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讲 文化对辞格的制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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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文化对辞格的制约
第八讲文化对辞格的制约
文化与修辞的关系密切。
各种文化要素都影响和制约着修辞。
首先,物态文化制约着修辞,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都对修辞产生着制约作用;其次,制度文化制约着修辞,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自身行为规范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对修辞也具有制约作用;再次,行为文化制约着修辞,也就是说,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也制约着修辞;最后,心态文化制约着修辞,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等,也对修辞产生着制约作用。
文化与语言关系密切,当然也与修辞的关系密切。
各种文化要素都影响和制约着修辞。
这些文化要素可分为文化结构的四个层次,程裕祯认为:
“至于对文化的结构,不同的说法也很多。
一般地把它分为四个层次:
即物态文化层,指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的总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具体实在的事物,如人们的衣、食、住、行等;二为制度文化层,指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建立的规范自身行为和调节相互关系的准则;三为行为文化层,指人在长期社会交往中约定俗成的习惯和风俗,它是一种社会的、集体的行为,不是个人的随心所欲;四为心态文化层,指人们的社会心理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
这是文化的核心部分,也是文化的精华部分。
”我们分别从这四个层次谈文化对修辞的制约。
一、物态文化对修辞的制约
物态文化对修辞的制约是显而易见的。
人要生存,当然离不开衣食住行;人要交流,当然离不开说衣食住行,北方荒旱地方的人说“人找人,鬼找鬼,沙蓬找的是八条腿”（沙蓬、八条腿都是北方一些方言中的植物名）,而南方靠近河海地区的人说“鱼找鱼,虾找虾,乌龟王八结亲家”,这是不同的物态文化在言语中的反映。
北方人读错别字,常把“糯米”读为“儒米”,把“鳜鱼”读为“厥鱼”,南方人感到好笑,其实这是由于北方物态文化中缺少“糯米”“鳜鱼”这样的食物造成的,由此可见物态文化对语言影响之大。
物态文化对语言对修辞的影响还具有时代性特征。
上古时代人们居住条件简陋,常有蛇窜至家中,影响人的睡眠和安全,所以人们打招呼时常问“无它乎?
”（“它”是“蛇”的古本字,意为“没遇见蛇吧?
”）而后来多问“你吃了吗?
”“文革”时期“票”族词语兴盛,粮票、布票、肉票、蛋票、豆腐票、白糖票、毛线票……不一而足。
曾有人仿《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编了一首歌: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嘿,九十号!
九十号呀,九十号,九十号。
烟号票,酒号票,豆瓣儿豆粉全要票。
肥皂一月买半块,火柴两盒慢慢烧。
妈妈记,娃娃抄,号票不能搞混了。
逢年过节票更多,号码众多记不了。
豆腐乳,一张票;三钱黄花一张票,一两木耳五张票,一斤豆芽儿两张票。
婴儿另发白糖票,产妇专配红糖票。
文化大革命票证多,九十号还是少算了。
”正是这种现实中票号多、词语中“票”族词兴盛的表现。
而新时期,却是“卡”族勃兴的时期。
有银行卡、信用卡、长城卡（中国银行发行）、牡丹卡（工商银行发行）、金龙卡（建设银行发行）、绿卡（一种邮政储蓄用卡,与表示“某些国家发给外国侨民的长期居留证”的绿卡是同形同音词,它们字形相同,读音相同,意义完全不同）、电话卡、磁卡、IC卡、IP卡、200卡、201卡、300卡、上网卡、负担卡（一种政府下发的、标明合理负担内容和标准的卡）、借书卡、医疗光卡（在医院里利用激光扫射以储存病人资料的一种卡片）、医疗卡、取奶卡、游戏卡、贺年卡、圣诞卡、生日卡、音乐卡（一种能发出某种音乐声响的贺卡）等。
“文革”时期,人们的物质生活资料特别短缺,政府靠发行票号限制人们的购买。
“票”族词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走向兴盛的。
“票”族词语,差不多都是有关维持人最基本需要的生活资料的。
票号的使用,给人们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
“各种东西都要票,煤票、副食票、肥皂票、茶叶票、糖票、蔬菜票、布票、各种工业票（买毛线、汗衫、自行车、缝纫机）最多时达上百种。
每个家庭总得选出一个最能干最精明的人来管理票证,不能有丝毫差错。
如果有差错就可能延误全家人的生计。
比如,若家里的票证丢了,政府绝对不给补发,只好四处央告亲戚朋友匀些出来,否则无法活下去。
再比如,你排队买菜,把菜票忘了,错拿成肥皂票,今天一天的队白排了不说,家里可能一星期没菜吃。
”而新时期“卡”族词的勃兴,则是另一番社会景象的反映。
金融类“卡”与信息类“卡”,是商业化社会与信息化社会的反映;服务类“卡”与庆贺类“卡”,是新型生产关系和人际关系的反映。
物态文化影响着交际,即使相差不远的地区,由于物态文化的差异,交际者也很难理解异地的物态文化特征,从而影响到话语的理解。
汪曾祺在《黄油烙饼》中写道:
大队食堂外面忽然热闹起来。
起先是拉了一牛车的羊砖来。
他问爸爸这是什么,爸爸说:
“羊砖。
”——“羊砖是啥?
