缝看媳妇。
白白脸，黑头发，越看越爱舍不下。
经商去，远离家，不如在家种庄稼。
又如年轻媳妇思念外出经商丈夫民谣云：
悔不该嫁给买卖郎，
丢下俺夜夜守空房。
要嫁还是庄稼汉，
一年四季常作伴。
由于商人重利轻别离，以致在山西有“旅蒙商的儿女少，妻子守活寡的多”的说法。
清代后期，清政府对旅蒙商限制较松弛，有些旅蒙商从业人员在经营商号所在地纳妾、同居与嫖娼者日渐增多。
光绪年间归化城大盛魁商号有一掌柜，年已60多岁，却娶了一个16岁姑娘为妾。
在他结婚时，有一对联戏道：
“二八佳人七九郎，梨花压在牡丹上”。
在张家口、归化城、库伦、多伦诺尔等城镇，旅蒙晋商上至掌柜，下至伙计，嫖娼、包妓与蒙古妇女同居者已屡见不鲜。
清人纪昀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了多例关于晋商常年外出引发的男女之事。
如晋籍李甲，婚后外出经商，又转徙为乡人靳乙养子，因冒其姓。
家中不得李甲踪迹，遂传为死。
后李甲父母病逝，李甲妻无所依，寄食于母族舅家。
其舅又携家外出经商，商舶南北，岁无定居，李甲久不得家书，亦以为妻死。
靳乙谋为甲娶妇。
会妇舅流寓于天津，念妇少寡，非长计，亦谋嫁于山西人，以后尚可归里。
惧人嫌其无母家，因诡称己女。
众为媒合，遂成其事。
结婚之夕，以别已八年，两怀疑而不敢问。
霄分私语，乃始了然。
甲怒其末得实据而遽嫁，具诟且殴。
合家惊起，靳乙隔窗呼之曰：
“汝之再娶，妇亡之实据乎？
且流离播迁，待汝八年而后嫁，亦可谅其非得已矣”。
甲无以应，遂为夫妇如初，破镜重合。
又有张一科，携其妻就食塞外，佣于（山）西商，西商眠其妻，挥金如土，不数载资尽归一科，反寄食其家。
一科妻厌薄之，辞谇使去。
一科曰：
“微是人无此日，负之不祥”。
坚不可。
一科妻一日持梃逐西商，一科怒詈。
妻亦反詈言：
“彼非爱我，眠我色也。
我亦非爱彼，利彼财也”。
“以财博色，色已得矣，我原无所负于彼；以色博财，财不继矣，彼亦不能资于我。
此而不遣，留之何为？
”一科益愤，竟抽刀杀妻，先以百金赠西商，而后自首就狱”。
又有一人亦携妻出塞，妻病卒，困不能归，且行乞。
忽有西商招至肆，赠50金。
怪其太厚，固诘其由。
西商密语云：
“我与尔妇最相眠，尔不知也。
尔妇垂殁，私以尔托我，我不忍负于死者，故资尔故里。
”此人怒掷于地，竟格斗至讼庭。
在方志中还记载了许多晋商妻子因丈夫外出经商，苦守一生的悲惨事例。
如明代永洛人韩玻妻薛氏，玻商于淮以病殁，薛闻讣恸，不欲生。
弟媳劝慰说：
嫂勿念无后嗣，我生男，即为伯后。
薛泣谢，最后孤寡度过一生。
清代襄汾县王永珍妻刘氏，永珍贸易江南，客死宿州，刘氏时年二十有三，闻讣哀恸几绝，继念室中无他亲故，子义顺才一岁，遂日机杼为生。
子稍长，教读书，刘氏守节二十七载以病终。
临汾陈万春妻，年十四嫁万春，十七时万春贸易于外，不知去向。
刘氏事翁姑，备极辛苦。
临汾樊恪妻张氏，夫殁于商，氏年方二十五，悲夫榇来归，朝夕啼哭。
孤子三岁而殁，取侄为子，亦殁。
苦节终生如一日。
梁昙妻李氏，年十八，夫殁于贾，生子甫二月，妇矢志守节。
昙尝植愧于庭，夫殁，妇纺织不离其处。
或问其故：
此树吾夫所植，见树如见吾夫矣。
后抚孤成立，寿八十五岁，其夫所植槐大数围，乡人呼为节孝槐。
介休县侯懋功妻贾氏，婚八月，懋功即商于外，四载，客死在云中。
榇既归，氏即饮酒未绝，姑力救之。
临汾县孙起富妻王氏，富赴京贸易，病故，时氏年二十三岁，子仪二岁，家贫无依，氏坚志守节，针指度日，抚孤成立，三十一年而终。
稷山县唐永槐妻程氏，永魁贸易西隆，音讯沓然，存亡未卜，氏矢志诗之，虽冻馁交侵而终生不易其守，殁时年七十六岁。
翼城崔氏，张宝成妻，年二十九，夫商西地，卒于途，氏闻讣一痛几绝，每日哭泣，誓不欲生，二十七日觅地自缢。
