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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澜与中国革命史学之建构
范文澜与中国革命史学之建构
范文澜是第一个以革命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撰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建构了革命史学的基本框架。
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缔造了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特别注重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研究，对于民族发展史、民族关系史若干命题提出了一系列创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构建的革命史学以民族国家为主体进行历史叙事，从建立民族国家的角度看，本质上是民族主义史学，同时范文澜史学具有战时史学的特性。
当前反思和评价范文澜史学成就必须坚持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史学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背景下，继承和发展范文澜学术思想。
项目成果：
本文系耿化敏副教授主持的中国人民大学明德青年学者计划项目“中国共产党史学史研究”（项目编号：
14XNJ01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国华，山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
范文澜是中国第一个以革命史观为指导从事历史撰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建构了革命史学的基本框架。
①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缔造了近代史研究的革命史范式，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做出了突出贡献。
《中国通史简编》（以下简称《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两部著作奠定了范文澜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范老在其通史著作和论文中，特别注重对中国历史发展特殊性的研究，对于民族发展史、民族关系史若干命题提出了一系列创见。
学界关于范文澜的研究比较充分，但以往的研究多是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史范围内总结范文澜的史学成就和影响，局限性谈得较少，或是在唯物史观派史学与史料派的比较研究中讨论范文澜的学术思想。
本文试图从现代民族国家的视角，探讨范文澜与中国革命史学之建构，从思想史和学术史两个层面梳理总结范文澜史学的成就与局限。
一革命史学与范文澜学术思想的基点：
建立现代民族国家19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范围内民族主义兴盛，形成以现代民族国家为基本政治单元的现代世界格局。
历史研究通常以民族国家为主体展开，叙述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及意义。
“现代社会的历史意识无可争辩地为民族国家所支配。
”②为了寻求民族认同感，历史学家通常从已有的民族国家现实出发，运用进化论史观回溯历史，为本民族国家发现并建构一个辉煌的过去，把历史描述为从古代至现代不断向现代民族国家演进的过程。
历史叙述与现代民族国家密不可分。
现代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概念源于欧洲，是指中世纪以来在摆脱封建割据过程中所诞生的现代主权国家，包含民族和国家两种因素。
民族国家建立以来，其概念被赋予了诸多内涵，理解各有不同。
③结合众多定义，民族国家大体上指近代以来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或民族独立运动建立起来的，有明确的领土范围和主权，由一个或多个民族组成，国民被赋予民主权利的主权国家。
许多学者认为，民族国家建构了民族（nation）与民族主义（nationalism），民族是人们以现实利益为考量进行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核心内容就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
一方面，民族主义的盛行为西方殖民主义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依据；另一方面，民族国家观念又成为殖民地半殖民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争取民族解放的一面旗帜，成为推动创建现代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动员手段。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19世纪末期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激发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增长，现代民族国家意识逐步树立，建立一个统一、民主、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成为时代的主题。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确立了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理想的新型民族国家的奋斗目标。
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具体描绘了未来民族国家的图景。
他认为，新中国应当是完全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但“无论它强盛到什么程度，决不把自己变为帝国主义，而是以平等精神同一切尊重中国独立的友邦和平往来，共存互惠。
对国内各民族，给予平等权利，而在自愿原则下互相团结，建立统一的政府”。
