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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诗经

第二章《诗经》

第一节《诗经》的编定和体制

一、《诗经》的编定：

（一）何谓《诗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原名《诗》，或称“诗三百”，共有305篇，还有6篇笙诗，有目无辞。

全书要紧搜集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作品。

何谓“经”？

《说文解字》说：

“经，从织也。

”

清朝学者段玉裁说：

“织之从（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

”

（二）《诗经》的编集

《诗经》的编集，在先秦古籍中没有明记载。

历史上有普遍阻碍的“献诗”、“采诗”、“删诗”之说，透露了《诗经》作品来源和编定的消息。

1、所谓“献诗”，源于《国语·周语上》中“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

即按周朝制度，王室的公卿医生也有献诗的义务。

又《国语·晋语六》说：

“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

”

《左传·襄公十四年》云：

“史为书，瞽（gǔ）为诗，工诵箴谏，医生规诲。

”

《左传·昭公十二年》又说周穆王时“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

”

《礼记·王制》也云：

天子“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

《诗经》也提到“王欲玉汝，是用大谏。

”

（郑笺：

玉者君子比德焉，王乎我欲令汝如玉然，故作是诗用大谏正汝，此穆公至忠之言。

）

《诗经·小雅·节南山》：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

献诗的目的，从天子的角度来讲，是“观民风”；从臣子的角度来讲，那么为讽谏。

2、“采诗”之说出自汉人。

刘歆《与扬雄书》：

“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瑶、歌戏。

”

班固说“古有采诗之官，王者因此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艺文志》）又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汉书·食货志》）

东汉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

“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

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

汉人所说的这种以观风察政为目的的采诗制度，是比较靠得住的。

3、所谓“删诗”，是指现存《诗经》的编辑进程。

汉人以为《诗经》是通过孔子删定的。

但这一说法并非完全可信。

《论语·子罕》：

“子曰：

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

《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xiè）、后稷（jì），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

始于衽（rèn）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

唐人开始疑心孔子删诗说。

孔颖达说：

“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那么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

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

”（《毛诗正义》）

清人崔述说：

“子曰：

‘诵《诗》三百……’子曰：

‘《诗》三百……’玩其词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后为三百也。

《春秋传》云：

‘吴公子札来聘，请观于周礼。

’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

……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

那么是颖达左传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

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

”

方玉润说：

“夫子反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

假设云删诗，当在现在。

乃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

”

因此，“孔子删诗说”是靠不住的。

（三）、《诗经》的分类。

《诗经》共分《风》、《雅》、《颂》三个部份，其中《风》包括十五《国风》，有诗160篇；《雅》分《大雅》、《小雅》，有诗105篇；《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有诗40篇。

《诗经》为何要做如此的分类，出于何种考虑？

学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南宋王柏《诗辨说》曰：

“有声调不同之说，有词气不同之说，有体制不同之说，或以时分，以地分，以所作之人分，诸说皆可参考。

”

盛行汉唐的权威说法是《毛诗序》的“功用说”。

《风》的功用是教化：

“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雅》的功用是纠察王者的政治：

“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

”“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

”《颂》的功用是赞美神灵、歌颂君王：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宋朝以下，阻碍超过“功用说”的是宋人郑樵的“曲调说”。

郑樵《诗辨妄》着眼音乐，指出“风”、“雅”、“颂”是三种不同的曲调：

“乡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

”这种观点比“功用说”合理。

所由说，《诗经》的分类要紧立足音乐，并考虑了音乐和地域的关系。

何谓风？

即音乐曲调，国风即各地域的乐调。

国即地域、方域之意。

十五国风160篇包括周南、召南、邶风、墉风、卫风、王风、郑风、齐风、魏风、唐风、秦风、陈风、桧风、曹风、豳风。

周南、召南、豳都是地名，王是指东周王畿洛阳，其余是诸侯国名，十五国风即这些地域的地址土乐。

何谓雅？

即正，指朝廷正乐，西周王畿的乐调。

雅分大雅和小雅。

何谓颂？

即宗庙祭祀之乐，许多都是舞曲，音乐可能比较舒缓。

周颂31篇，是西周初期的诗。

鲁颂4篇，产生于春秋中叶鲁僖公时，都是颂美鲁僖公之作。

商颂5篇大约是殷商中后期的作品。

（四）、《诗经》的应用与教授。

一、春秋中叶以前，有三种用途。

（1）、它是周王朝观风知俗、考正得失的政治参考书。

（2）、它是周王朝推行礼乐制度的工具书。

（3）、它是周王朝规定的国学教科书。

二、《诗经》的教授

春秋中叶以后，天子名存实亡，各国争王争霸，礼崩乐坏，文化下移，朝廷乐官如鸟兽散。

《诗》、《书》、《礼》、《乐》等宫庭典籍也随着乐官流入社会，流进私门，变作私门招徒讲学、传道授业的教材。

先秦私学传《诗》以孔门最盛。

孔子传《诗》，专门看重《诗》的社会功能。

《论语•阳货》：

“子曰：

‘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能够兴，能够观，能够群，能够怨。

迩之事父，远之事君。

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

’”

