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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传播学5W角度解读中国电影史共22页

从传播学5W角度(jiǎodù)解读中国电影史

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从80年代以后才慢慢转入专业机构负责,之前的都是由国家(guójiā)政府派定的机构来从事这些研究。

学习(xuéxí)研读各大电影史学家的著作后,在借鉴以往(yǐwǎng)电影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我们决定结合传播学专业5W的角度解剖电影这一传播媒介,从传播者、传播媒介、传播内容、受众、传播效果五方面梳理中国电影的历史脉络。

第一部分研究者角度

研究思路:

从传播者角度分析中国电影,我们选取了导演与电影审查制度这两点进行分析。

选取理由如下:

1.传播者研究即控制研究,在传播学理论中包括社会制度与媒介控制,把关人研究。

具体到电影中,对应的正是电影审查制度与导演这两部分,且演员、编剧等都可以从属到导演和审查制度这两个角度之中去,也就是说,导演与审查制度基本可以囊括传播者这一层面需要研究的问题。

2.对于传播的控制研究,最为重要的要属传播制度研究。

社会制度决定传播制度,而传播制度决定这一时期的传播内容。

正如施拉姆的《报刊的四种理论》中阐述的一样,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也大体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脉络。

把关人是控制研究的另一主要方面,而导演这一直接把关人的角色自然不容忽视。

且一定时期的导演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一时期电影的风格主题,并反映当时的社会风貌。

选取导演这一角度,不仅可以较深层次的认识电影,也有利于我们利用传播学理论进行研究。

出于理论与实践的重要性,我们选取了这两点。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我们对于这两点问题的分析和研究尚处在初步阶段,资料的搜集、整理和阅读仍在进行,因此在深度和广度上仍需提高。

望老师批评指正。

以下将分别阐述这两个部分的分析内容。

中国的电影审查制度

通过阅读文献,笔者梳理了中国电影发展史上电影审查制度的变迁,并将其分为五个时间段:

Ø早期的电影审查制度

Ø民国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

Ø抗战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

Ø新中国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

Ø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审查制度

一、早期的电影审查制度

中国电影审查制度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至清朝末年。

1911年(清宣统三年)6月,上海的“自治公所”曾公布过类似于电影审查的七项规定——《取缔影戏场条例》,它包括:

不得放映淫亵影片,男女座位必须分开收场时刻,至迟以夜间十二点钟为限如违犯,经查察属实者,将执照吊销,分别惩罚。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电影检查条例。

二、民国时期的电影审查(shěnchá)制度

民国电影审查制度的确立具有两个动因:

社会风气担忧与民族主义情怀。

这两个因素的形成与民国初期的电影市场(shìchǎng)背景相关:

一方面,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电影市场逐步壮大,并形成以故事片占主流的模式,对社会生活产生影响。

很多学者在考察民国(Mínguó)电影审查制度的出现背景时具有普遍观点,例如,在《民国电影检查制度之滥觞》一文中,作者指出,“民国年间电影检查(jiǎnchá)呼声的出现,与故事片上映的日渐增加有着密切的关系”。

《中国电影产业化与审查制度》中也指出,“故事片成为电影的主流,以影像的方式来反映社会现实,其中隐含了电影创作者的思想价值,从而使得电影的故事情节易在社会上流传、易产生强烈的社会影响,因此建立电影审查制度的呼声日益高涨。

另一方面,民国时期大量美国电影传入。

此时正值美国侦探片流行时期,影片中强盗、暴徒、黑社会等元素融入中国社会,容易导致犯罪。

另外,影片中对华人形象的有意侮辱招致普遍反感,加快了电影审查制度建立的步伐。

在这样的动因之下,民国电影审查制度应运而生。

其发展轨迹与重要的时间线索如下表所示:

