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经济数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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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懂中国经济数据
读懂中国经济数据
王小鲁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课程前言
我今天想跟大家谈的题目是《读懂中国经济数据》。
现在国内外观众，包括国内外的媒体经常对我国的经济统计数据有不少的讨论，其中也有一些疑问和质疑，因为有些经济数据比较复杂，大家对这些数据很关心，但这些数据是不是可靠，它反映的是什么意思，在这方面有不少的疑问和歧义，这也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经济统计毕竟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
所以，这里头涉及到对经济数据有疑问有争议这样一些问题，原因也是比较多的。
比如，一方面这些数据本身就有准确性的问题，它反映的情况是否准确，再有是一些经济数据的统计口径是什么，它的统计方法和计算方法是什么样的，它反映的是一个什么问题，它背后的经济学理论背景是什么，这些方面也都常常是公众不太了解或是知道的，不太清楚的，也会有一些误解。
今天我在这儿选择一些比较常见的和比较重要的经济统计方面的问题跟大家谈一下我的看法。
今天讲的不代表任何组织，不代表任何机构，今天谈的是我个人的观点，这些看法也是我过去长期在经济研究工作中间碰到的作过一些分析和考虑的，形成了这样一些观点，拿出来和大家讨论。
一、我国的经济增长率统计是否真实合理
首先一个问题是，我国经济增长率统计是不是真实合理，这是一个普遍关心的问题，国内外不同方面的公众、媒体都对这方面的问题有不少的讨论，特别是对我国的经济增长率有一些看起来似乎矛盾和不一致的地方常常会有疑问，经济增长率通常是指国内生产总值，即GDP的年度增长率，是本年度和上一个年度相比增长了多少，那么，这个指标是一个高度综合性的指标，因为GDP包括方方面面，它是由大量的分项指标汇集起来，并且经过非常大量的核算工作，最后形成这样一个指标。
GDP指的是一个国家在一定的时期，比如说一年或一个季度，在这个时期内全部生产活动的最终成果。
（一）GDP核算的三种方法
对GDP的核算，国际上通行的有三种方法，一个是生产法，一个是收入法，一个是支出法，我国这三个方法也都进行核算，但我们国家主要用的是生产法，在生产法方面是统计得比较细的，收入法和支出法也进行核算，但依赖的程度相对不像生产法这样依赖的程度高，理论上说，这三种方法得到的最终结果应该是完全一致的，但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做到这一点，因为要统计就会有误差，不同方面的误差就会导致不同方法的统计结果，最后它互相之间不一致，但相差不会太多。
我国刚才说到是以生产法为主进行核算，同时，也进行收入法和支出法的核算，在这三个指标中间，还会在统计过程中间有互相的参照和调整，所以，最后统计出来的这三个结果差别不会很大。
1、生产法
总的来说，生产法是指生产部门创造的增加值的汇总，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各个工业部门、工作服务业部门、农业、建筑业所有这些部门创造的增加值的汇总，那它的基础数据主要是来自企业，加上农户、个体经营户等这样一些生产单位。
也就是说全国大大小小的企业和其他的生产单位、生产者，他们的创造的价值经过层层汇总，最后进入GDP核算。
那么，这中间我国企业数量非常多，特别是规模以下的企业，再加上个体经营户，再加上农户，数量非常众多，数以亿计，我国农村还有6亿多人，按户算也会有约2亿户农户，我国的个体经营户至少也有几千万，再加上其他的，如自由职业者，这样一些人数量非常大。
规模以下的企业，现在有一个年销售收入的标准，低于这个标准叫做规模以下的企业，那我们在统计的时候，所有叫做规模以上的企业，他们的统计数据都是直接报给各级统计部门的，但规模以下的企业和个体经营户、农户就不可能逐户逐户地统计，逐户逐户地上报，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数量太大，所以对这些小企业和个体户、农户，只有通过抽样检查的方式，然后进行推算和其他的统计数据进行加总。
这些数据，因为它来自基层生产单位，来自基层生产者，所以它的统计方法是层层统计、层层上报，最后集中起来形成这样一个全国的GDP的数据。
