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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西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辽西【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探讨】

[摘要]辽西区早期铜器起始于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进入了以冶铸青铜为主的成熟期。

所见铜器类型丰富，矿物来源以就地取材为主，冶铸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铜器的历史阶段。

该区早期铜器是在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早期青铜文化以及中原夏、早商青铜文化因素而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辽西区；铜器；青铜文化辽西区是中国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在距今8000年前就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古文化区。

考古学上所指的辽西区，张忠培先生认为是医巫闾山以西，北至西拉木伦河两侧，包括西拉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小凌河等区域[1]。

而本文所说的“早期铜器”则是指新石器时代晚期至早商时期。

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一系列关于早期铜器的考古新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及相关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发现及类型学观察到目前为止，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于辽宁朝阳牛河梁第II地点[2]、内蒙古赤峰药王庙[3]、内蒙古敖汉旗大甸子[4]、内蒙古喀喇沁旗大山前[5]、辽宁锦县水手营子[6]、辽宁北票康家屯[7]、内蒙古宁城小榆树林子[8]、内蒙古库伦旗南泡子崖[9]、辽宁阜新平顶山[10]、辽宁兴城仙灵寺[11]等遗址，在敖汉旗西台遗址[12]、赤峰四分地遗址[13]还出土过铸铜用的陶范。

牛河梁第II地点1号墓葬中随葬了1件铜耳环，经鉴定为红铜，郭大顺先生由此推断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

除此之外发现的早期铜器当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辽西区早期铜器根据用途不同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和礼器类。

（一）工具类有铜刀、铜匕、铜锥、铜钉和铜冒等器形。

康家屯遗址和仙灵寺遗址各出土铜刀1件，其中康家屯铜刀为连柄铸造，弧刃，翘尖，锯齿状背部，（图一，6）。

南泡子崖遗址征集铜匕1件，平面略呈柳叶形，弧背，柄端有孔（图一，7），该匕与台西M112：

11羊首匕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

小榆树林子遗址出土1件铜锥，为扁平长条形，一侧两端出刃，一端尖细（图一，1）。

大甸子墓地中出土铜钉、铜冒各2件，铜钉为四棱锥形，见有多半圆形钉冒；铜冒2件大小稍异，形状、纹饰相同，扁体、銎口呈椭圆形（图一，2），用以套在铜斧等工具的顶端。

（二）兵器类目前仅见有1件铜戈、1件铜墩和1件铜镞。

水手营子青铜戈的戈头与戈体合铸而成，直援直内，援长而内短，柄部饰有菱格纹和连珠纹（图一，5）。

大甸子出土1件铜墩，呈长方筒形，銎口为长方形，镦底饰有凸棱，该铜器应安装于铜戈等兵器的末端成套使用（图一，4）。

仙灵寺发现1件铜镞，资料尚未发表，形制不详。

（三）装饰品类装饰品见有耳环和指环。

青铜耳环大甸子墓地出土26件，平顶山遗址出土1件。

红铜耳环仅在牛河梁遗址中出土1件。

据形态的不同可分为圆形、U形和改制型三型。

圆形耳环共14件，表面经过锉磨，一端铸为宽扁，用以钳夹耳环。

U形耳环，一端扁宽呈喇叭状，仅见于平顶山遗址（图二，9）。

改制型耳环共12件，为圆形耳环折断一半改制成的，一端见有断茬，一端宽扁，将两端围合接成，仅见于大甸子墓地。

指环共26件，大甸子墓地出土25件，仙灵寺遗址出土1件。

据形态不同分为单环和双连环二型。

单环指环为圆形，共22件，根据环的宽、厚的差异又可分为近于半圆和矩形二式。

双连环指环共3件，为两圆形环连铸在一起，均出土于大甸子墓地。

（四）礼器类仅出土1件杖首，为青铜质，呈弯钩形，形似羊角，合范铸成（图一，3）。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分期辽西区早期铜器发现资料不多，以往分期问题研究较少。

笔者就已发现的考古资料，结合中原断代分类法进行统一的划分。

第一期为仰韶期，牛河梁遗址出土的红铜耳环和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表明这一地区的冶铜史可早到红山文化，即中原的仰韶期。

第二期为夏代中晚期，大甸子墓地中出土的陶爵、陶鬹与二里头二期偏晚或三期偏早的同类器物大体相同，可推断墓中伴出的杖首、指环、耳环等青铜器也应当属二里头二、三期之际。

