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原因的思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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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原因的思考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原因的思考

丁敏来

摘　要:

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有关部门运用多种调控手段，闻得“涨音”，又听“跌声”。

但如果长期以牺牲农民的利益应对通胀或经济危机，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萎缩，不仅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内粮食安全，从而带来严重的食品危机，对我国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负面影晌。

正确的政策是：

不应压制粮价，而是让粮价尽快恢复正常比价，这样做既不会伤害农民，为农产品增长和物价长期稳定打下了基础，也为增加农民收入、扩大内需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创造了好的环境和条件。

关键词:

农产品  价格上涨 原因分析

2010年以来农产品价格持续上涨，为平息民众生活成本过高的怨言，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抑制、降低物价上升趋势的货币政策和产业政策，有关部门运用多种调控手段，闻得“涨音”，又听“跌声”。

从１０月中下旬开始，部分农产品价格开始止涨回跌，这一状况延续到１１月中下月旬国家调控物价的措施接连出台达到高潮。

最近二周，从大蒜、生姜等小宗农产品，到大豆、谷物等大宗农产品，相比一个月以前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价格下跌。

这些农产品价格目前走到“分水岭”到底意味着什么，这轮农产品持续上涨的势头是否已经过去。

在种种调控的组合拳之下，农产品价格势必在2010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其涨幅小幅回调乃至下滑，但就其影响的时效性而言，能否产生持续的效果？

笔者最担心是本轮农产品价格持续高涨的根本性原因，如仅仅将之归因于货币流动性过剩、自然灾难频发、投机资金的炒作等外在因素，则可能沒有透过现象识本质。

站在农产品价格的高位之上，如果我们仍不能洞察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粮食高涨的内因与外因，不能用更为长远的眼光，调整经济增长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改变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增加农民群体的实际收入；理解基于全球化市场和国家安全双重背景下，农产品价格形成的逻辑。

那么，在未来10

年内，农产品极有可能是全面短缺的开始，以至出现有钱买不到食物的被动局面。

今天看似疯狂的农产品价格，可能成为明日更为疯狂的开始，本文重点分析主要农产品-粮食生产的投入产出，阐述其与农产品价格高涨并可能引发未来10年持续上升趋势的必然性。

　 一、种粮效益低：

以南方人赖以为主食的大米作物栽培为例，在我老家的浙江A县，2010年11月15日的杂交稻收购价为2400元/吨，以600公斤/亩的平均产量计算，今年每亩毛收入才1440元，投入大概成本为875元/亩（以自营地算，不计土地成本和流转租金），其中种子费30元，化肥费120元，农药费120元，其他物化投入75元，机耕费150元，机收费用100元，人工费用280元。

所剩不多，这样算来，当地2010年度每亩杂交稻的收益约为565元。

再添加上半年的一季油菜，收成以100公斤算，去除各种成本，收益大概在200元左右。

在此基础上，再计入农资综合补贴每亩69元，水稻15元/亩、油菜10元/亩的良种补贴的国家惠农政策。

如此，当地以“油菜—中晚稻”为耕作方式的一亩地全年收益为859元[1]。

而这全年收益的取得，是建立在当地“全年风调雨顺之天时、有江南魚米之乡称谓之地利、有史以来的无税费（有补贴）之人和、数十年难得之高粮价之市场”的基础之上的。

但即此殊为难得的“谷贵富农”的好年景，其一年两季耕作的每亩耕地收益亦不足当地一个月的最低工资（2010年浙江最低月工资标准为1100元），仅为当地乡镇企业熟练工人月工资（以2000元/月计）的40%左右，仅相当于当地一名普通瓦工7天（以120元/天计）左右的收入。

由于长期以来务农收益远远低于务工收益，导致资本和劳动力持续向工商业单向流动，这一失衡必然导致农产品供应减少、价格上涨。

此轮粮价上涨，只是工农产品比价的合理回归。

　　二、粮比价格的严重倒挂：

虽然自2000年以来的10年，粮食价格平均上涨30%，但同期，作为农业生产资源的钾肥上涨了2倍有余，种子价格则普涨近3倍；而其他大宗商品价格涨幅则更令粮食价格望尘莫及，在这10年内，原油价格上涨了8倍，黄金价格上涨逾7倍，铜价涨幅近4倍，而房价更是上涨了5倍左右，居民水价涨1倍，粮食价格仅仅增长涨40%。

依据经济规律，粮食价格增速应该高于住房价格增速，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粮食价格被人为扭曲。

