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 汤炳正对《屈原列传》的删改.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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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汤炳正对《屈原列传》的删改
试论汤炳正对《屈原列传》的删改
试论汤炳正对《屈原列传》的删改
摘要：
汤炳正先生的《〈屈原列传〉理惑》虽有众多好评，仍不免漏洞百出。
汤氏删改《屈传》后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
“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离骚》之作当在屈原被疏之时。
”前者与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一致意见不合。
后者与《离骚》之内容相悖。
汤先生“剔除”《屈传》中的两段文字后，《屈传》岂不成了“断尾巴蜻蜓”？
可见，汤氏之删改，不是恢复原本，而是离原本更远了。
关键词：
屈原，《屈原列传》，疏，放流，《离骚》
今本《屈原列传》是研究屈原生平事迹的重要资料。
学界对《屈传》的理解一直存有很大分歧。
孙作云先生说：
「《史记·屈原列传》是由三篇文章组成的：
第一篇自开头以至“王之不明，岂足福哉”止，是讲《离骚》撰写经过及其内容大意的文章，我在下文中将证明：
此即淮南王刘安所作的《离骚经章句序》——与班固、王逸之《离骚经章句序》同；其次是《渔父篇》（不知何人所作，非屈原作；旧说以为屈原作，误）——用这篇妙文代表屈原被放逐以后的生活，主要的是发挥屈原刚强不屈的思想；其三是屈原的绝命词《怀沙》，用《怀沙》来表现屈原宁死不屈的精神，并以此结束屈原一生的行事。
在这三篇文章之间，司马迁仅仅添了十几句连缀的话，用以联系上下不同之三文。
如在讲《离骚》大段之文及《渔父篇》中间，添上以下几句话：
“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以下便引《渔父篇》正文。
在《渔父篇》之后、《怀沙》之前，添上一句：
“乃作《怀沙》之赋。
”在《怀沙》赋后，又添上一句：
“于是怀石，遂自投汨罗以死。
”」[1孙作云《读〈史记·屈原列传〉》《史学月刊》1959年第9期P23-27（P12）]
此论不但缺乏依据，而且与司马迁写《史记》的严谨作风不符。
《屈原列传》不大可能只是把他人的“三篇文章”生吞活剥地拼凑而成。
故孙先生的“拼接论”未被学界重视。
随后汤炳正先生在1962年发表的《〈屈原列传〉新探》[2]中提出了“刘安《离骚传》窜入论”。
汤先生之文在屈学界产生较大的影响，既有不少学者采信引用，也有些学者提出不同意见。
下面就汤先生之文，提些粗浅的商榷意见，以求教于方家。
今本《屈原列传》的一些问题
屈学界不少人认为：
汤炳正先生“对《史记·屈原列传》的清理，恢复了《史记·屈原列传》的本来面貌，厘清屈原的身世遭遇和《离骚》的创作年代。
”[熊良智《汤炳正先生〈楚辞〉研究的学术贡献》《文学遗产》2009年第二期（P151-156）]汤先生自己也说：
《屈原列传理惑》“颇得国內外屈学同仁的赞许。
”
汤序波先生则说：
「今本《屈传》窜入了两段刘安《离骚传》中的评语所致。
第一段是从“离骚者”到“争光可也”；第二段从“虽放流”到“岂足福哉”。
学界认为这个发现“揭千古之秘”，“是颠扑不破的定论”。
」[《汤炳正先生的学术历程——景麟公百年纪念》《中国文化》第三十一期（P170）]实际上汤先的《〈屈原列传〉新探》并非“颠扑不破的定论”，从62年开始，就陆续有人著文指出其毛病与不当。
可惜，汤氏对不同的意见始终不以理睬，失去了修正完善的机会。
（一）、武帝“爱秘”《离骚传》问题。
汤炳正先生说：
「史迁当时并未见过刘安的《离骚传》，今本《屈原列传》中所引刘语，乃后人所窜入者。
」[2（P4）]说：
淮南王所著《离骚传》“未布于世，推其原因，盖不外其始武帝‘爱秘’之”[2《屈赋新探》（P6）]
熊任望先生说:
「所谓武帝“爱秘”《离骚传》，是高诱《淮南子叙》中的错误说法。
《汉书·淮南王传》写得明明白白:
“初，安入朝，献所作《内篇》，新出，上爱秘之。
使为《离骚传》，旦受诏，日食时上。
”武帝爱秘的是《内篇》，而不是《离骚传》。
……《离骚传》是对《离骚》的注释，“爱”是可能的，“秘”则毫无必要。
多方搜集材料为刘安立传的司马迁，对刘安所领导的学术活动及其成果，不能毫无所闻、所见——纵使未覩其书，也当耳受其事。
如有所闻见，而在传中一字未及，必有其他原因。
这种情况，在《史记》列传中并非仅见。
」[3熊任望《〈屈原列传〉析疑》《河北大学学报》1988年第1期（P17）]更何况「司马迁作《史记》，开始于太初元年（元前104年），距离刘安作《离骚传》（武帝建元二年）已有三十五年。
