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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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战时首都”奠定持久抗战基础
题记：
1938年6月打响的“武汉大会战”，在中国的抗战史上属于浓墨重彩的一笔——它是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战线拉得最长、战争规模最大、时间持续最久的一次战役。
尽管四个月后，武汉弃守，中国腹心之地落入敌手，但是抗战还在继续，汉口租界内中日双方斗智斗勇。
日军速战速决的计划没能实现，武汉抗战让整个抗日战争转入到战略相持阶段，为持久抗战作了充分的准备。
这准备是如何做到的，其意义又是什么？
本期长江商报“抗战特刊”，我们试图为读者呈现波澜壮阔的武汉抗战史，探访大潮风涌下的租界变迁，解密中苏联合的对日空战，追思武汉籍将军的英烈忠魂。
“七七事变”后，蓄谋已久、装备精良的日军把猛烈的战火烧向中国内陆，先后占领了北平、天津、上海、南京等大城市。
为了加快击溃中国军队的步伐，日军进一步把爪牙伸向了广大的华中地区，气势汹汹沿长江流域向西而来。
九省通衢的武汉成为日军垂涎已久，磨牙吮血，欲想一口咬下的肥肉。
此时，“保卫大武汉”成为抗日战争的核心所在。
日军的狂妄叫嚣 VS 国共的紧密合作
事实上，早在1937年7月17日，日本参谋本部制定《在华北使用兵力时对华战争指导纲领》，确定侵华战争的两步战略，第一步是解决华北问题；第二步则是攻打国民政府的中央军，摧毁南京国民党政权，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从根本上解决中日间的问题。
在取得初步军事优势后，狂妄的日军叫嚣道，“争取10天占上海，3周陷南京，1个月逼近武汉，3个月内亡中国。
”
日军认为，汉口是国共两党“合作的楔子”，捣毁汉口“才能切断国共统治地区的联系，并可能产生两党的分裂”，逼使国民政府投降或逃往重庆，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地方政权。
1938年6月武汉会战打响，中国方面出动120万人马，超过中国军队总数的60%；日方投入兵力41万，除在日本本土留驻一个近卫师团外，所有兵力都投入到中国战场，海陆空齐头并进，为攻占武汉倾注全力。
事实上，这一时期的武汉，已成为实际上的战时首都——1937年10月20日，南京沦陷前，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
但只是象征性地迁走了辛亥元老、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此期间，国民政府进行了改组，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的重要人员都到了武汉，武汉成了实际上的战时首都。
此时，中国共产党在武汉成立了长江局和八路军办事处，除在延安的毛泽东外，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明等主要领导人都聚集到了武汉。
国共两党外的“三党三派”领导人也来到武汉，各国驻南京大使馆也主动搬迁到武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这国有四大银行的总部也转移到武汉。
这一阶段，武汉可谓云集天下豪杰，民众的抗日救国情绪不断高涨。
武汉时期，蒋介石接受了周恩来“军队要做政治工作” 的建议，开始在军队设立政治部。
陈诚为部长，周恩来、黄琪翔做副部长。