平顶山遗址的假圈足器见于敖汉范杖子和大甸子墓葬，盆、罐等陶器与丰下遗址晚期陶器相近，其出土铜耳环年代应为夏代晚期。

水手营子遗址出土的连柄青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大体相当，但戈柲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能在二里头文化第四期的铜器上找到相近的纹饰，由此年代约为二里头四期，即夏代晚期[14]。

第三期为商代早期，四分地所出圈足陶盘与二里岗下层所出同类器相似，康家屯大部分器物在四分地也均能找到相似器形，根据典型器物对比，即应属于商代早期。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材料及技术水平目前已发表成果的辽西区早期冶铜遗址包括辽宁凌源牛河梁两处冶铜遗址、内蒙古翁牛特旗尖山子冶炼遗址以敖汉旗大甸子墓地，上述三处遗存均属于夏家店下层文化。

牛河梁转山子遗址发现集中堆积的炼铜炉残片，李延祥先生认为应是人工冶炼周边氧化矿石的遗物，并已出现人工吹管鼓风的雏形，这说明冶铜技术已发展到一定水平[15]。

尖山子冶炼遗址采集到了铜锌共生矿石，应是利用附近所产的铜锌共生氧化矿石冶炼红铜的遗址[16]。

大甸子墓地代表了该文化冶铜技术的最高水平，我们以其出土的青铜器为例，以期对辽西区早期铜器的制作技术与水平有个相对全面的认识。

大甸子墓地出土的铜器中经过检测的有41件，其中对30件进行了扫描电镜能谱成分测定，其余11件进行了金相鉴定，结果显示均为青铜器，但锻造和铸造铜器在含锡量上有所不同，并且其中的29件含有铅。

而其他重要发现如水手营子连柄铜戈、康家屯铜刀、南泡子崖铜匕也均为青铜器，由此推断辽西区早期铜器的材质以青铜为主，并已能按锻造和铸造工艺的要求调配青铜器的含锡量，而含锡量较高，说明其原料来源较为充足。

关于制作青铜器的原料如何而来？

李延祥先生认为应当来源于本地丰富的矿产资源。

赤峰北部存在着长江以北最大的锡多金属成矿带，大甸子附近发现开采铜铅矿的遗迹，而黄冈梁——浩布告矿带与铅共生的锡矿资源可能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就已经得到开发，大甸子墓地青铜器中的铅可能是伴随锡料而来的[17]，由此可见原料来源应以就地取材为主。

有了丰富的矿物资源作为保障，工匠们需要对矿物原料进行进一步加工才能得到所需要的铜器，而这一过程通常能反映出铜器制作的技术与水平。

西台遗址出土的陶范证明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先人们就利用陶范将矿料进行加工铸造成铜器，发掘者杨虎先生称合范出土于红山文化的房址堆积，陶范内的空隙呈鱼钩状，有明显的火烧痕迹，当用于铸造钩状铜器[18]。

而四分地出土的陶范，则说明夏家店下层文化使用合范已达到相当规模的水平。

上述陶范是至今所知时代较早的铸范，辽西区冶铜业出现时间较早，至少不会晚于红山文化中晚期，到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铜器的历史阶段。

大甸子墓地青铜器的制造方法为铸造和锻造兼有，经金相检测显示，铸造铜器的比例更大。

锻造和铸造技术的应用使得矿物资源转变成了实用的铜器，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技术的进步，先人们通过改造技术更为熟练的铸造复杂的铜器，并且更加追求实用和美观，如铜柄杖、鐓等复杂器物均采用多合范铸造；杖首表面可见范缝位置，应为一块范芯和两块外范组合，外范上当有纹饰。

四、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与互动辽西区早期铜器除了牛河梁第II地点出土的铜耳环可早到红山文化以外，其他铜器均集中发现于夏家店下层文化，由此我们不妨将整个夏家店下层文化发现的铜器纳入我们的考察范围，以便从更加广泛的地域、更加开阔的视角、更加深层次的文化背景来分析不同考古学文化所属早期铜器之间的传播与互动关系。

夏家店下层文化主要分布于燕山南北一带，李伯谦先生将其分为燕北的药王庙类型，燕南的大坨头和冀西北的壶流河三大类型[19]，笔者认同该观点，本文前面所探讨的辽西区夏家店下层文化即为药王庙类型。

