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高福利体制国家人民的幸福生活看和谐社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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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高福利体制国家人民的幸福生活看和谐社会
从高福利体制国家人民的幸福生活看和谐社会
晓岸风月
最近在《廉政了望》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颇让人开眼界，文章介绍了东欧和北欧的一些高福利国家人民的幸福生活，概括起来主要有这么一些内容：
1、从幼儿园到大学的全免费义务教育，不仅学杂费全免，而且国家每月还发给折合人民币800元的“儿童福利津贴”（零花钱）。
所以，这种国度里的孩子对父母基本没有什么负担可言。
2、彻底的全免费医疗服务，人们无须购买医疗保险，治病不仅不要钱，而且病人住院期间连伙食费也是全免的。
3、任何一个失业人员不但可以无期限地领取原工资50%以上的失业救济金，而且还享受失业住房全免费待遇。
4、夫妻一方过世后，其养老金转入另一方享受直至终老。
这些国家的人们自豪地说他们享有“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福利制度”。
然而，在五六十年以前这些国家还很贫穷，二战以后英国才从饱受战争之苦的破产国家起步；挪威、瑞典、澳大利亚、加拿大和荷兰等国家当时还是欧洲“最穷的农业国”，但是他们能迅速致富的原因却几乎相同和简单，那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和创建和谐社会。
文章说，英国振兴经济的首要措施就是致力建设福利社会，让底层百姓能够享受免费教育、医疗、失业救济等人道主义服务，让每一个公民过上基本的有尊严的生活。
“正因为政府诚心诚意地消灭贫困，社会上没有巨大的贫富悬殊，才为这些国家经济的迅速崛起奠定了稳定压倒一切的社会基础”（原文）。
北欧的崛起走了一条“既区别于苏联模式的集权社会主义，亦区别于美国放任资本主义模式的第三条道路。
其政策采取社会福利主义道路，充分就业和高税收构成社会的两大支柱，其基本思想是通过实行社会的经济民主，消除阶级差别和一切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现象，让平等、关心、互助精神贯穿整个社会。
”（原文）所以，典型的北欧模式主要就是国民收入差距小，没有大的贫富差距，没有人为制造的巨大社会矛盾，人民心态平衡，安居乐业，从而也成为世界上社会治安最好的地区。
我们古人云：
“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
人家用几十年时间就可以“乌鸡变凤凰”，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呢？
其中原因何在？
值得认真反思。
而反思之后最主要的还是要去认真对待和落实。
不知道是不是我们民族有一种“劣根性”就是喜欢“与人斗其乐无穷”和“愿人穷，恨人富”的思想，所以不搞阶级斗争就搞腐败，总想自己出人头地，做人上人，总想看别人的笑话，须知这样做的结果必定是民无宁日，国无宁日。
没有稳定怎么谈发展？
没有安居乐业怎么谈发展？
我们现在人为的拉大贫富差距，取消一切福利和无处不在的腐败问题是不是与别人有着本质的不同？
所以，在这种环境之下社会缺乏诚信，一切金钱至上，师德、医德丧失，有人担心这种状况如不改变，将会影响几代人的思想，那是要危及民族存亡的。
与别人全免费医疗相比，河南发生的医护人员将付不起医疗费的垂危病人弃之荒野活活冻死的悲剧并非绝无仅有，很多医院对付不起医疗费的病人采取停药、不管死活的现象比较普遍，而且已有很多医不起病的人不愿拖累家人而自杀……这些，着实让人心寒！
但是，另一面却有很多人家缠万贯，别墅宝马，孩子留洋，家有“二奶”，动辄一桌酒席成千上万。
这样的贫富悬殊下面怎能没有怨气？
怎能谈稳定和和谐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必须要让全民安居、乐业。
安居、乐业和社会经济发展三者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我们应该反思自己和借鉴别人的成功经验，现在不说“杀富济贫”，至少应该遏制富裕（严厉打击腐败、不正当暴利收入和奢侈浪费），扶助贫困，比如说让老百姓都过上当地平均生活水平的生活，由国家发给底于这个水平的人的钱来达到，对真正无房可住，无钱治病和无钱上学的，有关部门在核实以后用国家福利给予解决。