周恩来积极邀请从日本回来的郭沫若担任文化宣传厅厅长，文化领域内的名人被广泛邀请过来，组成“名人内阁”，当时成立了十个抗日文化性质的协会，在武汉进行大规模的宣传。
“冼星海组织了音乐汇演，在武昌体育馆（今阅马场），数万人唱着‘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
一直唱到晚上，打着灯笼坐船渡江到汉口，与从汉口中山公园出发的人到江边码头会合。
”毕生研究武汉大抗战历史的专家袁继成对长江商报记者介绍说，周恩来、郭沫若还坚持举办“七七献金”活动，在武汉设七个献金团，每个团都由一个著名人物主持，参加的有冯玉祥的夫人李德全、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王明的夫人孟庆树等。
“华中里和联保里的妓女都积极响应，当时的报纸打出了‘商女亦知亡国恨’的标题。
这就是持久抗战的思想基础。
”袁继成解释道：
“在武汉形成了一种新局面，那就是以国共两党的团结为主，建立了包括全国各个党派、团体、民族、阶层、信仰、海外华侨的统一战线，是全面抗战的高潮。
毛泽东评价此时蒋介石的政策为，对外积极抗战，对内比较开明，有民主的气象。
”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并颁布了《抗战建国纲领》，同年8月，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
“这两大纲领基本相同，说明政府与百姓、军队、地区、党派，都统一在了抗日救亡的大目标下，中国近代史上出现了最进步、最民主、最发展的时期，这是武汉抗战为全面抗战奠定的政治基础。
”
战时经济大转移：
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北平、青岛被日军占领后，当地所有的工业成为日军以战养战的资本，国人见此情况后无不捶胸顿足。
国民政府退到武汉后，担心会重蹈覆辙，立刻把上海两千多家工厂搬迁到武汉。
但一时找不到建设厂房仓库的地方，又没有重新启动工厂的资金，“武汉、上海的工厂只能继续往大后方撤退，这被西方人称为中国的‘敦刻尔克大撤退’。
但与西方不同，英法的工业不比德国差，他们只要保证40万人撤走就可以了，物资装备可以不要。
我们不光人要撤退，工厂物资装备和学校也要整体迁走。
”袁继成说。
据统计，武汉抗战期间共迁出两百多家工厂，涉及到拆迁、搬运、工人转移等多方面，汽车运力有限，只能依靠长江。
当时，上海到武汉段能走1000-3000吨轮船，武汉至宜昌航段只能走500吨，宜昌到四川之间则仅为500吨以下，这个江段滩多水急，河道复杂，航道狭窄，是运输的难点所在。
“青滩泄滩不算滩，崆岭才是鬼门关。
这是我从四川回到武汉时学会的号子。
”袁继成说，当时顺流而下也只能每天走三五十里地。
但武汉沦陷后，宜昌还有十多万吨器械要运走，再加之军械、官兵和成千上万的难民，运输量巨大。
国民政府动员了所有的船只，有些船甚至为了装更多的物资都不储存煤，需要时再沿途临时去找。
但这场耗时费力的大转移作用巨大，袁继成说，它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我国工业的畸形布局——以前只有沿海大城市和内陆个别城市才有现代化工业、学校，武汉抗战使得这些工业物资、人才、学校、转移到了大后方，成为建设大西南、大西北的后续力量，奠定了持久抗战的经济基础和人才基础。
比如此前基本没有现代化工业的重庆，在大转移后，嘉陵江两岸突然冒出了很多大烟囱。
武汉抗战史研究专家袁继成：
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
武汉是中国近代革命的策源地，打响辛亥革命的第一枪后，便与近百年来中国历史的大浪潮同沉浮共命运。
