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生平与成就.docx
《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生平与成就.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生平与成就.docx（19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生平与成就
《自然辩证法通讯》2005年第5期
无私的探索、公有的财富
——“科学社会学之父”默顿的生平与成就
欧阳锋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
摘要：
默顿虽出身寒门，但从未从产生“被剥夺感”。
从孩童开始，就善于利用着各种“公共资本”——从费城的卡内基图书馆，到哈佛的名师益友，到哥伦比亚的同事弟子。
漫长的一生充满着“偶发奇缘”，不歇的探索，丰富了人类知识的宝库。
关键词：
罗伯特•金•默顿科学社会学遗产
罗伯特•金•默顿（RobertKingMerton），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学家、科学社会学的创始人，于2003年2月23日辞世，享年93岁。
在逾70年的学术生涯中，他以追求真知为最高目标，无私探索，成就卓然，为世界留下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由于其杰出的学术成就，默顿获得很高的国家荣誉和国际声誉。
他是美国社会学界少有的科学院院士之一，还是英国和瑞典皇家科学院的外籍院士。
他曾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1956—1967）、美国东部社会学协会主席（1968—1969）、科学的社会研究学会首任主席（1975—1976）。
由于默顿对科学的社会研究的特殊贡献，1994年9月8日，克林顿总统在白宫授予他最高的学术荣誉——“国家科学奖章”，默顿成为获该奖的第一位社会学家。
默顿被称为“社会学先生”，“如果社会学界颁发诺贝尔奖的话，它无疑是属于默顿的”（他的儿子RobertC•Merton是1997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
一、贫寒但不贫乏的童年
1910年7月4日晚上，[1]默顿降生在离著名的费城“独立广场”只有8个街区的一所房子。
父亲是一位东欧犹太移民，在南费城第三大街开了一家出售牛奶、黄油、鸡蛋的商店。
由于父亲的勤劳经营，一家人生活还算过得去。
但几年后，这个没买保险的小店意外着火而被毁，家庭财产严重受损。
他父亲只好去了一家海军船坞当一名木匠助手，家庭也搬进了一幢不大的红砖平房，过着一种都市之村（urbanvillage）的“体面穷人”生活。
后来，父亲失去了工作，家庭处境艰难，“几乎处在社会结构的最下层”。
但是，童年的默顿并没有产生“被剥夺感”，因为有很多公共资源就在他身边。
在他只有五、六岁时，就“拥有了”一座图书馆。
这个离家只有几个街区的约有万册藏书的图书馆，是由安德鲁•卡内基（AndrewCarneyie）出资开办的。
从孩童开始，默顿就在这里度过了无数光阴，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之中。
他对文学、科学、历史特别是传记和自传很感兴趣。
在此，他读了大卫•布鲁斯特（DavidBrewster）所写的引人入胜的《牛顿的生活》一书，这可视为他后来在写博士论文时对《国家传记辞典》进行量化分析的前奏。
随着年龄的增大，他还接触了许多欧洲文学，如易卜生、福楼拜、萧伯纳等人的作品。
除卡内基图书馆之外，别的公共资源也让默顿受益匪浅。
离图书馆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绘画俱乐部”（GraphicSketchClub），它是专为寻获不得意的艺术天才而设立的一个庇护所。
小默顿也常光顾那儿，但他觉得自己在艺术上没有特长。
为此，离家稍远的音乐学院成了他更喜欢去的地方，他经常步行去那儿听管弦乐队的音乐会。
这些公共文化设施把默顿带入了一个新的天地，“在1920年代中期，由于不可抗拒的图书馆和不朽的艺术纪念馆，我们的地平线进一步拓宽了”（[2]，p.345）。
后来，默顿在回忆起自己的童少年生活时，意味深长地说道：
“表面上被剥夺的南费城贫民窑，恰恰为一个青年人提供了各类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人力资本，总起来可称为公共资本，即除了个人金融的各类资本。