其实，国家就是一个大家庭，试想，如果一个大家庭里富的富得流油，穷的穷得吃不起饭，肯定就都会产生想法，穷的肯定就会产生仇富心态，就会出现偷抢，滋生暴力，杀富济贫……；富人担心个人安危，都想把钱搞到国外去过，不想与“野蛮的穷人”为伍。
这样何谈和谐社会？
然而，国家、民族总归是自己的，总不能像掏空国有企业那样把国家也给掏空了，最后让国家也来破产，让别的国家来“重组”？
如果那样，大家就真的成了亡国奴了。
我想这是炎黄子孙谁都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我们的国家即使再过50年,都不一定能成为高福利国家。
我们的社会人口结构和欧洲各国都不一样，而且是越发显著。
高福利的福利从何而来？
简而言之是财富的转嫁，即用年轻人薪资中以税额形式上缴政府，其中一部分供养年老之人。
我们国家显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计划生育制度的弊端已经逐渐开始呈现。
家庭结构几乎是所谓的421，这样的结构是没有办法支撑高福利的。
看看楼上某些位的回帖，就可以找出一些为什么中国无法走那样一条道路的原因了。
面对问题不愿去直接面对，而总是找这样那样的问题来安慰自己，然后再去找别人的毛病，如此这样那样一番后，确实可以让自己心理得到很大平衡，但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中，只要自己现在过的还勉强可以，才不会去管后代如何，将来如何。
国家现在的问题，不在于人口多，老龄化，国土大之类的表面问题上，虽然这些问题也是即时存在的，但用这样的问题来作为不前进的借口，本身就是落后！
个人觉得，国家首要的问题，是在于执行部门没有起到其应该起到的作用！
该做的事情没做，不该做的事情却做了很多！
而这一问题如果无法得到解决，就算有再好的政策方案也无济于事！
只会导致权利倾向于利益而非人民，从而导致ZF机构远离群众！
而权利倾向利益的结果就直接会导致社会不公引发社会风气问题，而社会不公就自然会引发社会阶级分化。
而之所以执行部门没起到其应该的职责，个人觉得原因就在于没有得到应有的监督！
在一个由“上”决定“下”，而非由“下”决定“上”的规则里，就注定了“下”只会服务于“上”，同时“下”不可能去服务于“更下”，所以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民就绝对被处于最下层，而“上”对于“下”的监督就不取决于最下层的人民是否满意，而在于自己或者“更上”的是否满意，如此一来，一个国家的基本群体-人民，就完全失去了社会管理的权利，那国家机构就不可能再服务于人！
也根本不可能以人为本！
但一个国家的基础，却是人！
没有人民的税收和支持，国家是不可能正常运作或者说是不可能存在！
于是这里矛盾就出现了，一个不服务于人民的机构，又如何让人民去支持它？
而失去了基础的支持，就如同一部机器失去了最不起眼的底座的支持，会是个什么样子？
个人斗胆说一句，现在国家正在一个微妙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是如何重新获得人民的信任而不是继续丢失人民的信任！
因为在关键时刻，真正可能站在国家这一边的，只有人民！
杜平：
欧洲国家财赤高高福利制度难以为继
2010年06月08日10:
46凤凰卫视【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4条
姜声扬：
我们继续《时事开讲》。
欧洲债务危机，导致欧洲各国要削减开支，过去他们那种挥霍、幽默的生活方式即将走向历史，欧洲人的生活模式，对我们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呢，我们首先来听听您的意见。
根据我们凤凰网钓舆台的民调结果，这次结果其实有点让人担心，因为将近75%的人认为“事少钱多离家近”是终极的工作条件，这是个希望，但是可以看得出，我们在朝着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在走，花钱应该量入为出占13.7%，努力赚钱，努力存留给下一代占4.4%，努力赚钱努力花，不留给下一代，既然会比留给下一代的多出了3%，占7.2%。
我们再来看看网民留言，“欧洲人的超前消费，他们没有多少后顾之忧，生命只有一次，所以幸福地去享受，做一个没有权势又缺乏金钱的中国老百姓，真的好辛苦，幸福在哪里？
一生大病你就要倾家荡产啊”。
“我们一直有另一种债务危机就是还不完的房贷”。
杜先生，我们看到现代中国人，如果是网民大部分是年轻人来说，他们都希望能够朝着欧洲人的生活模式去发展，比较向往这样的生活，欧洲人生活模式，现在改变了，你说现在的欧洲不会再是原来的欧洲？
欧洲将不再是原来的欧洲
杜平：
是这个意思，像这样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很喜欢，你我相信都很喜欢。