④他将新中国定义为“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他说：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
”⑤建设新中国的目标反映了时代诉求，共产主义理想又与传统的大同思想产生同构，因此获得了广泛的认同。
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目标与实现途径，为此必须争取民众对民族国家目标的认同，塑造意识形态。
而建构意识形态的关键是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历史学对于达到国族富强的目标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⑥成为建构民族国家这一“想象共同体”的重要技术手段。
因此，《新民主主义论》规定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在今日，就是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⑦毛泽东于1938年10月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教条主义”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其后又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提出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命题，并多次使用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理解”的提法。
他继而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倡导研究中国现状和历史，对全党规定了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方向。
范文澜则积极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在研究中力求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简编》1951年版的序言中就指出：
“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中华民族过去的历史；我们要了解中华民族与整个人类社会共同的前途，我们必须了解这两个历史的共同性与其特殊性，只有真正了解了历史的共同性与特殊性，才能真正把握发展的基本法则，顺利地推动社会向一定目标前进。
”可见，其历史叙述的宗旨，就是为民族国家的建设目标而建构历史。
范文澜给国家下的定义则直接运用列宁《国家与革命》中的概念：
“国家是一个阶级压迫别一阶级的机关。
”⑧范文澜早年服膺浙东学派经史合一之学，师承黄侃、陈汉章和刘师培等，曾笃信佛经，精研《文心雕龙》，对于文法修辞有高深造诣，因此其治学始终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风格。
范文澜注重研究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坚决反对把西方发展的历史规律套用到中国历史上。
尽管在《简编》中他认为研究的目的之一是“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规律，与世界上别的许多民族同样”，但同时强调这“同样不等于一个公式”。
⑨因此在《简编》的篇章安排上，他以朝代的更替来叙述中国历史的发展，在古史分期问题上也着力体现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运动。
他强调：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方法完全不是这样，马克思列宁主义确认任何民族的历史一般的都遵循着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但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即使一个细胞，在其生存的每一瞬间，既和自己同一而又和自己相区别，何况是不同民族的历史，怎么能若合符节呢？
所以，各民族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一定是要通过各民族的特点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决不能削一个民族历史之足去适别个民族历史之履。
”⑩他批评尚钺《中国历史纲要》的历史分期“用西欧历史作蓝本”：
西欧是奴隶社会了，中国也就开始是奴隶社会；“他们那里是封建社会开始了，中国也跟着开始封建社会；西欧封建社会发达起来了，中国封建社会也跟着发达起来”，完全不考虑它们各自的特殊性。
范文澜因此呼吁不能“削中国历史之足，以适西欧历史之履”。
（11）范文澜的民族主义风格还表现在坚持民族气节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上。
早在1935年，范老就自觉运用历史著述来鼓舞抗敌精神，他选择了历史上一些具有高尚民族气节的人物，编成历史通俗读物《大丈夫》。
该书的《凡例》反映了范文澜的宗旨，后来的《中国通史简编》《中国近代史》等著作也基本遵循了这本书的《凡例》所确立的原则。
《简编》除重点描述历史上农民反抗地主的阶级斗争外，还着力叙述民族间的战争。
但是由于“长期在中国封建文化中兜圈子，使范老的学术研究没有能够完全摆脱传统思想的束缚”，（12）在叙述中也表现出以汉族为本位、反满的倾向。
范文澜的民族主义思想受传统天下观影响，严格夷夏之辨，其反满思想由来已久，在少年时代曾目睹了秋瑾被捕和就义的场景，对秋瑾寄予了深深的同情，对清朝充满仇视。
（13）在浦东中学堂求学期间，范文澜还曾剃去长发表达对清政府的憎恶，并受到了黄炎培校长的称赞。
（14）范文澜在其《中国近代史》中更是着重描写英、法、美、日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疯狂侵略，也秉笔直书俄国对中国的疯狂侵略。
即使在1950年代中苏友好时期，他也不愿意改动，以至于被扣上了“亲美派”的帽子。
范文澜对于历史上民族关系的研究，始终从民族国家的立场出发，以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为基调。
延安版《简编》常以汉族为本位，而修订本《简编》则多以中华民族为本位，强调民族融合，同时强调民族关系与阶级斗争的关联，有时又特别注重阶级关系，坚持了历史主义原则和实事求是的精神。
