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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新闻相关理论
霸权概念主要是指统治阶级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控制和领导。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包含三个主要的理论层面，即统治权和领导权，市民社会，以及知识分子阶层。
它给文化研究包括大众文化研究带来了崭新的启示意义，改变了人们长期以来对大众文化要么褒扬要么贬抑的看法，使得人们以新的视角去反思大众文化，重新界定大众文化。
葛兰西的“霸权论”分析了意识形态对于社会体制和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因此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就必须颠覆它的“文化霸权”，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而在这一过程中，大众传媒成为夺取意识形态领导权的重要工具和场所之一。
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制度的真正力量并不是统治阶级的暴力或其国家机器的强制性权力，而是被统治者对于统治者世界观的接受。
霸权的产生、再生产以及转换是市民社会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作用的结果，这与国家暴力机器的强制性不同。
对于葛兰西来说，国家实施压制，而市民社会则行使霸权。
霸权在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运作时必须通过市民社会的各种机构，如教育、家庭、教会以及大众文化和大众传媒等社会机制来实施。
葛兰西的“霸权理论”被广泛地用于媒介分析和媒介批判。
按照葛兰西的论述，要理解大众文化和意识形态的传播，必须从社会秩序或国家形成及维系的过程来了解，所以，“霸权理论”对于传播学者在进行媒介分析和批判时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启发：
第一，必须弄清统治阶级对媒介的控制方式及程度；第二，必须了解大众传媒生产的基本功效；第三，必须认识媒介意识形态的社会功效。
文化霸权首要的不是一个争夺“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争夺领导“权”的问题，是你的领导能否被接受，能否合法化的问题。
因此统治阶级或统治集团要获得统治的合法权，就需要通过赢得被统治人民的同意，通过被统治阶级的自愿的赞同来获得，而不是通过压制或暴力来获得。
但要赢得大众的同意并不就是一件简单的事情，这其中就必然需要双方的谈判，而有谈判也就有让步或折衷平衡的问题，由此文化霸权的争夺并不是一方对另一方的简单的灌输和强加，是双方谈判或协商的结果。
这样，文化霸权所给予我们的就不是一种静止的或静态的统治模式，而是一种动态的统治方式，一切都正在进行中，是统治与反抗之间的一种不断变化的动态的平衡，或如葛兰西所说的“运动中的平衡”。
那么，统治阶级或集团如何赢得被统治人民的同意呢？
葛兰西指出，统治集团要赢得大众的同意，其自身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就是要超越自身的经济局限，从经济社团阶段、经济合作阶段一直过渡到“最纯粹的政治阶段”，即文化霸权阶段。
正是在这一阶段，从前产生的具有不同意识形态的社会集团或“政党”互相对峙和冲突，并在这种对峙和冲突中相互妥协或协商，最终造成某个基本社会集团对一系列从属社会集团的领导权，从而带来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目标的一致，也引起精神和道德的统一，虽然这只是暂时的。
对于葛兰西来说，文化霸权虽然需要超越经济阶段，体现出一种精神和道德的统治，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抛弃经济基础，甚至与经济基础割裂开来。
文化霸权同时也必须属于经济的范畴，必须以领导集团在经济活动的根本中心所执行的决定性职能为基础。
因此在这一意义上说，文化霸权又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
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对文化研究，尤其是大众文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为大众文化提供了一个整合框架，开拓了大众文化领域，使我们以双重视点去看待大众文化，即既不把大众文化看作是麻醉剂，是腐蚀愚弄大众的工具（法兰克福学派的观点），也不是对大众文化一味地欢呼欢迎（文化民粹主义的观点），而是把它看作一个冲突的场所，是国家意识形态与大众相互斗争、相互协商和谈判的场所，这样就能更为丰富和深入地帮助我们去理解大众文化，为我们理解大众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软实力是约瑟夫·奈的理论创新和贡献。
