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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方的纳努克

《北方的纳努克》

   如何撰写纪录片评论?

我们先假设一个小论题:

   纪录片首先确定一个独特的感知或者观点,然后通过制作它对于这个世界某些方面的影像记录来展现历史世界。

因此我们需要找出罗伯特•弗拉哈迪在《北方的纳努克》中采用的观点,并加以思考。

同时希望能够对此论题展开调查研究。

长度:

500—750字。

   第一步是准备。

观摩《北方的纳努克》自然是必需的,然而反复观看也同样重要。

第一次观看影片时,我们会沉湎于这种观看的体验。

我们也许会问自己一些有关我们在看什么的问题。

但是在第二次观看时,这个询问和思考我们看到什么的过程变得更为关键。

比如我们会问,弗拉哈迪为什么以这种方式开始影片?

它对整部影片产生了何种后果?

他为何要以那种方式结束影片?

结尾怎样与开局联系起来?

在弗拉哈迪和纳努克之间(或者说,在摄影机和纳努克之间)存在着怎样一种关系?

影片是怎样剪辑的?

一个场景与另一个场景之间如何连接?

这部影片的叙事结构以什么为中心?

弗拉哈迪如何表现人物?

他如何刻画他们的特征,或传达他们的个性?

  纳努克在咬一张唱片。

这是一个玩笑式的表演过火的举动,还是弗拉哈迪为了证明他的拍摄对象还处于蛮荒阶段而采用的一种方式?

以下将有两篇范文从不同的角度阐释这部经典纪录片。

   这些问题的产生,也许是受到了我们为写作论文,或者是作为初步的准备工作,而事先考虑好的一些特定观点的影响:

因为它们可能会帮助我们形成一些关于“弗拉哈迪的独特的表现手段”的想法。

在这一点上,作笔记就有了重要的意义。

有些观影者喜欢在头一次观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就作笔记;另一些人则认为这样会分散注意力。

而反复观摩后记下的笔记,会给我们提供影片的原始资料,有助于以后评论文章的写作。

笔记可以记录下场景的时间顺序(哪一个场面先出现,其次是哪一个,等等);摄影镜头的种类(广角镜头、摄远镜头、追踪镜头、变焦镜头、画面构成等等);一些剪辑技术(连续性剪辑、主观镜头、异常的时空并置或者跳跃);言语(对白、解说词)或者文字(标题、字幕、小标题);修辞技巧(影片如何使自己看上去可靠、有力、令人信服,或正好相反);表现模式(影片如何借助于某种纪录片表现模式来进行自身的组织,其它模式又是怎样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它一些有独特性质的东西——比如,电影制作者在影片中公认的“在场”的程度、影片可能会所传达的政治观点,等等。

   作笔记是一项选择性的工作。

我们可以只留意一部影片的某些方面。

我们可以关注于摄影风格或诗意的剪辑方法,可以关心电影制作者本人的在场或那些个性复杂的社会演员的发展历程,然而我们不可能在同一时间选择一部影片的所有方面。

从笔记上可以看出我们对于影片的一些个人的偏好和兴趣所在。

当笔记内容与即将写作的论文相关时,它们就为我们在自己的评论中想要陈述的观点提供了资料的支持。

   

   我们假设有这样两个学生:

罗伯特和罗伯塔,他们已经看过一遍《北方的纳努克》,而且有了各自的最初的想法。

现在我们来谈谈一篇完整的论文是如何完成的。

罗伯特:

你觉得《北方的纳努克》怎么样?