在如今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首义校区，中国近代史专家，终身研究武汉抗战，今年79岁的袁继成教授便住在里面。
其对面为湖北省图书馆旧址， 70多年前这里曾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中国军队指挥中心所在地。
“我就是武汉抗战的亲历者，不过那是我还是小毛毛（幼童），逃到四川后我就在孤儿院里长大。
”1938年10月22日，被母亲抱着的袁继成赶上了拥挤的轮船，全家起程逃往四川躲避战火。
同一天，另外一艘民用船“新升隆”号被日军击沉，第二天中山舰被击沉，第三天武汉沦陷。
说起武汉抗战，袁继成感慨自己命中和抗战有缘，偶尔夹杂着武汉方言，谈笑当年的抗战趣事，当谈到武汉抗战的意义时，便严肃起来，“武汉会战、武汉抗战和武汉的抗战是三个不同的概念，时间和空间都不一样，对整个抗日战争来说其战略意义也不一样。
”
按照袁继成的研究，武汉会战要从1938年6月日军攻陷安庆算起，日军沿长江南北两路,并从大别山一线，三面进攻武汉，至10月武汉沦陷，为武汉会战。
因为武汉无险可守，必须要御敌于武汉之外，所以战役主要发生在湖北省外，安徽、江西、河南靠近湖北等地都是会战的战场。
1938年10月23日，千里之外的广州沦陷，南北两端失守，武汉才失去了战略中枢的意义，国民政府决定弃守武汉。
武汉的抗战，则要从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开始，一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
武汉沦陷以后，武汉还在继续为抗战出人出力，新四军开展了敌后游击战，老百姓全力配合反抗，国民党地下工作抗击日军，军民还在持久抗战中。
与武汉会战不同的是，其时间跨度长，主体空间则仅仅在武汉地区。
“武汉抗战，从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弃守，这一期间为武汉抗战。
武汉抗战是抗日战争的战略转折点，由战略防御阶段成功地转变为战略相持阶段，只有这一阶段做成功，才能蓄积能量，才能做到后面的主动反击。
这一时期，国共两党军事配合十分默契，武汉为整个抗日战争形势的大转移，做了积极有力的准备，功不可没。
”袁继成说道。
一块租界便是一场战争
展现“武汉大抗战”历史风云的角度有许多，但在采访中，长江商报记者发现，“租界”这一特定现象、特别角度，完全可以反映整个战争的局势变动。
1945年9月下旬，武汉还在酷暑当中，原本地多人少，只有1000多人的汉口日租界，突然涌进2万多日侨。
在炮火的轮番轰炸下，租界内的精美建筑大多已成残垣断壁，废墟中的硝烟似乎还未散尽。
从外地赶来的日侨只能在大街上搭起窝棚，或挤在权贵人家的后院屋檐下，忍耐武汉湿热蒸腾的酷暑和江风凛冽的寒冬，在窘迫中等待被遣返回国。
原本华人不得随意踏入的日租界内，开始出现从外地赶过来看热闹的中国人。
很多日本人迫于生计，旧货摊、小餐馆、小吃店、咖啡屋、理发店应运而生，妓女们又重操旧业，见大势已去的日本人在墙上写上“欢迎中国人”“欢迎大武汉人”，有些中国人也想尝尝日本人做的武汉热干面，和独具特色的红豆烤饼，多数日本人一下子对中国人彬彬有礼起来，有的见面便是九十度鞠躬，显得谦和恭逊。
大街上偶尔会看见，寻仇泄恨的中国人揪着日本人暴打，一些地痞流氓也混进来，把日本人扬眉吐气地戏弄一番。
但多数中国人还是文明有节制，一场持续八年的艰苦抗战才刚刚结束，久盼而来的胜利让国人肩上的重担突然卸下，心情都在喜悦的眩晕中轻松跳跃。
抗日战争时期，武汉日租界的变迁，可看成是整个战争局势变动的缩影，一块租界便是一场战争。
放眼到整个租界的存在历史，自清末“治外法权之地”出现，其存在和兴荣，随战争而来也随战争而去。