翼城张氏，史左信妻，婚后40日左信即入秦行贾，未几殁于凉州，氏誓不改适，苦节40年。
翼城马氏，牛应龙妻，应龙商殁于秦，氏誓不再适。
闻喜薛氏，张学优妻，夫贸易河南，遂殁于外，子佩秀甫四岁，氏扰之。
翼城王氏，王鸣歧妻，夫服贾山东，因染时症亡，时氏年十九，比夫柩归里，氏哀痛不已，出殡前，自缢于灵前。
夏县樊云焕妻王氏，夫贸易五年不返，客死于外，氏年二十二岁，勉慰舅姑委曲承志，守节二十九年卒。
晋商在选择妻子的标准上，以贤德为首，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集中精力外出经商。
如祁县富商乔氏始祖乔贵发，当年在包头经商发迹后，年已30多岁。
他如果在包头结婚很容易，包头的姑娘他可任意挑选。
但是他想：
如果在包头结婚后祖宗坟头无人能代他常去祭祀，因此仍以在原籍找妻子为好。
其次，他考虑本人常年外出不在家，需要找一个本分、贤慧的妻子帮他料理家务。
乔贵发发迹后，恰巧有一个带一小男孩的年轻程寡妇借住在他的旧居，原来此女年轻时曾与乔贵发有些恋情，借住乔氏旧居后便常去乔氏祖坟代为祭祀，算是对借住房的还报之意。
乔贵发见到此女，心想若娶个千金小姐，不仅需雇人侍候，还担心赚回钱来被她挥霍掉。
如果娶了这个小寡妇，这些问题都不存在了。
于是便决定与程氏结婚，结果富商娶了个小寡妇。
可见乔贵发在婚姻问题上的讲实际与精明之处。
当然，一般来说晋商中的富商大族，其婚姻也是考虑要门当户对。
如祁县乔氏在成为富商大族后，其子弟多与另一些富商家族通婚。
景字辈乔景僖妻曹氏为富商女，景俨委赵氏为太谷同知赵某女。
映字辈乔映霄妻马氏为富商女，乔映奎妻为大德恒票号掌柜之妹，乔映辉续弦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璜妻马氏为富商马某女，乔映寰妻常氏为榆次富商常氏女，乔映庚妻阎氏为大德通票号经理阎维藩女，乔映南妻曹氏为太谷富商曹氏女。
乔氏之女也多嫁富商。
如乔是仪女等皆嫁榆次富商常氏，景俨女嫁太谷富商曹氏，景侃女嫁榆次商人书法家赵铁山等。
但是，这些富商大族的婚姻，并不因为有了钱就美满。
如祁县乔映霞原配程氏，难产身亡。
继娶杨氏，生子健，不久杨氏也去世。
一次，映霞在津偶与刘菊秀邂逅相遇。
刘氏，天津人，协和医专肄业，护主。
映霞在津因微疾入院，刘正在病房实习，二人相识，后成婚，生一子，二人一起生活了五年。
因个性不合，时有口角，裂痕越来越大，最后离异。
映霞痛不欲生，曾跳楼自杀，致髁骨断裂，终成跛脚。
民国10年2月28日《民国画报》第17、18期载有《一封内容复杂的信》，披露了映霞与刘氏的婚姻内情：
乔刘二人是1917年经人介绍结识，是年11月20日（农历）结婚，1918年10月30日生一子。
刘之情人是美国麻省工大硕士林某。
该报还登载了刘林之间的英文通信。
但乔刘离婚后，刘并未嫁林，而是嫁给了北京某医生。
文章指出：
“刘女士本不爱乔，是父母拿财产染她之心，才为势所屈。
所以教会的牧师为了财产离经叛道了！
堂堂的硕士为了财产变成拆白党了！
信教的妇女为了财产坠入地狱了！
忠厚的男子为了财产受着痛苦了！
财产究竟是好东西呢？
还是坏东西呢？
还是不会用财产呢？
”该文作者结论道：
“父母财产不是享福之具，实是取祸之道。
有志的男女不应收受父母之遗产，明白的父母，不应将遗产传之子女”。
看来，晋商为了谋利常年外出，给婚姻带来不少问题。
特别是经商致富后，婚姻由于财富的关系，家庭生活也不一定美满。
五、民宅建筑独具特色
山西商人的民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