在评述历史上的民族关系时，范文澜的有些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的遗作《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斗争与融合》一文在评价历史上的民族侵略时认为，当中原王朝“完全失去抵御外来侵犯的作用，仅仅是一部剥削机器的时候”，就“应该有民众起来予以消灭，民众自己不起来，强大的邻国进来消灭它，那是很自然的”，“不值得替他们呼喊，说是受到了侵略，并且谴责侵略者”。
（15）这些观点现在看来存在很大问题。
首先，他以一个王朝的剥削程度作为判断历史上民族间战争性质的标准，忽视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发动的并吞、掠夺战争的非正义性，容易导致侵略有理论；其次，一个国家完全失去抵御外来侵略的作用，不仅仅因为统治者腐败堕落，更多的是由于国家间力量的对比悬殊造成的。
而且历史上的民族侵略充满了野蛮的杀戮与抢掠，往往是被侵略国家人民生灵涂炭，“不值得替他们呼喊”的观点是偏激的。
这些观点不仅与其一贯的民族主义立场相悖，也违背了历史主义原则。
最能体现范文澜民族主义学术特点的是其关于汉民族形成的理论。
1950年代前期，斯大林关于民族问题的论断被认定为权威而不可撼动。
斯大林认为：
“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有共同地域、有共同经济生活以及有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状态的稳定的人们共同体。
”“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没有而且不可能有民族的，因为当时还没有民族市场，还没有民族的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因而还没有消灭各个民族人民经济的分散状态和把各民族人民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结合为一个民族整体的因素。
”（16）而这些论述却无法用于说明中国的历史。
范老突破了权威的束缚，指出这些论断是对欧洲历史的总结，依据这个原理来看欧洲的历史，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历史则不同，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建立起从皇帝、郡守、县令到乡三老、亭长等一套系统，形成了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除了三国和五代两个时期处于分裂割据状态外，秦汉以后的历史，统一是长期、稳定的，分裂只是暂时的。
他得出结论：
中国“自秦汉起，汉民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的共同体”，具备了斯大林所指出的民族的四个特征。
范老虽然也借鉴了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来论证汉民族的形成问题，但得出的结论截然不同，反映了他理论联系实际的治学态度和民族主义的学术特点。
二民族主义的需求与马克思主义通史体系的开创19世纪末，中华民族处于被西方列强瓜分的亡国灭种的紧要关头。
严峻的救亡形势唤醒了具有经世致用传统的知识分子的民族意识，他们希望以著史激励民众的爱国之志。
以章太炎为例，他于1902年发愤要著《中国通史》100卷，宣扬民族主义，挽救民族危亡。
到了九一八事变之后，史界认为编著中国通史意义重大，据陶希圣回忆：
1931年傅斯年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同时主持北京大学历史系，九一八事变爆发，北平图书馆召开会议，傅斯年在会上慷慨陈词，提出国难当头“书生何以报国”的问题，大家讨论的结果之一就是编著一部中国通史。
（17）傅斯年还建议在北大开设中国通史课，并鼓励张荫麟、吴晗进行通史撰述。
中西文化碰撞和西方历史观、史学方法的引进，引起史学观念的变化，尤以进化论与唯物史观的影响最巨。
19世纪末，严复将赫胥黎、斯宾塞等人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天演论》广为流传，“优胜劣败”“物竞天择”“生存斗争”等思想开始成为一种有影响的社会思潮，同时对历史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康有为对“天道不变”“复返其初”的循环论提出了批判，强调人类社会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蒙昧时期向文明时期、由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发展的必然趋势。
梁启超在1902年发表的《新史学》中更是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败”是历史上每一民族必然经过的无法逃脱的天演公例，并以此为武器，站在现代民族国家的立场上批评旧史学有“四弊”“二病”。
所谓“四弊”，即“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二曰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三曰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四曰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所谓“二病”即“能铺叙而不能别裁”和“能因袭而不能创作”，他倡导发起“史界革命”，以建立起“新史学”。
（18）19世纪末20世纪初，作为一种新的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唯物史观也开始被介绍进中国。
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做出了重大贡献。
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建立和迅速发展则是在1927年中国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大论战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形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通史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抗日战争时期，一大批具有民族主义思想的史学家“强调历史教育的功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