故作为太史令的司马迁当然可以见到《离骚传》。
」[4廖化津《〈屈原列传〉解惑——续说汤炳正先生〔〈屈原列传〉理惑〕》《河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4期（P23）]
（二）、“传内评论与传末赞语”矛盾的问题
汤炳正先生认为，最为突出的矛盾是:
传中评论肯定屈原“死而不容自疏”和“睠顾楚国”的行谊，而在赞语中却同意贾谊对屈原不“游诸侯”所提出的批评；也就是说，既赞扬他不离开楚国，又怪他不离开楚国。
这样对立的观点，不能出自同一作者。
[2《屈赋新探》（P17-20）]
熊任望先生说:
「“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污泥之中”可在“不容”后断句，即“自疏灌淖污泥之中”，意为自远于污浊的社会，这里并不涉及屈原是否离楚的问题。
」；「此外，“自疏”不是“远逝”，没有“至死不肯离楚”之意」（P18）；「屈传中史迁对屈原“睠顾楚国”，只作了客观叙述，并未加评论——没有赞扬，也没有批评。
如果说这一段有什么言外之意的话，那就是一方面肯定屈原对楚国对怀王的眷注，一方面对屈原把他的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个“不知忠臣之分”的昏王身上，表示惋惜。
由此跨进一步，就可以达到赞语中的“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其间似无不可踰越的鸿沟。
」[3《〈屈原列传〉析疑》（P18-19）]
再说，这种评述上的差异并不罕见。
例如班固的《离骚序》对屈原的批评很多，而其《离骚赞序》却一句批评之语都没有。
两者虽有明显差异，但不能说它们“出自不同作者”。
再如，汤炳正先生一贯的观点是“屈原作《招魂》招怀王死魂”：
「屈子遭谗而怀王不察（考）屈子之盛德，故结果怀王赴秦被拘，“离殃而愁苦”，终死于秦。
据此，则《招魂》实为屈原招怀王之魂而作。
怀王已死于秦，故希其魂得归也。
当时怀王死于秦，国人“如丧亲戚”，屈原岂能无动于中?
招魂之作，殆在此时。
」[5《楚辞类稿》巴蜀书社1988]（P416）《屈赋新探》也中有：
“盖屈原东行，到达陵阳之后，适值顷襄王三年怀王客死于秦的消息传来，故作《招魂》以吊之。
”[2（P68）]可是汤氏又有言论，批评“招死人之魂的附会之谈”：
「《招魂》首段还有“有人在下，我欲辅之。
魂魄离散，汝筮予之。
”等语，亦即王逸叙所谓“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廷其寿命”。
这又跟大关县巫师招魂之术系施之于“精神昏迷”病的事实相符合。
他们不是招死人之魂，而是招病人之魂。
清陈本礼《屈辞精义》把“些”字解释为“挽歌声”，显然是误为招死人之魂的附会之谈。
」[2《招魂》“些”字的来源《屈赋新探》（P376）]——古今名人著作中这类前后牴牾之论，并不难寻。
恐怕不宜用“这样对立的观点，不能出自同一作者”解释。
（三）、“屈平既嫉之”，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问题。
汤先生与大多数认为“今本《屈传》有错乱”的人一样，认为在“屈平既嫉之”下，应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
熊任望先生从“既”字入手，说明仍以保留今本原貌为好。
他说「“既嫉之”句与下文连续，大意是:
屈原既嫉子兰，又作《离骚》（其中有影射子兰之处），子兰闻之大怒。
“闻之”的“之”，当兼指屈原嫉之和作《骚》两事。
若在“屈平既嫉之”之下，径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既”字很难找到恰当的解释。
改反难通，不如不改。
」[3《〈屈原列传〉析疑》（P13）]
郑文先生指出：
「这“屈平既嫉之”汤先生认为是下接“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顷襄王，顷襄王怒而迁之。
”果如所说，不免“文意扦格”。
因为“屈原既嫉之”是承上文“楚人既咎子兰以劝怀王入秦而不反也”而来，它本身还不是一个完全的句子。
它必须联贯下文“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才成为一个神完气足的句子。
」[6（P16）]。
「把这里的“兰（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
）”和“令尹子兰闻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于顷襄王”联系起来，正可见屈原这篇《离骚》怎样刺痛了这位“无实而容长”的家伙!