时间

事件

制度内容

1923年

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成立

(1)、确合教育原理,能于社会发生良好之影响者,得加入“江苏省教育会电影审阅委员会”认可字样,以寓表扬之意。

(2)、通常影片,但为营业关系,可无流弊者,本会不加可否。

(3)、如确系有害风化,曾经本会劝告,未经改良者,本会当请官厅干涉。

1926年2月3日

浙江省会电影审查会在杭州成立

由教育、警察两厅合组,经费亦由两厅筹拨,每两月开会一次;“省会各处制造新片及公开映片,一律须经本会审查预演一次,经审定后,给予许可证,方准租赁开映”。

“新片开映之当日午前九时起,本会轮推审查员二人,到场审查”;“预映完毕,如片中情节动作字幕布景等,有违背善良风俗或妨害公共秩序者,审查员得知照该场,嘱其

删除,并将删除情形,记明于许可证中,其情节太坏,无从删改之片,不给许可证,”;“倘有不依许可证删改情形而开映者,由该管瞥察署随时令其停映,并依法处分”。

1926年2月

中央一级的电影检查机构——通俗教育研究会戏曲股成立电影审阅会

拟定了《审查影剧章程》共10条,规定国内外影片均须经本会审定后方准映演,同时制定了详尽的条例对上映影片作出褒奖和下令修改或者剪裁的要求。

1928年4月

北京政府内务部与教育部联合上呈国务院,拟由教育部与内政部合组中央检查电影委员会(北伐之国民革命军进人北京,此项规则无法执行)

该会认为“与公安、风俗、道德、教育及邦交上并无妨碍”之影片,可予通过;凡有妨碍者,得予以“删改、剪截或发还重制”;认为于社会有良好之影响者,得由会中酌给奖励;如电影公司、电影院有违犯本规则之规定者,应停止其放映,并酌量处罚。

 

综上,民国时期的电影检查制度(zhìdù)呈现出由地方非官方向中央集权的强制性检查发展的趋势。

但是尚未出现全国统一的、具有法律规范、强制性的电影审查制度出现。

三、抗战时期的电影审查(shěnchá)制度

1.国民党政府电影(diànyǐng)审查

1927年国民党政府登上历史舞台,随之而来的电影审查制度开始具有(jùyǒu)统一性和全国化的色彩。

国民政府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可以划分为抗战爆发前后两个时期,从轮廓上看,这两个时间段的审查对象分别有所侧重和区别。

1931年以前,由于武侠神怪片的泛滥与兴起,电影审查的火力主要集中于该范畴,重要事件如对《火烧红莲寺》的禁演,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

此外,国民党政府一再强调影片要宣扬“东方文化”,对于含有“辱华情节”的外国影片均采取了禁演、修改后准演等措施,而对于浪漫及富有肉感等不合适于我国传统道德风尚的影片坚决予以取缔。

1931年后,国民政府电影审查的工作中心开始转向对左翼电影的查禁,这是这一时期国民党政府电影审查制度的主要特点。

这一阶段的重要事件如下:

时间

事件

1928年8月18日

上海市党务指导委员会宣传部成立了戏曲电影审查委员会,这是第一个具有行政权力的国民党电影检查地方机关。

并颁布了《电影审查细则》。

1929年

上海电审会改组为由社会、教育、公安三局合组的电影检查委员会,成为了中央电检会的运作雏形

1929年6月5日

国民党中宣部召开了全国宣传会议,通过了《确立本党之文艺政策案》,电影被纳入国民党文艺政策的总体框架中,对电影的统治主要体现在电影审查制度的创立,并施行由内政部与教育部合订《检查电影片规则》共16条。

1930年7月

国民党政府在南京成立了电影戏剧审查委员会,以此作为全国电影审查机关,11月3日,《电影检查法》经立法院通过后,由国民政府正式公布实行。

对左翼电影的查禁

1931年2月3日

由行政院公布《电影检查法施行规则》和《电影检查委员会组织规程》,成立了电影检查委员会,电检法的公布与电检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时代全国统一的电影审查制度的开端。

