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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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

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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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汉语言文学

刘勰“比兴”修辞论之探析——以《文心雕龙·比兴》篇为中心

摘　要：

“比兴”是中国传统文学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修辞格。

在中国文学史上，刘勰的《文心雕龙》对“比兴”修辞有着详尽的论述。

《比兴》篇不仅创造性地总结了前人对“比兴”辞格的界定，而且还规定了“比兴”修辞在文章写作中的一些方法和命题，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关键词：

比兴修辞格《文心雕龙·比兴》

“比兴”即比喻和兴起，它是中国传统诗文创作中极为重要的一种修辞方式。

在中国文学史上，齐梁时期刘勰所著的《文心雕龙》不仅是一部“体大虑周”的文学批评著作，也是一部重要的文章写作学著作。

该书辟《比兴》一篇专门论述“比兴”辞格在文章写作中的运用实践，不仅创造性地总结了传统文学对“比兴”修辞概念的界定，而且确立了“比兴”辞格在具体文章写作中的方法和原则，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刘勰对“比兴”辞格的创造性阐发

“比兴”的文学修辞观念早在春秋时期已被提出，之后不断成形与发展。

据《周礼·春官》记载：

“太师教六诗：

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

以六德为之本，以六律为之音。

”[1]（P796）此后，汉代《诗大序》根据《周礼》中的说法提出了“诗有六义”之说：

“故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

”[1]（P271）汉代经学家郑众从内部结构出发解释“比兴”二义：

“比者，比方于物也。

兴者，托事于物也。

”[1]（P796）以郑众之意，“比”是用物来打比方，“兴”是用物来寄托事理。

而汉代另一位经学大师郑玄则从政治角度解说“比兴”：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而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1]（P796）在此，郑玄将“比兴”释为讽刺和褒美的两种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段，进而把“比兴”修辞牵强地与政教治令联系起来，故后人评曰：

“案后郑以善恶分比、兴，不如先郑注谊之确。

且墙茨之言，《毛传》亦目为兴，焉以恶类恶，即为比乎？

”[2]（P212）汉代以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对“比兴”修辞有着集中地揭示：

“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后世之为诗者多矣，其称功德者谓之颂，其余则总谓之诗。

”[3]（P190）挚虞对“比兴”修辞的解释撇开了政教美刺的经学阐释，更侧重于外物对文章写作的兴发作用。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篇在总结前人“比兴”修辞论的基础上，从如下几个角度对“比兴”辞格作了理论界定：

（一）从训诂学的角度，对“比兴”的内涵作了解释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比则畜愤以斥言，兴则环譬以托讽。

[4]（P601）

这里，刘勰将“比兴”分开论述，“比”是比附，“兴”是起情，“比”是带着激愤的情感来指斥，而“兴”则意为思想情感的委婉寄托。

由此观之，刘勰对“比兴”的界定抛开了汉儒美刺的政治观点，而站在文学创作的立场上强调“比兴”是作者思想情感的一种表达方式。

故“龙学”大家黄侃评之为：

“彦和辨比兴之分，最为明晰。

一曰起情与附理，二曰斥言与环譬，介画憭然，妙得先郑之意矣。

”[2]（P212）

（二）从文章写作的角度进一步概括“比兴”修辞的艺术内涵

且何谓为比？

盖写物以附意，飏言以切事者也。

[4]（P601）

观夫兴之托谕，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

[4]（P601）

刘勰对“比”的修辞内涵概括为“附意”与“切事”，讲求譬喻的准确、精当。

这也正如陈望道在《修辞学发凡》中所言，运用譬喻修辞有两点需注意：

“第一，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有一点极其相似；第二，譬喻和被譬喻的两个事物必须在其整体上极不相同。

”[5]（P75）同样，刘勰将“兴”解释为“环譬”，在继承郑玄论述“兴”之传统的同时，也将司马迁评论屈原“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6]（P2482）的思想融入其中，认为触物兴情才是“兴”体得以确立的表现手段。

（三）结合具体的文章写作实践，对譬喻修辞方式予以归纳分类

金锡以喻明德，珪璋以譬秀民，螟蛉以类教诲，蜩螗以写号呼，浣衣以拟心忧，席卷以方志固：

凡斯切象，皆比义也。

至如“麻衣如雪”“两骖如舞”，若斯之类，皆比类者也。

[4]（P601～602）

由此可见，“比”是比附，需通过对外在物象的描绘以比附作者的思想情感，所以“比兴”修辞手法的运用需要借助于外物而落实，物象是构成比、兴的重要条件。

因而，“明德”“秀民”“教诲”等事理和思想情感的表达需要“金锡”“珪璋”“螟蛉”等具体的物象来比附实现。

在此篇中，刘勰将“比”分为“必类”和“比义”两种方式，“比类”着重于取诸喻体的形象，“比义”更强调取诸喻体的意义。

而就“比”的具体表现方式而言，刘勰认为有四种类型：

“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

”[4]（P602）可以说，刘勰的上述观点对于比喻修辞在诗文的具体创作中给予了理论上的总结与指导。

二、“比兴”修辞的写作技巧：

“拟容取心”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的末尾，以“赞”的形式对全篇作了总结，并且提出了“拟容取心”的写作原则：

诗人比兴，触物圆览；物虽胡越，合则肝胆；拟容取心，断辞必敢。

攒杂咏歌，如川之涣。

[4]（P603）

“容”指的是外在物象，“心”指的是作者所表达的思想情感，“拟容取心”即强调“比兴”修辞手法的运用需要通过物象的描绘来表达作者的思想情感，所以“‘拟容取心’所讲的正是比、兴中心与物统一的问题”。