目前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出土的铜器主要发现于蔚县三关、四十里坡、筛子绫罗、庄窠、前堡[20]、房山琉璃河[21]、昌平雪山[22]、大厂大坨头[23]、宣化李大人庄[24]、易县下岳各庄[25]、唐山小官庄及大城山[26]、蓟县围坊[27]、蓟县张家园[28]等遗址。

种类有刀、镞、耳环、指环、削、笄等，大部分铜器形制与辽西区所见相同或相近，但也有辽西区未见者，根据用途不同也可分为工具类、兵器类、装饰品类三大类，但不见杖首等礼仪类铜器。

下面结合同属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壶流河和大坨头类型发现的早期铜器，对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互动关系进行相关探讨。

中国早期铜器分布范围较为广泛，自西向东分布在甘肃的四坝文化、内蒙古中南部的朱开沟文化、辽西及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原的二里头文化和早商文化、海岱地区的岳石文化之中。

从不同地域已发现的铜器的对比分析来看，我们发现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交流关系。

（一）辽西区早期铜器受中原文化区铜器的影响水手营子连柄铜戈从援部的长宽比看和二里头文化第三期的铜戈相近，从商代铭文中也见有上端做弯钩形、下面为圆形镦的戈柄，且戈柲上的菱格纹和连珠纹均与罗山天湖所见的纹饰相似，这表明当受中原铜戈的影响。

大甸子M43所出的杖首也为弯钩形，和水手营子铜戈的柄端较为相似[29]，且该墓伴出的酒器具有明显的二里头文化风格，所出的彩绘陶器上的纹饰与商早期青铜器上所饰的纹饰也较为相近，说明大甸子铸造的青铜器与中原文化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张家园T2④：

1青铜镞为有铤镞（图一，9），具有明显的中原风格。

大坨头H2有銎镞为北方文化特有的器物（图一，8），但宽翼和后锋又具有中原铜镞的典型特征，应是北方铜镞吸收中原因素对自身器物的改造[30]。

（二）辽西区早期铜器受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的影响平顶山G104④：

2（图二，9），一端宽扁呈喇叭状，这种形制的耳环在西北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中普遍流行。

从叶尼塞河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到中国的天山北路文化、四坝文化、齐家文化、朱开沟文化及夏家店下层文化都有不同程度的发现[31]。

这种扁喇叭状耳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蓟县围坊T1③：

7（图二，10）、唐山小官庄J1：

1（图二，11）、蓟县张家园F4等遗址中均有发现（图二，12），与火烧沟发现的扁喇叭口耳环较为一致（图二，8），而安德罗诺沃文化的耳环喇叭口为圆形（图二，5），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寇泽尔布拉克I和II号墓地中圆形及扁形喇叭口耳环的出土无疑为两种形制的耳环找到了一个传播的中转站（图二，6、7），这就更具体地表明喇叭口耳环起源于西方的安德罗诺沃文化，是从哈萨克斯坦的东部经伊犁河谷，由新疆传播到四坝文化，进而并向东传入到中国的辽西等北方地区[32]。

（三）辽西区早期铜器对周边文化区的影响夏家店下层文化中出土的中原式的陶鬹、陶角上饰有的纹饰，与哑巴庄H76：

10环首刀柄上饰有的粟点纹相似（图二，15），这种纹饰与中原文化的装饰风格不同，林沄先生认为这应为北方文化因素影响二里头文化的结果，甚至可能与安德罗诺沃文化的东向传播相关[33]。

南泡子崖征集铜匕1件，器身略呈柳叶形，与台西M112：

11羊首匕[34]形制较为近似（图二，17），只是不见环钮，台西羊首匕具有浓厚的北方色彩，其匕上的半环钮和小环见于保德、石楼类型，而器形可能受南泡子崖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影响发展而来。

下岳各庄H5：

10有銎镞为北方特有的铜镞（图二，16），可能是受到地域邻近的大坨头H2铜镞的影响发展而来，这从双方陶器中都有较多对方文化因素的现象可以提供佐证。

台西M17：

2有銎戈与商代有内戈区别较大（图二，18），而与辽西的啄戈相似，应为北方流入商代的器物。

五、辽西区早期铜器与周边文化铜器的传播路径夏代之前，包括辽西区在内的北方地区以及中原地区仅零星发现铜器，而西北地区的新疆和甘青则发现了目前所知的年代最早、数量最多的合金青铜。