罗伯塔:

我不喜欢。

罗伯特:

喔,我喜欢。

   作为一篇论文,这样的评论连最基本的蜻蜓点水也算不上。

但是,它的确为思考这个电影提供了一个颇有价值的起点。

每一位观影者在观看影片后都会有一种强烈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就会推动写作论文的过程。

要做到这一点,观影者最初的、情感上的反应就得转变成一种批评分析的形式,这样才能给予论文的观点以实质性的支持。

   从这一起点上产生出两条不同的写作途径:

一条通往电影观感(review),一条通向电影批评(criticism)。

对此有一种行之有效的区别方法:

电影观感就像是某种消费者指南,是写给那些没有看过这部影片的人。

而电影批评就像是一场批评性对话中的一部分,是写给那些已经看过影片的人看的。

尽管有些专业的电影评论家也会亮出些意见,引得看过电影的众人对此进行批评式的讨论,但是学生在课堂上写的文章很少被看作是电影观感:

因为那部电影授课教师已经看过了。

因此我们还是把注意力转到对影片的批评分析上,因为我们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

概括故事情节的做法并不明智。

   一旦一篇论文起笔便概括或者描述某个电影场景,这种情形便很容易一发而不可收拾。

文章的主次因此就被颠倒。

对于电影批评而言,更为重要的是确立一个观点,然后根据影片的内容为这个观点提供证据支持;而不是在概括故事情节时谈及电影,然后在概括的基础上附加批评性的评论。

最重要的是逐步展开论证。

为此,我们必须谨慎行事,避免表达缺乏根据的观点。

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关于“喜欢”和“不喜欢”的陈述不能算作电影批评的原因。

下面我们就此进一步地讨论。

罗伯特:

我喜欢弗拉哈迪的表现方式,展现了我从未见过的爱斯基摩文化。

罗伯塔:

我不喜欢弗拉哈迪故意把纳努克描绘成一个典型的原始人——一方面非常了解自然,另一方面却不知道唱片为何物。

   现在,问题至少有了进展。

每个学生都给了我们一些他们对这部影片好恶的感受,还有各自的理由和特点。

罗伯特已经指出了他所钦佩的弗拉哈迪的才能。

从这一点出发,他就可以开始思考,弗拉哈迪向他呈现了什么、以及是如何进行呈现的;看似值得赞赏的表现手法到底是怎样的。

而罗伯塔则开始将弗拉哈迪与一系列对事实进行歪曲和误导的做法联系起来,使得爱斯基摩的传统文化看上去就像是我们自己的早期的,或者说更为原初的文化形式。

她从这一点可以开始思考,究竟弗拉哈迪做了什么才给她这种感觉,弗拉哈迪的影片风格又如何加深了她的这种印象。

   现在,罗伯特和罗伯塔可以为他们的论文作一些初步的笔记,或者列一个大纲。

然后再看一遍《北方的纳努克》,寻找能够支持他们论点的场景和时段。

让我们看看他们接下来的进展如何。

罗伯特:

来源:

(-《北方的纳努克》_馀庆之家_新浪博客

   我喜欢弗拉哈迪所采取的这种通过展现一个家庭的方式使我们了解爱斯基摩文化。

这便于我们进行理解,因为我们虽然对于家庭角色已经很熟悉,但却不了解面临特殊问题和任务的这一个家庭。

弗拉哈迪主要是展现纳努克,不过他同样表现了他的孩子们如何开始学习爱斯基摩人的生活方式,以及妻子妮拉(Nyla)为这个家庭的兴旺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弗拉哈迪有办法令场面显得悠然舒缓,他们并不急于做出一个决定。

要知道这的确是一个严酷的环境,人们必须有坚定的意志和娴熟的技能才能生存下去。

罗伯塔:

我不喜欢弗拉哈迪通过让观众喜欢纳努克从而喜欢爱斯基摩人的老套做法。

那里的人们机敏而有趣,因此我们应当赞美他们民族的文化,只是这种说服观众的做法早已过时,我在那些介绍具有异域风情的景点的旅游小册子上见得多了。

当弗拉哈迪让纳努克面对摄影机做出反应——尤其是在进行物品交换——的时候,纳努克就像是个拙劣的演员。

相反他在猎捕海豹时显得得心应手多了,但那也正是我们期待他能够泰然自若进行出色发挥的地方。

难道这就是弗拉哈迪让纳努克保持自我生活习惯的方式么?