1932年7月

电检会对左翼电影发出警告,要求各制片公司出品的影片“描写事物避免引起阶级观念”,“勿取悲观材料,籍免影响观众生趣”。

1933年9月

电检会以加强电影审查为借口成立了中央宣传委员会电影事业指导委员会,增设了电影剧本审查委员会,在电影投拍前先予以审查剧本。

1934年2月20日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统一电影事业知道职权案》,决定修改《电影检查法》,成立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将电影检查委员会为“行政院定之”。

改组后的中央电影检查委员会是由国民党党务和宣传系统的右翼势力组成的,注重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导向问题。

2.沦陷区的电影(diànyǐng)审查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制定的中央电影审查制度无法在沦陷区施行,此时的沦陷区电影在日本的管制下被施以高压以及(yǐjí)怀柔的政策,成为日本文化侵略的武器。

日本扶持的沦陷区政权实行了不同形式的电影检查,分别集中在汪伪、华北和东北三个伪政权统治地域内的电影检查:

沦陷区

事件

汪伪沦陷区

1939年5月

日本扶持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在南京成立,双方签订了《在华电影政策实施计划》,计划成立电影统制委员会,其下设立电影检查委员会。

“维新政府内政部”颁布了《电影检查暂行规程》及《电影检查暂行规程施行细则》,统一管辖区的电影检查。

1943年6月

汪伪政权公布了《战时文化宣传政策基本纲要》,“调整充实强化现有各种检查机构,由有关机关派出检查人员,会同实施图书、新闻、杂志、电影等有关文化宣传作品之严格审查及检查”,“强化电影事业,对制作、发行及戏院三方面之经营,速谋统筹办法之实施,以收调节集中之效”。

1940年10月29日

汪伪政府公布了《电影检查法》,该规定将电影检查的标准定为三条:

有损中华民国之尊严、妨碍善良风俗和公共秩序、违反三民主义及现行国策。

华北沦陷区

1940年11月

改组后的“华北政务委员会”公布了《华北电影检阅暂行规则》及施行细则,并于1941年1月1日成立了华北“电影检阅所”,统一负责华北的电影检查。

其检查标准多来自日本电影检查标准,并将“天皇之尊”列为电影检查操作层面的第一条标准。

伪满沦陷区

1934年6月11日

民政部公布《活动写真取缔规则》及施行细则,电影检查趋于制度化。

1939年8月

伪满治安部颁布《映画检阅规则》及《关于映画检阅规则实施手续文件》,规定电影检查由“治安部电影检阅股”进行。

可以看出,抗战时期的电影以及电影审查被赋予浓重的意识形态色彩。

从它的内容形式分析,它属于中央集权式的、具有强烈(qiánɡliè)政治色彩的检查体制。

这些制度的施行无疑阻碍了中国电影的进步。

四、新中国时期的电影(diànyǐng)审查制度

1.十七年的电影(diànyǐng)审查

对于新中国成立至文革的十七年间中国电影的审查制度,不少(bùshǎo)学者指出了其特异性。

正如《审查与监督——十七年中国电影》一文中所言,这个时期的审查“并非像世界大多数国

家和地区的电影审查那样,把重点放在性与暴力方面,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影片表现的思想内容,尤其是政治倾向方面”。

在这个时期,政治审查贯彻始终,对影片的审查主要关注其是否违反了主流意识形态。

重要事件罗列如下:

时间

事件

1948年10月

中共中央宣传部根据袁牧之提交的《关于电影事业报告》,向东北宣传局发出了《关于电影工作的指示》,对电影剧本审查方针和电影剧本故事的范围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并且第一次明确了人民电影的指导思想和基本方针。

1949年4月

中央电影管理局在北平成立,起初属于中央宣传部管理,新中国成立后改为中央文化部领导。

1950年2月15日

中央宣传部根据华南分局的请示发出《对有毒影片审查标准的指示》,考虑到目前国内电影生产、电影院经营和观众人数等问题,要求禁演必须慎重。

1950年5月30日,文化部电影局影片审查委员会正式成立,负责统一的审片工作,主任为袁牧之。

1950年

两部影片《光荣属于谁》和《内蒙春光》受到批判,前者被认为没有表现出中国革命的力量来,后者被认为描写上层人物的策略犯了错误,在周恩来总理的倡议下,成立了文化部电影指导委员会。