但也因为是这样一种方法，所以，它在分不同地区的统计和上报过程中间，肯定也会发生很多数据的偏差，可能会有遗漏、夸大，有不真实的地方，这些可能是导致GDP核算发生偏差的很重要的原因。
统计部门现在有一项比较重大的改进，全国有90万家规模以上的企业是通过网络直报的方式直接把数据报给国家统计局，这样就避免了中间的层层上报，先报给县，然后报给市，然后报给省，一级一级汇总，因此也就避免了中间发生很多差错。
90万家，这个数量已经很巨大了，按工业中间，按现在的规定，所谓规模以上的企业，年销售收入是在2000万元以上的企业叫做规模以上的企业，但更大数量的企业是规模以下的，从企业数量而言，更大数量是规模以下的企业，这些规模以下的小企业和其他（个体经营户、农户）的数据仍然还是要靠传统的方式层层统计、层层汇总，特别是，首先要进行抽样检查，进行推算，传统的这样一种方式来上报的。
这是用生产法核算形成GDP的基本情况。
2、收入法
当然还有收入法和支出法。
收入法不是指从生产角度来衡量，而是从生产给社会各类主体带来了多少收入，包括居民、企业、政府，因为你生产了多少，最后会形成收入，这些收入通过几种不同的渠道，对劳动者而言，他的收入来自于工资；对企业而言，它的收入是企业的利润；对土地所有者而言，其收入是土地收益。
另外，对金融类型的企业，对银行而言，它的收入来自银行的利息。
那么，这些不同渠道的收入最后形成一个汇总，就形成了用收入法核算的GDP。
3、支出法
再有像支出法又是一个不同的角度，它是从支出的角度来衡量GDP的。
你生产了这么多的价值，形成了各个不同主体的收入，然后这些收入会拿来用，拿来支出，居民会拿它来消费，一些企业会拿它来投资，包括居民用来储蓄的部分，比如你放在银行了，或者是投到股市去了，通过这些金融渠道，最后还会由企业拿去投资。
另外，政府还会有投资，政府也会有自身的消费。
此外，还有净出口，如果我们的出口大于进口，那我国就存在一个正的净出口，这个净出口也是GDP的一个支出的类别，这些加总起来形成支出法核算的GDP，总的来说是这三种不同的方法。
（二）GDP核算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其原因
现在我国既然是以生产法为主来进行GDP核算，它就自然也会存在一些问题，各级政府要层层汇总，层层上报这些经济数据，那么在这个过程中间，常常会发生的一件事情是各级地方政府有时候为了夸大自己的政绩，因此干预统计工作，夸大地方生产总值，夸大地方生产总值的增长率，这种现象其实我们也经常看到，比如说有些县或市的领导人为了表现本地的政绩给当地的统计部门施加压力，说你报的数据是不是太低了，为什么比其他的周围邻县或邻市要低，我们经济活动应该搞得不错，应该不会这么低吧，你们是不是应该重新算一算，你们是不是漏掉了什么东西。
常常这种压力也会导致数据发生失真，这是我们经常看到的这样一个问题。
而且有的时候，这个问题相当大，各级政府在汇总数据的时候，有些地方相当大程度上夸大了数据，使得经济数据不真实，特别是GDP和GDP增长率。
那么，我国统计局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它还采取了不少措施，每年国家统计局在进行统计核算的时候，都是要挤水分的，在GDP核算中间，它要进行各个不同指标的核对，它在这个核对中间，它会从中发现不少问题，然后它根据这些发现的问题来进行判断，来进行调整，挤掉统计水分。
这个调整，这些挤水分的活动，它当然不是随意进行的，随便估个数，把数据往下压一压，应该不是这样做，而是说他们是有依据的，比如说他们有统计直报的数据，直接从企业获得的数据，他们也有统计局直接进行抽样检查获得的数据，这些数据都可以作为参照来对这个汇总的数据进行对照，进行调整。
但是这个调整，它就带来了一个结果是，国家数据和地方数据常常会发生不一致。
特别是经济增长率，如果拿这几年的情况做一个例子来看，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增长率和全国我们拿31个省、市、自治区报告的经济增长率进行平均，无论是算术平均，还是加权平均，得到的结果都会高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国家层面的GDP增长率，通常要高处三个百分点上下。
比如我们简单算一算31个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增长率，2008年是12.3%，而国家层面的GDP增长率是9.6%，相差了2.7个百分点。
2009年各省市自治区的平均增长率是11.9%，国家层面的GDP增长率是9.2%，相差2.7%。
2010年，各省市是13.5%，国家层面的增长率10.4%，相差3.1%，2011年各省市平均12.5%，国家的GDP增长率是9.3%，相差3.2%。