纳努克看上去像是白人想象出来的爱斯基摩人。

   这样写就更好了。

这些提纲可以得到四分(满分为十分)。

它们很简短,还有点零乱。

提纲当中还穿插了一些作者的评价,而罗伯塔在其中有一个犯了时代错误的判断:

她认为弗拉哈迪的欠缺之处在于《北方的纳努克》让她想起了她曾经阅读过的旅行小册子。

但问题是在影片拍摄完成的大约八十年之后,这类旅游小册子才极可能刚刚问世。

如果这类小册子早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就已经出现了,那么罗伯塔的观点将更为有力,她可以就此证明这些小册子确实对于弗拉哈迪的电影拍摄手法产生了影响。

这两篇论文目前在论证方面还不是很充分,不过两人还需论据支持的论点却更加清晰了。

   罗伯特和罗伯塔现在可以进一步考虑自己的提纲,再检查一下笔记,对自己想加以阐明或证实的问题好好研究一番,重新观看整部影片或者其中的某些部分,然后准备一份完整的草稿。

他们将修改先前写下的文字,想办法使它们符合论文的格式。

原来文章中的那些日常谈话用的口语语气,必须转换为更具说明性的。

例如这两个学生以“我喜欢”和“我不喜欢”作为开场白的句子。

当他们把文章的重点从作者的好恶转移到影片本身或电影制作者想表达什么意图的问题上以后,喜欢或不喜欢的这类直白的陈述就应该完全舍弃掉了。

(就像我们在第四章中讨论过的那样,罗伯特或罗伯塔可以采用一种比较鲜见却又在意料之中的方式来撰写他们的文章,即说明在他们过去的经验中有哪些方面改变或影响到了他们看待弗拉哈迪这部作品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罗伯特的句子改成这样:

“弗拉哈迪选择了通过展现一个家庭的方式使人们了解爱斯基摩文化。

”。

这就构成了关于这部影片本身的一种更有说服力的表达,它甚至可以作为对这篇论文主题的一次陈述。

它使文章从一开始就切入到一个批评的角度。

现在文章所欠缺的是对主题的深入阐明、论证过程以及更为紧密的整体组织系统。

罗伯特:

  弗拉哈迪选择了通过展现一个家庭的方式使人们了解爱斯基摩文化。

这一策略的使用可能就是这部电影享有极高声誉的原因之一。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弗拉哈迪从纳努克及其家人的日常行为中把握住了自己的观点,这点给观众造成深刻的印象。

除了他对纳努克一家从皮船里蜂拥而出的介绍,还有纳努克在贸易点进行物品交换时的表演有些拙劣之外,弗拉哈迪对纳努克一家在严酷的北极地区艰难的生存状况进行观察时,态度还是相当敬重。

   纳努克一家具有很强的代表性。

纳努克妻子的工作同样不可或缺,她有自己的生存技巧,比如照料孩子、准备食物等等。

随着影片的推进,纳努克作为一个猎手逐渐赢得我们的尊重。

如果说在前面的场景中他看上去有一点像小丑的话,这或许是弗拉哈迪的一个手段,想让我们体会一下在这个“野蛮人”面前的优越感,但他并没有让我们在这种感觉中沉溺太久。

   举例来说,纳努克咬唱片的举动可能显得很愚蠢,他以为这样可以帮助他知道唱片发声的原因,但是如果撕咬和品尝是在野外生存最基本的一项技能的话,究竟谁更愚蠢呢,是咬唱片的纳努克还是讥笑他的我们?

弗拉哈迪接着证明纳努克如何赢得了我们的满腹崇敬,因为他具有利过高超的狩猎技能并因此养活了全家人。

纳努克咬唱片的那一个场景,与他们在物品交换时的规则,以及物品交换代表的文明世界的礼仪习惯很不协调,然而这却是他自己的世界的主要组成部分。

在之后的场景中,纳努克和他的家人把皮靴放在嘴里咀嚼以使它们变软,这一幕就像是纳努克最佳智慧的明证。

弗拉哈迪用这个场景让我们意识到,匆忙地下结论才是愚蠢的。

   影片不仅告诫我们不要急于去做判断,而且竭力要求我们在理解自己所看到的东西时要运用忍耐力。

有好几次,弗拉哈迪在展现一个场景时并没有充分地解释正在发生的事情。

这就给了我们一种悬念。

这种悬念并不是枪战场面给观众带来的那种高度紧张感,但同样关乎于生死,因为这关系到纳努克能否生存下去,以及那些我们无法立即理解的行为怎么样能帮助他脱离险境。

   举例来说,当纳努克建造伊古鲁(igloo,即圆冰屋)的时候,银幕上的一行字幕告诉我们,他还有一件事要做。

是什么呢?