日本人悄然离去，租界外蓄谋侵华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汉口日租界内立即变得戒备森严，四周加固了电网，街道入口堆上了沙包，江中5艘军舰升火待发。
从宜昌、沙市、黄石港及武汉而来的2000多名日侨集中在日租界内，准备悄悄地快速离去。
据武汉市志记载，日清轮船公司，7月29日奉总公司48小时内结束业务的命令后，31日即办理完竣。
日商泰安纱厂及公大、松本、福田、广川各厂亦已停工，三井、三菱两洋行也宣告停业。
日本驻武汉代总领事松平忠久为此作了各种应急准备，袁继成拿出当时的报刊资料，向记者解释道：
“为了麻痹中方，日军在汉口摆出了剑拔弩张的态势，装甲汽车四处巡逻，军舰在租界和江汉关一线巡航，租界杀气腾腾。
松平还煞有介事地向英文《楚报》的记者表示：
如华军试图攻占日租界，日军当然守卫。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掩盖全面侵华的动机，却向外宣称只是担心卢沟桥事变后中日关系紧张，影响日侨安全和利益。
1937年8月7日深夜，日租界内突然一片黑暗，人们发现所有的路灯都被日本人自己敲碎，临街的门窗上贴上了日文封条。
而前一天晚上，日本驻汉代总领事松平忠久深夜造访汉口市长吴国桢，称奉日本国政府令，现有各地日侨全部回国，请中国方面予以保护，并代为管理日租界。
袁继成提供的资料显示，当时日方还在上海发表从汉口撤退日侨的声明：
“自华北事变发生以来，汉口地方之情势日加紧迫，我驻汉代总领事向日本国政府请训……下令撤退全体侨民，但驻汉领事对于保护租界及其他国有公共财产与侨民私产，与中国地方官协商保护。
因有此项必要，故令其暂留该地。
”袁继成分析说：
“很明显，这个声明就是在耍弄花招，要麻痹中国当局，掩盖他们准备在上海挑起大战的企图。
1937年8月8日，中国警察开始接收汉口日租界的监管权力。
木屐之声和招摇的太阳旗，在武汉不见了踪影，这是39年来的第一次，国人对此有些许兴奋之感，然而，日本全面侵华的部署正在此种冠冕堂皇的虚张声势中加紧推进，日军私底下正磨刀霍霍。
中国政府和汉口市政当局，并未对此深加追究，对日军下一步的行动竟毫无察觉。
8日当天，市警察局长陈希曾带领搜查人员，走进日租界清查，在新小路11号查获一大规模的吗啡制造工厂，又在同安里16号雪世馆抄获一个印伪钞的印刷所，内有印好的伪钞5000余元。
到8月11日，日本在苏州、杭州日租界的侨民和领事人员也都撤退到上海，乘轮船回国。
8月13日，日本在上海发动了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淞沪会战爆发。
保卫大武汉掀高潮，租界内街道换名
日军由北向南迅速占领大量城市，在南京制造了大屠杀惨案。
在日本本土，则非法侵占中国驻日侨民的财产，遣返 5184名华侨。
日本始终贯彻强盗行径，在外交上并未对中国正式宣战，企图对国民政府进行诱降。
而国共两党的合作很快使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日本立觉诱降已无可能。
日军在华北和华东建立伪国民政府，嘲笑蒋政权已经堕落成一个地方政权,“无须由连战连胜的日方来提议讲和，而应彻底打垮中国。
”
台儿庄大捷后，八路军、新四军驻汉办事处以及国民党政府其他一些机关团体，也在汉口日租界一些空置的机关、洋行里办公。
中国政府实际上已管理、控制了汉口日租界，但没正式宣布收回。
徐州会战后，日本又发动了攻占汉口的武汉会战，逼迫国民政府后撤沦落为地方政权。
“我统帅部洞悉日寇阴谋，鉴于武汉已成为武汉抗战之政治、经济及资源之中枢，但是易攻难守，需要集中兵力，应战于武汉之远方，守武汉而不战于武汉，消耗敌人之有生力量。
”袁继成说道。
“八一三”抗战一年后，周恩来、郭沫若领导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和全国掀起了 “保卫大武汉”的抗日救亡高潮。