”——“羊粪压紧了,切成一块一块。
”——“干啥用?
”——“烧。
”——“这能烧吗?
”——“好烧着呢!
火顶旺。
”后来盘了个大灶。
后来杀了十来只羊。
萧胜站在旁边看杀羊。
他还没有见过杀羊。
嘿,一点血都流不到外面,完完整整就把一张羊皮剥下来了!
这是要干啥呢?
爸爸说,要开三级干部会。
“啥叫三级干部会?
”
“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
”
三级干部会就是三级干部吃饭。
……
回家,吃着红高梁饼子,他问爸爸:
“他们为什么吃黄油烙饼?
”
“他们开会。
”
“开会干嘛吃黄油烙饼?
”
“他们是干部。
”
“干部为啥吃黄油烙饼?
”
“哎呀,你问得太多了,吃你的红高梁饼子吧!
”
汪曾祺小说中的事都发生在张家口,主人公萧胜一开始跟奶奶住在坝下（在地理学上,张家口到围场一线以北为高原地形,称为“坝上”;以南称为“坝下”）,奶奶死后又跟爸爸到了坝上,虽然都属于张家口地区,但物态文化有很大不同,萧胜不知道什么叫“羊砖”,羊砖有什么用,为什么吃黄油烙饼,因为这些物态文化他在坝下是不曾见识过的。
由于不了解彼此物态文化的差异,认为只有自己所在群体的物态文化才是正确的文化形式,就会导致错误的认识。
如果因此而讥笑其他群体的物态文化,还会导致交际的障碍。
在《阿Q正传》中,阿Q很鄙薄城里人:
譬如用三尺长三寸宽的木板做成的凳子,未庄叫“长凳”,他也叫“长凳”,城里人却叫“条凳”,他想:
这是错的,可笑!
油煎大头鱼,未庄都加上半寸长的葱叶,城里却加上切细的葱丝,他想:
这也是错的,可笑!
然而未庄人真是不见世面的可笑的乡下人呵,他们没有见过城里的煎鱼!
我们也经常看到有人大力赞扬中国的筷子而鄙薄西方的刀叉,赞扬中医如何的“辩证施治”而鄙薄西医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这些认识当然是片面的。
二、制度文化对修辞的制约
制度文化是形成一个群体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的基础,同时,它也在一个群体的政治意识、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中体现出来。
制度文化对话语的影响也是非常明显的。
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造成人员伤亡,中央电视台在采访北京市民问及他们对这一事件的看法时,一市民说:
“美国轰炸我驻南大使馆当然不对了,他们轰炸南联盟本来就不对,是联合国大呀还是北约大呀?
”这些话语反映了中国人的政治意识。
在中国人政治意识中,中央管着省部,省部管着市县,市县管着乡镇,乡镇管着农村,是一级管一级的。
而联合国、北约、东盟等国际性组织却并不存在着这样严格的层级管理关系。
在法律意识中,中国人的清官意识是很浓的,人们崇拜包公、海瑞、于成龙等清官廉吏。
“包青天”不仅用来指代包公,也用来泛指像包公那样的清官。
由于“焦点访谈”经常报道一些社会上的丑恶现象,而这些丑恶现象在曝光后又往往得到治理,所以有人也把“焦点访谈”称为“焦青天”。
当然,现代人也已经逐步意识到,法制并不是靠几个清官就能健全的,关键是应该有个相对完善的法律运行机制。
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栏目原来是以包公形象为背景的,现在则以“法”字字形作背景,突出法律至上的主题。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在法律意识上的进步。
道德意识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意识范畴,不同的文化背景有着不同的道德要求,这些要求制约着人们的言语行为。
制度文化对人的行为和语言的影响在许多幽默小品中都有所反映。
记得有这样一则小品（出处不详）:
在酒店买一杯啤酒,发现里面赫然有一只死苍蝇,英国人说:
“换一杯啤酒来!
