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村妇女形象.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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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村妇女形象

内容摘要3

关键词3

一、形象多样的农村妇女形象4

（一）、《故乡》小说中的杨二嫂形象4

（二）、《离婚》小说中的爱姑形象5

（三）、《祝福》小说中的祥林嫂形象7

（四）、《阿Q正传》小说中吴妈形象9

二、鲁迅刻画农村妇女形象常用的手法10

三、鲁迅小说中农村妇女形象的意义11

四、结束语13参考文献14

论鲁迅小说中的农村妇女形象

内容摘要：

妇女问题，是关系社会文明的重要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

她们恪守封建礼教与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最深刻。

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对妇女问题始终给予极大的关注。

故其在作品中塑造了众多封建社会的妇女形象；《故乡》中的杨二嫂，《祝福》中的祥林嫂，《离婚》中的爱姑，《阿Q正传》中的吴妈。

作者选取的这四个典型的艺术形象，她们的社会地位虽然不同，但她们的命运都是令人同情的，她们都受到封建礼教的压迫，鲁迅先生通过描写她们的悲惨遭遇，深刻地揭露了封建宗法制度的种种罪恶，愤怒地控诉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

作者在同情她们的命运，关注她们的生活的同时，也为她们的解放道路作了深层次地探索。

关键词：

鲁迅小说；妇女形象；刻画手法；形象意义　

鲁迅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堪称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

他的一生始终以抨击旧势力、揭露社会中的黑暗现象为己任。

他的笔端时时触及社会现实，把民主主义的人文精神贯穿始终。

特别是对辗转于社会最底层，挣扎在死亡的边缘，被侮辱、被损害的典型，封建社会的妇女更为关注，她们是封建制度的受害者、牺牲品和殉葬品。

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就是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

中国封建社会的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她们必须恪守封建礼教及其道德标准，因而所受的苦难最为深重。

正是由于这种原因，中国文化革命主将鲁迅，在对封建主义进行顽强而坚韧的战斗的同时，始终关注着被压迫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

他在《我之节烈观》一文中，就对封建统治阶级鼓吹的节烈观，进行了猛烈地抨击，指出“表彰节烈”其实是强加给妇女的畸形道德；在《关于女人》一文中，他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社会制度把女人挤成了各样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这表现出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地同情和怜悯。

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意识形态对妇女的奴役和压迫，导致中国女性几千年来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承受着从肉体到精神的无尽痛苦与磨难。

鲁迅作品当中的妇女，她们的悲剧人生，反映了封建中国的吃人本质。

鲁迅以深沉的笔触，塑造了许多妇女形象，其中《故乡》、《离婚》、《祝福》、《阿Q正传》中，塑造的杨二嫂、爱姑、祥林嫂、吴妈这四个妇女形象最为典型，她们悲惨的生活和结局，深刻地展现了不同阶级，不同地位的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被绞杀的过程，并对压迫和破害妇女的封建主义进行了无情地揭露与鞭挞。

一、形象多样的农村妇女形象

（一）《故乡》小说中的杨二嫂形象

在鲁迅塑造的女性形象中，有一类可悲而又可憎的女性，这便是被“吃”且“吃人”的女性。

一方面，她们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受尽了封建制度和宗法“吃人”的折磨；另一方面，由于她们长期在“铁屋子”的生活环境之中接受着腐朽的宗法礼教等思想的影响，因而导致了文化心态的扭曲和变态，在这种心态的指使下便加入到迫害他人的“吃人”行列。