汉口市政府决定正式收回汉口日租界，改为汉口市第四特别区（第一、二、三特别区为已收回的汉口原德、俄、英租界）。
作为老武汉人的袁继成侃侃谈道，“汉口市政府还将原日租界的街道名称全部改为富有抗战意义的名称，如将中街、大和街、平和街、东小路、西小路分别改为一二八街，八一三街、九一八街、五三街、七七街；将山崎街、大正街、成忠街改名为卢沟桥路、台儿庄路、虹桥路；将南小路、中小路、北小路、上小路、新小路改为郝梦麟路、刘家麒路、姚子青路、陈怀民路、闫海文路。
”
1938年10月25日，国民政府在完成武汉会战的预定计划后，整个抗日战略防御成功转为战略相持阶段。
武汉弃守，汉口租界再次落入敌手。
租界内丑剧上演，日军争夺民心失败
1938年10月27日，汉口沦陷，日军占领武汉后，将其划成难民区、安全区、军事区、日军商业区，汉口的难民区在硚口至利济路之间，武昌则在八铺街一带。
难民区进出都要有“良民证”，需对日本哨兵鞠躬敬礼。
法租界和原德、俄租界及模范区一带为安全区。
日本人除住在日租界外还划定了三民路、六渡桥以下的新区，而民生路、中山大道、江汉路的商业区则被占用，开设洋行、株式会社，经营各种货物日用百货。
中途岛一战，日军损失4艘航母和250架飞机，遭到沉重打击，成为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
逐现颓势的日本，于1943年1月7日，在南京约见汪精卫，敦促他立即宣布对英美作战，日本则以“退换租界，撤废治外法权”作报答。
1943年3月30日，日本将汉口日租界“交还”给汪精卫政府，对于日本的闹剧，英美立即作了回应。
1943年1月9日，汪精卫在南京接受交还租借时，英美两国代表才分别宣布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废除《辛丑条约》，交还租界，取消在华内河与治海航行权。
不久，中美共订8条平等新约，中英另订9条新约，另4条附件，开始生效。
蒋介石认为这是“我们中华民族在历史上起死回生最重要的一页。
”延安《解放日报》评论，“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恢复一切，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之废除还是一纸空文。
”
由于英、美“平等新约”的反制，国共两党和重庆国民政府没有任何妥协，反而坚定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和决心，日本在租界内自导自演的丑剧彻底失败。
租界新历史，街道重新命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正式向盟军宣布无条件投降。
9月25日，在武汉的日军第六方面军直属卫队、海军扬子江基地、空兵及其他辅助卫队53955人首先缴械投降，六方面军直属官兵5445人被围进汉口西商跑马场（今汉口解放公园内）的战俘管理所。
汉口和汉口日租界的侨民及其他湖北地区、河南汝阳地区、湖南长沙地区等日侨民，都集中在汉口日租界。
早在1938年8月13日，汉口市政府收回汉口日租界，拟将日租界的街道以抗日纪念日、纪念地和抗日烈士的名字重新命名。
按照汉口市不成文的传统，一般与长江平行的街道称大道或街，垂直的称路。
抗战胜利后，拟以抗日纪念日、纪念地、和烈士命名的，只保留一个卢沟桥和武汉有关的郝梦麟、刘家麒、陈怀民，多加一个在湖北枣阳、宜城战役中牺牲的国民革命军第33集团军团总司令张自忠的名字。
在武汉，租借的历史从此结束，而新的历史又将开始。
1938年2月18日深夜，中国军事委员会电影部正在紧张地赶制第二天的电影，他们奉命要把当日拍摄的“武汉空战”现场实况迅速剪辑冲洗，第二天，《武汉击落敌机11架》电影将在武汉和全国上映。