在他之前，没有人提出过相同的概念，或者虽然可能有人提出了，但是并不为人所知。
约瑟夫·奈在1990年首次提出了这个概念。
在《美国注定领导世界？
》一书中，他对美国未来的实力进行了分析，认为传统的经济和军事手段已经不足以解释许多现象，于是提出了软实力概念。
2001年，约瑟夫·奈在《美国霸权的困惑》中再次提到了软实力。
对软实力理论的系统阐释，集中体现在约瑟夫·奈于2004年出版的专门以《软实力》命名的书中。
什么是软实力？
约瑟夫·奈做了自己的界定。
他指出，实力就是做事的能力，就是得偿所愿的能力，是对他人行为施加影响并达到自己目的的能力。
影响他人行为的方法有多种，可以威逼强迫，也可以施以利益诱惑，或者通过吸引和拉拢对方与自己目标一致。
[2]软实力是一种能力，“是一种依靠吸引力而非通过威逼或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3]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大部分来自于一个国家或组织的文化中所体现出来的价值观、国内管理和政策所提供的范例，以及其处理外部关系的方式；[4]一个国家完全有可能因为他国的追随、支持而得偿所愿。
这些国家仰慕其价值观，并处处效仿，渴望达到与其不相上下的繁荣和开放程度。
因此，军事威胁和经济制裁并不是国际政治中促成改变的仅有手段，设置议程并施以诱惑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软实力靠的是拉拢，而不是强迫；软实力——通过自身的吸引而不是强制力在国际事务中达到预想目标的能力。
[5]约瑟夫·奈在此前著作中强调软实力的主体主要是大国，但是在中译本序中，他把软实力的主体扩大了：
无论大国、小国、组织、个人，都可以运用软实力。
[6]软实力是如何产生的？
主要是基于软实力资源发挥的影响力。
约瑟夫·奈所指的软实力资源主要包括三种：
这种吸引力源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在其能发挥魅力的领域）、政治理念或政治价值观（无论在国内外都能付诸实践）和外交政策（当其被视为合法，并具有道德权威时）。
[7]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概念，其精华和核心在于，反对国家过度使用经济力量，尤其反对过度使用军事力量去实现国家的目标，主张重视和强调国家的文化、政治理念（价值观念）和合理的对外政策的作用。
[8]软实力的核心在于核心价值观的吸引力，“在国内实践得较好的政治价值观才能在国外产生吸引力”；[9]资源要转化为真正的实力，“需要精巧的策略和高超的领导艺术”；在信息革命和全球化的趋势下，“软实力在这三者（军事、经济、软实力）中的地位将越来越突出”，“军事经济实力占优不可能胜出，可信度成为重要的实力资源，竞争变成了谁的故事最终能打动人”；[10]软实力的资源许多不在政府手中，“美国的大部分软实力是由好莱坞、哈佛大学、微软、迈克尔·乔丹等制造的”，所以提高国家的软实力，“要发挥民间的作用”；[11]在如何打造软实力方面，有效的日常沟通、战略沟通和长期的与关键人物的持久关系及人员培训等将发挥重要作用。
归根到底，约瑟夫·奈的软实力，是为实现国家利益服务的。
他在说到美国的软实力时指出，“当你有足够的魅力使人仰慕你的理念，并且追随你之所想时，就无须再动用大棒来驱使他们，诱惑往往比强迫更有效。
诸如民主、人权、个人机遇等价值观念都具有很强的诱惑作用”。
也就是说，如果将软实力和硬实力二者交替使用，会更利于国家利益的实现。
美国哈佛大学政治学者亨廷顿十几年前提出的“文明冲突论”，至今影响巨大。
这一理论试图以一种新的视角来解读当今的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为西方特别是美国制定新的国际战略提供理论依据。
此论一出，立即在国际上引起了广泛关注和强烈反响。
“文明冲突”一词也频频出现在国际媒体中，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思潮。
（一）“文明冲突论”的主要观点
亨廷顿首次提出“文明冲突论”是在1993年。
1996年他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对这一观点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归纳，“文明冲突论”基本定型。
“文明冲突论”有以下几个基本观点：
一、导致未来冲突的根本原因是“文明的差异治，文明之间的分界线将成为未来的战线。
人类在经历了君主冲突、民族国家冲突和意识形态冲突之后，将进入文明冲突的阶段。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文明是一种文化的统一体，文明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不是种族或民族，而是宗教。
世界将由七八种主要文明相互作用而形成，它们包括西方、儒教、日本、伊斯兰、印度、南斯拉夫—东正教、拉美及非洲文明。
未来的冲突将在把这些文明分隔开的文明交界处爆发。
二、导致文明冲突的理由有：
文明的差异是根本性的；不同文明的相互影响加深，强化了人们的文明意识，加剧了文明之间的敌对情绪；全球经济和社会变革正在把人们从地域属性中分开，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地位；西方处于权力顶峰，刺激了其他地区文明意识的发展；文化特性和差异不易改变，也难以用妥协的方式解决，等等。