《故乡》中的杨二嫂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里一个破产的小市民。

鲁迅用前后对比的方法对杨二嫂进行描写，又一次透视了辛苦恣睢的妇女生活。

杨二嫂原来有“豆腐西施”之称。

不管是人们对杨二嫂靠色相招徕生意的嘲弄，还是她确实漂亮，她总算是一个拥有一个店铺的引人注目的女性。

但经过兵匪官绅,苛捐杂税的压迫和摧残，几十年过后她却由“西施”变成了“凸颧骨,薄嘴唇”的“圆规”。

她不仅尖酸刻薄，嘴尖舌利,而且穷困使她贪图别人的东西。

他明着要，暗里拿，在灰堆中埋藏碗碟，并将此事推在闰土身上，既显示了自己揭发有功，好得到“赏物”，又陷害别人于不仁不义之中。

杨二嫂作为一个处在社会低层的妇女，她为了谋求生存，可谓是用尽心思。

文中说“因为伊，这豆腐店的买卖非常好。

”是何原因，我想已不言而喻了。

她为了豆腐店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她擦着白粉，终日坐着，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年轻的美来招徕顾客。

“美”，在豆腐西施杨二嫂这里已经不再是一种精神的需要，而成了获取物质利益的手段。

物质实利成了她人生的惟一目的。

因为她是一个人，一个需要物质生活的保证的。

当一个人无法通过自己正常的努力而获得自己最起码的物质生活保证的时候，为了生命的保存，就要通过一些非正常的、为人所不齿的手段获取这种保证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杨二嫂物质生活上的窘迫还是让人同情的。

可是我们悲哀的看到，她的人生完全成了物质的人生，狭隘自私的人生。

这样一个人，亲近的只是物质实利，对别人的感情已经没有感受的能力。

在这类人的感受里，“利”即是“情”，“情”即是“利”。

“利”外无“情”，天地间无非一个“利”字。

她感受不到别人的真挚的感情，对别人也产生不了这样的感情，“感情”也只成了捞取好处的手段。

她的眼里只有“物”，只有“利”，只有“钱”，而没有“人”。

在这个世界上，她是能捞就捞，能骗就骗，能偷就偷，能抢就抢。

她的所作所为都是为谋求物质利益而服务的，精神上麻木至此，实在让人痛心不已。

通过对杨二嫂形象的刻画，作者批判杨二嫂的恶劣习气,不仅反映了旧社会的黑暗腐败使然，而且意在表现她由小康走向败落,源之于农村乡镇经济的衰败。

可是，作者对“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新的生活”仍怀着希望，希望下一代能走出一条新的“路”来。