秦朝，焚书坑儒，《诗经》竹帛烟消，化为灰烬。

到西汉统一，时人靠着口头记诵，才使它幸而复活。

西汉传《诗》者有四大伙儿。

《后汉书•儒林传》：

“诗有齐、鲁、韩、毛。

”齐，指齐人辕固生。

鲁，指鲁人申培。

韩，指燕人韩婴。

毛，指鲁人大毛公毛亨和赵人小毛公毛苌。

汉武帝时重今文经学，有汉代通行隶书写定的被称为今文经的齐、鲁、韩三家《诗》，跻身官学，同列争宠。

而有战国古文字写定的被称为古文经的《毛诗》，晚出于三家诗。

一直被排斥于官学之外，只能在民间私下教授。

东汉后期，兼通今古文经的经学大师郑玄为《毛诗》作《笺》，才使《毛诗》声名鹊起。

《诗经》的教授和研究，自汉以下，要紧用于经学。

经学是开始于汉代、绵延至清朝的一门专攻儒家经典的学问，这门学问的宗旨是为封建社会的思想教育和理论建设效劳。

《诗经》作为经学的一科，教学和研究的主题，自然不是艺术形式而是思想内容。

大致说来，“汉学”重“美、刺”，“宋学”重“义理”，清朝“汉学”重“考据”。

《诗经》的应用和教授，不但有“经学”一途，也有文学的一途。

《诗经》是历代文学创作之士学习的表率。

同时，《诗经》又是历代文学理论家研究的典范。

前人对《诗经》的文体、语言、表现手法、风神意境等都有深切的探讨。

第二节《诗经》的内容

一、祭祖颂歌

三《颂》主若是周王和诸侯用于祭祀或其它重大典礼的乐歌，共40篇，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其内容多宣扬天命，赞颂先人的功德。

《毛诗·大序》：

“《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

有祈求康年的，如《周颂·康年》；

有祭祀后稷的，如《周颂·思文》。

二、辉煌的周民族史诗。

在《诗经》的赞美诗中，可谓周民族史诗的《生民》、《公刘》、《绵》、《皇矣》、《大明》五篇作品，赞颂了后稷、公刘、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的业绩，反映了西周建国的历史。

《生民》写始祖后稷的神异诞生和他对农业的奉献。

“后稷”以后数百年，周氏族举族迁移，从有邰迁往豳地（今陕西栒邑、彬县一带）。

这次迁移为周氏族的进展开辟了一个新的环境，事关重大，福泽深远。

而领导周人完成这次迁移壮举的领袖史称公刘。

《公刘》一诗描述的确实是这次迁移，赞颂的确实是这位领袖。

公刘以后数百年，周氏族又一次举族迁移，从豳地迁至周原（今陕西岐山县），并在周原成立了家天下的周王国。

领导迁移和建国的领袖是周文王的祖父古公亶父。

《绵》记载称赞的正是古公亶父的功业。

《生民》、《公刘》、《绵》能够看做周氏族初期进展的“三部曲”——由父系农业氏族到农业军事部落再到周王国的“三部曲”。

三、再现周人农业文明的农事诗

中国古代称国家为“社稷”，《说文解字》：

“社，地主也。

”“稷，五谷之长。

”

古代圣王如神农、尧、舜、禹等，都与农业生产活动有着紧密的关系。

周民族的始祖后稷是一名农业神。

周朝经济以农为主，因此反映农业生产和劳动生活的农事诗在《诗经》中很多。

《汉书·食货志》：

“春令民毕出在野，冬那么毕入于邑。

其《诗》曰：

‘四之日举止，同我妇子，馌彼南畮（亩）。

’”

“又曰：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嗟我妇子，聿为改岁，入此室处。

’……春，将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邻长坐于左塾，毕出然后归，夕亦如之。

入者必持薪樵，轻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

必相从者，因此省费燎火，同巧拙而合风俗也。

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

”