三、西方和非西方的对抗将成为冲突的焦点。
亨廷顿认为，西方与非西方冲突的根源在于军事、经济、社会制度的竞争和与基本价值观念及思想信仰有关的文化差异。
未来国际政治的核心因素，将是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
非西方社会希望走一条现代化但却不西化的道路。
在可预见的未来，冲突焦点将集中在不屑加入西方的儒教和伊斯兰教国家与西方阵营间爆发的纷争。
四、文明冲突的主要形式一般有两种，一是地区或微观层次上的冲突，即属于不同文明的毗邻国家或一国内不同文明的集团之间的断层线冲突；二是全球或宏观层次上的冲突，即不同文明的主要国家之间的核心冲突。
其中，断层线冲突具有相对持久、时断时续、暴力水平高的特点，它不可能彻底消除，只能暂时中止。
（二）“文明冲突论”主要观点评析
自“文明冲突论”提出以来，人们对此褒贬不一，见仁见智。
一些西方舆论和西方政要认为，过去几年的事件证实了亨廷顿的判断，世界政治热点恰恰发生在文明的断层线上；“文明冲突论”将使人们对国际事务的理解发生革命性的变革，为理解21世纪全球政治现实提供了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分析框架。
特别是“9·11”事件后，美国更有人认为，这一事件凸显了亨廷顿“文明冲突论”的“不幸有效”。
然而大多数西方政治家和学者对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持否定态度。
他们认为，因权力、财富、分配不公以及大国不尊重小国引起的冲突大大超过基督教、儒教与伊斯兰教之间的文明冲突。
“文明冲突论”把各种“文明”割裂开来，只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异，而没有看到各种文明历史上发生过的相互重叠和渗透，忽视了不同文明之间的共性。
（三）我们对此观点的态度
我们认为，亨廷顿把文明视为国际冲突的最主要根源、文化差异必然导致文明冲突的观点，夸大了不同文明间的矛盾与冲突，严重违背历史与现实，其理论是形而上学的、片面的，它把片断事件作为整体，把一切变动状态固定成永恒，其结果必然是诱发巨大的历史灾难。
首先，多种文明长期共存、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主线，是使世界充满活力和不断进步的重要推动力。
人类数千年的文明史上，确曾发生过许多文明间的摩擦、碰撞和冲突，但它们并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也没有改变人类历史的发展方向。
我们始终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推动历史发展包括推动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一些文化的差异不足以引起社会的动荡和战争，真正的动荡和战争还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固有矛盾而引发的，是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利益的冲突。
其次，从国际政治现实来看，国际上发生的各种冲突主要表现为不同民族和国家利益的冲突，其核心是国家的主权安全和经济利益。
而各种冲突的触发点和表现形式则是多种多样的，如领土争端、资源争夺、权力失衡、宗教纷争、贸易摩擦等。
文明差异也是产生国际冲突的诸多原因之一，但决不是主要矛盾，更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其三，从人类地理演变和人们心理的角度看，文明不是相互冲突的，而是相互融合和共同进步的。
人类发生的自然灾害、生态恶化、恐怖主义、人口爆炸等，不会由哪一个文明单独承担责任，也不会是哪个文明能够单独解决的，实际情况是更多的冲突发生在同一个文明系统内部，对此我们无论从世界历史上还是从人们普遍的心理中都可以得到验证。
人类社会的发展使我们越来越清楚的看到，人类遇到的重大灾难，包括生态危机、能源危机、海啸、地震、非典、流感、恐怖等，通过人类社会的共同合作一定能够克服与战胜，人类的理性之光永远灿烂。
其四，不同文明间的差异是一种客观存在，但不能把文化信仰不同和宗教民族之间的利益冲突等同于文明冲突。
各种文明都有自己独特的历史渊源、丰富内涵和表现形式，它们之间的差异正是文明多样性的体现，并不表明不同文明的高低优劣。
亨廷顿把文明差异绝对化，将其置于民族国家、人民利益诸多因素之上，把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冲突作为焦点，矛头直指儒教和伊斯兰国家，这实际上是冷战时期遏制理论的翻版。
但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文化和文明确已成为影响国际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甚至可能导致冲突，对此应予高度重视。
国家与民族间的冲突很多都与不同的宗教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