我们自问。

弗拉哈迪并没有告诉我们,只是拍摄了纳努克发现了一块清透明亮的冰,并随意地进行切割。

当纳努克“呯”地一声把这块冰使劲摁到冰屋的一侧“墙”上时,我们也许就明白他这是要做什么了;或者,我们再等几分钟,等纳努克把这块冰拭净、擦亮以后,才意识到他为自己的屋子做了一扇窗!

   这种摄影风格是弗拉哈迪对纪录片做出的杰出贡献之一。

他的摄影机随着人物的活动而活动,这样人物就可以非常自如地表现出来。

我们通过观察他们发现事件的意义,而不是接受解说词、字幕或者剪辑强加给我们的意义。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个问题,纳努克在冰面上发现了一个洞,往里吊了一根线,然后就等啊等啊。

我们根本不能确定他在做什么,但是最后当他发现线在微微颤动把矛猛地掷进那个洞里时,我们发觉纳努克实际上是个经验非常丰富的猎手,尽管我们又等了一会儿才知道线的末端有一只海豹。

   爱德蒙•卡朋特(EdmundCarpenter)教授曾经写到:

弗拉哈迪的方法非常适用表现爱斯基摩文化。

他说,一个爱斯基摩“雕刻家”并不会刻意地用长牙来雕刻一头海豹。

他会先仔细检查这个长牙,琢磨一番,之后随兴地进行雕刻,努力把牙齿中原本就蕴含的海豹的形态发掘出来。

“最后他的作品诞生了;长牙中隐藏着的海豹出现了。

它原本就存在:

它并不是他创造的;他只是把它公诸于众;帮助它向前迈了一步。

”1

弗拉哈迪同样让我们在悬念的包围中不断地琢磨和观看,努力地寻找这种我们并不了解的文化的意义之所在。

当我们通过诸如“做窗户”或“捕猎海豹”等场景弄明白纳努克的所作所为以后,我们突然间明白了他的生活状态是怎样的。

它一直就在那里;弗拉哈迪只是帮助它走到世人面前。

(共762字)

   1、爱德蒙•卡朋特(EdmundCarpenter),“关于爱斯基摩艺术电影的笔记”(NotesonEskimoArtFilm),见亚瑟•考尔德•马歇尔(ArthurCalderMarshall)的著作《天真的眼睛-保罗•罗萨和巴兹尔•怀特的研究信息再探》(TheInnocentEye.BasedonresearchmaterialbyPaulRothaandBasilWright.)第70页。

(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企鹅书店,1970年出版)。

   罗伯特的文章已经相当不错。

他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论点:

影片通过纳努克一家这些我们熟悉的家庭成员形象,弗拉哈迪把观众带入爱斯基摩的文化,不过他接下来鼓励我们通过观察和推理(这种方式与爱斯基摩人制作自己民族的艺术品的方式很相似),为我们去了解这种文化。

罗伯特也列举了一些特定的场景为自己的论点提供很好的证明。

文章思路清晰,结构严谨。

然而文章的观点有了,但是它看上去更像是批评争论的诱因,而不是文章本身的结论。

因一定的电影特性而产生的能挑起争议的、明确的主题,我们允许对电影有这样一个解释,这个解释认可了影片的真实形式以及罗伯特从中获得的体验。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罗伯塔的论文怎么样。

罗伯塔:

  罗伯特•弗拉哈迪可以被认为是采用“参与-观察”风格拍摄纪录片的第一人,也是人种学电影制作方面的先驱,不过,如果情形真是这样的话,它所揭示的有关人种学问题或许比弗拉哈迪的功绩还要多。

例如,在较早出现的一个场景中,纳努克到贸易点用毛皮交换日用品。

这是影片中唯一涉及西方商品的镜头。

纳努克为什么不用毛皮换一些对他最有帮助的东西,比如打猎用的步枪?

