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美好常州城.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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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建设美好常州城
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建设“幸福常州城”
（常州大学法律系徐新意）
“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实现人民幸福，是共产党人始终不渝追求的目标。
十八大报告提出，2020年“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
”一个是经济总量指标，一个是人民生活指标，尤其是将人均收入翻一番指标写入党代会报告，彰显了“富民为本”的执政目标；报告还提出了“两个同步”：
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这是落实让人民分享社会经济发展成果的具体体现；“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无不彰显出国家提升百姓“幸福指数”的决心。
报告高度关注和改善民生的努力，全面、热切回应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期待，让群众倍感幸福，让百姓对幸福生活有了新盼头。
所以，十八大报告提出了建设“幸福中国”的概念。
要实现“幸福中国”，作为常州市委、市政府的首要职责就是建设“幸福常州”。
建设“幸福常州”就要按照十八大报告的要求，坚持改革，特别是坚持社会管理改革创新，其中，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应当成为建设“幸福常州”的重要手段。
一、社会组织的概念及其作用
“社会组”这一概念为舶来品，以前我国没有使用这个概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现了许多相关组织。
为了管理、规范这些组织，1989年，国务院出台了《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政府部门开始对社会团体进行规范化管理；1998年，国务院出台了《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政府部门开始对民办社会事业类（即民办非企业单位）进行统一管理；1998年，国务院还出台了《基金会管理办法》（2004年重新颁布《基金会管理条例》），政府部门开始对基金会进行规范化管理。
200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将社会组织放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进行全面而系统地论述。
为了更好地贯彻十七大报告精神，2007年11月21日，在南京举行了全国首次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经验交流会。
在南京会议上，民政部副部长姜力在小组讨论会中将“社会组织”解释为：
“我们所说的社会组织是狭义的，主要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部分营利性市场中介机构以及社区组织。
”关于这一名称，民政部部长李学举认为：
“是对传统的非政府组织、非经济组织、第三部门或者民间组织等称谓的改造，是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深刻认识这类组织的基本属性、主要特征而形成的科学概括。
”据此，我们认为我国的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团体、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社区社会组织、市场中介机构。
在国外，社会组织又叫NGO，是非政府组织的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的英文简称。
联合国对非政府组织的解释是：
非政府组织是地方、国家或国际级别上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的、自愿公民组织。
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各国行政改革的不断推进，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的非政府组织蓬勃发展。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萨拉蒙教授通过对35个代表型国家长期跟踪研究指出，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这35国的非政府组织部门支出总和构成全球第7大经济体，达1.3万亿美元。
我国的社会组织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的。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经济社会转型的深入，中国原有的利益格局正在进行授课调整和分化，原来的工人、农民阶级与知识分子阶层的“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简单社会结构已经被新的复杂格局所取代，出现了四个“多样化”，即经济成分和经济利益格局多样化、社会生活多样化、社会组织多样化、就业岗位和就业形式多样化。
发展社会组织旨在协调四个“多样化”显示中出现的不和谐状况，将矛盾控制在社会变迁的可承受范围之内，按照人民群众的根本意愿，公平公正地分配社会利益。
据民政部门统计在民政部门注册登记的社会组织达40多万个，没有注册登记的估计还有一两百万个。