如襄汾县的丁村民居、祁县的乔家堡和渠家大院、灵石的王家大院、太谷的三多堂、榆次的常家大院等是其中的杰出代表，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大院。
晋商家族由于历史与社会种种原因，其家族呈现出不同的风姿。
从兴盛时间来看，尽管明清晋商称雄商界五个多世纪，但从家族个例来看，兴盛时间一般不超过二三百年。
从地区来看，大商人家族明代多在山西南部，清代在山西中部。
有关晋商家族个例的详细情况，请参阅太原道晋商文化之晋商名门。
摘自《晋商经营文化》，张正明著
晋商与茶文化
晋商在清代的商业活动中，很有特色地进行过茶树培植、茶叶加工及运销等工作，为我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传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清人衷千说：
“清初茶时均系西客经营，由江西转河南，运销关外。
西客者山西商人也，每家资本约二三十万至百万。
首春客至，由行东赴河口欢迎。
到地将款及所购茶单交点行东，恣所为不问，茶事毕，始结算别去”（《茶事杂咏》）。
为了保证茶叶货源与茶叶质量，山西商人曾在福建武夷山区，通过“行东”（代理商）以包买形式控制一些作坊，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要求进行茶叶加工。
也就是说，有一些茶叶作坊是置于晋商的监督之下。
但是，咸丰三年（1853）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革命，晋商去福建的茶道受阻，茶叶贸易受到影响。
后来，晋商为了改变这一局面，曾发现湖北武昌府的崇阳、蒲圻两县交界处的羊楼峒、羊楼司一带具有栽植茶树的自然条件。
便指导当地人栽植茶树和制造红绿茶之法，使这一带逐渐成为晋商新的茶叶产地。
据史料记载，以种茶、制茶（加工）而闻名的羊楼峒，前清咸丰年间，“晋皖茶商住湘经商，该地为必经之路。
茶商见该地适于种茶，始指导土人，教栽培及制道红绿茶之法”（戴啸州《湖北羊楼之茶叶》）。
在咸丰、同治时期，蒲圻、崇阳等地人在晋商的指导下，已能够制作上好的绿茶。
山西商人还将红茶加工技术传播到鄂东南乃至鄂北、蒲、崇等县。
咸、同时期的茶叶，大多是散装，晋商收购后，还要进行较大工程的包装。
到了光绪年间，蒲圻地方开始制作砖茶。
最初的砖茶压制法比较简单，属于民间简单机械加工，生产规模也较小。
其方法是：
置茶叶于蒸笼中，架锅蒸之，倾入模型中，置木制压榨器中，借杠杆力压榨，移时，在模中托出，放于楼上，听其自然干燥。
这种木质压榨机每日仅可制作60筐茶叶，合90担。
操作不便，平压效果不良，厚薄不均匀，四角边缘往往因压力不达而出现残缺，既不整洁，又多损耗。
不过它将茶叶的制作由散装转变为有形状的砖条，标志着一种新产品的开始。
后来晋商又在木压机的基础上发明创造出一种铁压机，收到了省力、省工、产品光洁整齐、节省原料的效果。
不过仍属于手工作业范畴。
晋商在晚清基本上控制了湖北的茶叶生产特别是对武昌府属各县的制茶业，往往是按照晋商的要求进行加工，然后由晋商统一收购。
砖条虽为茶农产品，却要贴上晋商的商标，并写上监制的字样。
也就是说，茶农是代晋商生产，井且由晋商预先付一笔加工订金，晋商具有包销商的性质。
到光绪中期，晋商逐渐在蒲圻等地建立了茶叶加工厂，进行较大规模的生产。
据海外资料称：