”（[2]，p.346）正是这些公共资本，使家境贫寒的默顿的童年生活变得充实、富有、多彩。
童少年的这些经历为默顿后来提出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机会结构”带来了启发（默顿喜欢且善于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提取社会学概念）。
少年默顿无疑是一位书迷，但不是书呆子，他有较强的动手能力，曾独立安装过一台晶体管收音机。
他还是一位出色的业余魔术师。
自默顿的父亲失业后，他一家再次搬迁，有缘认识了新邻居查尔斯•霍普金斯（CharlesH•Hopkis），一个善于玩魔术的小伙子（后来成为职业魔术师）。
当霍普（默顿对霍普金斯的呢称）向默顿传授变戏法的技巧时，他几乎成了默顿心目中的偶像。
在14岁时，默顿已是一位相当熟练的魔术师。
他经常在生日晚会或其他聚会上表演节目，自取艺名为“Robert•Merlin”，Merlin是古代的一位男巫。
霍普觉得默顿用一位古代男巫的名字作自己的艺名有点陈腐，默顿就在三年后进入坦普尔（Temple）大学时，把Merlin改为Merton注了册。
霍普对默顿童少年乃至一生的影响不可忽视。
业余魔术师生活启发了他“角色模式”概念的产生。
而霍普对默顿一家所提供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帮助，使默顿把霍普视为“代理父亲”（surrogatefather）。
在1967年出版的《论理论社会学》一书的“致谢”中，默顿深情地写道：
“霍普金斯对本书写作了起了最早最大的影响，现在对他致谢已是言不及意和为时过晚。
因为有了他——我姐姐的丈夫——很多人都提高了人的尊严。
只要我们这些与他接触过的人还活着，他就活在我们心中、满怀热爱、尊敬的感激之情，我将此书献给霍普——一位通过自学而可施教于他人的人”（[3]，p.5）。
二、哈佛的良师益友
机缘在默顿的一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默顿本人也认为他的事业都与“偶发奇缘”（serendipty）相关联，是偶发奇缘把他带入坦普尔大学，也是偶发奇缘把他送入哈佛大学。
哈佛，对默顿具有特殊的意义。
“哈佛证明是一个易发奇缘的环境，充满着令人回忆的惊喜（[2]，p.350）。
在这里默顿幸运地遇上了几位哈佛名师，在他们的共同帮助下奠定了坚实的学术基础。
1．在索罗金与帕森斯之间
30年代初，哈佛大学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社会学研究基地，吸引了众多颇有天赋的学生。
不过就默顿而言，与其说是这所大学，还不如说是索罗金把他吸引到了哈佛。
皮蒂里姆•A•索罗金（PitirimA•Sorokin，1889-1968），是20世纪一流的社会学家之一。
他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
生于俄罗斯一个偏僻的山村，曾当过俄罗斯临时政府内阁总理亚力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rKerensky）的秘书。
因政治原因，三次入狱、流放，一次差点被处决。
前二次是因参与革命受沙皇的迫害，后一次是布尔什维克对他的处罚，幸有列宁的直接干预才得以出狱。
索罗金34岁时移居美国，1930年成为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第一位教授，他也是该系的创立者和第一任系主任。
早在默顿就读于坦普尔大学时，通过他的社会学启蒙老师乔治•辛普森（GeorgeSimpson）的引见，在一次全美社会学年会上认识了已负盛名的索罗金。
一见面交谈，默顿就觉得索罗金就是他要寻求的老师。
这一方面是由于索罗金学问渊博，特别是对欧洲文化有深刻的理解；另一方面，也许与当时默顿本人的政治倾向有关——在二三十年代美国的大萧条时期，他与许多坦普尔大学的学生一样，是一位温和的社会主义者。
凭着优异的成绩，默顿顺利地获得了哈佛大学的奖学金，并成为社会学专业的首届研究生，不久又做了索罗金的研究助手。
索罗金的指导对默顿的成长影响很大，“他帮助我摆脱了思想的狭隘性，即把社会的有效研究局限在美国本土，他也帮助我摆脱了在贫民窟环境中养成的思维方式，即把社会的基本主题集中在社会生活的表层问题上”（[3]，p.5）。
虽然默顿没有接受导师的理论定向——欧洲社会思想，但他与索罗金就社会学中的广泛问题，包括科学的社会方面的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讨。