我们13亿公民当中有几亿公民在社会组织里面参与活动。
此外，还有备案的城市街道社区群众性社会组织20万多个，农村专业经济协会4万多个。
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主要表现为：
第一，社会组织可以动员社会资源为社会服务。
社会组织要生存发展必须动员各种社会资源，包括慈善捐赠和志愿服务。
随着这种社会功能的日益发展和成熟，动员社会资源在有些社会组织身上逐渐呈现专业化特点，出现了一些专业的基金会和社会团体。
第二，社会组织一般都向社会提供公益服务。
尽管各类社会组织都有其特点，但几乎所有的社会组织都通过提供一定形式的公益服务立足于社会。
社会组织提供的公益服务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但主要集中在公益慈善、就再救济、扶贫济困、环境保护、公共卫生、文化教育、科学研究和社区文化建设等。
第三，社会组织可以协调社会关系、参与社会治理。
根植于民、以民为本是社会组织的最本质特征之一。
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形式的社会组织越来越成为公民表达意愿、维护权益的最为直接的形式。
第四，社会组织尤其是行业协会，能够在规范市场秩序、开展行业自律、制定行业标准、调解贸易纠纷等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
第五，社会组织能够解决许多就业问题，缓解就业压力。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全国社会组织提供的就业岗位已经超过1000万个。
第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和纽带。
广大社会组织广泛联系各个社会阶层，代表不同的利益群体，可以直接将党的声音传递给人民群众，也将人民群众的呼声反映给政府部门。
这些社会组织在城乡基层选举中，较好地承担了公民教育、选举观察、协助过程设计等工作。
二、常州市社会组织发展状况
常州市“十二五”时期社会建设的重要任务就是加强社会组织的培育发展。
加快创新社会组织管理，引导社会组织增强服务社会能力，充分发挥其服务人民群众、助推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是常州市政府的重要职责。
据调查，到2011年底，全市共登记的社会组织2097家，其中社会团体1448家、民办非企业单位632家、基金会17家。
在常州市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中，学术性的为125家，行业性的103家，公益慈善和文体类的95家，专业性的95家；在常州市民政部门登记的民办非企业中，教育、专业技能培训类123家，卫生、文化和体育类71家，科技、服务类36家。
截止2011年底，每万人拥有登记社会组织5.65家，位列全省第二。
常州市社会组织广泛参与社会管理和服务，积极提供服务、反映诉求，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到的作用日益明显。
社会组织是一个新的组织平台，具有积聚个人（体）的社会功能，可以跟好地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激发各行各业的人们的创造活力。
在有关部门的知道和监督下，常州市社会组织在自己章程的规范下，服务于积聚社会发展大局，积极参与社会管理、社会服务，广泛开展学术研讨交流、经贸洽谈和对外交流等活动，积极参与救灾帮困、拥军优属、再就业服务等社会活动，在各种领域发挥着越来越主要的作用。
同时，在社会建设中，常州市的社会组织显示出“和谐细胞”的活力，具有创造公平环境、促进生产力和“活血化瘀”、化解社会矛盾的作用，形成了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的合力，促进了和谐社会的健康发展。
行业协会是企业个体联合的组织载体，是世界经济组织之间沟通的桥梁。
行业协会在保护产业、支持企业、增强国际竞争力等方面，肩负着维护行业利益，组织和帮助企业开拓国际市场，加强与国外同行组织的联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另外，农村专业经济协会组织在新农村建设中发挥着促进农业、农村和农民和谐发展的积极作用。
专业性和学术性社会团体集中了一批在常专业学者、专业技术人员，在繁荣文化、发展教育、保护生态、推定科技进步等方面发乎了积极作用。
常州市孔子思想研究会是由一批常州企业家出资、一批中国传统文化爱好者共同发起成立的公益性组织。
自2012年5月27日正式宣告成立以来，已经开展了许多公益活动，得到广大常州市民的拥护，促进了“和谐常州”、“幸福常州”的建设。
该研究会主要从事以下公益活动：
组织一批传统文化爱好者义工到社区、幼儿园、中小学开展传统文化传播工作，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也取得了明显的成绩；组织一批传统文化讲师到常州市武进看守所直接对未成年人犯开展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在预防青少年犯罪方面创造了一条特有的道路；组织国学讲师团深入到企业，开展中国传统文化进企业活动，协调了劳资关系，促进了企业整体发展；与常州大学合作，开展传统文化进大学校园活动，对广大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取得了良好效果，受到师生欢迎；组织义工进社区，化解社区矛盾，增进邻里和睦，增强居民幸福感；开展与全国传统文化传播、研究组织联系，参与相关专题研究，在国学传承、推广方面等到多方面人士的认可。
公益慈善类社会团体在扶贫救援、保护困难群众和弱势群体、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等方面做出了一定贡献。
常州市慈善总会，自2005年成立以来，每年募集和认捐慈善基金额达17.32亿元，发放救助金3.11亿元，受助355000人次。
另外，常州还活跃着一批热心于公益事业的慈善家。