“山西茶商每年（在茶楼峒）常设临时办事处，开设工厂该地数千农民及其家族从事制造砖条”（威廉·马克斯《茶叶全书》中译本上册165页中国茶叶研究社版）。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沙俄以不平等的《北京条约》取得特权，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
同治二年（1863）以后，俄人相继在汉口、福州、九江等地开设茶厂。
同治四年（1865）后，英国商人又在台湾和福建开办茶厂。
洋人利用机器生产茶叶，对晋商的茶叶生产造成了威胁。
在湖北的晋商为了与洋商进行商业竞争，也开始对茶叶工厂进行改造。
光绪十九年（1893）前后，晋商开始使用气压机和水压机制作砖条。
光绪二十三年（1897）又从英国购进烘干机设备，炼制出了色味俱佳的茶叶。
茶叶是一种经济作物。
晋商在湖北大量植茶、制茶主要是以出售为目的。
运销地区主要是湖南、湖北、河南、山西、河北、广东、陕西、甘肃、新疆、青海等省和俄、英等国。
恰克图从雍正年间辟为国际商埠后，到道光时已有茶庄一百家左右，皆为晋商经营，其中著名的晋商商号有大德玉、大升玉、大泉玉、锦泰亨、锦泉涌等。
乾隆以来中俄茶叶贸易日盛。
据统计，嘉庆五年（1800），由恰克图销往俄国的茶叶达279900俄磅，合250多万斤，道光以后，贸易数额又大增。
从道光十七年到十九年（1837——1839，每年销往俄国的茶叶平均为8071880俄磅，合700多万斤，几乎全是晋商经销。
威丰初年中俄茶叶贸易额仍然保持着良好的势头，每年销给俄国的茶叶达15万箱，有900多万斤。
这时，晋商对俄贸易尚保持着很大优势，具有贸易的主动权。
可惜好景不常，由于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中俄陆路通商章程》，取得了天津通商权、低税率与内地采购土货以及加工制作等特权，使俄商运茶成本大大降低，山西茶商利权被夺，生机顿减。
尽管山西商人在对俄商务衰退的过程中，曾进行过顽强的斗争，也取得过较好效果，但终究因当时国际环境不良和清政府的腐朽，未能持续发展。
到宣统元年（1909），俄国又单方面宣布对在俄国的华商实行重税。
使对俄贸易的山西茶商又陷入困境，直至清终。
尽管晋商的茶叶贸易，在同治、光绪年间发展不顺利，步履维艰。
但他们对于中国茶叶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有过积极的作用。
他们在湘鄂地方首先培植与加工制造红茶，供应华北、西北人民饮用，并使红茶饮誉俄国，把中国的茶文化传播到了海外。
俄人记述道：
中国红茶的贸易，使“涅而琴斯克边区的所有居民不论贫富、年长或年幼，都嗜饮砖条（以红茶为原料）。
（该）茶是不可缺少的主要饮料，早晨就面包喝茶，当作早餐。
不喝茶就不去上工。
午饭后必须有茶。
每天喝茶可达五次之多，爱好喝茶的人能喝十至十五杯。
不论你什么时候去到哪家去，必定用茶款待（瓦西里·帕尔申《外贝加尔边区纪行》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而且“所有亚洲西部的游牧民族均大量饮用砖茶（红茶），对常把砖茶当作交易的媒介”（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
晋商与与湖广茶农培育和制作了最适合俄国和西亚人喝的红茶并积极组织出口外销，使俄国与西亚、东欧国家人民之嗜茶风气与日俱增，“在较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西亚与东欧游牧民族的生活习惯或饮食结构，使东方文化进一步‘西渐’”（李三谋《近代晋商与茶文化》《史志研究》1996年第一期）。