问题是说我们不是讨论好不好的问题，是在于欧洲这个模式，虽然是很好的模式，大家都很羡慕的模式，为什么到现在难以为继？
这是很重要的。
我们讲到过去亚洲人工作的方式，特别我记得很早的时候，法国的女总理到日本去访问，她回去法国以后，说日本人就像蚂蚁一样的工作。
姜声扬：
很辛苦。
杜平：
我在东南亚的时候，碰到一个澳洲人，他说好是好，但是亚洲人好像不是过着那种人的生活，不像澳洲那样很大的地方，过得很幽闲，如果这样的生活方式能够持续的话，当然最好。
姜声扬：
也不错。
杜平：
问题就是说我们现在中国人有一句古话，富不过三代，往往你富了以后，就尽情的挥霍，这样不是一个很好的价值观。
姜声扬：
坐吃山空。
杜平：
所以现在欧洲也就是这个问题，他的出生率很低，增长率很低，生命越来越长了，你越来越长寿了，这样的情况下，使比较好的社会福利制度难以为继，没有办法撑下去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说这样好的生活方式，在一代人或者两代人之间就结束了，这种模式过去是成功，但是对将来讲，不是成功的，所以制造繁荣的同时，还要知道怎么样珍惜繁荣，这对中国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启示，当然中国现在还没有达到欧洲那种繁荣的地步，也是没有到那种挥霍的地步，还没有到那个时候，现在很多人很贫穷，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欧洲如果进行财政改革，就是因为要为了重新恢复过去的繁荣，重新恢复比较好的生活方式，目的就是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诅咒欧洲从此完蛋了，不是这个意思。
所以从我们亚洲来，一方面就是努力、勤奋，另外还有一个比较优良的美德精神，节约、储蓄，这个事实上在德国也是这样，德国现在在整个欧洲，欧盟体里面，他的经济状况是最好的，最保险的，也就是他的储蓄比较多，这个国家储备相当的多，这也是他们一个成功的经验，并非是所有的国家都是很失败的，包括法国在这方面，比较挥霍多一点，所以改变起来非常的困难，因为享受了很多的好处，所以改起来政治风险非常大。
姜声扬：
其实欧美这种生活方式，除了向往目标之外，有没有可取之处？
杜平：
我当然觉得这种可取之处是为什么当时大家都把它作为一个向往的对象，到了欧洲以后，觉得人家的生活才像人的生活，为什么这样，就是它的成功之处就在这个地方。
我们今天讨论的就是这个模式为什么最后搞到最后，出现这么大的困难，是这个问题。
所以这个对它将来，对它的几代人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
你包括子孙后代，能不能享受他所享受的生活，这个我们要从长远来看，当然有的人说我们自己好日子就好了，管下一代呢。
姜声扬：
儿孙自有儿孙福。
杜平：
对，有这种说法。
但是问题是说，作为一个国家发展角度来讲，必须保持持续性，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现象，过去他们的政府花钱太多，太浪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杜平：
您认为现在卡梅伦，现在用这些方法，用这些政策，你对于他能够振兴欧洲人旧有的生活方式，那种生活模式，回到他们最辉煌的时代，你报不报乐观呢？
杜平：
从目前来讲，欧洲冷战以后最发达的时候是在五十年代以后，经济已经到达相当高的高峰以后，现代人享受的生活方式，基本上是得益于过去那代人做出的贡献，特别在婴儿潮出生那一代人，但是这批人，现在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不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但是他们必须享受福利待遇，所以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给下一代的压力就比较大了。
过去五十年代的时候，七个人养一个人，现在是一点三个人养一个人，将来可能还会压力更大。
这就是说，你这个繁荣的好日子不能持续，这是很大的遗憾。
所以欧洲的经验，欧洲的模式，尽管过去是非常好，但是如果说能够进行更多的改革，让这个生活更加能够稍微恢复到过去的状况，它这个模式就会能持续的发展，如果说经过几十年，过去六十年，发展的很快，但是到现在为止又嘎然而止，这就不是一个成功范例。
姜声扬：
其实有人说今天为什么全球经济如此辉煌，就是因为有欧美这两个区域，它们在不停的花钱，才会带动了整个全球经济的发展，而中国人有一个储蓄的美德，但是储蓄的美德，反而是导致今天经济如此不平衡的情况，在您看来，我们应该怎么去做抉择呢？
杜平：