影片为什么不告诉观众,这个贸易点与影片的赞助者雷弗林•福斯RevillonFrères有一定关系?

片中的商人就像一位充满爱心的族长,给孩子们一些可口的点心,让纳努克得到娱乐和消遣,这样,弗拉哈迪为雷弗林做了一次很含蓄的广告,他成了对本地居民非常友好的形象。

就像他的孩子容易受到饼干和猪油的诱惑一样,纳努克很容易受到各种小玩意的吸引。

在留声机那个场景中,纳努克活像一个小丑。

科学技术不过是件新奇的玩意,没有引起他任何的恐慌和抵触。

纳努克和家人一起愉快地离开。

每个人都得到好处,或者说,看上去是那么回事。

   至少从画面内容来看,弗拉哈迪主要的工作是观察而不是参与。

但在这些镜头背后,弗拉哈迪的参与程度比他承认的要高。

例如,如果纳努克一家人确实在贸易点得到了宴会般的款待,为什么他们很快就面临饥饿的危险呢?

弗拉哈迪当时就准备拍下纳努克饿死的情景吗?

这更像是故事片中所谓的“圈套”(hook);即通过找出某种充满戏剧性的阴谋使观众沉浸于剧情之中的一种手段。

纳努克会找到食物吗?

别着急,我们就会看到结果。

这是弗拉哈迪在镜头背后所做的积极努力,为戏剧性场面的到来做好了准备。

等到待会展现这个戏剧性场面时,他就会做得好像他不过是碰巧在场把事情记录下来一样,这就是他的诡计。

   例如,在纳努克和其它人(这些人从哪里来?

CentralCasting演员公司吗?

)一起用矛捕杀海象的那个场景中,弗拉哈迪就在旁边进行拍摄。

根据弗拉哈迪自己的说法,这些人请求弗拉哈迪开枪打死海象,但弗拉哈迪假装没有听见。

于是他们被迫冒着生命危险去做了这件事,本来没必要非要如此的,然而这也让弗拉哈迪得以“观察”一场“真实可信的”狩猎,就好像他是个隐形人。

2

   弗拉哈迪所有的努力都是一场欺诈。

他想让我们看一幅一个原始民族文化的原初时期的图像。

当他自己和那个贸易点的存在证明了这种文化和我们自己的文化之间是有联系时,他却希望把这种文化表现得与他者没有干系。

弗拉哈迪不想探究这些联系带来的结果,至少在这部电影中他不想这么做。

他乐于从雷弗林那里得到资金来制作这部电影,他也乐于将纳努克当作朋友,这种状况至少要坚持到影片完成。

   根据我们的课堂讨论,他的这种做法显然可以作为一种“抢救人种学”(salvageethnography)的典型,即人种学学者对一种尚未与西方世界相接触的其它文化加以描述,以图对这些很快就要消失的文化进行抢救性的记录。

这样做的确很有价值,至少在一种文化消失之前我们已经保留了它的资料。

但是当人种学学者或电影制作者接触那种他们试图将之描述成与西方毫无关系的文化时,这就否定了他们的客观真实性。

电影制作者的位置在哪里?

消失的正是电影制作者,还有他为了获得自己的素材所产生的所有交涉和协商。

法蒂玛•托宾•罗内(FatimahTobingRony)向我们描述了制作于1988年的影片《再访那努克》(NanookRevisited),该片对于当初弗拉哈迪究竟在影片中隐瞒了多少真相给予澄清。

一个因纽特男子告诉观众那些用北极熊毛皮缝制衣服、建造伊古鲁冰屋(有一半没有封顶)以及猎捕海豹的过程是如何遭到“歪曲”的。

他还解释说,“扮演”纳努克的阿拉卡里亚拉克(Allakariallak)在拍摄过程中经常忍不住大笑,因为弗拉哈迪让他做的事情实在太可笑了。

很显然,弗拉哈迪招募了阿拉卡里亚拉克及其它一些因纽特人来帮助自己制作这部影片,然而正像影片男主人公顽童似的笑容所暗示的那样,对于他们来说,这部影片也许更像是一部喜剧故事片,而不是一部人种学纪录片。