2012年各省市是11.0%，但国家层面是7.7%，相差3.3%。
那么这样一个差别就造成了国家层面和地方层面的GDP统计不一致，因为31个省市自治区，每一个省市自治区都高于国家的层面的增长率，但为什么大家都这么高，国家的GDP增长率反而低了呢？
原因是水分的问题，地方GDP核算中间存在着水分，国家统计局再来进行调整，在挤水分，就造成了这样一个差别。
然而现在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国家统计局是在全国层面上进行了GDP数据的调整，但并没有对各省市的GDP数据进行调整，这样就留下了两个方面不同数据之间的差别。
如果看GDP总量的话，国家的统计和地方的统计差别还要更大一些，我们看2012年全国统计的GDP总量是51.9万亿元，而31个省市自治区加总的GDP总量是57.7万亿元，各省市的加总就比全国高处了11%，怎么来看这个差别？
从总体上看，可以认为国家统计局公布的GDP和GDP增长率准确程度要高一些，因为它确实是挤掉了一些不该有的水分，而相对来讲，地方的GDP数据是简单地经过汇总统计，而没有经过这样一个挤水分的过程，因此地方的GDP数据要偏差大一些，而且很可能是偏高的。
但这里头也不排除一个现象，国家统计局的GDP数据有没有偏小的可能，不排除偏小的可能，因为可能有统计遗漏。
这些年统计工作正在改善，统计的范围更全了，和以前相比，十年、二十年以前相比，那时候统计没有那么全，现在我们在两次全国经济普查以后都调高了GDP的数据，之所以调高，是因为发现以前主要是对服务业统计有比较多的遗漏。
通过经济普查对这些遗漏做了纠正以后调高了，但是不是现在还会有遗漏？
统计还会偏低？
不排除这个可能性。
但是在我看来，因为遗漏造成偏低是一个问题，因为夸大造成这个数据偏高是另外一个问题，偏低的问题，遗漏的问题是不能靠夸大来纠正的，因为夸大并没有针对性，谁要把自己的数据报高一点，数据上做一点手脚就报高了，但这个报告是没有真实基础的，那它和遗漏中间这两者之间会有互相抵消的成分，但你只要把数据分解到各个地区或是分解到各个行业，就会发现遗漏和夸大互相之间是不能互相抵消的。
这是现在GDP核算中间存在的问题。
应该说国家统计局在GDP核算方面为了提高其真实性，也是做了很大的努力的，但是也不排除在某些时候因为某些客观原因，甚至是为了迎合领导人的政绩需求而造成数据失真，仍然不排除这样的问题。
比如李克强总理在担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时候，他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他说到：
GDP是人造的数据，更加反映实际情况的是电力消费、铁路货运量，还有贷款投放，这些数据相对来说更真实。
所以，他也谈到他到实际工作中间看这些数据更多。
在我看来，这几个数据，特别是刚才说到的电力消费和铁路货运量，相对来讲准确性比较高，因为这些数据，比如这个电力数据，它不是由各级政府层层汇总上报的，而是直接由国家电网上报的，国家电网它并没有一个夸大政绩的动机，说是为了提高GDP，说我故意多说我发电量或是用电量增加了多少，因为它的工作，电力部门的工作和GDP之间没有多少直接的联系，这也并不反映它的政绩。
所以相对来说电力的数据就比较真实。
另外，发电、用电在电厂、电网，都是直接通过仪表反映出来的，这些仪表它不会产生有意识地夸大或缩小，所以相对来说，这些数据比较真实可靠。
再有像铁路货运量，铁路货运量，总的来说，铁道部门不属于各级地方政府领导，它也没有这样的冲动来有意识地通过夸大货运量来夸大GDP，它没有这样一个动机，而且它是一个全国统一的系统来指挥和调度的，所以铁路数据相对而言也比较真实可靠。
所以，当我们看数据是不是存在问题的时候，像电力消费的数据、像铁路货运的数据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照。
因为当你经济增长的时候，你不可能不多用电，也不可能不增加货运量，因此，这两个数据和GDP的增长之间就有了一个很好的相关的关系。
当然是不是能够完全准确地反映GDP增长？
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电力消费，工业部门消费得最多，铁路货运亦如此，它运输的产品大部分是工业产品，因此它反映工业的情况多一些，而反映服务业和农业的情况相对会少一些，因此，这两个指标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参照系，但也并不是能够直接用它来推算GDP的，它们和GDP之间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如果看历史数据，也能发现，比如在电力消费、铁路运输和GDP增长之间常常会发生一些，在多数情况下，它们之间有比较好的一致性，但也经常会发生一些偏差。