一次，索罗金受人之约，答应为一个协会写一篇介绍最近的法国社会学方面的文章。
繁忙之中的索罗金问默顿是否愿意替他操刀。
这正中默顿下怀，因为他一直对欧洲社会学怀有浓厚兴趣。
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很快写出了《近期的法国社会学》和《迪尔凯姆的社会劳动分工》两篇论文，分别登在1934年的《社会力量》（12）和《美国社会学杂志》（40）上，这是默顿最早发表的2篇文章。
这一工作为他后来建构结构和功能分析的模型打下了基础。
默顿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当索罗金的助教，两人之间颇有研究合作。
共同发表了《阿拉伯的智力发展过程，700—1300AD》（1935）、《社会时间：
一个方法的和功能的分析》（1937）、《发明•发现和科学理论》（1937）等文章。
是索罗金把默顿吸引到哈佛，但后来对默顿社会学思想影响最大的，却是当时还毫无名气的青年讲师塔尔克特•帕森斯（TolcottParson,1902-1979）。
帕森斯小索罗金13岁，可谓晚辈后生，但其学术魅力，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研究生们更愿意追随帕森斯，“尽管我们是著名的索罗金的研究生，但是我们那个小集体却更乐意同不著名的帕森斯一起工作”（[4]，p.99）。
一些学生“身在曹营心在汉”令索罗金不快，这也成了索罗金与帕森斯长期不和的原因之一。
[5]
青年的帕森斯何以有如此神力“抢”走大名鼎鼎的索罗金的研究生呢？
主要在于他所开创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的巨大魅力。
帕森斯的代表作《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虽然到1937年才出版，但在5年前他就已“口头发表”，即在讲课中介绍他的理论，这给研究生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本人也在学生心目中树起了高大的学术形象：
“好久以前帕森斯就成为了社会学界的元老（GrandOldMen）之一，他是我们这些人心目中的青年的元老（GrandYouthMan）”（[4]，p.99）。
作为学生，默顿在理论上与老师帕森斯一脉相承，属于他所创立的结构功能主义的传统。
但默顿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学生，他并不盲从帕森斯的综合社会学理论体系，而是大胆地提出质疑。
他认为，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一般社会学理论的条件还未成熟，社会学还不到出现爱因斯坦的时候，因为还没有开普勒，更不说还得有牛顿、拉普拉斯、吉布斯、麦克斯韦和普朗克。
对于默顿的质疑和含蓄的批评，帕森斯表现出一个真正学者的风度，他表示尊重默顿的“不虔诚”，两人都有理由坚持自己的观点。
1979年，也就是默顿退休的那一年，帕森斯去世。
默顿对自己的老师予以高度评价：
“帕森斯的去世，使得社会学的一个时代结束了，当一个新的时代开始……将为他留给我们的社会学思想的伟大传统而鼓舞”（[4]，p.99）。
2．“两顿”之交情
在哈佛，激发起默顿对科学和技术的社会学兴趣的，不是社会学家索罗金，也不是帕森斯，而是一位经济史家E•F•盖（Gay）。
盖爱好社会学，一直专注于档案研究。
默顿曾选修盖的课程，盖布置他写一篇评析A•P•厄舍（Usher）的《机械发明史》的小论文。
盖很欣赏默顿的文章，并建议他去旁听当时哈佛唯一的科学史课程，该课程由生物学家、业余社会学家I•J•亨德森（Henderson）和萨顿联合讲授，这样默顿与萨顿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乔治•萨顿（GeorgeSarton,1884—1956）是当时哈佛科学史系主任和初生的科学史学科的世界性权威，默顿称他为科学史学的总设计师。
萨顿关注科学发展的社会方面，“对科学史怀有社会学视角的人文兴趣”。
在旁听生默顿心中，萨顿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师长。
因此，直到他开始撰写博士论文时才敢寻求萨顿的直接指导。
1933年秋的一天，默顿壮着胆子敲开了萨顿有名的个人图书馆——Winderner189工作室大门。
萨顿热情邀他进屋。