（二）《离婚》小说中的爱姑形象

在鲁迅妇女题材小说中最具反抗性的农村妇女形象，就数《离婚》中的爱姑了。

爱姑是一个对封建族权、夫权敢于公开挑战的农村妇女形象。

她那种敢作敢为的性格，辛辣逼人的言语，打碎了封建礼教的枷锁，显示了中国劳动妇女的新觉醒。

爱姑十五岁嫁入施家，婚后其夫另有新欢，要撇掉她。

她不甘心屈服于夫家的歧视、虐待甚至于遗弃，她整整大闹了三年。

她在众人面前怒骂其夫为“小畜生”，其公公为“老畜生”，这种大胆、泼辣、不屈不挠的性格，显示出她对封建伦理道德的大胆蔑视和反叛，使这场斗争显得激烈和火药味十足。

“打过多少回架，说过多少回和，总是不落局”。

最后，在七大人的“调停”下，爱姑最终还是离婚了。

这就从泼辣刚强的外壳下挖掘出了灵魂深处的软弱。

应该说爱姑敢于反抗，与她的身份也有一定的关系，而这是祥林嫂和单四嫂所没有的。

爱姑是个有点身份的人，但又没有过高的身份。

说她有身份，是因为她有体面的娘家，有高门大户都走得进、脚步开阔的父亲，但爱姑又没有过高的身份，她的父亲毕竟不能跟慰老爷、以及七老爷平起平坐。

所以，爱姑应该是在农村属于中产阶层的妇女。

然而，即便如此，爱姑还是被迫离婚了，这说明，在农村处于中产阶层的妇女，处境仍然是悲惨的。

夫权、族权有绝对的权威，即便是三媒六礼聘来的原配夫人，也不会受法律保护。

爱姑就是拼出命来，施家也不会家破人亡，封建政权是绝对维护夫权和族权的。

在庞大而坚固的封建势力面前，爱姑想凭自己的个人力量，去冲破用几千年时间织成的强大的封建宗法制度的罗网，那只能是妄想。

当她意识到这点时，却又可悲地把希望寄托在封建秩序和封建利益的维护者七大人身上，认为他会为她主持公道。

爱姑这种天真幼稚的想法和行为，最终只能自吞失败的苦果。

在她灵魂深处还是被封建伦理道德中从一而终的观念牢牢地统治着，在她的头脑里装满了旧的观念，旧的道德，因此爱姑认为被丈夫休掉是“失节”的大事。

在封建社会，只有休妻，没有离婚，而休妻在当时社会被人们，尤其是妇女认为最耻辱的事情，被休之人，其地位是连寡妇也不如的。

为此，爱姑才反抗，想讨回一个“说法”。

爱姑表现出来的行为，说明她的思想和斗争必然带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她要争的，其实只是能做一个男人附庸品的地位。

她认为自己有理，所依据的是自己的婚姻和行为完全合乎传统的“礼”，而不是男女平等、婚姻自主。

当然，爱姑不可能有这样先进的思想，因此，在她面前、在她脑子里没有一条可以独立自主的生活出路，她还不能不依赖丈夫而生存，还不能脱离开这种依附关系。

从这一角度看，尽管她的反抗激烈，可目的却是为了要维护旧的观念，旧的道德，她的反抗是不自觉、不彻底的，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

（三）《祝福》小说中的祥林嫂形象

《祝福》中的祥林嫂，这位勤劳善良的普通村妇，也是一位对命运历经抗争，但最终仍被封建礼教吃掉的弱小者。

但与单四嫂子相比，祥林嫂的命运更悲惨更发人深省。

封建社会的买卖婚姻使祥林嫂嫁给一个比她小十岁的男人，丈夫死后，其婆婆又将她像牲畜般卖给贺老六。

但第二次婚姻把她推向了不幸的深渊，夫亡子丧，大伯收房，将她赶出贺家坳。

当她走投无路再次到鲁四老爷家作女工时，她已被封建礼教判定有罪：

寡妇再嫁，伤风败俗；克夫克子，更是不祥之物。

主人家觉得她“不干不净”，其他人也都用鄙夷的眼光看她。

就连祥林嫂自己也慢慢觉得她是有罪的，因此为赎罪名，祥林嫂用光她的工钱，到土地庙里捐了一条门槛，当作自己的替身,“给千人踏，万人跨”。

然而，不管她怎么为自己的命运竭力挣扎，她的种种努力始终得不到人们的许可。

最后，在人们喜气洋洋的祝福声中，结束了自己悲惨的一生。

可以说，祥林嫂是被封建社会政权、族权、夫权、神权这四条绳索活活勒死的。

族权逼迫她不守节，婆婆和大伯，一个将她当牲口一般出卖，一个又将夫亡子丧的她赶出家门，使祥林嫂身心受到了打击。

夫权要求她守节，在旧社会，依照旧礼教，女子从一而终，不能改嫁；饿死事小，失节事大。

所以，祥林嫂不肯改嫁。

“在花桥上，她一直只是嚎，骂，抬到贺家坳，喉咙已经全哑了。

拉出花桥，两个男人和她的小叔子使劲地捺住她，也拜不成天地。

他们一不小心，一松手，她就一头撞在香案角上，头上碰了一个大窟窿，鲜血直流”。

政权和神权惩罚她不守节，柳妈因受了封建迷信神权的影响和毒害，无意之中成了统治者的帮凶，她那有关阴司的话，使祥林嫂从肉体到精神都蒙受了极大的压力，使她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

尽管柳妈这种并非恶意地恫吓带着封建迷信色彩，但愚昧麻木的祥林嫂却深信不疑。

当她捐门槛，赎了罪后，坦然去拿祭器时，四婶的一声“你放着罢，祥林嫂！

”无异是死刑判决。

封建神权这致命一击，无情地碾碎了祥林嫂的希望。

而政权的逼害更加猛烈，“鲁四老爷”是地主阶级的代表，是政权的化身，他支持或利用其他三种权力逼迫祥林嫂。

祥林嫂第一次来鲁镇做工时，鲁四老爷知道她是寡妇后就[9]“皱了皱眉”，不愿意留她。

但祥林嫂凭着自己的刻苦、耐劳、能干，还能分配去拿祭祀用的酒杯和筷子；当祥林嫂再次守寡后，第二次来鲁镇做工时，她不但成为人们日常的笑料，更为甚者，她再不能碰那神圣的酒杯和筷子。