”德国人让侍者把经理请来:
“我请你喝!
”阿拉伯人丢下一张钞票,一声不响离去;日本人把经理叫来训斥:
“你们就是这样做生意吗?
”美国人很幽默,他把经理叫来说:
“请你以后把啤酒和苍蝇分开放,让喜欢苍蝇的顾客自己放进去,您说呢?
”
《笑话大王》2001年第1期有一篇题为《招聘》（作者贺丙晨）的小品,写道（限于篇幅,对原文有删改）:
日本的一家公司要招聘十名职员,经过一段时间严格的面试笔试,公司从三百多名应聘者中选出了十位佼佼者。
发榜这天,一个叫水原的青年见榜上没有自己的名字,悲痛欲绝,回到家中便悬梁自尽了。
幸好亲人及时发现,水原没有死成。
正当水原悲伤之时,从公司却传来好消息:
水原的成绩原是名列前茅,只是由于计算机的错误,导致了水原的落选。
正当水原一家人喜不能胜之时,从公司却又传来消息:
水原被公司除了名。
原因很简单,公司的老板认为:
“如此小的挫折都经受不了,这样的人在公司是干不成什么大事的。
”
（美国一个叫汤姆的青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正当汤姆一家人大喜过望之时,美国各大州的知名律师纷纷来到汤姆的家中,他们千方百计地鼓动汤姆到法院告这家公司,让公司支付巨额的“精神赔偿费”,并自告奋勇地充当汤姆的辩护律师。
（德国一个叫肖恩的青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正当肖恩喜不能胜之时,肖恩的父母却坚决反对自己的儿子进入这家公司。
他们的理由不容置疑:
这家公司的工作作风如此差劲,进入这家公司对儿子的成长毫无益处。
（中国一个叫晓明的青年遇到了类似的情况）正当晓明喜不能胜之时,晓明的父母却从商店买来锦旗和奖状。
他们来到公司,远远地望见公司老板便跪了下来,他们满含热泪地说:
“多亏你们救了我儿子,我们家世世代代铭记你们的大恩大德呀!
”
这篇小品反映了制度文化对人行为和语言的影响。
由于制度文化的重要性,尊重对方的制度文化是修辞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基本上是个无神论国家,中国人的宗教意识普遍很淡薄。
有人说中国是佛教国家,其实中国人中真正笃信佛教的人并不是很多。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在涉外交往中涉及有关宗教问题容易出现交际障碍现象,如在基督教国家说不敬上帝的话语,在伊斯兰教国家说不敬真主的话语等。
我们应该尊重其他民族的制度文化,不能因自己不信神就认为对方信神是错误的。
当然,信神者如果不尊重无神论者的制度文化,也是不妥当的。
河北某师专有两位外籍教师,他们是虔诚的基督教徒,他们总是劝说跟他们学习英语的中国学生入教,说不入教死后会下地狱,其实这对无神论者来说根本无效,所以他们在交际中经常出现不顺利的情景,甚至是不欢而散。
三、行为文化对修辞的制约
行为文化表现在一个群体对他们特定原习惯和风俗认同之上。
“五里不同风,十里不同俗”,就是行为文化差异性的反映。
行为文化对语言的影响也是显而易见的。
安徽黄山茶乡有“以壶还壶”的说法,还有跟“壶”有关的歌谣:
“黄山茶乡故事多,董妃雪庄贵相知,交友重义不重财,一片情谊寄砂壶。
”这些语言现象显然跟当地行为文化有关。
在当地,亲友往来常常把砂壶当作礼物赠送,砂壶的珍贵程度不是靠价钱来衡量的,而跟产地远近有关。
砂壶产地越远,砂壶越珍贵。
还有一种供儿童玩耍的套壶,大的如鸡蛋,小的只有蚕茧般大小,拙稚可爱,用于送人,是最受欢迎的。
而在我国北方地区情况却不同,涉“壶”的熟语有许多是贬义的,如“茶壶煮饺子———肚里有嘴上倒不出”（形容一个人有文化有知识但口才不好）,“哪壶不开提哪壶”（形容专捡敏感的、容易造成麻烦的话题说话）。
河北涿鹿方言中有个本地歇后语“西窑沟的夜壶———好嘴”,西窑沟是个地名,该地出产陶瓷;夜壶即便壶;好嘴是说西窑沟这个地方出产的便壶的嘴质量好。
这个歇后语表面上是称赞人会说话,而实际上多指言行不一。
这当然也是行为文化影响的结果。
行为文化经常在文学作品中得以体现。
在《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七擒孟获,其中的许多描写都反映了“不毛”地区的行为文化特征。