他们聚在一起争取成立“华音公益文化基金”。
华音公益文化基金（筹）的发起人、常州华音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毛卫成，为常州公益文化事业捐款1000万人民币。
从2010年开始，毛卫成就以华音公益文化基金的名义大力支持了常州公益文化事业：
资助常州网球年度大赛、常州市吟诵艺术协会、常州长青艺术团、常州合唱团、常州市老园丁艺术团，陆续还向常州各社区捐赠1000台高质量的音响，为打造良好的常州社区健身广场文化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更大范围地、可持续服务于常州公益文化事业，毛卫成决定成立华音公益文化基金，让更多的企业家加入常州公益文化建设队伍之中。
在他的引领下，企业家姚臻、周锷以及加拿大籍常州人Alan戚等人分头跟进，在一年时间里，华音公益文化基金的本金已经从1000万元增加到近3000万元，并在华音公益文化基金下面成立“谱牒文化”、“名人文化”、“民俗文化”和“吴地文化”四项公益基金，用于支持谱牒文化研究、民俗文化研究、地方文化研究。
毛卫成说：
“计划在两年内完成重建10项公益文化基金，我希望能够有一天，我们的企业家不仅以创造物质财富为荣，也以纳税为荣，更以做慈善、做公益为荣！
”
社区社会组织是“社区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广大居民群众参与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的基本途径，是吸纳和整合各种社会资源的组织载体，是邻里和睦、社区和谐的重要力量。
能够深入基层社区，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活动，能够广泛了解群众寂苦，进而向党组织和基层政府反映群众意见、化解社会矛盾。
三、常州市社会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社会组织发展速度很快，迄今为止已形成了门类较为齐全的组织体系，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社会管理功能，但从总体上看还是发展不快、质量不高、功用不大，整体水平较低，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和构建和谐社会的新要求还有差距。
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组织缺少应有的社会政治地位
一个成熟的社会体系，应由三大板块构成，即政府组织、社会组织和企业组织。
这三大板块构成整个社会的“三位一体”的社会架构。
目前，常州市的社会组织的社会政治地位，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极不适应，与当前社会经济矛盾凸显，要求社会组织充分发挥作用极不适应，与在国际经济大融合中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要求极不相适应，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和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要求极不适应。
具体说，在党和政府的层面上，在党的工作报告中没有对社会组织有简要而明确的表述；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没有对社会组织的地位、作用、监管应单列一段，提出明确要求；在同级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设代表社会组织利益的社会组织代表名额，在同级政协会议中也没有设“社会组织界别”，社会组织代表应实行单独选举；各级政府部门召开的工作会议，应允许社会组织的代表列席参加；党和政府的有关文件没有下发到社会组织学习贯彻落实；各级党校、行政院校在培养干部时，忽视了社会组织的专职干部也需要培养，尤其是社会组织的专职领导人更需要培养。
总之，常州市的社会组织处于“可有可无、可轻可重”，“呼之即来，挥之而去”、“说起来重要，干起来次要”的社会地位，无法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
（二）政府缺乏对社会组织进行科学有效的管理
常州市政府并不重视社会组织的发展，没有制定推动常州社会组织发展的政策，还是按照传统管理模式管理社会组织登记、管理事项。
在常州市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组织，都有自己的主管部门。
其中，由常州市社会科学联合会（简称“社科联”）主管的各种社会组织就有近百家，由常州市作家协会（简称“作协”）主管的各种社会组织也有几十家，其他的还有由常州市科学联合会（简称“科协”）主管的各种社会组织，由常州市工商联主管的各种社会组织也有多家，还有的由常州市政府部门，如环保局主管；非企业单位多数由常州市教育局或者区、县级市的教育局主管；按照有关规定，常州市民政局无权登记基金会，所以常州市的基金会都挂靠在江苏省民政部门登记的各种基金会名下，没有一家常州市的基金会。
所以，常州市还是按照计划经济时代的管理模式管理社会组织，多头管理，其实就变成了无人管理。
同时，有些积极想创设社会组织的人士，由于无法找到相应的主管部门而无法登记成立正常的社会组织。
在这种管理体制下，常州市的社会组织基本出于无序状态，其成长环境及发展空间令人担忧。
另外，常州市两级民政部门负责社会组织登记的人员严重不足。
据调查，常州市民政局仅有3名登记管理专职工作人员，各辖市（区）均仅有1名兼职管理登记人员。
这些人员承担着全常州市2000多家社会组织登记管理工作，实在无法作出优秀成绩。
（三）社会组织的管理水平普遍不高、公众认知度低，解决问题能力不强
有的社会组织规章制度不完善，内部管理机制不健全，自主治理只停留在口号上，组织的重大决策基本上都是由少数领导人来决定，内部管理较为混乱；有的社会组织虽然名义上有管理机构，机构形同虚设，制度流于形式，管理随意性大，正常活动难开展；有的社会组织成员动机不纯，只顾个人利益，不顾团体利益，拉帮结派、闹不团结，影响了社会组织的形象。