她到土地庙捐了门槛，神气舒畅、坦然地去拿酒杯和筷子时，四婶慌忙大声喝道：

“你放着罢，祥林嫂！

”一句话彻底对祥林嫂“判了刑”，令她像是受了炮烙似的缩手，脸色同时变作灰黑，也不去取烛台，只是失神地看着。

直到四叔来上香，叫她走她才走开。

可见，此时的祥林嫂受到的打击是何等巨大！

除了死，她别无选择了！

就这样，勤劳、善良的祥林嫂被鲁四老爷代表的地主阶级迫害的精神失常，丧失了劳动能力，又被一脚踢开，沦为乞丐，在漫天的大雪之中无声地死去。

祥林嫂以封建思想的是非为是非，这就注定了她的悲剧命运。

她的死，是旧中国农村劳动妇女对黑暗的封建制度、残酷的封建礼教的血和泪地控诉，她的悲剧更代表着封建宗法社会里千千万万劳动妇女的命运，也是鲁迅对封建宗法制度的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彻底批判与否定。

鲁迅在揭示封建势力对祥林嫂迫害的同时，也挖掘出在她身上的反抗因素，祥林嫂的反抗性体现在几个“不甘于”上，她不甘于受婆家虐待，逃跑出来到鲁镇做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争取做人的资格；她不甘于被人强逼改嫁，用生命来抗婚，在逼嫁的路上，她不但又哭又闹，拜堂时还用头撞香案角企图自杀，虽然没有死，却也在头上留下了“大家以为耻辱”的伤疤；她不甘于百般受人歧视，捐门槛赎罪，为了捐门槛，祥林嫂用尽了在鲁家的全部劳动所得，她不甘于在死后受阎王惩处，临死前怀疑灵魂有无。

这四个“不甘于”，是祥林嫂自发反抗精神独特而鲜明的体现。

祥林嫂反抗了族权、夫权、又怀疑了神权，相对单四嫂的一味等待，祥林嫂的反抗在意识上有所进步，但是，她对压在头上最重的封建政权没有反抗表现，这是祥林嫂反抗的局限性，因此祥林嫂的悲剧是不可避免的。

祥林嫂的这种反抗意识只是粗浅的，朦胧的，祥林嫂的“逃”是为了做个奴隶，目的只是为了逃避婆婆的虐待，最后她还是被婆婆劫回卖掉；“撞”是为了守节，但这只是对从一而终的女德地恪守，是对封建节烈观的愚忠；“捐”却是为了重新获得做个奴隶的地位。

由于长期以来，受着封建反动文化思想的毒害，所以祥林嫂本能的自觉的以封建文化所规范的行为准则，作为自己处世为人的依据和标准，故而她的反抗是受封建思想意识支配的。

祥林嫂这一系列地挣扎和反抗，是不自觉的，其力量是微弱和苍白的，她最终还是被根深蒂固的封建网络所捕杀。

祥林嫂的最终死去，虽然与自己的愚昧软弱不无关系，但根子还是那个吃人的封建制度。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命运，她是一个被政权压迫和摧残，并在族权、夫权、神权的绞索下辗转哀鸣的“失节者”形象。

她的命运都非常凄苦，受封建礼教的毒害，成为封建宗法制度的牺牲品。

正因如此，祥林嫂的悲剧引起人们的同情之后，便是凝重的沉默，是那种不是灭亡就是爆发的沉默，是于无声处的惊雷。

这也形象地告诉人们，要想改变中国劳动妇女的命运，只能依靠集体的力量，积极彻底地推毁封建宗法制度、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推翻“节”和“烈”这两座压在妇女头上的大山，受迫害的妇女才能真正解放出来。