默顿向萨顿介绍了他的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科学发展的社会学方面”的写作计划，萨顿没有热情地赞同这个对于一名研究生来说显得过于宏大的计划，但也没有否定它，并提了一些建议。
从此，默顿就成为了萨顿的徒弟，“一个难以驾驭的”徒弟。
萨顿“是一位除了书信朋友，很少有亲密朋友的人”，但是他对学生，即使是偶然的学生，也是非常友好和善的。
对默顿更是恩宠有加，他允许默顿自由地使用他的Widerner189工作室，一直持续3年多的时间。
在默顿学术成长的关键时期，萨顿起了关键的作用。
默顿回忆道：
萨顿“在一个我的训练只能算作一个入门者的领域里给予热情的鼓励和指导”，“把我从一个研究生转变为一个能与国际水平的学术共同体进行对话的新秀”。
（[6]，p.475）在萨顿与默顿的师徒关系中，不能不提到萨顿创办的著名期刊艾希斯（Isis）和尤西里斯（Osiris）。
[7]“近水楼台先得月”，默顿理所当然成为Isis和Osiris的直接受惠者（当然也是贡献者）。
从一开始，Isis就向默顿开放，在他读研究生期间，就有8篇评论文章被Isis采纳。
这极大地激发了默顿的写作热情（此间他也给其他杂志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并成为他学术进步的催化剂和个人转变的动因。
1936年春，默顿进行博士论文答辩，萨顿是4位评委之一。
[8]索罗金请萨顿首先提问，萨顿的第一个问题是：
“默顿先生，请你告诉我是谁发现了血液大循环？
”这一问把默顿惊呆了，他怎么提这么简单的问题？
默顿回过神后答道：
“当然，血液大循环是威廉•哈维发现的。
有人认为他于1616年已在他的讲座笔记中明确指出，但直到1628年才公开发表。
但另有人主张……
导言所说的，新的激动在于新的证据。
13世纪了阿拉伯外科医生Ibnal-Nafis的确发现了小循环，而更早以前首先独立发现的是Servetus和稍晚的Columbo。
但应指出，他发现小循环不是通过解剖（解剖在他们的文化中是禁忌），而是通过理论推演得出的。
而且……”
默顿讲到这里，萨顿显得很不相信和激动，他突然站了起来，敲打着桌子，大声说道：
“你怎么知道那正在证实的证据呢？
我的老朋友麦克斯•迈耶哈夫（MaxMeyerhof）在开罗发现了几个阿拉伯手稿，并发表在一家德国的专业医学史杂志上，你不可能看到它。
后来他给我寄来压缩译稿。
拟登在Isis上，但因杂志延误还未发行。
告诉我，你究竟是怎么知道这个新证据的？
”
此时，默顿已不是得意而是焦虑，不过，他还是继续解释说：
“萨顿先生，你知道，当我在您的Widener工作室学习时，我常读一些放在长方活字盘上的文章，恰好碰到了迈耶哈夫的那一篇。
”
这段插曲[7]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萨顿与默顿很不一般的师徒关系。
萨顿的本意也许是，先问一简单问题，让默顿放松，但没想到让默顿得到了一个表演博学的机会。
萨顿并不为此而高兴，反而觉得自己受到了很大伤害，因为他担心社会学系的评委会认为他们师徒在做秀。
默顿获博士学位后，被萨顿聘请为Isis的助理编辑，负责有关科学史的社会学方面的文章编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正当默顿为他的博士论文的出版犯愁时（当时正值美国的大萧条时期，出版经费很难筹集），萨顿主动提出，在Osiris上以专论系列的形式发表他的长篇博士论文《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
这令默顿大为吃惊且终生难忘，他说这是萨顿给他的最大“礼物”，令他的同学嫉妒的“礼物”。
后来，默顿因别的原因，辞去了Isis助理编辑的岗位（此岗后来一直空缺），并离开了哈佛。
但是默顿与萨顿的联系并没有中止，他们之间保持了25年之久的书信友谊，直到萨顿去世。
3．动人的三重奏
哈佛大学具有跨学科交流的传统，系与系之间的差别并不构成人们彼此相互认识，相互了解对方兴趣的障碍。
在30年代的哈佛校园，出现了一个由默顿、I•B•科恩和B•巴伯组成的三人小组。
默顿称之为三重奏（trio），意指他们三人对社会学与科学史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具有共同的兴趣，常常在一起进行跨专业的思考、讨论和交流。
在这三重奏演出小组中，默顿最年长，科恩居中，巴伯最小，年龄依次相差4岁。
此时，默顿已留在社会学系任助教和辅导员，巴伯是该系本科生。
科恩为哈佛物理系学生（比库恩早6届）1937年获学士学位后，进入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读于美国第一个有权独立授与学位的科学史博士点（在此之前，科学史的博士学位都是由历史系和某一自然科学系共同授与的），师从萨顿。