因此，我认为“令尹子兰闻之”的“之”字，既指的“屈原既嫉之”这回事，也指的“其存君与国而欲反复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的“一篇”。
这“一篇”就是《离骚》。
」[6郑文〖读《〈屈原列传〉新探》兼论《离骚》创作的时间〗（P19）]
（四）、“后人窜入的两段文字”问题。
汤炳正先生认为，“今本《屈原列传》中所窜入的也就是《离骚传》的总叙部分。
”；“离骚者，犹离忧也”到“争光可也”，以及“虽放流”到“岂足福哉”两段，全是后人窜入的刘安《离骚传》中的文字，应该剔除。
[2《屈赋新探》（P8-9）]（聂石樵先生也有类似的看法[见《屈原论稿·〈屈原列传〉辨析》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2月]。
但是在《聂石樵自选集》“关于屈原三题”中又说“司马迁把刘安的意见采纳入为屈原所写的传记之中，说明司马迁是同意这种观点的。
”[7《聂石樵自选集》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1月]）
《太史公自序》曰：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8《史记》]。
史迁作《屈原列传》，与《离骚》密切相关。
若把评议《离骚》的文字“剔除”，岂不成了“断尾巴蜻蜓”？
可见汤氏删改《屈原列传》，不但缺乏依据，而且与太史公自序相悖。
熊任望先生说:
「司马迁为屈原立传，极便借题发挥，抒泄愤懑。
如以为两大段议论都是后人窜入，原文在叙事中没有发任何议论，对别的史家说可以，对有机会即发议论，曾借《伯夷列传》大兴慨叹的司马迁来说，很难理解。
……“作辞以讽谏，连类以争义，《离骚》有之，作《屈原贾生列传》。
”既然如此，对《离骚》他不能没有评论。
」；「以为屈传中其余议论也都是刘安的话，证据似嫌不足。
班固所引的几句，语气平和。
屈传中的议论，除此之外，还有不少语气十分愤激的话，如“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王之不明，岂足福哉:
”等等。
这些牢骚，理应发自史迁。
刘安密谋反叛，不可能在直接呈献给武帝的《离骚传》中借题发挥，指桑骂槐，那样有引起怀疑的危险。
」（P16）「班固《离骚赞序》和王逸《离骚经序》，合乎总叙的要求；而今本，《屈原列传》中的评论，其中有非总叙所该有的内容，只能属于史迁，而不能归于刘安。
」（P17）「班序和王序对怀王的过错，不加任何评论。
可是，屈传，除有班、王序的两点内容外，还有抨击怀王的大段文宇，为班、王序中所无。
这一大段抨击怀王的文字，无论从性质，还是从数量说，都是刘安《离骚传》的总叙中所不可能有的。
」[3《〈屈原列传〉析疑》（P17）]
赵沛霖先生认为：
《屈原列传》中“屈原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眷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致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这是司马迁“对屈原精神做了全面的评价。
”[9赵沛霖《封建时代屈原爱国精神研究的历史走向》《殷都学刊》1994年第1期]而不是刘安的话。
这样对立的观点，不能出自同一作者
汤氏断言这是后人“窜入的文字”，属于主观推测，缺乏文献依据。
这样的“剔除”犹如在为患病的机体动手术时，把好些正常器官切除了，其手术当然不算成功。
（五）、从刘安对屈《骚》评价的本意看《屈原列传》中的争议
淮南王刘安之都邑——寿春，是楚国最后的国都。
楚亡后楚之宗族遗老、屈氏后代、巫师文士仍一度云集于此，虽然《汉书·高帝纪下》:
“九年冬十一月,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与利田宅。
”然而它仍然是楚文化以及屈原作品与传闻保存较为集中之处。
这对爱好文学的刘安“治骚”提供了很好的条件。
刘安的《离骚传》等作品，为司马迁写《屈传》提供了重要史料。
但是，刘安这样的谋反逆臣不大可能与忠君爱国的屈原产生思想共鸣。
那么刘安《离骚传》对屈原的赞美之词：
“蝉蜕浊秽之中，浮游尘埃之外，嚼然泥而不滓，与日月争光”其本意是什么呢？
——想必是刘安把屈原看作“真人”……。
浮游、蝉蜕、轻视生死、与日月争光正是《淮南鸿烈》所描绘的“真人”的特征。
司马迁、王逸等人借用刘安的赞词，赞颂屈原的高洁、修美，并非使用刘安的本意。
孙克强先生认为：
从字面看，刘安对屈《骚》的评价的确很高，但通过对刘安思想的剖析再来看，就可发现刘安歪曲了屈原。