（四）《阿Q正传》小说中吴妈形象

吴妈是在《阿Q正传》当中出现两位女性形象之一，除了更加弱小的小尼姑之外，吴妈基本上与阿Q一样，同是穷苦下层平明，在赵太爷家作女仆，而且是个阿Q嘴里的“小孤孀”，是阿Q敢于鼓起勇气去调戏的对象。

吴妈是阿Q对女人疯狂幻想之后找准的发泄目标，但是当阿Q被欲望所驱使，提出了“我要跟你困觉”的话题时，吴妈却果断逃开，并且给阿Q的人生造成了另一个不大不小的灾难——被赵秀才棒打，定下了赔礼道歉的霸王条款，并且赔偿了对阿Q来说是一笔巨款的金钱。

从这一点上来说，阿Q与小说当中的其他剥削者一样，也间接地剥削了阿Q，并且对于阿Q最终的悲剧性结局也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在小说当中，吴妈的身份虽然也是值得同情的贫苦人民，但是更多的，吴妈这个人，却是不值得同情，甚至非常可恨的小人物。

在小说当中吴妈的形象特征，主要是虚伪奸诈和冷漠自私。

吴妈与阿Q是处于同样阶级地位的普通农民，是受到赵家剥削劳动力的可怜人。

但是吴妈与阿Q相比，对自己的生存状态比较满意，所以总是愿意与他人聊天时聊到赵家的事情。

在被阿Q求欢之后，吴妈也并不是处于惊吓和为自己的操守担忧，但是感觉受到了侮辱：

同样是下人，但是吴妈却更加鄙视阿Q，潜意识间认为阿Q的求欢使拉低了自己的身份，于是奔跑出去向赵家人求救。

这种行为，实际上只是吴妈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非常狡诈地利用了阿Q。

吴妈非常的冷漠自私，他对阿Q的处境毫不关心，只是关心自己的生存状态，而且利用阿Q的单纯和笨拙，建立自己“清白贞洁”的声望。

实际上，在受到阿Q的求欢之后，吴妈原本完全没有必要如此小题大做地奔跑出去，更不需要去告诉自己的“主人——赵家人”。

如果吴妈有一点对阿Q的怜悯之心的话，完全可以仅仅拒绝阿Q，狠狠打阿Q一个耳光让他清醒过来，这件事情就可以过去。

但是吴妈却跑去找赵府的人告状，使阿Q挨打遭罚，而且被赶出赵府失去了工作。

同样是作为穷苦之人，吴妈不给阿Q留下一点退路，可以说非常冷漠自私，对他人毫无怜悯之情。

二、鲁迅刻画农村妇女形象常用的手法

鲁迅在文学作品中，通过对农村妇女肖像及外形的描写，揭示了农村妇女的特殊身份及不幸遭遇，受着政权、族权、夫权、神权的残酷压迫，运用细节及个性化的语言描写农村妇女的典型性格特征，对农村妇女动作及神态的描写，深刻地揭露出农村妇女被扭曲的心理形象。

首先，在鲁迅文学作品中，小说能够从多角度、全方位地刻画农村妇女人物，凭借形式多样的艺术手法，从不同的角度对农村妇女进行肖像描写、心理描写、对话描写、行为描写和环境描写，既能展现人物音容笑貌、言谈举止和衣着服饰等外在形态，也能体现出农村妇女心理和思想感情等内心活动，还能完整展现农村妇女与环境互为作用的关系，从而塑造出丰满而成功的农村妇女形象。

其次，鲁迅在小说中善于通过“白描”和“画眼睛”的手法塑造农村妇女形象，展现农村妇女的性格。

鲁迅在文学作品中不仅善于运用“白描”手法塑造农村妇女的形象，并且在他的笔下常常准确地把握农村妇女最主要的性格特征，不加渲染、不铺陈，用传神之笔加以点化，有如芙蓉出水，朴实自然的艺术效果。