导师萨顿以他特有百科全书式的眼光，要求科恩通晓科学、语言、历史、哲学等领域，在他看来，这对于一个合格的科学史博士学位是必不可少的。
科恩不负师望，用了10年时间达到了导师近于苛刻的要求，从而成为继AydinSayili之后在美国获得科学史哲学博士学位的第一人。
这已注定了他将成为萨顿在哈佛的接班人。
1938年春，作为一名研究生，科恩成为默顿的后继者，在萨顿的Winderner189工作室获得一个桌位，与5年前默顿来到这里的情形几乎一样。
在这里科恩不但可以读到萨顿私人的科学史方面的藏书，而且还可以看到让Isis写书评的新书和杂志，以及寄给Isis的打印稿。
当科恩一看到发表在Osiris上的默顿博士论文，就马上被吸引住了。
“默顿对我来说是一位可敬畏的英雄。
他是我唯一遇到的基于有关科学史的研究而获博士学位的学者。
”（[9]，p.577）作为第一批读到默顿著作的读者，科恩深感兴奋。
默顿的量化分析、对科学与清教关系的探讨、有关“纯”科学家的研究动机问题，以及大量文献的应用，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是，也产生了一些困惑，诸如这样的问题：
这就是一个特定历史时期近代科学兴起的社会学分析？
或者说它是一个注入了社会学定位和视角的历史研究？
它是一个对或许被历史学家所忽视了的社会学的贡献？
或者说它是一个不需被社会学家思考的历史解释？
（[9]，p.577）正由于这些困惑，与默顿的面对面的对话就显得更为必要了。
三重奏的主旋律是社会学与科学史的关系。
他们自导自演，通过不断的信息和思想交流，促进理解相互提高。
他们的行为无疑得到了很多老师的支持，特别是，萨顿给他们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条件。
巴伯在他的代表作《科学与社会秩序》的致谢辞中也曾提到这一点：
“我本人算不上乔治•萨顿的学生，但在我们长期和愉快的相处中，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关于科学史和人文主义的本质的东西。
他总是最慷慨地允许我利用他那Widener189号私人图书馆”。
[10]随着交流的继续，默顿发现，三人间“认识的和社会的互动日益得到加强”，“只是而偶尔觉得学科界限阻隔了我们的交流”。
[11]不过，他们并没有想到，在不久的将来会出现像科学的历史社会学这样的领域，它完全不同于像默顿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和社会》那种专题研究领域。
随着默顿离开哈佛，巴伯去海军服务，这一动人的三重奏就告一终曲，尽管在哥伦比亚的默顿与哈佛的科恩仍保持断断续续的联系。
巴伯完成服役后又返回哈佛，并成为新一轮跨学科交流的桥梁。
社会学家和日益增加的青年的科学史家群体（以库恩为代表）的广泛交流、互动，在40年代的哈佛又出现了一个跨学科的无形学院。
三、哥伦比亚的同事弟子
1．与拉扎斯费尔德的经典合作
1939年，默顿离开哈佛去了新奥尔良的图兰大学任教授和社会系主任，二年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任教，直到1979年退休。
在这里，他开始了一个完全没有料到的学术生涯：
与同事保罗•拉扎斯费尔德（PaulLazarsfeld，1901-1976）进行长达35年的难以置信的合作。
保罗生于维也纳，25岁获应用数学博士学位，30岁时移民美国，后创立哥伦比亚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美国第一个依托于大学的社会调查中心）。
保罗与默顿，两人具有完全不同的知识背景、研究取向和学术风格。
前者是一位具有数学头脑的方法论专家，精于经验研究，后者是一位地道的社会学理论家，擅长于理论研究；前者是在大众传播、投票行为、舆论引导和个人行为等方面进行经验研究的先行者；后者则是致力于功能分析的范式，并应用它来研究各种社会制度的开拓者。
前者是一位热衷于集体研究的组织者，后者是倾向于独立探索的思想者。
但是这些差别，并没有成为他们合作的障碍，反而成为了他们互补的优势。
在默顿来哥伦比亚大学之前，保罗•拉扎斯费尔德已在领头从事广播的社会效果研究（该项目由洛克菲勒基金会发起和资助）。
当时，保罗还是讲师。
后来，有一个社会学教授岗位空缺，但系里不能就提名取得一致意见，问题是，是让一位强调社会理论的人还是由一位主要关心经验研究的人来担任这一职位。
最终的结果是，把教授职位分解为两个较低的职位，即分别由默顿和保罗担任副教授。
这一情况使默顿与拉氏的关系变得不那么简单。