武汉市民自感些许傲气的是，他们比全国其他地方更能深切地体会空战现场的激烈与击落敌机时的喜悦。
空战当天，他们或是爬上屋顶，或是双手抱胸站立街头，或是倚在自家阳台上，仰头伸颈举目观战，天空战机交梭炮火轰隆，地面人群一时张口哑然顿足扼腕，一时骂声震天叫好不断。
中国空军委员会秘书长宋美龄，正在汉口江汉关对面的大楼办公，办公楼此前为日本日清轮船公司所有，这幢大楼内还创办出了《中国的空军》杂志，成为日后抗战中中国空军的灵魂。
武汉会战前，共发生过三次中日大空战，这三次大战都发生在1938年，然而结局却多少有些让人意外，中国方面连续三次取得胜利。
武汉抗战时期，中国当局又是如何采取措施，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得以反转局面，打出三场漂亮的空战呢？
长江商报记者紧跟抗战专家袁继成的研究，为您解读武汉空战。
蒋介石请求援助飞机，仅苏联同意
“最早对武汉的轰炸是在汉口的长堤街和宝庆码头一带，那里是贫民区，炸死了很多老百姓。
房屋被焚毁，尸体烧焦身首异处。
我家以前就住在汉正街，我妈妈亲眼见到过这场景。
老百姓个个感觉到战争来了。
”袁继成对记者讲述。
在中国空军重组以前，日本飞机不断对武汉狂轰乱炸，当时武汉的小孩子听到飞机的轰鸣声就害怕，“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日本飞机屙粑粑”，成为街头巷尾传唱的民谣。
蒋介石先后向英美求援，请求对华援助飞机，然而英美总是不断推诿，不愿介入到中日之间的战事中来。
此时，表示愿意援助中国的唯一国家只有苏联。
负责国际宣传工作、著名外交家董显光撰文回忆称，“可以说，直到苏德战争爆发前，苏联几乎是向中国提供军事、政治、经济最有力，甚至可以说是唯一的国家。
”蒋介石派出军事委员会参谋次长杨杰、国民党中央委员张冲率团赴苏联考察，实则为采购飞机、坦克、大炮等重型军用物资和聘请苏联军事人员的军事代表团。
蒋介石敦促杨杰：
“国内需要飞机甚急，应设法从早购定起运。
”
苏联很快答应中国的请求，并于1937年9月中旬开始向中国起运飞机，200余架飞机作3000公里长途飞行，路经中国迪化（乌鲁木齐）、哈密、安西至兰州机场，再从兰州转运到战区。
此外蒋介石还希望另外购进50架可空袭日本，能载500公斤以上炸弹的重型轰炸机。
袁继成说道：
“到访苏联非常成功，他们利用苏联给中国1亿法币的贷款，出色地完成了购买武器的任务。
”仅飞机一项就包括重型轰炸机6架，轻轰炸机62架，单翼驱逐机62架，教练机8架，又向苏联订购了双翼驱逐机60架，“YT”号驱逐机5架。
首批来华飞机，在兰州换上“青天白日旗”标志后，即于1937年11月21日飞往南京与日本飞机展开了第一战。
为重建中国空军和协调指挥苏联空军援华，以宋美龄为秘书长的中国空军委员部在汉口成立。
1938年1月5日，苏联空军进驻汉口王家墩机场。
首战击落敌机11架，叶剑英在《反攻》杂志上称赞有加
“武汉人对日军的频繁空袭早就深恶痛绝，恨得牙痒但是没办法，武汉有了可以反制日军的飞机后，中苏飞机就摩拳擦掌等着日机来。
”袁继成在讲述他小时候的听闻时说。
1938年2月18日，晴空万里，日机在3000米高空以40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轰鸣而来。
此次，日机分两队，有轰炸机12架，“九六式”战斗机26架。
为了避免对市区造成较大的损失，决定要将敌机挡在距武汉50公里之外。
中国空军第四大队和苏联援华的E-15和E-16共29架飞机起飞应战。
此前，E-15和E16曾在湖北樊城做过多次配合演练。
E-15为双翼战斗机，机动灵活，能在小范围内翻转；E-16速度快，升得高。
战士们士气高昂，誓要报仇雪恨，歼灭敌机。
空战持续半小时，空中火力密布，飞机在空中辗转腾挪，先后击落敌机11架，打伤敌机10架，日军死伤近百余人。