鲁迅曾经说过，“要极节省地画出没一个人的特点，最好的是画出他眼睛，倘若画了全部的头发，即使细的再逼真，也毫无意义。

”鲁迅在这里所说的“画眼睛”，实际上也是我国传统的小说常用的艺术表现手法之一。

例如，在《祝福》中，鲁迅描写祥林嫂的眼睛多达二十次之多，通过描写眼睛的发展变化，揭示祥林嫂悲剧的性格及在封建制度压迫下的悲惨命运。

与此同时，在鲁迅的笔下，除了刻画主要人物外，次要人物的语言也极富个性化。

在《故乡》文学作品中，杨二嫂的形象主要是通过她富于个性化的语言来完成的。

杨二嫂在作品中的话：

“哈！

这模样了！

胡子这么长了！

”、“不认识了吗？

这真是贵人眼高，我还抱过你咧！

”、“那么，我对你说，迅哥儿，你阔了，搬动又笨重，你还要什么着破烂木器，让我那去吧，我们小户人家，用得着。

”、“啊呀呀，你放了道台了，还说不阔？

你现在有二房姨太太，出门就是八抬大轿，还说不阔？

吓，什么都瞒不过我。

”、“啊呀呀，真是愈有钱，便愈是一毫不肯放松，便愈有钱”。

这些话，都符合杨二嫂的身份、地位及性格特征。

杨二嫂和闰土一样，都是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但由于她是经营豆腐的小本生意人，形成了她泼辣、机巧和精通世故的性格特征。

这些言语，把她那口快舌尖、能说会道、油嘴滑舌的个性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

极为符合她的阶级、职业、经历和性格特征。

再次，在刻画农村妇女形象时善于吸收人民群众方言口语，熔炼文言文中有生命的词汇及尝试性的采用了一些外国词汇等，也是鲁迅小说的一大特色。

《祝福》里的“眼珠间或一轮”“回头人”等••••••这些都是方言，是从劳动人民口语中熔炼成的，不但读起来生动活泼，意味深长，而且使人物的话语和姿态显出地方色彩，增强作品的真实感和艺术感染力。

总之，作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大师，鲁迅为其他作家在白话文创作方面提供了有益的探索，在小说刻画人物上做出了典范，同时也为丰富现代汉语词汇做出了巨大贡献。

三、鲁迅小说中农村妇女形象的意义

在鲁迅作品中，真实地折射出，妇女问题，是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

妇女在社会生活中是否获得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是衡量社会解放与否的标志。

在人类文明中，女性一直处于被压抑、被统治的历史地位。

在这样的文明秩序中，女性失去了自我，也失去了自我主宰命运的主体意识。

五四新文化运动不仅发现了“人”，同时也呼唤女性意识的真正觉醒。

鲁迅是最早关注妇女问题的作家之一,特别是农村妇女，他以理性之笔关注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揭示了封建社会农村妇女的生存状态。

鲁迅对妇女的悲惨遭遇和不幸命运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在他的小说《故乡》、《离婚》、《祝福》、《阿Q正传》中以深沉的笔触，塑造的杨二嫂、爱姑、祥林嫂、吴妈这四个妇女典型形象。

当我们走进这些鲜活的形象，就会看到积淀着数千年的中国妇女的血泪，她们的不幸、无助，她们的坚忍、顽强，她们的希望、出路，在鲁迅的小说中，他对农村妇女的生存、女子节烈、男女平等、女性社会地位等问题也给予了分析批判，意在通过对女性的发现来启蒙社会，实现“立人”思想在封建社会，女性不仅在生理上遭受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扼杀，更在心灵上受到极大的毒害和禁锢。

封建伦理道德规范像巨大的无形的绳索，长期绞杀和窒息着中国的女性。

鲁迅作为思想文化革命的主将，采取冷峻清醒的现实主义审视态度，始终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几千年来“吃人”的社会制度和封建礼教，在小说中把不同女性的不幸置身于社会的大背景下，通过形形色色的农村妇女表现，让读者明白：