从目前粮食走私情况来看，一吨粮食走私到境外至少盈利3000元，而这个钱应该属于农民却没有拿到[2]。

　　粮食价格之于农业生产资料、之于其他大宗商品价格的严重倒挂，是造成农民无心种地，粮食增产无明显之效果的根本原因。

与改革开放第二个10年（1989—1998年）相比，在第三个10年间（1999—2008年），我国粮食生产总量虽然有些微增长，但就人均粮食占有量而言，则不增反降——1989—1998年10年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有4年（分别为1990年、1996年、1997年和1998年），而在1999—2008年，我国粮食人均占有量超390公斤的年份仅有2年（1999年和2008年）。

而由1996年创下的412公斤的人均粮食占有量，至今仍未能突破。

而此“不增反降”局面的出现，直接导致了我国由粮食出口大国向进口大国的转变，近年来，我国农产品（以粮食为主）进出口逆差更呈历年加大之势——2009年，我国农产品进出口总额为913亿美元，其中贸易逆差为129亿美元，连续6年呈逆差走势。

而即将走完的2010年，我国更有望创下粮食进出口贸易逆差的历史新高。

　　其实，本轮农产品价格上涨有它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在抛开种种外因的触发之外，其实更多的是对粮食价格长期严重低估的补涨。

而如果我们此番对之调控过猛，则极可能在解近忧的同时，再度磋伤农民本已受伤的积极性，给未来粮食安全埋下远患，更为未来粮食价格的强烈反弹创下条件。

因为不恰当的价格管制有一个相当明显的副作用：

它违背经济规律，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

就以当前的农产品涨价为例。

国内农产品价格一直处于世界上的价格洼地，等于是用低收入的农民补贴高收入的城市居民，导致农民种粮、种菜的积极性一直不是很高。

如果的确是种子、化肥、农药、劳动力价格和土地价格在提高，而农产品价格却得不到相应提高，那么它势必进一步挫伤农民的积极性[3]，导致农产品生产的进一步萎缩，不仅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严重时甚至有可能危及国内粮食安全。

因此，我们认为，只要农业资料价格、能源矿产价格、公用事业价格升涨的局面得不到改观，只要制约农产品生产的种种体制性因素得不到根本改变，那么，农产品价格在未来仍将持续上涨，直至工农产品比价恢复正常。

　　三、农业的比较利益下降：

2010年对广大农民来说，显然是一个格外值得庆贺的一年，年初，他们迎来了历年之最的8000多亿元支农资金；年末，盘点全年虽未“多收三、五斗”，但高涨的农产品却实实在在为他们的每亩耕地“多赚了三、五百”。

但农民大幅增收显然不能持续，一方面系列调控政策瞬间加大了力度，今年末至下一年度的一定期限内，农产品价格的小幅回落已成定势；另一方面以钾肥为龙头的农业生产资料的涨幅后来居上，与上半年相比，平均上涨近40%。

农产品价格居高回落，生产成本追涨上升，期望粮价以持续增收已然不易，指望蔬菜水果等其他农作物增收亦为困难，虽然，“蒜你狠”、“姜你军”、“苹什么”、“糖高宗”、“豆你玩”等网络热词已入人心，但其同样难以经受政策调控和农资价格追涨的压力。

　　实际上，我国农业产业链利益分配的现实，亦是农民难富裕的原因之一，“一流建通道，二流做加工，三流忙生产”，是我国农业整体产业链的真实图景。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农民在农业产业链组成中的弱势。

虽然，“贸易—加工—生产”利益分配的主次顺序，各国皆然。

但“7：

2：

1”的分配权重，却昭示着生产环节在我国农业产业链中的严重弱化。

　 农产品的大幅涨价，并未能给农产品的生产者（农民）带来相应的收益，亦未能缓解农业发展现状的日趋严重。

事实上，如果我们跳出事物因果的点线思维，在一个相对长远的时间里，来考量“农产品价格上涨与农民增收”的关系，你就会发现，事情远没有你想像的那么简单，“农产品涨价”与“农民增收”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力并不明显。

在农产品高幅上涨的2006-2010年这五年，我国农产品价格累计涨幅30%左右，但同期，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却由2006年3.28：

1上升到2009年的3.33：

1，2010年差距更将扩大至3.35：

1[2]。

当然，此种“利益倒挂”现象的产生，我们完全可以解释为：

改革开放32年来，国家财政对于城市大规模基础建设以及城市居民福利的更多倾斜；以及近10年来，大规模城市化运动给城市居民资产（机会）所带来的增值效应。

而与城市居民相比，农民在这两个过程中所获甚微。

农产品价格上涨，生产经营成本的增加是主要原因。

2010年国内农用柴油、农用地膜和农药等农资价格均有不同程度上涨，生产、流通环节人工成本更是明显增加。

在农业从自给自足为主转向商品化现代农业的过程中，农业核算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促使“劳动力成本”概念的出现。