特别是一些行业协会，行政依附性强，行政色彩浓厚，难以帮助会员企业提升形象。
部分社会组织的社会责任意识弱，未能形成与政府监督、司法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监督相结合的有效机制。
还有的社会组织由于经济实力弱，加之一些政府部门对社会组织在参与社会管理上认识不够，制度上吝于支持和帮助，导致社会组织的服务能力相对有限，难以为社会、为会员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久而久之便丧失了社会组织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目前，我国有些行业组织是根据政府部门的一些需求而成立的，还有些是从政府部门中脱胎出来，其机构、人员、设施、办公场所等大都来源于政府，主要领导大多由政府部门的二线领导或政府机关的退休官员担任，形成与政府部门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导致对政府的依赖性较强，自治程度较低。
（四）社会组织经费普遍紧张，专业人才紧缺
据统计，常州市社会团体年收入到100万元以上的仅仅占1%，10万-100万元的占15%，10万元以下的占84%。
多数社会组织缺乏稳定的资金来源，除会费和少量捐赠外，没有多少业务收入。
由于资金缺乏，许多社会组织很少开展工作，较少为会员和社会服务。
这样，许多社会组织处于“僵死”状态。
因为缺少开展工作的基本资金，所以许多社会组织没有专职从业人员，只能聘请部分退休人员临时管理组织事务。
同时，社会组织的从业人员的工资福利、职称评定、养老保险等方面都存在严重不足，导致社会组织难以吸引优秀人才。
据调查，常州市社会组织总数不少，，但专职人员很少，平均每家社会组织的专职人员不超过2人，且普遍年龄偏大，学历层次偏低。
目前，缺少专业人才是制约常州市社会组织发展的重要因素。
四、经验借鉴
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将能够很好地促进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许多城市和地区都已经开始探索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新模式。
（一）苏州模式——加强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
在社区社会组织的培育和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在全国来说，苏州市起步较早。
2005年，张家港市进行了社区社会组织培育发展的试点工作。
在取得经验的基础上，推向整个苏州市，并总结、提炼和归纳出了“一级登记、两级备案、三级管理”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模式。
“一级登记”就是对于基本符合两个《条例》规定条件的，由区（市）民政局“放低门槛”（适当放宽准入条件、简化登记程序）统一登记；“两级备案”就是对于尚不符合放低门槛登记条件的，实行由社区居委会初审、报街道办事处（镇政府）备案的制度；“三级管理”就是形成了以区（市）民政局为主导、街道办事处（镇政府）为主管、社区居委会为主体的三级管理模式。
2006年，为了规范管理、促进社会组织的发展，苏州市民政局制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社区（村）民间组织登记管理工作的意见》，就社区社会组织的性质、分类和培育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目标任务、组织领导以及社区社会组织登记和备案的基本要件、运作程序等都做了明确的规定，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几年来，苏州市各地放低门槛登记、积极扶持备案、逐步规范管理，促进社区社会组织为推进城乡社区建设发挥了积极作用。
社区社会组织已成为苏州市社会组织的“半壁江山”，至2011年底，仅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已达4295家，占全市社会组织总数7377家的58%；登记的社区社会组织也达128家。
2012年，为适应社区建设大发展的新形势，针对个别地方思想认识模糊，备案操作欠规范，缺乏有效的管理、协调和服务、扶持等情况，苏州市民政局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规范社区社会组织备案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对现有的社区社会组织进行认真的梳理，对条件相对成熟、基本符合登记条件的，要继续放低门槛及时进行登记；尚不具备登记条件的，应认真规范备案。
力争使全市的社区社会组织管理更加规范、发展更加有序、作用更加明显。
目前，全市规范备案的社区社会组织总数已超过5000家。
（二）上海市静安区模式——“枢纽型”社会组织
“枢纽型”社会组织最主要的功能是在党和政府与各类专业性公益类社会组织之间发挥桥梁纽带作用。
它把同类别、同性质、同领域、同地域的社会组织联合起来，在政府管理部门和社会组织之间，通过类似于社会组织联合体的实践载体，服务和管理一个系统、一个领域、一个地域的社会组织。
这个实践载体以章程为纽带，在政治上发挥引领作用，在业务上发挥引导功能，通过政府委托，以购买服务的形式，发挥业务指导作用，以有效的服务促进社会组织的社会化、专业化，引导社会组织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自治自律，取得了不是通过行政管理权力获得社会组织的认可和信任，即“以民管民”的成效。
这种管理方式是一种去行政化、去科层制、实行扁平化的管理模式。
2007年，静安区在上海率先成立了区社会组织联合会（即静安区“1+5+X”社会组织枢纽型管理模式中的“1”，以下简称“区社联会”），之后又相继在5个街道（即“5”），和劳动、文化、教育等系统（即“X”）成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形成了静安区“1+5+X”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