（19）极具爱国主义精神的范文澜曾提到他投身革命的最初原因是“恨蒋介石不抗日”。
（20）严峻的救亡形势，使得范文澜身上流淌着滚烫的政治血液，不再沉溺于默默无闻的考据之学，而走上街头。
自1925年参加五卅反帝爱国游行示威后，他就自觉地把自己的学术生命同国家命运密切联系起来，并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抗日战争爆发前，他曾在1927年、1930年和1934年三度因“左”倾被捕。
到达延安后，范文澜即认真圈点《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斯大林选集》，把斯大林版唯物史观的五种生产方式理论和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指导，贯彻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论断，完成了《中国通史简编》的著述，开创了一个全新的历史框架即“以人民群众为主体、以经济为骨干、以阶级斗争为动力”的通史体系。
范老的《简编》成书于1941年4、5月，最初的版本是上册，1941年9月由延安新华书店出版。
此后《简编》陆续重印，版本极多，影响巨大。
蔡美彪说，此书出版后10年间，先后有8种版本刊布，“至于各版本重印、翻印的次数和发行的册数，已无法统计，但由此亦可见，本书出版后风行一时的盛况和广泛的影响”。
（21）范文澜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修订《简编》，至1965年完成五代以前部分，时间长达十六七年，修订本许多地方实际上是重写。
全书容量大，史料翔实，集中了范文澜几十年的研究成果和智慧，并且吸收了史学界的批评建议。
《简编》与《中国近代史》是范老历经20年反复锤炼打造的，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读者。
刘大年指出：
《简编》“累计印数达好几百万册，在将近40年的时间里，成了我们一部主要的历史读物”。
（22）《简编》之所以获得广泛认同，主要取决于该书贯彻唯物史观，以以下方式成功建构了中国历史。
第一，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力、生产工具的变迁视作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是唯物史观派史学基本的理论假设，是进行历史解释的重要历史理念和富有效力的分析工具。
范文澜的《简编》正是运用这一假设研究历史的首部通史著作。
在这部通史中，经济史处于基础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
例如在论及唐代历史时，范文澜专修三节分别考察了初唐、中唐和晚唐的经济状况，揭示了这一中国历史上朝代盛衰空前嬗变的动因所在。
关于初唐，他叙述了均田制、租庸调制、商业、工业、货币、户口等方面的具体情形，说明盛唐局面的出现确非偶然；关于中唐，范文澜追踪了主要经济制度、经济因素的变迁，将之作为唐朝由盛转衰的关键；关于晚唐，他仍以分析当时经济状况为先导，进而描述了唐王朝趋于溃灭的命运。
第二，运用五种生产方式的理论划分历史阶段。
1940年5月，范文澜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发表于《中国文化》第1卷第3期上。
文章依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和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周秦以来”的论断，断定殷代是奴隶社会，西周是封建社会，同时对郭沫若所持西周是奴隶社会的观点提出商榷意见。
文中的基本观点构成其“西周封建论”的基础。
按照这一指导思想，《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把中国历史阶段做了如下划分：
夏以前是原始公社时期；夏商是原始公社逐渐解体到奴隶占有制时代；从西周至鸦片战争前为封建社会；从鸦片战争直到编写《简编》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这篇文章基本上可看作对斯大林《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注解，文中一一列出斯大林对奴隶社会的“界定”，而后列举史料逐条论证。
《简编》则具体划分了历史阶段：
夏以前为原始公社制度；夏商为奴隶社会；西周进入封建社会；封建社会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西周到秦统一，第二阶段从秦汉至南北朝，隋唐至鸦片战争是第三阶段。
第三，强调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把阶级斗争理论作为研究历史的基本线索。
延安版《简编》的目的之一就是“揭露统治阶级罪恶”。
《简编》在内容上以反映“真实的中国人民的历史”为主线，否定了传统的以帝王将相为中心的“正史”，认为“这类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大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
（23）《简编》首先在形式上对旧史进行了修正，由于“人民的历史，不是皇帝的家谱；历代纪元年号，显然以天下为皇帝私产，且时代距离，不易省察”，故此书对历代帝王直称姓名，年次全用公历。
其次，《简编》把自周秦以来2000多年的历史看作一部以农民为主角的历史，看作一部“农民反对地主斗争史”，（24）肯定了“劳动人民是历史的主人”。
范文澜花费大量笔墨描绘劳动人民的生活状态，尤其对历代农民起义记载颇详，认为“凡历史上的治，都农民起义造成的，所有的乱都是地主造成的”。
（25）他举例说，西汉的文景之治，正因为秦末的农民起义夺回了不少的土地；唐朝的贞观之治，正因为隋末农民起义恢复了均田制；清朝的康熙之治，正因为明朝贵族官僚霸占全国极大部分上等田地，李自成提出均田口号，推翻明朝，清政府代表汉奸地主向农民让步，实行更名田制度。
“历史上所谓三个著名的治世，事实证明不是‘圣君贤相’，而是农民起义的产物。
”（26）《简编》以阶级斗争为主线叙述历史，歌颂从古至今的农民战争，“以帝王为主人的历史”变成了“劳动人民的历史”，论证了当时正在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合法性，在当时起到了凝聚和鼓舞干部群众参加革命的作用。
因此书出版后，毛泽东认为这标志着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拿出了科学的著作了”。