[7]（P120）文章写作中，“比兴”修辞手法的前提是触物圆览，也就是心物交融。

在刘勰看来，比兴的发生需要有外物的感染与触动，作者需要对比兴之“物”进行周到细致的观察体会，把握其与抒写之“情”关联的属性与特征，只有以“拟容取心”为修辞写作的基本技巧，才能达到良好的修辞效果。

其实，文章写作中的物我关系是刘勰《文心雕龙》所探讨的一个重点问题，如《神思》篇所论：

“物以貌求，心以理应。

刻镂声律，萌芽比兴”[4]（P495），以及《物色》篇所言：

“春日迟迟，秋风飒飒。

情往似赠，兴来如答。

”[4]（P695）

在中国传统的文章学理论中，“比兴”不仅仅是指文学创作的一种修辞手段，而且也往往代表着不同的艺术形象，它是意象的组成部分。

诗僧皎然《诗式》有云：

“取象曰比，取义曰兴，义即象下之意。

”[8]（P73）后来，王元化在论述《文心雕龙·比兴》篇时有言：

“‘比’属于描绘现实表象的范畴，亦即拟容切象之义。

‘兴’属于揭示现实意蕴的范畴，亦即取心示理之义。

”[9]（P147）因此，只有通过“拟容”的手段摄取物象的精神实质，将“比兴”修辞手法与外物内在的精神境界相结合，即“容”与“心”的相互统一，才能构成完整的艺术形象。

这是刘勰对“比兴”辞格在具体创作实践中提出的基本写作技巧。

三、“比兴”修辞的审美标准:

“切至为贵”与“比显兴隐”

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也提出了“比兴”辞格在具体运用中的两个基本衡量标准，一是“比显兴隐”，二是“切至为贵”，它们共同规定着“比兴”修辞在文章创作中的写作要领。

在结合前人创作经验的基础上，刘勰在《比兴》篇末总结了“比兴”修辞艺术的一项基本准则，即“切至为贵”：

至于扬班之伦，曹刘以下，图状山川，影写云物，莫不纤综比义，以敷其华，惊听回视，资此效绩。

又安仁萤赋云流金在沙，季鹰杂诗云青条若总翠，皆其义者也。

故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所取焉。

[4]（P602）

前代诸如扬雄、班固、曹植及潘岳等文学大家之所以能创作出文采优美的作品，很大程度上在于他们对“比兴”修辞手法的巧妙运用。

借此，刘勰强调喻体形象虽颇多总杂，但必须遵循“切至为贵”的写作准则。

黄侃《文心雕龙札记》对此解释为：

“切至之说，第一不宜沿袭，第二不许蒙笼。

”[2]（P214）由此可知，“切至”在此意指语言运用的形象性与准确性。

譬喻修辞手法的运用不能因袭前人，也不能含混模糊，只有使用准确精当的语言才能在文章写作中将文辞、情理和物象三者相统一。

《文心雕龙·比兴》篇从作者和读者两个角度提出了“比显兴隐”的修辞写作准则。

从创作角度而言，“比兴”修辞是作者情感表达的需要。

“比者”为比附，因此“比”即是明喻修辞，通过明喻的方式来直接表达作者心中已经生发的义理。

“兴者”为起情，因此“兴”即是隐喻修辞，作者含蓄委婉地表达心中潜伏的情感和义理。

感兴的由来具有随意性和偶然性的特征，所以“兴”义所抒发的情感是含蓄隐微的。

“有意者比附分明，固显；无心者无端流露，故隐。

”[10]（P142）刘永济在《文心雕龙校释》中的这段论述用“有意”与“无意”区分比、兴，“比”的显附明晰与“兴”的隐微含蓄正是刘勰“比显兴隐”说的审美内涵所在。

基于文章写作中“比兴”辞格的广泛运用，从接受角度来看，对于采用了“比兴”辞格抒情的作品而言，运用明喻的“比”因其内涵显白而读者容易领悟作品的意图，而运用隐喻的“兴”往往因其表达出了含蓄复杂的情感而不易把握。

在中国传统的文学鉴赏中，部分读者对于“比兴”修辞的解读多从功能学的角度来解读，以期充分发掘出“比兴”修辞背后隐藏的深层意蕴，比德兴托的解读方式便成为理解文学文本的主要手段。

例如，对于杜甫“不分桃花红胜锦，生憎柳絮白于绵”这句诗，北宋诗僧惠洪在《天厨禁脔》中将其所用的“比兴”修辞作了如下解读：

锦、绵，色红白而适用。

朝廷用真材，天下福也。

而真材者忠正，小人谄谀似忠，诈奸似正，故为子美所不分而憎之也。

[11]（P135）

由此观之，杜诗中的每一意象基本上都具有了本体和喻体的功能属性，诗歌呈现的不再是普通的艺术画面，而是寄托了作者情怀的深层话语言说方式。

可以说，“比兴”辞格在此得到了一次延伸，即由语言修饰层面延伸到了思想层面，它“不仅存在于语言表达的层面，而且存在于思维层面，是一种思维模式”[12]（P460）。

总之，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对“比兴”辞格的论述，在继承前人观点的基础上有着创造性的发展，他提出的“切至”“拟容取心”以及“比显兴隐”等创作手法与写作技巧，不仅丰富了“比兴”修辞理论的内涵，而且为后代“比兴”辞格发展为艺术思想范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清]阮元·十三经注疏[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2]黄侃.文心雕龙札记[M].北京：

中华书局，2006.

[3]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一）[M].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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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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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卷二）[M].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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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王元化.文心雕龙讲疏[M].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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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M].北京：

中华书局，1962.

[11]张伯伟.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M].南京：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2]陈汝东.认知修辞学[M].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李根浙江宁波宁波大学人文与传媒学院315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