我觉得中国还是按照自己的路子走，根本的东西是在文化里面的，中国人，你不管让他怎么花钱，虽然我们刚才调查也讲了，不管我们下一代怎么样，反正我现在能赚的钱，生命很短，先过好日子，但是相当一部分人还并非这么看，从整体文化核心的本质来讲，还是说要为防老，首先是防老，然后能够把自己的幸福延续到下面，下面几代人，这个美德，我觉得是应该保持下去的。
姜声扬：
中国人走中庸之道，走自己的路？
杜平：
对。
姜声扬：
谢谢杜先生点评分析，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时事开讲》，我们再会。
欧洲高福利：
大馅饼下的隐形陷阱
2010年06月06日13:
56:
15 来源：
中国产经新闻 【字号 大小】【留言】【打印】【关闭】
说到欧洲，“从摇篮到坟墓”的高福利制度是其重要的标签。
欧洲的高福利政策让美国人也羡慕不已，但是欧洲债务危机之后欧洲开始反思并紧缩高福利政策，业界普遍认为，高福利制度为政府制造了高额的债务，欧洲高福利制度或将走向破灭。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社会保障研究室副主任张展新在接受《中国产经新闻》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欧洲债务危机与高福利制度有一定关系，中国在制定社会保障福利政策的过程中应当吸取欧洲的教训，在未来实现高福利制度后防止“福利陷阱”和“福利欺诈”。
以瑞典为例，其疾病福利制度使得人们没完没了地“泡病号”，谎称有病而不上班。
1955年每人因病请假的天数为14天，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则达到了26天。
有的人甚至一方面在享受疾病支付金、失业补偿金、提前退休金等福利，另一方面却在黑市上打工，这便是高福利制度引发的道德风险。
对此，张展新分析表示，为了防止以上的情形出现，我国在未来制定福利政策时需要把握一个度，社会保障给到一个什么程度，既要防止人民陷入贫困又要提高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
从欧洲国家的经验可以看出，如果失业救济过高的话会严重影响人们再就业的热情。
所以，在我国未来进入高福利时代之后，应当采取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例如加强再就业培训、制定工作，并将失业救济的领取与保证再就业联系起来。
“广义的‘福利欺诈’在我国很常见，比如不该领低保的人也去领低保，不该住经济适用房的人也获得了经济适用房，这造成了国家财政的巨额浪费，所以在涉及到发放这部分福利时政府应当加强审核、管理。
”张展新说。
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莱德认为，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在福利体制方面表现更好，其失业福利体制更多关注的是失业者再就业，而不是让失业者失业期间也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丹麦建立了一套被称为“灵活性”的福利体制。
在这一制度下，雇员可以灵活就业，老板可以灵活解雇，丹麦人重视的不只是个人的失业保障，同时还重视对失业者进行培训，使其可以尽快找到新工作。
英国等国在危机之后发现了高福利制度的弊病，也开始让失业者找工作。
据了解，此次危机中仅希腊一国的债务高达2940亿欧元，按希腊人口1100万左右计算，人均负债2.67万欧元左右，如此高额负债就来源于希腊离谱的社会福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熊厚对《中国产经新闻》记者表示，此次危机的一大根本原因就是高福利制度，欧盟一半的财政支出用于社会福利。
高福利制度让财政支出流动性减弱、增加劳动力成本，同时也让欧洲人变得“懒惰”。
尽管如此，欧洲很难摒弃这一制度，因为这与欧洲人长期形成的理念有关，“欧洲人认为，提高经济竞争力的力量在于产业进步而非降低劳动力成本，中国目前要做的仍然是提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
”
希腊危机凸显高福利体制弊端“福利国家”或终结
2010-05-2607:
19:
42 来源:
中国经济网 跟贴 0 条 手机看新闻
自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爆发以来,很多人都在追问:
希腊为何会陷入如今的困境？
他们的答案是,希腊的高福利体制正是希腊当前危机的“祸首”。
希腊危机将欧洲引以为豪的“高福利体制”的弊端暴露无遗。
英国媒体指出,希腊危机标志着“福利国家的终结”。
本报讯至少过去十多年来,希腊人已经习惯了一种令美国人都羡慕的舒适生活。
清算的日子总会到来