1951年

电影《武训传》遭到批判,导致政治动荡。

1953年

国家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电影审查制度,对电影审查的程序、机构和标准做出规定,其标志为1953年政务院和电影局制订的三个文件:

1953年12月24日政务院第一百九十九次政务会议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关于加强电影制片工作的决定》

1953年11月5日电影局颁布的《故事影片电影剧本审查暂行办法草案》、《关于各种影片送局审查次数的规定》

为中国电影审查的制度化奠定了基础,具有持续性和稳定性。

十七年电影审查履行着意识形态工具的职责,忽视了电影本身的多样性和艺术性,沦为政治宣传和方针政策的牺牲品,所谓的电影审查机构和审查制度则成为酿造阶级斗争的工具。

2.文革时期的电影审查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的三年间,中国电影出现了一段空白,而1970年之后(zhīhòu),中国的银幕被八个样板戏占满。

在这个时期,从十七年电影中沿袭下来的电影政治审查制度达到登峰造极之势。

在这个特殊(tèshū)时期,“三突出(tūchū)”原则成为自始至终所遵守的文艺生产原则和电影(diànyǐng)审查标准,即“在所有的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律令。

“三突出”原则下最突出的产物即“八大样板戏”。

在文革的后七年,迫于文化生活极度萧条的压力,江青于1973年江青成立了文艺创作领导小组。

1973年9月17日至24日,文化组召开了“电影厂负责人会议”,制定了严格的电影审查剧本和影片的审查制度,首次公开明确了电影的三级审查制度,即省、市委总政、电影组一级、文化组一级和未曾指明却实际存在的中央领导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审查。

电影审查制度的建立标志着中央把审查的权力下放到了文化组。

文革时期的电影审查制度秉承了十七年电影审查制度的核心并愈演愈烈达到极致。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的一段特殊时期。

五、新时期以来的电影审查制度

随着1978年5月《光明日报》发表的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烈反响,中国文艺界“思想解放”的运动逐渐展开。

1979年10月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有关文艺的观念原则,指出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的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对文艺的“行政命令必须废止”,标志着文艺界的全面解冻。

新时期的电影在文艺界思想解放的局面下得到全新的发展。

一大批含冤入狱被打压的艺术家被平反,历史遗留问题得到解决,大量影片解禁后重新放映极大丰富了中国人贫乏的精神生活。

在这种背景之下,新的电影审查制度体系建设成为必然趋势。

要点如下:

时间

事件

1988年

《电影审查条例「修改稿」》出台,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了电影审查机关及其职权,电影审查标准等焦点问题,迈出了电影审查降低行政干预、走向法制化的重要一步。

《电影审查条例》的出台是我国第一部以立法的形式对电影审查的基本内容做出规范,特别是电影审查机构和电影审查的标准的制定,进入了电影审查的法制化时代。

1989年5月1日

广播电影电视部颁发了《关于对部分影片实行审查、放映分级制度的通知》,决定从该日起,对部分影片实行分级制度,旨在保护广大中小学生的身心健康,为广大的青少年和儿童提供丰富、健康的精神食粮。

这是中国第一次电影分级制的实施,

1990年

中共中央宣传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联合发布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视作品拍摄和审查问题的规定》。

1993年

《电影审查暂行条例》颁布,明确电影公开上映需取得公映许可证,并对申请程序、审查标准作出规定。

1996年—1997年

《电影管理条例》(1996)和《电影审查规定》(1997)相继颁布。

2001年

现行《电影管理条例》颁布。

2003年、2004年、2006年

相继颁布、修订有关电影剧本(梗概)、电影片审查的具体规定,对不同种类电影的审查程序规定予以综合整理

对于现行的电影审查制度,笔者尚未有明确而全面的掌握,在以后的研究工作中将继续完成。

在本阶段的研究中,我们主要把电影审查制度的发展线索进行了划分,并将资料进行了整理和汇编。

对资料的解读将在下一阶段研究中进行。

中国的电影导演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肇始于20世纪80年代对第五代电影的鉴定与评价。