1961年，专栏作家亨特在“约纽人”剪影一文中，生动地描述了他们两人之间的微妙关系：
在1941年11月，保罗觉得，作为年长者，他应显得行为得体，承认“对手”的存在。
于是他邀请默顿共进晚餐，但是，就在约定好的下午，他接到“事实与数字办公室”（O•F•F，它是“战争情报办公室O•W•I的前身）的紧急召唤，要求他当天晚上对一个新的广播节目做一个听众反应检验，这一节目是OFF专门设计的，作为战前士气培养计划的一部分。
当默顿携夫人到来，保罗在他公寓的门前迎接他们，并说“太好了，你们能来这儿，太好了。
可是，亲爱的默顿，先别脱下大衣。
我会给你一个社会学上的惊喜。
我俩不得不离开身边的女士和小姐去单独用餐，当然会尽快回来”。
然后，保罗带着默顿匆忙奔向一个广播工作室，在那里已有一打人正在收听“这就是战争”的录音节目……。
节目后，保罗的助手开始询问听众喜欢或不喜欢这个节目的理由，这时，默顿又重新振作起来。
默顿很快就察觉到刚才那种提问方式的理论缺点，于是他草写了一张便笺传给保罗……当第二拨听众进入工作室，保罗问默顿是否愿意节目后做些提问。
默顿做了。
保罗称赞道：
“做得太好了。
我们必须进一步讨论它，让我们打电话告诉女士们，使她们知道我们仍在密切合作”……工作完了后，他俩一起去了一家俄罗斯啤酒馆，谈论社会学，直到午夜（[12]，pp.35-36）。
据保罗后来回忆，他当时没有谈社会学，而是谈了他试图建立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设想，以及希望默顿加盟的愿望。
当默顿开始参与保罗创建研究所的活动，他们很快地找到了“有择亲和势”（electiveaffinities）和合作的共同的基础。
他们由竞争的对手变成了合作的伙伴，一起从事一个又一个的应用研究项目。
具体分工是：
保罗负责对一系列方法论的出版物进行摘要、提炼，默顿则从各个经验报告中得出理论观点。
他们彼此取长补短、互相影响、互相促进。
起初，默顿几乎从不过问自己的研究对委托人是否有用，但在保罗的影响下，这一超然态度发生了根本的改变。
在二战期间，美国政府加强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利用，默顿和保罗一道参加了许多由政府组织的应用研究，如“美国士兵”研究。
1948年，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SSRC）召开会议，讨论应用研究与基础研究的关系，默顿被邀作定基调的报告。
“通过他在哥伦比亚应用社会学研究所的工作，作为一个领头的社会理论家，默顿又获得了作为一个在社会研究的实际应用方面的专家的声誉”（[12]，p.38）。
默顿和保罗共同撰写了《广播和电影宣传研究》（1943）《大众传播、流行的品味和有组织的社会》等文章，整理了后来被广为使用的“焦点访谈”（thefocussedinterview）方法，最成功的莫过于他俩编辑的《社会研究的连续性：
关于《美国士兵》的视角和方法的研究》（1950）一书。
后来默顿回忆道：
“在我生命的较后的时期，我从同事拉扎斯费尔德那里学得最多，但是他本人并没有意识到，在我们长达1/3个世纪的合作中，他已教给我许多东西”（[4]，p.108）。
在一起共事的日子里，他俩几乎每个工作日都要面对面交换意见。
默顿是一位生活有规律、工作很尽职的人，常常是上午9点来到办公室，下午5点离开。
保罗由于行政事务较多，往往要5点后才有空。
当他来找默顿探讨问题、商量工作时，往往碰不到面。
保罗不得不拿出特殊一招，即每当4点45分时，他就来到默顿办公室，每次都带来一个默顿一定感兴趣的问题，这样使默顿欲走不能。
于是交谈、讨论、争论就不知不觉地延续到6点、7点，仍至8点。
这个故事在所里被传为佳话。
默顿与保罗的科研合作，可谓是独一无二的典范。
他俩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建立了强调理论与经验相结合的“哥伦比亚学派”，开拓了社会学应用领域的新视野，发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2．名师高徒、教学相长
默顿既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也是一位出色的教师。
他与拉扎斯费尔德联手开设研究生班，培养出一大批具有良好的理论素养又精通经验研究的优秀，像詹姆斯•科尔曼（JamesS•Coleman）、刘易斯•科塞（LewisCoser）、罗斯•科塞（RoseCoser）、彼得•布劳（PeterBlau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