因此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提出从文化视角分析国际政治现象，应该说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
由于文明和文化越来越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由文化和价值观念差异所引发的冲突也日益增多，有时甚至会成为冲突的焦点。
因此，只有重视文化或文明因素在国际政治中的作用，正视和客观分析文明间的差异与矛盾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才能全面把握国际政治的发展方向。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为西方特别是美国的文化扩张提供了理论依据，再次表明发展中国家维护自身文化主权已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新领域。
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宣扬西方文明优于其他文明，极力向非西方国家传播西方文化，企图把一切非西方的文化和文明形态纳入其文化和文明体系中。
冷战后，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的文化霸权主义使发展中国家在意识形态、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等方面受到强大的文化压力，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触发了一场推行“文化霸权”与维护“文化主权”的斗争。
这一斗争不仅是一场文化斗争，也是一场政治主权斗争。
建构主义（温特的也叫温和建构主义）（创始人温特、奥努弗、库巴克瓦、卡赞斯坦等）：
不能算是一种具备内容的理论，只能是一种视角，可以是现实主义的建构主义也可以是自由主义的建构主义，建构主义认为文化是一种重要因素，其中观念起着重要作用。
文化认同决定了利益的分配，首先是身份的建构，身份才决定对外决策，因此文化在国际关系中扮演重要角色。
它认定了无政府状态的存在，但是却将无政府的本体论进行了修改，认为无政府状态本身不代表任何东西，可以分成三种无政府文化，霍布斯文化、康德文化和洛克文化。
国际关系属于哪一种完全取决于文化因素，国际关系就是建立在这三种文化的基础上的。
温特的理论中有个双向建构的过程，文化建构身份和身份建构文化，但是作为体系理论，他将身份建构文化去掉了，成为体系中的文化单向建构身份了。
若将其作为一种积极的理论，我们可以倡导和谐的文化价值，倡导和谐世界的外交理念，改变国际的文化认同，从而改变身份关系，从而决定国际关系。
大部分人都觉得温特的理论其实很不靠谱的。
它的核心观点是：
1、国际体系的结构包括物质结构和社会结构两方面。
物质结构只有在观念结构的框架中才有具有意义。
2、认同是利益的基础，认同构成利益和行为。
3、国际政治行为体和结构之间存在着相互构成的关系，同时社会结构又是行为体实践的结果。
20世纪80年代，建构主义应用于国际关系研究领域。
建构主义作为一种思想理念，它的产生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
在大量吸收社会学、语言学以及其他学科养分的基础上不断地发展壮大，在建构主义阵营中，最引人注目的，最具有标志性的莫过于温特的理论。
本文将通过介绍建构主义理论的发展历程、理论体系和理论观点，从而对建构主义进行评价，并对其在中国的发展前景作出相关思考。
（一）施动者与结构互相建构
温特建构主义的核心是结构与施动者之间的建构关系。
温特认为施动者与结构是相互依存的，施动者是受结构界定的，结构只有通过施动者及其活动的中介才会存在。
施动者与结构的相互建构对于解释社会行为是很有意义的：
并不完全由个体行为就决定了社会形式，也不是完全由社会形式决定了个体行为。
（二）身份、利益与行为
温特认为由于身份具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所以利益也有不同程度的文化内容。
身份和利益是共同起作用的，身份决定利益，利益决定行为，兼顾考虑身份、利益、认识，才能解释行为。
（三）无政府状态的三种文化
温特反对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前提和基本假设。
温特认为，无政府状态是一种体系结构，通过行为体间的相互作用机制，不同的行为就可以产生不同特征的无政府状态。
因此，温特提出了可能存在的三种无政府文化：
人人为敌的霍布斯“敌人”文化、自己生存也让他人生存的洛克式“对手”文化和非暴力互助康德式文化。
建构主义更加强调对外政策决策者的行为选择。
四、对建构主义理论的认识
建构主义推动了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深入、系统发展。
建构主义将一些主流理论忽视的概念或主流理论认为是假设前提、自变量的变量重新提了出来，它从认识论、方法论上升到本体论，涉及无政府状态、实践、国家、身份、利益、权力、主权、制度等几乎所有的基本概念，以社会学的最新工具，达到一种国际政治社会学研究的新的理论综合。
建构主义理论的主要贡献之一就是重视和强调观念因素的建构作用。
每一种理论范式的强项也正是其弱点所在，建构主义也不例外。