1、刻画劳动生活的劳动赞歌。

如《周南·芣苢》。

2、饱含血泪的农奴之歌。

《豳风·七月》：

四、描述君臣、亲友欢聚宴享的燕飨诗。

《小雅·鹿鸣》：

五、反映丧乱、针砭时政的怨刺诗。

如《魏风·伐檀》、《魏风·硕鼠》、《邶风·新台》、《鄘风·墙有茨》、《鄘风·相鼠》、《齐风·南山》、《陈风·株林》。

六、反映征役的战争徭役诗

（一）、描述天子、诸侯的武功，表现了强烈的自豪感，充满乐观精神。

如《大雅·江汉》、《大雅·常武》，《小雅·出车》、《小雅·六月》、《小雅·采芑》等。

（二）、表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的爱国精神。

如《秦风·无衣》。

（三）、抒写思乡之情。

如《小雅·采薇》。

（四）、表达对战争的厌倦和对和平的向往。

如《豳风·东山》。

（五）、表达对繁重徭役的愤慨厌倦。

如《唐风·鸨羽》。

（六）、描述思妇的痛楚。

如《卫风·伯兮》、《王风·君子于役》。

七、真挚动人的婚恋诗。

婚恋诗是《诗经》中最出色动人的部份之一。

所谓“婚恋诗”是指《诗经》中以恋爱、婚姻为主题的诗篇。

《诗经》中的婚恋诗近90首，反映了先秦时期许多的婚恋风俗：

有男女为取悦对方而互赠香草的《溱洧》；有记录那时人多在秋季成婚，“秋以为期”的《氓》；有因为“子无良媒”而推延婚期的，《氓》。

等等。

据《说文解字》，“媒”是谋和二姓之义；“妁”指斟酌二姓之义。

古代婚姻成立有六道手续：

一、纳彩即男家请媒人去女家提亲；二、问名，是男家请媒人问女方的名字和诞生年月；3、纳吉，男家卜得佳兆后，备礼通知女家，决定缔结姻缘；4、纳征，亦称“纳币”，是男家向女家送聘礼。

女方一同意聘礼，婚姻即告成立。

五、请期，即男方择定婚期，备礼告知女家，求其同意。

六、亲迎，即新郎亲自去女家迎娶。

其中每一个环节都离不开媒人。

（一）、歌咏恋情

一、抒写恋情的欢乐，如《邶风·静女》。

二、抒写情侣春游的轻巧。

如《郑风·溱洧》。

3、描述相思的痛楚。

如《王风·采葛》。

4、抒写渺茫的思慕。

如《秦风·蒹葭》。

五、反对家长的干与，如《鄘风·柏舟》。

（二）悲戚的弃妇诗。

如《卫风·氓》。

第三节《诗经》的艺术特点

一、赋、比、兴的手法

赋、比、兴的运用，既是《诗经》艺术特点的重要标志，也开启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大体手法。