例如第90回:
那洞外有三江:
乃是泸水、甘南水、西城水。
三路水会合,故为三江。
其洞北近平坦三百余里,多产万物。
洞西二百里,有盐井。
西南二百里,直抵泸、甘。
正南三百里,乃是梁都洞,洞中有山,环抱其洞;山上出银矿,故名为银坑山。
山中置宫殿楼台,以为蛮王巢穴。
其中建一祖庙,名曰“家鬼”。
四时杀牛宰马享祭,名为“卜鬼”。
每年常以蜀人并外乡之人祭之。
若人患病,不肯服药,只祷师巫,名为“药鬼”。
其处无刑法,但犯罪即斩。
有女长成,却于溪中沐浴,男女自相混淆,任其自配,父母不禁,名为“学艺”。
年岁雨水均调,则种稻谷;倘若不熟,杀蛇为羹,煮象为饭。
每方隅之中,上户号曰“洞主”,次曰“酋长”。
每月初一、十五两日,皆在三江城中买卖,转易货物。
其风俗如此。
行为文化对修辞的影响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说话要入乡随俗,在认可对方习惯和风俗的基础上组织话语;另一方面,说话人也要保持自我,尽可能避开陈规陋俗组织话语。
艾芜在《南行记》中写道:
我虽是没有就着火光看书了,但却仍旧把书拿在手里的。
鬼冬哥得了老头子的赞许,就动手动足起来,一把抓住我的书喊道:
“看什么?
书上的废话,有什么用呢?
一个钱也不值,……烧起来还当不得这一根干柴……听,老人家在讲我们的学问哪!
”
一面就把一根干柴送进火里。
老头子在砖上叩去了铁烟管上的余烬,很矜持地说道:
“我们的学问,没有写在纸上,……写来给傻子读么?
……第一……一句话,就是不怕和扯谎!
……第二……我们的学问,哈哈哈。
”
似乎一下子觉出了,我才同他合伙没多久的,便用笑声掩饰着更深一层的话了。
“烧了吧,烧了吧,你这本傻子才肯读的书!
”
鬼冬哥作势要把书抛进火里去,我忙抢着喊：
“不行!
不行!
”
侧边的人就叫了起来:
“锅碰倒了!
锅碰倒了!
”
“同你的书一块去跳江吧!
”
鬼冬哥笑着把书丢给了我。
老头子轻徐地向我说道:
“你高兴同我们一道走,还带那些书做什么呢。
……那是没用的,小时候我也读过一两本。
”
“用处是不大的,不过闲着的时候,看看罢了,象你老人家无事时吸烟一样。
……”
“我”的最后一句话显然是为适应那些身在江湖人们的行为文化而作的调整。
当然,行为文化的价值是有高低之分的,并非任何行为文化所表现的风俗习惯都值得我们去遵守去适应,正相反,一些陈规陋俗反而是我们应尽量避免的,而且尽可能地不去适应它们。
例如婚丧嫁娶的大操大办,闹洞房时把新嫁娘或新郎官衣服脱得精光,不求进取得过且过等等。
以前封建专制的三跪九叩大礼,常常令外国特别是西洋使臣感到难以接受。
有些外国使节或传教士坚决不按这种礼法行事,使那些王公大臣们以为外国人的腿天生是不能弯曲的。
其实这完全是高价值文化向低价值文化的挑战。
四、心态文化对修辞的制约
心态文化表现在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文学艺术等方面。
人类文化存在着共性,也存在着差异。
心态文化的差异性是非常突出的。
价值观念是一个群体的生活态度和准则,它会因地区、人种等的不同而出现差异。
贾玉新认为:
“价值观念因文化而异绝对是普遍现象,Triandis和他的助手对美国、希腊、印度、阿拉伯和日本等文化的价值观的比较结果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美国人高度崇尚自信、个人进步、适应性、地位、心灵的平静和成就。
而希腊人则崇尚归属（affiliation）、社会兴盛和遵守规范（philotimos）。
印度人却对个人社会地位的升迁、荣耀、社会兴盛等极端崇拜。
日本人则崇尚宁静、美的享受、知足、进步和适应性。
阿拉伯人则把好客、慷慨、勇敢、荣誉和自尊放在首位。
”当然,价值观念即使在同一个群体当中,有时也会呈现出差异。
例如在对待卫生的态度上,有些人的价值观念是“不干不净,吃了生病”,而有些人则是“不干不净,吃了没病;乱七八糟,吃了上膘”。
价值观念也有高下之别,一些落后的价值观念是应该摒弃的。
例如传统社会对待妇女的态度,“娶来的媳妇的买来的马,任我骑来任我打”“婆娘家三天不打,上房揭瓦”“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自可,最毒妇人心”等,都是陈旧落后的观念甚至是不人道的。