建构主义阐明并丰富了为新现实主义忽略的国际生活的一些方面，但在解释力和预测力方面建构主义无法与新现实主义匹敌。
建构主义的不足还在于至今未建立起关于观念认同产生发展的系统理论，使其陷人解释历史强于预测未来的境地。
总之，我们不能期望有一个理论强大到可以解释当代世界政治的全部纷繁复杂的问题，当然我也不认为存在那样一种理论。
每个时期都会有不同的特征，理论会随着时代应运而生，甚至同一时期不同阶段，不同事件也会有不同理论加以诠释。
和只有一个正统理论相比，更希望有不同的理论声音及其争论。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是社会科学的一种，它的基本观点主要包括在马克思的重要著作资本论中，马克思研究了经济学和英国历年的经济统计资料，对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分析。
马克思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认为劳动的付出没有得到同样的回报，剩余价值被没有付出劳动的“资本”所剥削。
马克思认为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和产品的社会化必然会导致产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解决的办法只有实行计划经济。
历史上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提出一贴万应灵药，人类对经济规律的理解还只是处于一种大致定性的状态，马克思发现了经济规添加律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社会学领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的三个组成部分之一，研究在一定生产力状况基础上的社会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的理论。
其逻辑要点可以用“五个一”来概括。
一个基础、一个关系、一个中心、一个矛盾、一个结论。
一个基础就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
一个关系就是劳资关系。
一个中心就是指着重阐述剩余价值。
一个矛盾是指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私人占有的对抗性矛盾。
一个结论就是社会进步。
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
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经验学派，它着重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传播政治经济学是西方传播学研究中另一个独特的流派。
这个流派完全有别于美国的经验学派，它着重分析西方传播体制的经济结构和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从而揭示文化工业的复杂性和通过资本实现的文化活动对社会过程的影响。
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文化研究一道，形成西方传播学领域的批判学派。
过程的影响。
通过对传播的所有权、生产、流通和受众消费等层面的分析，传播政治经济学试图展现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
传播政治经济学在北美、欧洲以及第三世界国家都颇有影响，它和起源于英国、着重研究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大众文化与社会再生产的关系的文化研究一道，形成西方传播学领域的批判学派。
传播政治经济学兼具批判学派的上述特点。
它传承了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的学术精髓，试图将传播现象放在一个更广泛的历史、经济和社会背景下来研究，探讨媒介和传播系统如何强化、挑战或影响现有的阶级与其它社会权力关系。
与行政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忽略对传播制度和传播生产问题的研究相反，传播政治经济学中心任务之一是“研究资本的逻辑是如何塑造文化工业的结构与内容的”。
传播政治经济学强调结构性因素与劳动过程，尤其是经济因素对政治和社会关系的影响，审视所有权、支持机制（如广告）和国家政策对传播的生产、流通、消费的影响。
更明确地说，传播政治经济学主要关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一、分析政治经济压力与限制对传播与文化实践的影响，以及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是如何左右传播的内容与形式的；二、研究传播产业在信息化全球资本主义资本积累过程中的上升地位。
虽然传播政治经济学根植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础，但它不是对这一理论生搬硬套的结果，也不是抽象学术的产物。