过去农民不把自己干活时付出的劳动看作成本，但是打工后越来越认为自己的劳动是值钱的，因此播种、施肥、除虫、采摘等都要雇工，劳动力成本成为推动农产品价格持续走高的重要推手。

　  因此，需要我们从务实的微观角度着手，加大对“农超对接”的支持力度，减少流通环节溢价，增加农业生产环节的收益；也应加大农业科技项目的支持力度，加强农业生物种源开发；更需要加大金融创新，优化金融在农业生产环节的资金融通、资源整合和价值增值的功能。

同时我们更应改变既往之经济发展模式，从发展理念上给予农民更多公平之地位，加大其政策性倾斜，这种倾斜，不但与以往支农政策作纵向比，更要与城市居民的既得利益和现行政策作横向比。

四、耕地持续减少：

有田才有粮，无田则无粮。

农产品稳定供给的任务越来越艰巨。

随着人口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今后每年中国粮食消费还要增加50亿公斤左右，非粮食食物的需求也会不断增长，食物消费需求呈刚性增长。

但由于粮食生产必需的耕地和水资源数量难以增加，稳步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的难度越来越大，粮食和农产品供给始终面临着严峻挑战和巨大压力。

耕地资源急剧流失，最大的影响就是使我国由于人口迅速增长，而日益突出的人地矛盾更是雪上加霜。

尽管我国基本农田（俗称保命田）仍保持在1.07亿公顷的警戒线以上，但已离临界点很近。

随着我国进入加快推进城巿化建设的新阶段，今后因建设占用、生态退耕、农业结构调整和灾害损毁等原因还将不可避免地减少耕地[3]，这几年的投资拉动经济的增长模式，在建设高速公路、高速铁路、机场码头、住宅等基础设施方面，占用了大量的耕地，具体是多少，官方也没有给出一个准确数据，而占用耕地面积之大是有目共睹，在我老家的浙江A县，全县年报水稻栽培面积10多万亩，其实最多5万亩。

除了西部，我们从鱼米之乡的长三角、珠三角，到中部地区、华北平原、东北粮仓，耕地减少的状态令人吃惊。

遍布2200多个县城的大拆迁和整个圈地运动，城市无限制地外延扩展，盲目开发建设，占有了大量耕地。

如富饶的珠江三角洲，面积仅有1.1万平方千米，而城镇规划面积就已达到9500平方千米，占土地面积的86.4%。

部分单位和企业宽打宽用，征而不用，浪费土地，肆意毁坏良田的情况到处可见。

特别是近年来，在“做路热”、“开发区热”、“加工区热”、“旅游区热”、“乡镇企业热”和“房地产热”中，一些地方出现了多占少用、占而不用、闲置撂荒的现象，造成了耕地资源的严重浪费；一些地方在调整生产结构中，有盲目占用耕地现象，致使基本农田减少。

在耕地上乱建窑、建房、建坟、取土或采矿等非农占地现象，也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对农业生产破坏的严重程度，旷古未见，怵目惊心。

这一切都表明，耕地（肥沃良田）不是一般的减少，农产品生产基础严重毁坏，令人忧虑的是，尽管采取了各种措施，违法用地数量仍较大。

人口持续增加、耕地减少的趋势，对未来我国的粮食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形成了潜在的巨大威胁。

快速的城市化导致耕地持续减少，使农产品生产受到影响，有可能导致农产品短缺，农产品价格将不可避免的发生大幅上涨，在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城市居民恐怕要面临长期吃饭难，要准备过几年苦日子，农产品低价格时代将不会再来。

　五、调控难持续：

城乡之间、居民与农民之间总似有一种天然不可调和的矛盾存在，这从明清现代商业萌芽有所谓现代城市起即已存在，新中国成立以来亦是如此。

此种观感，并非全无实据。

以农产品价格上涨为例，其于居民来说是生活成本的增加，其于农民来说却是收入的提高；再以概念更为宽泛的整体社会发展而论，经济发展似乎必以农民利益受损为支撑，而社会稳定则又以反哺三农（农民占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为基础。

事实上，对于从百余年积贫积弱历史中走出的新中国而言，在其发展初期，通过对农产品相对价格的相对低估、对农村利益向城市的输送，以便在尽短期限内，集中力量实现工业、科技和国防的跨越发展，实并无可非之处。