到目前(mùqián)关于六代导演的提法在中国电影的而研究语汇中已经固定。

中国电影导演的代际划分大抵(dàdǐ)如此:

1.建立(jiànlì)了本土电影雏形的郑正秋、张石川为第一代(20世纪初至20世纪三十(sānshí)年代):

他们诞生于民国初年,他们是无声电影的创作者。

默片的生产持续了大约三十个年头,大致从1905-1924(奠基),经历1924-1927(探索),1927-1931(竞争),再到1931-1936(转变)。

这代导演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类是长期受旧文化熏陶但又倾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剧艺人和小说家,如郑正秋、张石川、郑鹧鸪、包笑天等。

还有一类是:

受过西方教育或“五四”运动洗礼的电影爱好者,如洪深、欧阳予倩等。

这一时期代表作为:

《定军山》(1905,任庆泰)《难夫难妻》(1913)、《孤儿救祖记》(1923)、《劳工之爱情》(1922)、《火烧红莲寺》(1928)、《歌女红牡丹》(1930)、《姊妹花》(1934)(郑正秋,30年代上座率最高的国片)等。

这些电影奠定了郑正秋和张石川的鼻祖地位。

2.创造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社会写实风格的蔡楚生、孙瑜为第二代(1934-1949):

这代导演的创作在国难关头。

他们的创作时段限定在1934至1949之间,中国现代百年的内忧外患在这一阶段达到了顶点,八年抗战、国共斗争、自由文人纷争、小市民苟安一起汇集。

这一时期的电影主要有《神女》(1934)、《渔光曲》(1934)(蔡楚生。

第一部国际获奖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1947)、《小城之春》(1948)等。

这些作品已经带有新文化的批判色彩了。

3.1949年后致力于社会主义语境表达的水华、谢晋等为第三代(1949-1979):

这代导演受命于社会主义政权。

1949至1976年间中国大陆电影,以苏联电影为摹本,标新立异的建立了一年一度按一时一地的中央政治方针和行政策略规划电影题材的创作模式。

代表作有:

《白毛女》(1950,水华处女作)、《红色娘子军》(谢晋,1960,宏大叙事)《芙蓉镇》(1986)、《天云山传奇》(1980)、《牧马人》(1981)、《高山下的花环》(1984)。

这代导演有受苏联电影、意大利电影、本土戏剧和情节剧电影传统的影响。

他们与中国当代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以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完整表述使自己的作品成为新中国政治修辞学的表征。

4.1979年后追求影像语言电影化的谢飞、吴贻弓为第四代(1979-1985):

这代导演亮相于文革之后。

他们曾经在创作上继往开来,在历史中承上启下。

他们为电影界带来了信的名词,学院派。

明确的提出了一种创作观念:

纪实美学。

他们作品呈现出一种类型范式:

与现实同步。

代表作有:

杨延晋《苦恼人的笑》(1979)、王启明《人到中年(réndàozhōnɡnián)》(1982)、谢飞《我们的田野》(1982),《向导(xiàngdǎo)》(谢飞,1979,彩色电影)

这一时期女性导演(dǎoyǎn)大量涌现。

史蜀君《女大学生宿舍》(1983)、陆小雅《红衣(hónɡyī)少女》(1984)等。

这是中国电影史上人数最多、规模最大的女导演群体和女性电影创作。

5.1985年后塑造了老中国寓言的陈凯歌、张艺谋等为第五代(1985-1990):

他们发起了启蒙洪流。

他们想要打破通俗剧一统天下的局面,真正开启了中国电影的世界之旅。

代表作:

张艺谋《菊豆》(1990)《大红灯笼高高挂》(1991);李少红《血色清晨》《四十不惑》;陈凯歌《霸王别姬》等。

这代导演造成中国电影到处开花的壮观景象。

这些导演的作品中,充斥着经典电影所共有的影像魅力和反思特征。

6.20世纪90年代后开始刻画新城市青年的张元、路学长、王小帅为第六代(1990—):