在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过程中，有两个具体因素不可忽视：
一、20世纪30、40年代的反法西斯主义理论与实践。
二、20世纪50、6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激进社会运动对世界不平等的经济文化体系和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内部不平等的社会关系的挑战。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兴起与发展不但与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运动密不可分，而且一开始就超越了方法论民族主义（methodologicalnationalism）的局限,使传播研究具有了真正的全球视野。
传播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大体包括三个阶段：
（1）随着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和电信从中型、通常是家族控制的企业演变成20世纪工业秩序中的大企业，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分析传播业的产业结构和资本积累过程，以及大型传播公司的权力运用问题。
从传播的生产层面入手，传播政治经济学考察传播企业的扩张、广告对传媒结构和内容的影响、传播业的垄断与集中及其与更广泛的政治经济权力部门的关系。
（2）随着国家在传播中的角色扩张--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分配者、和规则制定者，传播政治经济学开始关注国家在构建民族国家的电信、广播和信息体系中的角色，并对以公共政策和市场为基础的不同管制方法所带来的政治与社会文化结果进行评估。
传播政治经济学偏向于支持要求扩大公众介入和控制传播体系的社会运动。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以市场化、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和放松管制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浪潮的兴起，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又探讨这个过程兴起的制度和结构根源和社会影响。
近来，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导致的不平等结果的加深，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探讨如何以公共领域、公民社会和社区传播的发展来改变传播权利不平等的问题。
（３）鉴于西方大国在传播领域的权力向世界其它国家的扩张，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世界贸易组织（WorldTradeOrganization,WTO）等全球机构在传播政策和制度的塑造方面所起的作用不断加强，传播政治经济学关注国际与跨国传播中的权力关系、传播与社会发展以及世界文化多样性、媒体全球化与民主化、市民社会的兴起与全球媒体治理（globalmediagovernance）等问题，而有关“文化帝国主义”的争论一直延续不断。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是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来。
这一理论在最近又增添了更复杂的社会背景，即随着信息高速公路、多媒体技术的迅猛发展，全球性信息网络建立起来了。
一个崭新意义的世界信息市场正在逐渐成形。
因此，在信息传播中，作为载体的大众媒介的影响力越来越突出，以至于成为一个关键性的环节。
“媒介帝国主义”理论集中的焦点，也正是大众传播的国际化。
更多地看到大众媒介与国家发展问题中的负面效应。
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在发展中国家中引起了共鸣，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引起激烈争论，由此引发信息流通的公正性及社会后果问题。
特指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确实在有意无意地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媒介系统。
也就是说，在信息传播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地位是不平等的，由此造成了发展中国家消极、被动的后果。
1、世界传播模式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世界力量结构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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