中方损失飞机5架，而大队长李桂丹、分队长吕基纯等7人壮烈牺牲，苏联援华志愿队也有死伤。
叶剑英在《反攻》杂志上称赞道，“作战英勇，动作协调，牺牲壮烈，胜利伟大与八路军在阳明堡夜袭敌人的机场，毁灭敌机22架的奇勋，遥相辉映，值得全国人民敬仰学习。
”
C
三战全胜，董必武送“百战百胜”旗
“二一八”空战后，有两个月的时间日机并不敢白天再来强袭武汉，而是偶尔派来几架轰炸机夜间偷袭骚扰。
连战连胜的日军，在武汉受挫后，不甘受辱，决心再来一场精心计划的“反击战”。
时机是一个问题，日军找到了一个情理俱佳的好时机，那就是4月29日——为日本天皇祝寿的“天长节”。
为谨慎起见，“天长节”前几天，派遣得猪少佐驾驶一架双座侦察机来武汉侦察，飞过孝感上空时被我空军击落，并在得猪身上搜得偷袭武汉的情报。
“我们把日军的行动知道得很清楚，事先就把南昌、宜昌、孝感等周边的飞机都调过来，一下子在武汉聚集了五六十架飞机，就做好笼子等着日机来。
”袁继成解释道。
4月29日，日机从南京出发，沿安徽、江西边境入湖北，如约而至。
下午2点30分，武汉上空响起防空警报，市民疏散后，武汉寂静一片。
市民在无声中望眼等待日机的到来。
中国空军第三、四、五大队和苏联空军援华志愿军两个大队共67架飞机腾空而起，组成恢恢天网。
看着一架架日机中弹后，冒着黑烟坠下，市民指天大呼过瘾。
“我当时就在母亲的怀里，看着日机被打下，我也拍手欢呼。
”袁继成回忆道。
抗战持续了30多分钟，共击落敌轰炸机10架，战斗机11架，在浓烟和火光中坠到黄冈、梁子湖、徐东、青山、段家店、谌家矶、阳逻江、洪山和武昌东郊、纸坊、豹子澥等地。
有50多名日军被击毙，两名日军飞行员被俘虏。
中方损失飞机12架，伤亡飞行员5名。
其中飞行员陈怀民配合大队长打下5架飞机后，单机又陷入敌机包围中，陈怀民舍生取义，用机身撞向敌机，其遗骸后来在青山被找到，那几天全武汉的人都在挂念他的生死。
“天长节”惨败后，日军依然不甘心，遂于5月31日，派轰炸机18架、驱逐机36架再袭武汉。
“日军这样安排，是为了让驱逐机掩护并与我方战斗，轰炸机伺机到市区轰炸。
”袁继成解释说。
中苏空军洞悉来意，迅速升空，四面包围向敌机压迫。
敌机发现我方早有准备，逡巡于市区之外不敢贸然进入。
突然，敌机掉头东窜，我机猛追狠打，击落敌机16架。
而我方则损失飞机两架，飞行员4人牺牲。
战斗结束后，中国共产党长江局董必武、邓颖超代表中共中央和西北各界妇女救国联合会慰问了中苏空军，并献上“百战百胜”的锦旗。
D
“纸弹”纷飞，中国空军远征首捷
“二一八”空战后三天，蒋介石特意要求购回的重型轰炸机配合原剩下的英制“格罗斯特”轰炸机，于凌晨7时起飞，突然出现在日占台北上空。
日军措手不及，停泊在机场上30多架巨型双引擎单翼飞机被全部炸毁，当日军在失魂落魄中缓过神来时，中方飞机已绕域一周，安然返回基地。
这是武汉抗战时期，中国空军远征的首次大捷。
经过此次渡海作战后，航空委员会于3月3日下令远征日本本土。
两个多月的周密筹备后，中苏联军于5月19日下午3时从武汉起飞，暂停到宁波加油，深夜11点48分再由宁波起飞。
在奔袭日本的途中，遇到5架战斗机，我方机群借浓云掩蔽，继续前行，顺利到达日本本土熊本和福冈。
此时深夜的日本，毫不知情，街市衢道灯火闪耀，市民安谧沉睡。
从中方飞机上投下事先准备的“重弹”，顿时纸张纷飞，如降大雪。
传单上所写内容，大都为谴责日本军队侵略中国，希望日本百姓反对日本军阀的暴行，把子弟招回日本，不要参加不义之战。
当记者询问袁继成为什么投下的不是像日军一样的轰炸炮弹，袁继成答道：
“其实我到现在也不理解，照理说装上重型炸弹也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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