刘安密谋反叛，对武帝阳奉阴违。
表面上极尽歌功颂德以讨好武帝。
他受诏作《离骚传》，一半是奉诏，一半是迎合武帝好儒术、爱屈骚的心理。
把《离骚》拉上“温柔敦厚”的轨道，掩盖屈原对国君的批评指责，他的评价很难是对屈原作品的真实理解。
（P71）
知道了刘安与司马迁思想上的差异后，再来看“从‘离骚者，犹离忧也’到‘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是不是“刘安《离骚传》中之语”，就可以辨析清楚了。
（P73）
刘安认为屈原是超尘绝俗，“浮游”、“蝉蜕”，轻视生死，无欲无念的“真人”。
而太史公为屈原立传突出的是“发愤而抒情”所以的:
“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
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
与《史记》的主旨完全一致，应是司马迁自己的话，而不是刘安《离骚传》之语。
[参见10孙克强《刘安评屈骚辨——兼对〈史记〉刘安语的认识》《信阳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7年01（P69-73）]
徐克文先生也认为：
司马迁写《屈原列传》他对屈原的思想感情，生平志趣，政治遭遇，发生了强烈的共鸣，虽然写的是屈原，而在思想感情上又仿佛在写自己。
司马迁对屈原作品所反映的深细隐曲的蕴义微旨，体会得比一般人深刻真切。
《屈原列传》将叙事、议论、抒情交织在一起，用跳跃的手法进行表彰歌颂记叙议论。
这种夹叙夹议兼抒情的龙门笔法，正是他写传记的表现手法之一，《伯夷列传》等也是这样写的。
（《伯夷列传》论述这千古第一“义人”的《采薇歌》，就是“盖自怨生也”。
）《屈原列传》对《离骚》的评议，可谓深湛精确，婉雅凄枪，真气动人。
尤其“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一语，揭示出屈子作《离骚》的思想底蕴，在当时来说，确属石破天惊之谈。
《屈原列传》中纵然有些字句采用了淮南之词，而主要观点，基本倾向，则是司马迁的。
细读这两段文字，不论对屈原的“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的忠贞恳挚的思想感情的揭示，或是对屈原的对人生事物，对真理正义之所以抱有那样执着态度的认识，从而给出的祟高评价，都不是淮南王之辈所能有的。
[参见11徐克文《司马迁与屈原——读〈屈原列传〉》《辽宁大学学报》1984年第5期（P74-78）]
（六）、“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与“列传”有异的问题
汤炳正先生引《报任少卿书》说：
「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
《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史记·太史公自序》也有与此大同小异的一段话。
但如果以《史记》列传考之，则此段不仅跟屈原的事迹不相合，而且吕不韦之著《吕览》，乃在迁蜀之前，不在迁蜀之后；韩非之著《说难》，《孤愤》。
乃在囚秦之前，不在囚秦之后。
然而决不能因此而说史迁对他们的事迹，也有两种不问的说法。
因为先秦两汉对此并无异说。
盖史迁因情之所激，奋笔直书，致与传记体的列传有所出入。
因此，“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一语，乃史迁以概括之笔抒其情，并非以叙述之笔传其事。
」[2《屈赋新探》（P14-15）]
此论缺少说服力。
1、“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并非史迁一人所言，汤氏否定它，就是否定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王逸等人的一致意见。
2、《报任少卿书》及《太史公自序》中的“屈原放逐，乃赋《离骚》”是与“文王”、“仲尼”、“左丘”……并列者，其中多数“与其列传事迹相合”。
3、文中“不韦迁蜀，世传《吕览》”，并没有说“著《吕览》，乃在迁蜀之后”。
“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也没有说著作的时间。
汤先生对引文中多数“与其列传事迹相合”之例弃之不顾；把贾谊、刘安、刘向、王逸等汉人一致的意见置之度外；只对其中没有明确著作时间的“不韦”、“韩非”引申发挥，以逞其否定“屈原放逐，乃赋《离骚》”之目的。