且在这个过程中，通过对城市化扩容的实现，也为农民提供就业转移的通道，分流我国明显过剩的务农人口，亦是适合我国国情的必然选择。

“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的发展模式和发展过程，不仅我国，纵观世界的传统农业国向现代工业国转变的任何一国而言，在发展初期几乎均是如此，18世纪60年代的欧洲工业革命，19世纪初美国现代工业的快速推进，20世纪60年代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

　　理解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在讨论调控农产品价格、国民收入分配等问题上，陷入种种情绪化纷争之中。

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调控，亦是遵循此种逻辑展开的。

以改革开放至今的七次重大调控为例，无论是1984—1985年、1988—1989、1993—1994、2005年、2007—2008年、2010年六次反通胀，还是1998—2002年一次反通缩；无论其措施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还是两者并举；在给整体经济发展带来缓冲、持续的同时，均加大了工农产品价格的差距。

而在这种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在经过去1989拉高短暂回调后，基本呈持续扩大趋势。

但在我们在肯定调控“反通胀、反通缩”之于经济健康发展作用时，必须正确认识到，“农业反哺工业，农村支持城市”，应是满足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手段”，而非“长期性目的”[2]。

　　自2004年起全国范围内实施了农业税费减免、并在其后逐年大幅增加了支农资金，但桎梏于地方本位主义及GDP政绩观的惯性，其结果却收益甚微，各地通过“新圈地运动”，对农民宅基地、耕地的低价占有后，再高价改变其用途，对农村金融单向支取的加大等等，不但没有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性难题，城乡收入差距反而有逐年加大之趋势。

这种“手段和目的”的混淆，在本轮农产品价格调控潮中，亦可见端倪：

11月20日，由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国务院关于稳定消费价格总水平保障群众基本生活的通知》中深切感受。

在全部16项调控措施中，有10项与农产品（粮食）价格直接相关。

而其中第10项“规范农产品经营和深加工秩序”和第11项“加强农产品期货和电子交易市场监管”，虽本着“规范”和“监管”之精神，但实质却有强制之嫌疑，第10项暗含减少收购主体、淡化市场竞争之意；第11项则明示为打击游资炒作，将通过调整期货（远期）交易的保证金、涨跌停比例等手段，直接干预农产品（粮食）的价格，其实，在全球主粮品种之间、期货交易所之间联动性极强的今天，“炒作”粮食市场起码需要千亿美元以上的能量，游资根本无力为之，故此“炒作”之名实难成立。

　　“逢物价高涨先拿粮价说事，遇发展之困必让农民让利”，这已成为历次调控的惯性思维。

但是，在我们打压粮食价格以解民生之困时，可曾想到，我国低收入群体的绝大多数是由农民所组成。

从这个角度看，对粮食价格过分调控，不但难以起到解民生之难的效果，反而更易拉大本已悬殊的贫富差距。

六、前景期盼：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决定》用“三个仍然、三个最”集中概括了新形势下推进农村发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

“农业基础仍然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仍然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4]。

国家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七届五中全会上提倡将包容性增长加入“十二五”规划内，分析中国经济过去30年增长的特点，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和所带来的问题及挑战。

“实现包容性增长，让经济发展成果惠及惠及所有人群，在可持续发展中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着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增加社会财富，不断为全体人民逐步过上富裕生活创造物质基础；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着力促进人人平等获得发展机会，不断消除人民参与经济发展、分享经济发展成果方面的障碍；坚持以人为本，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综上所述，政府直接管制农产品价格是个不折不扣的大笑话：

不依法办事，无法无天，是笑话一；违背经济规律，人为扭曲了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关系，使市场的自主、自动调节功能部分失效，从而使每一次价格干预都成为价格反弹的伏笔和前兆。

是笑话二；支持管制的学者和民众太弱智，会挫伤农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从而为下一轮涨价打下伏笔，是笑话三。

因此，为中国和中国民众的长远利益计，对农产品价格的管制只是在高工资、高福利、高保障没有到位时迫不得已的临时举措，切不可将其视为“正道”，不思更新、更公平合理的制度改进。

参考文献:

[1]丁敏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的几点建议[M/OL].中国乡村发现网，2010-8-30. 

[2]杨国英.2020年，我们吃什么？

——粮食危机会在中国发生吗？

[M/OL]草根首页网.2010.11.16,2010.11.27

[3]柯炳生.重农政策是粮食连续增产的关键[M/OL].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网.2010.11.11.

[4]《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OL].中国新闻网.2008.10.19.

作者简介：

丁敏来（1989-），男，浙江缙云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大三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