在这里,在危机爆发之前,由于慷慨的福利体制和丰厚的退休金,希腊人的平均退休年龄是53岁,在发达国家中可谓首屈一指;每年还有多达6个星期的休假。
据报道,自上世纪80年代以来,希腊民众为了争取高福利,用选票选举承诺高福利的政党上台;政治家们为了上台掌权,则不断提高福利水平。
在这样的循环中,希腊人仅靠自己的钱已经无法维系其舒适的生活,于是就开始借钱,不断地借钱。
然而,清算的日子总会到来,希腊人就等到了这一天。
必须勒紧腰带了
希腊危机之后,曾有美国媒体讽刺说,希腊人就像一个亿万富翁那样消费,但实际上他们连百万富翁都算不上。
这样的讽刺或许太过刻薄,但却也并非完全没有根据。
如今,不管希腊人愿不愿意,都必须勒紧腰带了。
根据希腊政府的计划,希腊人的退休金水平平均将降低11％,公务员工资将削减14％。
希腊人在领取退休金之前,必须缴足40年的费用;退休年龄将提高,没有人可以在60岁之前退休;月收入3000欧元以上的希腊公务员,将不再享受过去每年额外发放两个月薪水的待遇。
多国效仿
削减福利的不只是希腊 欧洲各国节衣缩食
削减福利的不只是希腊,还有其他多个欧洲国家。
德国政府将于下月决定如何削减至少37.5亿美元预算。
默克尔政府首次暗示,将削减失业补助。
根据德国现有的失业补助政策,年龄低于50岁的就业者失业后,可在一年之内每月获得相当于其失业前薪水大约60％的补助。
而在2005年,德国失业者的补助比这还要高。
24日,新上台的英国政府公布了预算削减计划,其中大部分是政府开支。
卡梅伦政府承诺提高退休年龄:
女性从60岁提高到65岁,男性从65岁提高到66岁。
英国政府还计划严格福利制度,要求失业者尽力寻找工作;取消对每个新生儿家庭360美元的补助。
法国政府也在筹划提高退休年龄。
目前,不少法国人可在60岁退休,每月退休金相当于其退休前平均薪水的50％。
退休公务员、退役军官以及有3个或3个以上孩子的家庭,所享受的额外补助则更多。
与此同时,法国工会则计划组织全国性抗议游行和罢工,要求保护工资水平和退休年龄。
在西班牙,从下个月开始,公务员薪酬开支将被削减数十亿美元;西班牙政府已经决定,之前为抵消通货膨胀因素而进行的退休金补助将冻结两年;对残疾人的补助削减3.75亿美元;取消了对每个新生儿超过3000美元的补助;还打算将男性退休年龄从65岁提高到67岁。
模式比较
北欧模式表现更好
在西班牙经济学家阿莱德看来,与大多数欧洲国家相比,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在福利体制方面表现更好,其失业福利体制更多关注的是失业者再就业,而不是让失业者失业期间也能过上舒适的生活。
丹麦和其他北欧国家因为世界上税率最高和从摇篮到坟墓的最慷慨福利模式而闻名于世。
丹麦建立了一套被称为“灵活性”的福利体制。
在这一制度下,雇员可以灵活就业,老板可以灵活解雇,丹麦人重视的不只是个人的失业保障,同时还重视对失业者进行培训,使其可以尽快找到新工作。
如今,北欧三国的失业率都远低于欧洲平均水平。
丹麦一季度的失业率为7.5%,低于欧盟9.6%的平均水平,瑞典和芬兰的失业率为8.9%,挪威的失业率4月份仅为3％,为欧洲最低水平。
原因分析
人口老化增长放缓
欧洲国家的福利体制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旨在平息民众的不满,实现欧洲各国的共同繁荣,这种福利国家的模式将不同于“弱肉强食”的美国式资本主义。
战后数十年来,这一体制被欧洲人引以为豪。
早在数十年前,人口学家就曾警告,随着婴儿潮一代逐渐衰老,福利国家的模式将难以继续。
日益严峻的债务危机,加上该地区人口老化、出生率低迷,经济增长缓慢等等因素,迫使欧洲各国政府对其福利体制进行重大改革。
以人口老化为例,在希腊,2005年时,65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8%,预计到2030年,这一比例将上升到25％;在西班牙,这一比例将从17％上升到25％。
而在整个欧洲,到2050年,65岁以上老人的比例将翻一番,届时,一名就业者将不得不负担一名退休者的养老金。
福利VS政治
改革意味政治风险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永无止境地靠借钱生活,永远享受超出经济承受力的福利待遇。
任何政府在这一问题上投选民所好,只会让问题更加严重,也更加难以解决。
选民的选票不答应
然而,对欧洲的政治家来说,大规模改革福利政策充满危险。
希腊民众的持续抗议就表明,一旦民众习惯了各种优厚的福利待遇,即使这种福利是国家所无法负担的,要“剥夺”它们也须承担相当的政治风险。
德国前总理施罗德就曾为其福利改革付出代价。
1998年,施罗德上台后进行了薪酬、失业、养老等多方面的改革。
这种改革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使德国得以在今天有能力向希腊提供巨额援助,然而,他的改革得罪了选民,使其在2005年的大选中黯然下台。