这样的推理、辩驳，是不是有点强词夺理的味道？
4、至于汤先生所说：
（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跟屈原的事迹不相合”，不但与两汉学者之论背离，而且与《屈赋》所记不符。
5、类似的例子还有，班固《汉书·地理志》说：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
”而王逸《楚辞章句》所引的班固《离骚赞序》则说：
“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两相比较，《汉书》的可信性当然高于王逸的引文。
小结
尽管今本《屈原列传》中对怀王“放”屈原，与《离骚》作时记述有矛盾，但是“汤氏删改《屈传》后得出的两个重要结论：
“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离骚》之作当在屈原被疏之时。
”前者与贾谊、刘安、司马迁、刘向、班固、王逸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一致意见不合。
后者与《离骚》之内容相悖。
可见汤氏删改《屈传》，不是恢复原貌，而是离原貌更远了。
怀王有没有流放屈原？
《屈原列传》既曰：
“怀王怒而疏屈平”；又曰：
“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
那么，屈原在怀王之世完全可能先“疏”后“放”。
不必把“疏”与“放流”对立起来。
（一）、“屈原放逐，著《离骚》”的文献依据
《屈原列传》：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
其存君兴国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
”[8《史记》（P628）]不管这是司马迁的话、或刘安《离骚传》中的话、还是司马迁采信刘安之后的论述，都明确地表示怀王之时屈原曾被“放流”。
而且《太史公自序》再次记有：
“屈原放逐，著《离骚》”[8《史记》（P945）]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可以互证。
贾谊《吊屈原赋》：
“屈原，楚贤臣也。
被谗放逐，作《离骚》赋”。
刘向《新序•节士》：
“屈原遂放于外，乃作《离骚》。
……怀王子顷襄王，亦知群臣谄误怀王，不察其罪，反听群谗之口，复放屈原。
”[12刘向《新序》]洪兴祖曰：
“刘向《新序》云：
‘……当顷襄王之三年，怀王卒于秦。
顷襄听谗，复放屈原。
’”[13《楚辞补注》]（P135）既然“顷襄复放屈原”，那么必有“怀王初放屈原”。
班固《汉书·地理志》：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
”[14中华书局.1962（P1668）][《汉书》（简体本）中华书局.1999（P1328）]
王逸《楚辞章句》所引的班固《离骚赞序》则说：
“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
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
”[13《楚辞补注》（P51）]（笔者认为，班固《汉书》的可信性，高于王逸《楚辞章句》转引之文。
《离骚赞序》的“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并不是必在“疏屈原”后的表述，似乎也可按《地理志》解释为：
“被谗放流，作《离骚》”。
即便班固之言两说并存，还有其他汉人“屈原放逐，著《离骚》”的明确记载可以采信。
）
王逸曰:
“离，别也。
骚，愁也。
……言己放逐离别，中心愁思。
”[13《楚辞补注》（P2）]
“屈原放逐作《离骚》”可以说是汉人一致的说法，（其中史迁、班固两说并存。
）
汤炳正先生“偏听偏信”的论断：
“认为怀王时屈原只是‘疏’的，有史迁、班固等”[2]。
似有“以己意代古人之意”之嫌。
（二）、屈赋中有关“疏”，“流、放、迁、逐”的记述：
《惜往日》“心纯庬而不泄兮，遭谗人而嫉之。
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澈其然否。
”
“君含怒而待臣”，当是怀王十五年“王怒而疏屈平”的写照。
《惜诵》则是“王怒而疏屈平”时的作品。
《惜往日》“蔽晦君之聪明兮，虚惑误又以欺。
弗参验以考实兮，远迁臣而弗思。
”
似乎是怀王后期，“远迁”屈原于汉北的表述。