比如1997年当时因为经济从过去的过热通过紧缩以后，经济开始转向偏冷，已经出现了一些下滑的趋势。
当年（1997年）的电力消费增长率降到了4.8%，比上一年度要低很多，铁路货运量的增长率下降了0.7%，几乎当年的货运量已经接近零增长，说明一个问题是说明经济在转冷，但当年统计局报告的经济增长率是9.3%，仍然保持着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因为报出来的统计数据反映经济情况运行仍然良好，所以也就使得当时的决策错失了199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前提早进行宏观的微调，而在1997年更早一点进行改变，那时候从紧的货币和财政政策，适度地放松，那当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到来的时候，我们的应对就完全可以更从容一点。
1998年，当时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提出了8%的一个增长目标，但实际1998年经济出现了大幅度的滑坡，当年的电力消费增长率只有2.8%，铁路货运量负增长，降低了4.6%，这两个数据这么大幅度的变动都说明1998年的经济增长实际在大幅度地下滑，8%的增长目标是不可能达到的，但事后公布的统计结果，当年的经济增长率是7.8%，接近8%的增长目标，我们事后根据各方面的数据再来对当时的情况进行衡量和判断，可以大致估计1998年的经济增长率高报了3到4个百分点，当时的增长率不是接近8%，可能是4%、5%。
到了2002年，朱镕基总理视察国家统计局留下了四个字的题词叫做“不出假数”，说明当时的国家领导人也充分意识到了这个假数的危害性。
2008年和2009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了影响，对我国的出口产业冲击非常大，当时出口从2008年的第四季度开始就发生了大幅度滑坡，掉了20%、30%，如果我们看电力消费，电力消费的增长率，2007年增长率是14.4%，但2008年只有5.6%，2009年只有7.2%，电力消费是大幅度滑坡了。
铁路货运量的增长率，2007年是9%，2008年降到了5.1%，2009年降到了0.9%，这两个指标都说明当时的经济增长出现了严重滑坡，但在增长率上反映出来的情况并不明显。
公布的2008年的增长率是9.6%，2009年是9.2%，这两个数据我们事后根据其他指标来进行对照，看来也在一定程度上是偏高的。
我们对比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地方的经济增长率，也对比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和电力消耗的增长率和铁路货运量的增长率，拿这些数据来进行比较的时候会发现一些问题，在经济不景气的年份，全国的经济增长率和地方的经济增长率之间差额常常会缩小。
平常的年份国家统计局在进行GDP核算的时候要挤水分，但有时候，当经济不景气，经济下滑的时候，也许这个挤水分的力度就要小一些，挤水分挤得少一点。
这个时候，如果和这个电力消费的增长率相比，差额反而会扩大，说明可能是少挤了水分，因此导致了这个数据在某种程度上高于实际情况。
反过来，在经济过热的年份，国家层面的增长数据和地方的增长数据之间，有的时候会发现差额会变大，为什么差额会变大？
有可能是额外多挤了一点水分。
过高的增长率是一个比较突出的问题，也许在统计部门的某些工作人员，为了减少这个社会不必要的振动，因此感觉到是不是适当做一些调整，这个调整有的时候会过度，至于这个过度是出于什么动机，当然我们还不好解释，也许是想让数字好看一些，也许是判断上有误差，感觉数据水分比较多了，我们多挤一点，但也许挤得过多，这样一种情况有可能是存在的，在经济过热的一些年份有可能是会出现，根据我个人多年来的观察有这样一个判断，如果把这些年份的增长数据和电力消费的增长率数据作一个比较，就会发现这些高峰年份，过热的年份，这个差距变小了。
因为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和电力的增长率之间都有很高的相关，但总体来看，经济增长率通常是要比电力消费的增长率高一些，这是因为我们有在进行节能减排，有技术进步的原因，有通过政策措施推进节能减排的原因，使得电力消费GDP增长中间的能源强度在下降，所以电力消费的增长通常来说可能慢于GDP的增长，但就跨年度而言，它们的相关性很强。
可是在高峰的时候，这个差额有可能会小，GDP增长率高于电力增长率的部分，这个差别会变小。