但进入夏代以后，北方及中原青铜器的种类和数量突然繁多起来，不仅见有工具和武器，还见有礼器及大型容器，冶铜技术迅速进入较为成熟的阶段。

通过上文所探讨的不同考古学文化铜器之间存在明显的互动关系来看，北方及中原青铜文明的突然兴盛应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35]。

欧亚草原上的安德罗诺沃文化、塞伊玛——图尔宾诺文化等通过东疆的克尔木齐遗存、哈密天山北路文化、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甘青地区的齐家文化影响到中国的北方、中原等地区，由此构成了史前文化交流的“丝绸之路”，西方青铜文明的东向传播对中国早期青铜技术以及青铜文明的产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西北地区一方面是东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另一方面也是中亚文明与黄河文明碰撞与融合的交错地带[36]。

本文所探讨的辽西区，夏、早商时期的铜器以小型工具、装饰品、兵器以及宗教仪仗用具为主，未见中原地区中常见的大型兵器和容器。

此时的中原文化中的小型装饰品并不发达，也不见杖首等宗教仪仗用具，而辽西区所见的喇叭口耳环、多环型指环、有銎镞、环首刀与四坝文化等西北以及欧亚大草原青铜文化特征更为接近，所以辽西区早期青铜器应属于广义上的北方系青铜器，而区别于中原地区的青铜器。

北方系青铜器表现出自身的一致性和不同于其他地区的特殊性，其中装饰品表现出的一致性最为明显[37]，如上文所述的喇叭口耳环在中国北方地区已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形成文化共性的原因应归于地理位置的毗邻以及生态环境的相似性，这就使得北方地区各青铜文化在自身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地互相影响与融合，从而形成了中国北方系早期铜器自身的特征。

辽西区受到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的早期青铜文化影响的同时，中原文化的影响和传播也为其形成自身文化特征和传统产生了重要作用。

从上文我们得出结论，二里头青铜文明的突然兴起与西方冶金术的东传密切相关，但西方文化也只是对其产生了间接的影响，二里头文化的铜爵、铜鼎等青铜容器和礼器均按照本地陶器的原型制造，铸造铜器仍使用龙山时代早已出现的陶范而不使用中西亚所流行的石范，这正说明二里头文化是延续本地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对西方先进技术加以吸收利用，从而形成了以中原地区为主导的先进的古代青铜文明。

夏商时期，辽西区早期铜器与中原青铜器之间不断的进行着交流与融合，反映在青铜器上主要是水手营子连柄铜戈、蓟县张家园T2④：

1青铜镞、大坨头H2有銎镞等均具有中原文化的特征。

反之，中原地区青铜器也融合了来自于辽西的文化因素，哑巴庄H76：

10环首刀柄上的粟点纹、下岳各庄H5：

10有銎镞、台西M17：

2有銎戈的发现提供了佐证。

辽西与中原之间文化交流互动的途径不外乎在太行山两翼的古通道上，可分为东西两路。

西路是经晋西南、太原一带，沿太行山西侧古通道进入辽西地区，山西侯马、太原地区均发现与大甸子陶爵相似的陶器以及具有二里头文化二、三期之际陶器作风的鼎、豆等陶器[38]。

东路是沿着太行山东麓，向北越过拒马河进入到京冀以北的大部分区域，进而挺近辽西腹地[39]。

夏及早商时期，大坨头类型和下岳各庄类型由于地理位置毗邻，器物方面存在紧密联系，但与后者距离更为遥远的辽西区与中原文化互动影响的因素实为更多，探其原因可能为辽西区是夏家店下层文化的核心区[40]，在与二里头文化交流的内涵上要比大坨头类型更为丰富。

六、结语辽西区早期铜器起始于红山文化，到二里头晚期或至迟在早商时期进入到了青铜时代。

制作铜器所需的矿物来源以就地取材为主，冶铸技术已经进步到了使用合范铸造的历史阶段。

辽西区早期青铜器作为北方系青铜器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受西北乃至欧亚大草原早期青铜文化影响，另一方面又受到中原夏及早商青铜文化的影响，是在本地文化发展的基础上，吸收北方和南方的文化因素发展的结果[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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