亦即《卜居》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
《抽思》：
“有鸟自南兮，来集汉北。
好姱佳丽兮，牉独处此异域。
”[13P139]。
与《惜诵》的“欲高飞而远集兮”，都是以鸟喻己。
可见流放之地在汉北。
《惜往日》“信谗谀之溷浊兮，盛气志而过之。
何贞臣之无罪兮，被离谤而见尤！
”
当指顷襄王三、四年间，屈原遭“顷襄王怒而迁之”事。
可与《哀郢》：
“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东迁”；“信非吾罪而弃逐”，“哀见君而不再得”呼应。
[见鄙文15《〈哀郢〉的猜想兼答客难》]
《惜往日》“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备之。
”
或许可与《涉江》“幽独处乎山中。
吾不能变心而从俗兮，固将愁苦而终穷。
”呼应。
东方朔《七谏·自悲》有：
“隐三年而无决兮，岁忽忽其若颓。
”或许指屈原在溆浦“幽隐”之地待了三年（顷襄王十三～十五年？
）。
随后楚王准许他迁往生活条件较好的长沙（汨罗）。
《怀沙》即有离溆浦往长沙之记述：
“伤怀永哀兮，汩沮南土。
……进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将暮。
……浩浩沅、湘，分流汨兮。
修路幽蔽，道远忽兮。
”
《渔父》：
“屈原既放，游于江潭”，“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
”。
则是屈原在投水前仍然是“被放之身”，于汨罗一带活动的记事。
（三）、《卜居》的“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是怀王“放”屈原的表述。
《楚世家》：
“二十五年，怀王入与秦昭王盟，约於黄棘。
秦复与楚上庸。
”[8P340]
很可能，怀王为了讨好秦王，在黄棘会盟时答应把秦王所忌讳的、一直反对楚秦结盟的屈原流逐出郢都。
此说（即“为秦逐屈原，复楚上庸”）虽然根据不充分，但是，按屈原年谱排下来，在黄棘会盟后被流放汉北，可能性比较大。
屈原《悲回风》中有：
“借光景以往来兮，施黄棘之枉策。
”洪兴祖《补注》曰：
“初，怀王二十五年，入与秦昭王盟于黄棘，其后为秦所欺，卒客死于秦。
今顷襄信任奸回，将至亡国，是复施行黄棘之枉策也。
”[13P161]可见“黄棘会盟”对楚国和屈原都有较大的影响。
《卜居》“屈原既放，三年不得复见”；“用君之心，行君之意。
”是说屈原被放三年期满，可以自主行动，可以回郢都与家人团聚。
《七谏·谬谏》：
“念三年之积思兮，愿壹见而陈辞。
”[13P256]可能是说同一件事。
但是，他没有任职“心烦虑乱，不知所从”，所以“往见太卜郑詹尹”咨询。
其“宁正言不讳以危身乎？
将从俗富贵以偷生乎？
……”说明屈原面对着人生道路的两种选择。
《卜居》或为虚构之文，但是它反映了诗人面对今后的人生道路，一度出现“不知所从”的心态。
也不排除屈原从汉北回郢都的途中，经鄢郢旧都祖庙所在之地，或许去拜访过留守的“太卜”，促成他写作了此文。
（四）、“放流”不宜作“疏”解。
《屈原列传》：
“屈平既嫉之，虽放流……”之“放流”，与《卜居》的“屈原既放”，《渔父》“屈原既放”，《哀郢》“遵江夏以流亡、方仲春而东迁、信非吾罪而弃逐”，《惜往日》“远迁臣而弗思”，其“放、流、迁、逐”含义类同，故“放流”不宜作“疏”解。
《史记》中这类例子也很多。
如《五帝本紀》：
“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变南蛮；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殛鲧于羽山，以变东夷：
四罪而天下咸服。
”《秦始皇本纪》：
“迁母咸阳，有不孝之行”。
《楚世家》：
“观从……令楚众曰：
‘国有王矣。
先归，复爵邑田室。
后者迁之。
’”《郑世家》：
“君王迁之江南，及以赐诸侯，亦惟命是听！
”[8.P357]）这里的“流”、“放”、“迁”、“殛”其义相同。
小结
“怀王初放屈原”，“顷襄复放屈原”不但在《史记》和“刘向《新序》有记载，而且在屈赋中可找到内证。
总体上看，屈原可能在怀王二十五～二十八年流放汉北。
[详见16《屈原流放汉北考》]
汤先生断定“怀王之时屈原只是‘疏’”。
致使他把屈原的“汉北之行”，放到“写《哀郢》之后的顷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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