她们为什么会走向那样的悲惨结局。

鲁迅始终保持着一种冷静、清醒的审视态度,在小说里,他对于受尽侮辱的女性给予深切的同情,但从来不因为同情而涂上理想的色彩,而是重在揭示中国农村妇女的“不争”的一面,直视她们自觉的奴性意识及种种病态心理、行为,极力提倡中国女性应有清醒的反抗意识,渴望她们从封建伦理道理规范的重重束缚中挣脱出来。

鲁迅深深感悟到几千年来压在最底层的女性经受了封建礼教精神奴役造成的深刻而沉重的精神创伤。

尤其是最底层的中国女性,灵魂中积淀着沉重的奴隶意识,因为她们从来没有想过,她们是可以争取做“人”的权利的。

祥林嫂就是这样,她安于做奴隶,把坐稳了奴隶看作人生的最大的满足和幸福。

人类文明的历史就是父权社会对女性进行歧视与压抑的历史。

因此，所有女性的成长，不仅都深受父权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浸染和熏陶，而且女性自己也早已把父权文化对女性的要求内化为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取向，这些经过千年的历史积淀也早已成为女性的集体无意识了。

这也是历史摊派给女人的宿命。

当然，五四时代的局限，也不可能把女性通过近两个世纪的努力而形成的女性主义思想传递给子君，这也仍然是一个历史的悖论。

而这悖论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深刻之处。

无论是杨二嫂、爱姑、祥林嫂、还是吴妈，她们虽然都是以一种反抗或逃离的姿态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也一直以反抗与逃离的方式在传统的约束与禁锢中挣扎着，但最终都没有逃脱历史安排给女人的宿命。

可见，传统文化对女人的约束之深，绝非一时或一世就能清理完的。

今天，在女性主义思想广泛传播的时代里，还有多少女性仍然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挣扎。

爱姑和祥林嫂生活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那一代的思想是否还残存到今天，又有多少人，包括男人和女人，仍然生活在传统思想种种束缚之中而不自知。

建立和谐社会、呼唤两性文明，应该以人的自由和独立为前提，打破传统文化对人的约束与禁锢。

中国古代农村劳动妇女长期以来受着封建礼教的迫害和摧残，而到清末的爱姑、祥林嫂时代便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鲁迅以悲愤的犀利的现实主义笔调，去揭露病态的社会魂灵，通过杨二嫂、爱姑、祥林嫂、吴妈在封建社会及其道德礼教迫害下的悲惨人生，揭露和批判了封建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愚民政策所造成的罪恶，这是鲁迅塑造农村妇女形象的目的。

怎样才能使妇女脱离被压迫被奴役的地位，获得真正的争得做人的权利，这也是鲁迅深切关注和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在探索中，他把农村妇女的命运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紧紧联系在一起，把解放妇女，反对封建礼教和反对整个封建制度联系在一起。

鲁迅对封建社会及其制度历来主张进行坚韧地战斗。

为此，在他的作品中，多处描写了女主人公们的挣扎与反抗。

为了使自己获得起码的生存权利，祥林嫂一生都在反抗与挣扎；而爱姑，反抗更是强悍而出格，祥林嫂和爱姑的悲剧，都表现出封建势力的强大，启示人们反封建的重要性、长期性、艰巨性。

这些反抗，对强大的封建社会及其宗法制度来说虽然是微弱的，但却是顽强的，是茫茫黑幕笼罩下耀眼的火花。

鲁迅正是通过描写农村妇女形象的作品，将中国文学史上描写妇女悲剧命运的主题，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

对这些女性们身上表现出的对封建恶势力的奋不顾身的反抗行为，鲁迅显然是无限赞同与极力支持的。

鲁迅的这一态度，与他指出的妇女要获得解放，必须把妇女解放运动融入社会革命大潮之中，只有解放了社会，妇女才能最终解放自己的观点是一致的。

半个世纪前鲁迅塑造的妇女形象，她们的反抗与挣扎，虽然最终还是失败了，但她们这种抗争精神及不屈的性格，却启示和鼓舞了无数的后来女性，最终取得了胜利。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文集》北岳文艺出版社，2003。

2、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1917--1997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