实际上,德国的经验和希腊的危机都表明,一国的福利模式不应超越其经济承受力,其福利水平也应视经济状况而进行调整,不存在一成不变、绝对值得称赞的福利政策。
郑秉文：
国外社会福利模式研究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作者：
时间：
2009-04-25 浏览次数：
2608 次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和完善符合我国国情的社会福利制度的任务已经提上日程。
积极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改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我国向内需型社会转化的要求使这项工作更加刻不容缓。
如何从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历史文化传统等实际情况出发，借鉴国外的研究成果，吸取东西方各国的经验教训，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福利模式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所长郑秉文研究员向本刊发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
记者：
国外社会福利理论研究十分活跃，着述很多，您能否先介绍一下国外学者对社会福利问题基本概念的界定。
郑秉文：
国外学者一般认为，“社会福利”是指由社会福利计划、社会福利津贴和社会服务构成的以帮助人们满足对维持社会运转必不可少的社会需要、教育需要和健康需要的制度体系；“福利国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为同德国纳粹的“权力国家”相对抗而提出来的一个范畴，福利国家提供社会福利，旨在帮助人们满足其基本生存需要和社会交往的需要，包括提供充分的教育、就业等。
记者：
任何学术思想史都存在一些流派和争论，福利理论是否也存在不同的流派或不同的观点，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一些争论？
争论的焦点是什么？
郑秉文：
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关于福利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看法，也可以称之为两个范式，其思想源头可以追溯到17—18世纪的思想家。
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可追溯到托马斯·霍布斯、约翰·洛克和杰里米·边沁等。
古典自由主义观点被看作旧范式。
另一种思潮属于新范式，可追溯到18世纪的亚当·斯密。
新旧两个范式的主要区别在于对人性、道德、同情、自由、正义、贫穷、政府、民主、私人财产和市场的不同理解上。
旧范式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人的自尊心受言论、行动和提高物质生活的个人自由的影响，而新范式则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个人只有与他人结合才能成为完整的人。
旧范式关注的是更为具体的个体，而新范式则把个体置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中。
在旧范式那里，贫穷意味着人们没有努力工作，违反了与上帝的契约，所以，贫穷和饥饿是一种报应，但新范式考虑的则还包括影响人们成功的社会条件和个人条件。
记者：
在现实社会中，福利是实实在在的，是国家提供的社会服务或实物，上述两个范式在服务对象方面是否也存在不同的看法？
郑秉文：
上述新旧两个范式之间的冲突对福利模式最直接的挑战就是，对国家而言，究竟应该对“哪些人提供帮助”；于是两个不同范式便衍生出两个截然不同的回答：
一个是与新范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普救性方式，另一个是与旧范式密切相关的选择性方式；前者强调不管就业记录和收入状况如何，社会津贴应提供给每个有需要的社会成员，后者强调的是社会津贴应发放给“真正的穷人”，于是，选择性方式自然就与补救性的制度观点联系起来，认为社会福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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