可以说，历史上的晋商不仅对中国茶叶的生产、运销作出了贡献，而且对中国茶文化在海内外的传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晋商会馆文化
一、晋商会馆的产生与发展
会馆是同乡人在异地建立的一种社会组织。
有人说：
中国最早的会馆可上溯到明朝永乐年间。
最初的会馆，主要为客籍异地乡人的聚会场所。
山西人在异地建立会馆，最早的始于明朝隆万时代。
据《藤荫杂记》卷六《东城》载：
“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作客舍以馆曲沃之人，回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
此贾公为贾仁元，字西池，山西万泉人，嘉靖四十一年（1562）进士，曾任兵部左侍郎，协理京营戍政，克经筵官。
贾氏任京官时宅第在崇文门外，曾辟宅南为三晋会馆。
当时的会馆规模较小其功能主要是在京的晋籍士人聚会场所。
明代实施开中法以来，晋商以“极临边境”地理优势，捷足先登，渐成为明代最有势力的商人群体。
京师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晋商为活动方便而设会馆于京师。
《晋冀会馆碑记》记述了原初设会馆之起因：
“历来服官者、贸易者、往来奔走者不知凡几，而会馆之设，顾独缺焉。
……虽向来积有公会，而祀神究无专祠，且朔望吉旦群聚类处，不可无以联其情而冷其意也。
议于布巷之东蒋家胡同，购得房院一所，悉毁而更新之，以为邑人会馆”（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会馆碑刻选编》）。
晋商会馆创始最早年代，约明中后期。
山西平遥颜料商建立的颜料会馆，清乾隆六年《建修戏台罩棚碑记》称“我行先辈，立业都门，崇祀梅、葛二仙翁，香火攸长，自明代以至国朝百有余年矣”。
按清乾隆六年（1741）上溯百有余年，当为明代万历后期天启初年。
又《临襄馆山右馆财神庵三公地重修建筑落成记碑》载：
“吾乡自前明，即有山右会馆。
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重修临汾东馆记》载：
“临汾为山右平阳首邑，其立馆于京师也，自前明始”（以上均见李华《明清以来北京工商碑刻选编》）。
可见，晋商至迟在明代中后期已在北京设立会馆了。
入清以后，晋商设立的会馆有了蓬勃发展，大体上前后在京师设会馆有40处以上，与此同时，在国内名商埠集镇也先后设立了晋商会馆。
这些会馆的设立，首先与当地商业、经济的发展与交通有着很大关系。
以河南南阳赊旗镇山陕会馆为例来说，这里在明代尚是裕州（今方城县）兴隆店，也就是一个过路小店。
在明代的河南地图上还无“赊旗店”。
在清代的河南图幅上，才标出赊旗店。
也就是从清代，赊旗镇才有所发展。
原来赊旗店地处汉水交流的唐河上游，潘、赵二水环绕如带，由镇东北与西南流过，后二水合流，向南入唐河，唐河继续南流入湖北襄阳（今襄樊），最终汇入汉水，直通汉口；而北经万城、平顶山，可直达洛阳、开封，于是清代的赊旗店逐渐成为一个四通八达的水陆要冲，为两湖、江西、福建、安徽、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九省通衢，也是北京通往云贵驿道的中间站，于是山陕等省商人纷纷到此建房设店，流寓定居，使赊旗舟楫车马，热闹非凡。
粮食、棉花、食盐、布匹、煤炭、竹木、茶叶、桐油、生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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