这代导演生逢商业时代。

90年代中期,导演的主要成员有王小帅、张元、李欣、胡雪杨、路学长等。

这一时期,中国艺术进入“资本文化化、文化资本化”的历史循环。

他们的作品中的青春眷恋和城市空间与第五代的历史情怀和乡土影像构成了明显主题对照。

代表作:

王小帅《冬春的日子》(1994)

张元《妈妈》(1990)

路学长《长大成人》(1995)

2000年前后成员发生了变化,如贾樟柯以爱好者的身份蜚声国际,于此,新生代导演不再是单纯的电影学院概念。

20世纪90年代末的留待作品不再仅仅从个人心理压抑的层面表现青春残酷物语,而是把长大成人的故事和当下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

代表作:

贾樟柯《小武》(1999)《站台》(2000)

第二部分传播媒介

段鹏老师在《传播学基础:

历史、框架与外延》中论述到,传播媒介有两层含义:

一是传递信息的工具和手段,如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网络等与传播技术有关的载体;二是指从事信息的采集、选择、加工、制作和传输的组织和机构,如报社、电台和电视台。

反映到中国电影史的研究中,我们认为对其传播媒介(渠道)的研究也应该分为两个层次:

一是对承载影片本身的技术载体的研究,即电影的传播技术史;二是对从事电影制作、发行、放映的组织和机构的研究,即电影制作公司、电影院的发展历程的研究。

承载电影本身的渠道即电影技术系统的研究应当分为两个阶段(jiēduàn):

在胶片电影的范畴内,简而言之就是摄、录、洗、放技术;而在当今影像的范畴内,更科学的讲即影像(声、画)的拾取、记录、处理、传输和显示技术。

由于技术手段在电影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也有人说电影的历史就是电影技术的发展史,比如,从无声到有声,从黑白到彩色,从胶片到数字等等。

因此,对中国电影史的论述,在内容上也必将涉及每个历史时期这些技术层面的发展史。

另外,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电影产业日益(rìyì)走上规模化、集团化的道路。

相比于本世纪早期单一的电影制作公司和影院,现在的电影传播渠道日益多元——多功能电影院、艺术试验影厅、电视(diànshì)电影层出不穷,也不失为一个新颖的研究角度。

电影(diànyǐng)技术、院线时间表

1905丰台照相馆拍摄《定军山》,使用法国木制机箱,手摇驱动摄影机。

1908西班牙商人在上海建立中国第一家正式影院——上海虹口影院。

1921《阎瑞生》在中国第一个玻璃屋顶的摄影棚拍摄。

1930明星电影公司摄制我国第一部有声片《歌女红牡丹》,标志着中国有声电影的诞生。

1934电通电影公司用“三支式”录音机为电影《桃李劫》录音——国产录音机完成声音制作的第一部电影。

1947上海维纳氏公司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第一部使用国产摄影机拍摄的影片。

1949东北电影制片厂摄制完成解放区第一部故事片《桥》。

1960上海美影厂创制出富有我国民族色彩的水墨动画摄制工艺,第一部水墨动画片《小蝌蚪找妈妈》轰动世界影坛。

196911月15日在北京召开全国电影工业协会会议(huìyì)(代号“六二八(èrbā)”会议),研究电影科研(kēyán)、试制、生产和发展计划。

19882月中国电影(diànyǐng)科研所摄制完成我国第一部环幕电影《华夏掠影》。

1991我国第一部水幕电影《爱在人间》在上海首映成功。

19924月19日我国自行研制的70毫米8片孔超大银幕电影系统通过技术坚定。

《珍珠姑娘与海盗》在苏州亚细亚影城首映,是国内第一部70毫米8片孔超大荧幕电影。

北京吉地电影技术开发公司采用放大印片工艺摄制国内第一部70毫米8片孔大球幕电影《女刑警》,在北京游乐园建成的第一座大球幕电影院放映。

19961月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正式开播。

国家广电部开始实施促进农村电影放映的“2131工程”,争取在21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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