它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反映了一个情况，在经济过热的年份，增长数据有可能是偏低了，调得多了，这种情况是存在的。
那么，刚才我说到了出现这些情况有不同的原因，但其中有一个原因是出于对，比如照顾领导人的面子，为了这个数据好看一些这样一些动机。
但这些动机常常会对经济决策有不良的影响。
有可能会误导决策，作出不正确的决策，导致经济蒙受损失。
因为当经济下滑的时候，如果你没有及时地通过数据来反映出来经济下滑，很可能在宏观政策上就没办法采取调整的措施，导致这个下滑深度增加，时间延长，导致经济蒙受损失。
在经济过热的时候，如果数据没有充分反映出来过热的情况，那当然也会导致宏观决策不能及时地采取措施来进行宏观调控，使得这个经济过热的程度过大，之后就可能会出现泡沫破灭对经济造成打击。
这些对国民经济的运行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这些问题在我看来，这种数据的偏差和我们的统计体制和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都有关系。
全国数据和地方数据的差别主要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统计部门为了迎合地方政府领导人的需求而造成的这种偏高的数据。
因为首先在体制上，地方的统计局在行政上是归地方领导的。
如果地方政府领导人有这种表现政绩的需要，统计部门也很难顶住这种压力，这是统计体制方面的原因。
而同时，地方政府过度地追求GDP的高增长和我们现行的政绩考核制度，和地方政府的激励机制也都有关系。
因为过去我们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比较简单，上级领导部门非常看重的是下级地方政府的完成的GDP，你GDP增长了多少，这是各级政府最关心的考核标准。
但是现在经过了不少调整，各地方也作了一些对政绩考核进行了指标化的处理，比如除了考核GDP，还要考核其他的一些指标，包括投资、城市化、居民收入等这样一些指标。
很多指标在增加了以后形成的这些政绩考核指标，它对更全面地反映经济情况是有好的作用的。
但现在仍然存在一个问题，现在需要政绩考核指标仍然和GDP是直接或间接相关的，比如投资指标，或地方政府财政收入的指标，比如居民的收入的指标等这样一些指标，还有像城市化率，这样一些指标都和GDP增长有关，而GDP增长的这些指标相应地都增长。
因此GDP在政绩考核中间仍然在起着最重要的作用。
所以，在我看来，我们目前的政府的政绩考核体系还需要进一步地改革。
特别关键的是把公共服务和地方的长远发展放进考核中间来，而且要把老百姓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作为一个重要的考虑的方面放到政绩考核的中心位置上来，这是我们下一步政绩考核体系的改革所要做的事情。
二、两个工业增加值数据信哪个
我想谈的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工业增加值。
我们现在有两个不同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数据，我们应该信哪个？
这是很多人有疑问的事情，我们目前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指标，一个指标是反映在每年的统计公报和每个月的统计月报中间有这个工业统计中间有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这样一个指标。
而在我们的GDP核算中间分部门的GDP核算中间也有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
这两个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如果我们拿来比一比，每年两者之间要差两、三个百分点，一般都是GDP核算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相对低一些，而工业部门统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的指标要高一些，一般高两、三个百分点。
GDP核算中间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它是和GDP增长率是一致的，它是GDP增长中的一部分，如果我们基本相信GDP增长数据，GDP核算中间的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数据也应该基本相信。
但为什么同时我们看工业统计的时候，工业增加值增长率就高了很多？