审美情趣也常常表现出很大的文化差异性。
例如许多中国人亲戏曲远歌剧,亲国画远油画,亲民族器乐远西洋乐器,亲民族唱法远美声唱法等,就是这种差异的表现。
中国人喜欢以汉字为审美对象,除了书法篆刻等与汉字有关的艺术外,还常常用汉字作游戏的工具,如猜谜、酒令等等。
而拼音文字的这种审美功能就非常逊色了。
不过近年来,有人把汉字和拼音字结合起来做游戏的材料,也是非常新颖别致的。
例如“Aop”打一成语,谜底为“相依为命”,因为Aop合起来近似汉字的“命”字。
再如morning打一字,谜底为“谭”,取西言早（即西方人说早）之意。
审美情趣也有高低之分,它是一个人素质状况的反映。
关山在《一路奔走——倾听当代中国底层的声音》一书中介绍了26岁的导游牛思盈给她讲述的故事:
一群做房地产生意的中国人,去欧洲旅游。
到埃菲尔铁塔参观的时候,正好赶上那里公众假期,人特别多,要排队坐电梯才能上去（其实排队是很快的）。
于是,他们问导游:
“能不能插队?
”导游说:
“全世界的都在排队。
”他们就说:
“一个烂铁搭有什么好看的?
不看了。
”就这样,花了很多钱,去了法国却没有上成埃菲尔铁塔。
还是这群人,第二天,去卢浮宫看蒙娜丽莎像。
人很多,中国留学生导游向他们介绍说:
“这是世界上著名的一幅画,应该看看。
”但他们说挤不进去:
“这个烂婆娘有什么好看的?
”
还是这群人,这群不看“烂铁塔”与“烂婆娘”的人,到了晚上,却一个个钻进了装了红色小灯、法国妓女揽客的小车里,第二天早上回来在车里趾高气扬地交流“经验”:
“想当年八国联军侮辱了多少中国妇女,现在我们到了法国,也侮辱了法国妇女,有什么不能大声说的?
”（转引自王松苗《“烂铁塔”与“烂婆娘”》,《检查日报》2001年2月28日）
这些一夜暴富的国产大款们素质低下精神空虚,他们的欣赏水平极其低下,严格说来也谈不上什么审美情趣。
相反,审美情趣高的人都是富有涵养的,一举手一投足都表现出一定的文化底蕴来,因此他们的言语表现也是充满美感的。
思维从本质上说是全人类共同的,它的基本范畴概念、判断、推理一般不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不同。
但这并不影响思维方式的民族性和文化性。
沃尔夫认为:
“我们由语言决定的思想不仅与我们的文化偶像和理想相协调,而且使我们无意识的个人反映遵循它的型式,赋予这些反映某种典型的特征。
”不过,沃尔夫在强调思维的民族性同时,却抹杀了人类思维的普遍性,他认为世界上并不存在抽象的普遍的人类思维。
其实,无论语言也好,思维也好,文化也好,都是共性和个性、普遍性与特殊性并存的,忽略任何一方面都是片面的。
作为一种心态文化,思维方式常常表现为某种倾向性,而不会是绝对的。
例如汉民族思维方式中有一种二值极端的倾向,不是极端好的,就是极端坏的。
就像韩少功小说《爸爸爸》中的丙崽,对认可的事物是“爸爸爸”,对否定的事物是“×妈妈”,除此之外再无其他。
俗话所说的“那个人好极了,有点坏事不提了;这个人坏挺了,有点好事不顶了”,也是这种思维方式的反映。
在日常生活中,小孩经常指着影视中的人物问:
“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
”也体现了二值极端的思维方式。
当然,这只能是一种倾向,并不是汉民族所有的人都是这种思维方式,也并非何时何地都采用这种思维方式。
作为心态文化的一项内容,文学艺术的民族性文化性特征是明显的。
文学和艺术作品对一个民族或群体的语言都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也会影响人们的言语交际。
曹操、刘备、诸葛亮、宋江、李逵、孙悟空、猪八戒、贾宝玉、林黛玉这些文学形象不仅成为了汉语词汇中的成员,而且还经常成为构成熟语的材料,并在适当的环境中进入交际。
“你有点太曹操了吧?
”“你比猪八戒还漂亮呢!
”“她比林黛玉还林黛玉”这些口语常常在交际中出现,成为口语交际的重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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