“1”和“5”是属于地域类的枢纽型社会组织，“X”属于领域类的枢纽型社会组织，“1+5+X”称之为混合类枢纽型社会组织。
由于混合类枢纽型社会组织把“地域类”社会组织和“领域类”社会组织两者的优势在区级层面上整合在一起，其政府的主导力、支撑力更强，体制优势更加凸显。
以这种混合类枢纽型社会组织为依托，开辟社会组织党建领域的工作，其针对性和有效性更易得到提高。
五年多来，静安区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发挥桥梁和纽带作用，坚持“党建”引领“社建”，提升新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性；坚持以章程为行动准则，大力培育发展公益类专业性社会组织和领军人物，加强以公信力为核心的能力建设；坚持搭建服务平台，承接服务项目，倾听反映诉求，推动政府购买服务，在惠及百姓民生，在维护社会稳定，建设和谐家园等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实践证明，静安区“1+5+X”枢纽型社会组织联合会是具有时代特征、富有静安特点，行之有效的社会组织管理新模式。
（三）台湾模式——农民合作组织运行模式
土地改革、农业科技、合作组织是台湾农业发展的三大经验，其中合作组织又是台湾农业经验的精髓。
台湾农民合作组织从1900年成立第一个农会起，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演进，已形成一个十分庞大和较为完整的体系，在促进农业生产、增强农民收入、推进乡村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农民合作组织的运作形式与特点是：
由于台湾特有历史背景，以及高度市场化的农业趋向，使得农民合作组织显现出多样化、多层次的发展趋势。
当前，台湾即有传统农会、渔会、农田水利会、农业合作社（合作农场）、专业协会合作组织，又有农民联谊、策略联盟、产销利益等新兴的合作组织，构成了现代农业相适应的产业组织体系，其中，比较突出、发挥功能和影响较大的有三种形式：
主要包括农会组织、农业合作社、农业产销班。
其中，就农会组织而言，是台湾分布最广、影响最大、也是实力最强的农民组织。
目前，台湾已有农会组织近500个，分布在“省级”、县（市）级、乡（镇）级农会中，基本上是一乡（镇）一农会，有正式会员200万人左右（约占农业人口的50%以上，赞助会员近90万人。
各级农会都是独立的法人，独自开展各项业务，但相互之间有一定职责分工，县及县以上农会则重于服务协调与指导，乡镇级农会主要从事具体的经营业务。
其台湾农会的宗旨是“保障农民利益，提高农民技能，增加农民生产，改善农民生活，发展农村经济”，主要功能是：
1.农业技术推广和教育，包括农业技术推广、家庭辅导、农民教育；2.农产品供销，包括生产资料供给，农产品加工制造，农业机械设备和基础设备的共同利用，农畜产品合作运销，会员生产和生活则需产品的供应和运输等；3农村信用，从事农村存放款业务，办理有金融机构对农村的贷款以及政策性农业贷款业务等；4.农业保险，包括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农作物保险、家畜保险等。
为了实行上述业务，台湾各级农会内部一般都设立保险、会计、推广、供销、总务部门及各种专门委员会。
另外，台湾农会的经济实力大都比较强，资产较为雄厚，一个乡镇农会自有资产都在5-6亿新台币以上（1元新台币折合人民币0.25元左右）其盈余主要来自经济实体和金融服务。
同时，“法律”规定农会盈余的62%必须用于推广事业，从而保证农会作为公益法人，不以营利为目的。
四、建议
在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的改革潮流中，社会组织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公共服务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体，在公共服务供给中占有非常重要的角色，培育和发展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是我国强化公共服务、建设服务型政府不可或缺的工作要点。
常州市具有良好的社会组织基础，社会组织可以在参与常州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为建设“幸福常州”作出更大贡献。
（一）推进备案与登记相结合的方式实施规范管理社区社会组织
社区社会组织除了具有一般社会组织的共同属性外，“草根性”、松散型和纯粹民间、自发产生，是其最大特色。
我们要根据改革和创新的精神，在现行法律法规的框架内，放低门槛登记，创新机制备案，既要放开手脚积极培育发展，又要严格规范管理、扶持服务。
社区社会组织的产生、壮大和发展，根植于当地社区的土壤，也服务于当地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及其特点，必须适合于当地社区建设的发展程度及其模式。
打造社区社会组织的品牌，实质就是培育和发展社区社会组织、帮助其树立社会形象的过程，也是促使社区社会组织不断自我完善、增强能力、自我发展的过程。
我们要根据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和社区建设的实际情况，着力培育满足社区居民各类需求的、具有强大生命力和发展空间的社区社会组织。
（二）加强枢纽型社会组织的建设，发挥枢纽型社会组织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中的重要作用
建立枢纽型社会组织管理模式，有利于更好地发挥其政治引领作用，把握正确方向，提升公益类专业性社会组织党建工作的有效性。
引导和帮助影响力较大但尚未建立党组织的公益类专业性社会组织建立党的组织，大力推介、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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