原因在何处？
只有一个解释，GDP核算中间的工业增加值是经挤过水分的，而工业统计的工业增加值没有挤水分，所以相比之下，前者更可靠，后者常常是偏高的。
如果我们看最近几年的数据，2008年按GDP核算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9.9%，但按工业统计，工业增加值的增长率是12.9%，差了三个百分点，2009年这个GDP核算中间的工业增加值增长8.7%，工业统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了11%，差了2.3（个百分点），2010年GDP核算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2.1%，工业统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5.7%，高了3.6%，2011年GDP核算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3.9%，高了3.5%，2012年GDP核算工业增加值增长7.7%，工业统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10，高了2.3，2013年GDP核算的工业增加值增长7.8%，工业统计的工业增加值增长9.7%，高了1.9%。
每年都是这个工业统计偏高。
现在这个工业增加值中间如果说从工业统计这个渠道来的工业增加值增长率是偏高的话，那它的水分是从哪儿来的？
这个水分和GDP核算中间的水分来源是相同的，和很多地方政府有意识地夸大政绩，夸大统计数据是有关系的。
它来自不正确的政绩观和不实事求是的数据统计。
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些统计方面的问题，因为统计数据存在一些互相矛盾的地方，存在不一致的地方，但是统计部门目前还没有能够做到在部门内部进行综合协调，把这些不一致的问题解决掉，那么因此就造成了不同统计数据之间的差别。
三、如何区分不同的城镇就业统计指标
第三点，关于城镇就业统计。
城镇就业统计方面也有一些不同的统计指标，也存在一些疑问或歧异，如何区分不同的城镇就业统计指标，这是我想谈的一个问题。
国家统计局每年公布有几个不同口径的城镇就业统计，如果不仔细区分的话，很容易混淆，比如常常有人用城镇单位就业人数这个指标来代表城镇就业，但是这两者之间差别非常大，比如说用2012年做例子，城镇就业人数3.7亿人，城镇单位就业人数只有1.5亿人，连一半都不到。
为什么有这样的差别？
（一）“城镇就业人数”
首先城镇就业人数它是比较全面的数据，它反映了城镇的方方面面的就业情况，这个数据在人口普查的年份，主要是和人口普查是一致的，当然这个人口普查数据统计部门还要进行一些调整，其余的年份，它会根据普查数据，再根据各年的抽样检查数据来进行计算。
当然了，这个数据也不排除有遗漏，总的来说，因为人口普查是全国普查到每家每户，所以这个数据相对来说比较全面和可靠，但不排除有遗漏，但最容易产生遗漏的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工，即便在人口普查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经常看到一个现象，有很多农民工住在建筑工地的工棚里，住在就业场所，住在居民小区的一些平常不住人的地下室，或者是住在城市周边的棚户区，这样一些场所。
这些场所因为它不是正式的居住场所，所以在人口普查的时候也容易被遗漏。
你查门牌查不到，但某一个建筑工地上搭了临时工棚，这个工棚里可能一住就住好几百人，也许更多，如果你在人口普查的时候对这样一些地点遗漏了，就会造成对农民工的人就会造成遗漏，而且可能造成相当大的遗漏，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另外还有一个身份界定的问题。
比如按照人口普查的定义，一个人离开了农村半年以上在城镇里打工，那他应该算作城镇常住人口了，同时在统计城镇就业的时候也应该计算为城镇的就业人员，如果不到半年，那还是要算作农村居民的，城镇就业里头也反映不出来。
但如果一个人他一年12个月中间可能有10个月或11个月在城市里打工，只是中间短暂地回过两、三次家，如果算连续离开家乡的时间可能每一次都不够半年，那这样的话，你在统计的时候怎么算，很可能就会把他算作农村人口和农村就业人员，而不是算作城镇就业人员，但这和实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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