（27）这是它对于现实政治的影响。
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来说，范文澜的著述树立了一个典范，使农民战争史成为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关注的中心，“新中国历史研究由于强调了中国农民的革命性以及他们在促进社会变革上的推动作用，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语言’。
建立了评估和重视中国过去历史的标准”。
（28）《简编》不仅在革命者阵营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当时，也引起了国统区的强烈反响。
当《简编》的发行广告在国统区打出后，许多知识分子表现出极大的兴趣，而国民政府当局则惊慌失措，忙令人于1947年7月17日在南京《中央日报》上炮制了题为《介绍一部历史奇书》的文章对《简编》大肆攻击，社论（传为陶希圣所作）也站在民族主义立场上指责说：
“我们要告诉读者诸君，伪中央研究院主编的《中国史纲》（即《简编》，社论作者可能在慌乱中将《简编》的名称误写成翦伯赞作品的名称——引者注），是一部亡国主义的宣传品。
这部宣传品的宗旨在教导一般青年仇视祖国、背叛祖国，另觅外国做他们的宗主。
”并列举《简编》两大“罪状”，一是“曲解和附会中国历史的材料，证明中国从古以来是一个不争气的民族，可厌恨的国土……唯一的出路只是农民暴动”。
二是“说明中国从来就没有统一。
中国永远是割据纷争的，没有组织的国家。
这样就替共产党割据称雄寻出历史的根据，而反对国民革命外求独立、内求统一的民族运动”。
然后社论作者危言耸听地指出：
“这部书如流传于青年之间，使青年厌恨中国、崇尚杀戮、主张割据、倾心外向。
其结果将致一般青年坐视毛泽东共产党破坏中国领土，出卖中国主权，欢迎外国入主中原，更举兵为之先驱，而附和之。
”据此断定：
“指斥其为亡国主义著作，决非过甚之辞。
”然而攻击未取得他们想要的效果，反倒刺激了人们的购买。
上海新知书店的《简编》初版2000册很快销售一空，接着又连印了2次，各2000册，两三个月之内，共印了6000册，“这在当时上海的出版界也是颇不寻常的”。
（29）由此可以从另一面了解《简编》所引起的震撼。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要求学术应当为政治服务，认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
范文澜《简编》从现实政治需要出发，呈现厚今薄古的特点，主要体现在古与今分量的轻重上。
《简编》对秦以前两千多年的历史，只给了1/8的篇幅，而隋唐以后至鸦片战争1200年的历史则占2/3的篇幅。
选择研究对象主要是服从当前政治任务，在方法上采用“借古说今”“历史类比”的形式，如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的一生》（后作为《中国近代史》一书的附录）、《袁世凯再版》等文章即属此类。
《简编》历史叙述过于偏重阶级斗争，撰写旨趣之一是“揭露统治阶级的罪恶”，所以几乎全盘否定了封建统治者。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对此做了检讨。
他指出《简编》很多地方的叙述有“非历史主义的缺点”，进而说：
“例如属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帝王将相就他们整个阶级的地位来说，没有问题是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
但是他们中间的某一些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确实也起了推动历史进步的作用，如果一律否认或缩小他们对历史的贡献，那是不对的。
”在检讨了“阶级观点”方面的非历史主义后，范老又检讨了他在处理古今关系上的非历史主义，他说：
《简编》中“又有些地方因‘借古说今’而损害了实事求是的历史观点。
本来‘借古说今’并不是绝对不可以，但如果简单地借古人古事来类比今人今事，这就不是‘一切都依条件、地方以及时间为转移’的历史的观察社会现象的态度，而是古今不分，漫谈时事了。
”（30）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几经修订，但《简编》及其后的诸多历史著作，都认为私有制是阶级产生的根本原因，好像一把私有制消灭，就会把阶级差别、阶级间的剥削消灭。
这种看法，在今天看来并不确切，马克思主义认为，旧式分工的存在才是阶级和剥削产生的根本原因。
概括而言，旧式分工指固定的分工或终身分工。
具体说，分工的旧有性质或分工对劳动主体的局限，是指分工主体的谋生性、固定性和人的发展的片面性，是指劳动主体被固定在某种劳动形态上。
马克思认为，“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
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
（31）这就是说，当分工出现以后，一旦一个人从事某种职业，就意味着他终生被固定在这种劳动形态上。
在一定的生产力水平下，他一旦不从事某种职业，就意味着他没有权利和某种劳动条件相结合，也就失去了衣食之源。
恩格斯指出：
“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的到现在为止的一切历史对立，都可以从人类劳动的这种相对不发展的生产率中得到说明。
当实际劳动的人口要为自己的必要劳动花费很多时间以至没有多余的时间从事社会公共事务。
例如，劳动管理、国家事务、法律事务、艺术、科学等的时候，必然有一个脱离实际劳动的阶级从事这一事务，而且这个阶级为了自己利益，永远不会错过机会把愈来愈沉重的劳动负担加在劳动群众的肩上，只有通过大工业才能达到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才能有可能把劳动无例外的分配给一切社会成员，从而把每个人的劳动时间大大缩短，使一切人都有足够的自由时间来参加社会的理论和实际的公共事务，因此只有在现在任何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成为多余的，而且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也只是在现在，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无论它拥有多少‘直接的暴力’，都将被无情地消灭。
”（32）这说明阶级的划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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