（一）何谓赋比兴？

关于赋、比、兴的意义，从来讲法众多。

郑玄：

“‘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

‘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

‘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

……郑司农云：

……‘比’者，例如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

”（《周礼·春官·大师》郑玄注。

）

挚虞：

“赋者，敷陈之称也；比者，喻类之言也；兴者，有感之辞也。

”（挚虞《文章流别论》）

刘勰：

“故‘比’者，附也；‘兴’者，起也。

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

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

‘比’那么畜愤以斥言，‘兴’那么环譬以托讽。

盖随时之义不一，故诗人之志有二也。

”（刘勰《文心雕龙·比兴》）

钟嵘：

“故诗有三义焉：

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

文已尽而义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

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钟嵘《诗品·总论》）

胡寅：

“大人尝言学诗者必分其义，如赋、比、兴，古之论者多矣，惟河南李仲蒙之说最善。

其言曰：

叙物以言情，谓之赋，情物尽也；索物以托情，谓之比，情附物者也；触物以起情，谓之兴，物动情者也。

”（胡寅《斐然集》卷十八《致李叔易》）

朱熹：

“‘兴’者，先言他物以引发所咏之词也。

”（朱熹《诗集传》卷一《关雎》注）

“‘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

”（朱熹《诗集传》卷一《葛覃》注。

）

“‘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

”（朱熹《诗集传》卷一《螽zhōng斯》注）

李东阳：

“诗有三义，‘赋’止居一，而‘比、兴’居其二。

所谓‘比’与‘兴’者，皆托物寓情而为之者也。

盖正言直述那么易于穷尽而难于感发，惟有所寓托，形容摹写，反复讽咏以俟人之自得，言有尽而意无穷，那么神爽飞动，手舞足蹈而不自觉。

此诗之因此贵情思而轻事实也。

”（李东阳《怀麓堂诗话》）

简言之，赋确实是铺陈直叙，即诗人把思想情感及有关的事物平铺直叙地表达出来。

比确实是例如，以彼物比此物，诗人有本领或情感，借一个事物来作比喻。

兴那么是触物词，客观事物触发了诗人的情感，引发诗人歌唱，因此大多在诗歌的发端。

（二）赋、比、兴的运用

在《诗经》中，赋诗最大体、最经常使用的表现手法，其特点为“敷陈”、“直言”。

用于叙事写景，那么铺叙直陈；用于抒情，那么直抒胸臆。

赋之为用，在《诗经》中俯拾皆是，其中有通篇用赋的佳作，如《豳风·七月》、《秦风·无衣》、《王风·君子于役》、《邶风·静女》等。

比、兴手法的运用，在《诗经》中也极普遍，但通篇用比的所谓“比体诗”却不多，如《周南·螽斯》、《魏风·硕鼠》等。

由于“兴”乃“先言他物以引发所咏之词”，受其性质和作用所决定，故无通篇用“兴”之作。

赋、比、兴尽管各有特点，但又不可截然分割。

三者往往交相为用，相互联系，互为补充，一起组成《诗经》艺术表现手法的大体特点。

二、句式和章法

（一）、句式

《诗经》的句式，以四言为主，四句独立成章，其间杂有二言至八言不等。

二节拍的四言句带有很强的节拍感，是组成《诗经》整齐韵律的大体单位。

四字句节拍鲜明而略显短促，重章叠句和双声叠韵读来又显得回环往复，节拍舒卷徐缓。

（二）、章法

《诗经》的章法特点是重章叠句。

章，音乐名称。

“乐竟为一章”（许慎《说文解字》），即乐曲奏过一遍为一章。

《诗经》中的诗是合乐歌唱的，因此每一篇诗都被作者分为假设干章，犹今天歌词的分段。

章与章往往句型重复，字面也大体相同，只在关键处改换个别字。

这一章法叫作重章叠句。

有完全重叠式的，如《周南•芣苢》；

有不完全重叠式的；如《邶风·绿衣》共四章，前二章重叠。

有的诗只重叠每一章的开头几句，如《豳风·东山》。

重章叠句的益处，一是有利于歌唱记诵；二是有利于情感抒发的回旋跌荡；三是有利于突出主题。

《诗经》中的叠字，又称为重言。

《诗经》中的双声叠韵。

三、《诗经》的押韵。

《诗经》的押韵，不拘一格。

常见的是一章当中只用一个韵部，隔句押韵，韵脚在偶句上，这是我国后世诗歌最多见的押韵方式。

《周南·关雎》是隔句押韵，逢双押韵，首句也押韵：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

还有后世诗歌中不常见的句句押韵。

《邶风·静女》的第二章是句句押韵，中间换韵，前二句押一韵，后二句又押一韵：

“静女其娈，贻我彤管。

彤管有炜，说怿女美。

”

四、《诗经》的语言

《诗经》的语言不仅具有音乐美，而且在表意和修辞上也具有专门好的成效。

《诗经》中数量丰硕的名词，显示出诗人对客观事物有充分的熟悉。

《诗经》中对动作刻画的具体准确，说明诗人具体细致的观看力和驾驭语言的能力。

第四节《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和阻碍

一、抒情诗传统

《诗经》虽有少数叙事的史诗，但主若是抒情言志之作。

《诗经》抒情诗成绩之高，活着界各国文学中是极为罕有的。

从《诗经》开始，就显示出我国抒情诗专门发达的民族文学特色。

从此以后，我国诗歌沿着《诗经》开辟的抒情言志的道路前进，抒情诗成为我国诗歌的要紧形式。

二、风雅和文学革新

《诗经》表现出的关注现实的热情、强烈的政治和道德意识、真诚踊跃地人一辈子态度，被后世归纳为“风雅”精神，直接阻碍了后世诗人的创作。

《诗经》中以个人为主体的抒情发愤之作，为屈原所继承。

“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假设《离骚》者可谓兼之矣。

”（《史记·屈原列传》）

汉乐府诗缘事而发的特点，建安诗人的慷慨之音，都是这种精神的直接继承。

后世诗人往往提倡“风雅”精神，来进行文学革新。

陈子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都以继承“风雅”传统相号召。

三、比兴的垂范

若是说，“风雅”在思想内容上被后世诗人立为准的，比兴那么在艺术表现手法上为后代作家提供了学习典范。

比兴手法的运用，形成了我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韵味无穷的艺术特点。

《诗经》对我国后世诗歌文体结构、语言艺术等方面，也有深广的阻碍。

如汉魏六朝的四言诗、两汉乐府中的杂言体等都受到《诗经》的阻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