(共755字)

    2、埃里克•巴努(ErikBarnouw)的论述引用了弗拉哈迪私人日记的内容,日记中写到这些人害怕自己被海象拖进海里。

巴努觉得很难对弗拉哈迪做出评判。

对巴努而言,弗拉哈迪当时的拒绝也许情有可原,因为为了能在现场取景,尽管有风险和干预,但确实让弗拉哈迪拍摄到了爱斯基摩人生活的“传统方式”。

巴努《纪录片》(Documentary)第37页。

(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

   罗伯塔同样写出了一篇有力度的、条理清晰、论据充分的论文。

罗伯塔的研究给她带来了很有价值的无法仅从影片中获取的内容(准确地说,她揭示的正是弗拉哈迪在影片中所掩盖的)。

文章中充满了强烈的非难语气,也许这就使得罗伯塔不能公平地对待弗拉哈迪成就的复杂性,以及《北方的纳努克》被公认为一部伟大影片的理由,尽管她已经找出了影片的败笔。

(比如说,文章中提到“centralcasting”演员公司就显得有些莫名其妙,而且用“欺诈”一词来形容弗拉哈迪将隐藏和再扮演混合起来的拍摄方式,措辞也过于激烈。

   我们可以用一篇更长的论文来探究一下为什么对于费拉哈迪的声誉和成就的质疑这么晚才出现,而不是像这样愤愤不平地指责弗拉哈迪的做法没有受到谴责。

很明显,我们面临的另一个挑战是我们是否可以在罗伯特和罗伯塔两种观点的基础上对弗拉哈迪的影片进行更好的理解。

事实上,罗伯特的观点类似盛行于20世纪八十年代早期以前的对于弗拉哈迪的看法,而罗伯塔的意见则符合最近一段时期人们对于“弗拉哈迪神话”的重新审视。

我们这样说并不是想要抹煞这两篇文章的意义,而只是为了帮助他们在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语境下确立自身的位置。

   尽管如此,两篇论文都完成了任务:

它们由原来的观感转而成为分析评价。

它们各自确定了一个弗拉哈迪内在的不同的角度,并成功地考察了一些由此发现的含义和结果。

它们还展现出如何根据一部电影的特定事实和事件而做出不止一种解释的可能性。

影像所具有的表面真实性或指示性、外景摄影(locationshooting)和长镜头,不会衍生出单一的观点或结论,这种情况比放在陪审团面前的庭审证据能够自动地显示出有罪或无罪两种情形还要复杂。

因此必须引进某种说明性或解释性的框架结构。

由电影制作者提出的此类框架显然将成为其中之一,当然它也不会是唯一的一个。

   在从观感转为分析的过程中,这些文章着重强调的是电影的情节和电影制作者,而不是批评家的经历。

在其它语境下,我们希望文章能回到批评家本人的经历、回到批评家采取的针对个人观影体验的独特视角上。

比方说,身为男性的罗伯特似乎能够认同作为探险家的弗拉哈迪,他的努力有益于增进他所提供的对另外一种文化的了解,而身为女性的罗伯塔对于这个男性探险家所选择的用于讲述或呈现不同于自我的他人经验的方式则表示反感;不同人的视角会产生不完全一致的结果。

   如果我们对于作者本身同样有兴趣,那么我们也希望能够了解他们的经历,了解他们独特的观点是怎样通过他们个人的经历和历史语境而形成的。

显然,弗拉哈迪的影片可以用不同的途径进行读解。

电影史给人的挑战,其中一部分就是要理解评论的千差万别,因为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点,带有不同观点的不同观众都产生自己不同的批评技巧。

然而就电影批评而言,在考虑如何把电影分析的基本方法应用于纪录片电影和电视研究的问题上时,这两篇文章给我们很好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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