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努力打好风气建设的思想认识基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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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努力打好风气建设的思想认识基础
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努力打好风气建设的思想认识基础
根据教育安排，今天我和大家一起探讨“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努力打好风气建设的思想认识基础”这一问题。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题目？
主要基于三点思考：
第一，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是我党风气建设行之有效的传统法宝。
我们不少同志都学过党史，读过《毛泽东选集》，纵观党的历史，可以说，我们党从他创立的那天起，就是在同各种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成长壮大的。
如古田会议毛主席《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延安整风通过反对主观主义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整顿文风，都是树立起了无产阶级思想这个“是”，清除了非无产阶级思想这个“非”，使党的思想达到了空前的统一，促进了党的团结统一，从而用正确的理论指导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
党执政后，在全党进行的教育整顿，无一不是通过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从而确立起正确的思想准绳，达到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目的。
这次教育，是风气建设教育，讲的是党性品行问题，其本身就有个认识的正确性和是非的确定性问题，毛主席说过“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所以，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是解决思想问题破和立的辩证法，是这次教育整顿的题中应有之义。
第二，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是解决风气建设问题的根本途径。
人的思想决定人的行为，理清则风正。
可以这样认为，凡是在党性品行上有问题的人，不是是非不分的糊涂虫，便是以是为非的利己者；凡是风气不好的单位，也肯定存在一个思想混乱、是非不清的思想政治氛围。
解决风气问题是树正气、刹歪风，要树正气必须先树正理，刹歪风必须先刹歪理，理不清则风难正，所以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是加强风气建设的根本途径。
第三，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有着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这次进行的“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教育活动，总部确定了要解决“进步观、权力观、政绩观、交往观、荣辱观”五个方面的问题，总队确定了要解决“学风不正、追名逐利、自由主义、交往过滥、庸俗奢侈”五个方面的问题，这在实质上是一致的。
为什么提出要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别的问题？
是因为这些问题不仅现实存在着，而且成为影响和制约部队建设的销蚀剂。
为什么会存在这些问题？
根本问题还是由于思想认识模糊，没了是非界限，导致出现好坏难分、良莠难辨，党性不强，品行不端的问题。
所以，划清是非界限，增强党性观念，正本清源，明辨是非，树立起共产党人党性品行的“是”，清除掉非无产阶级思想的“非”，是搞好这次教育，进而提高风气建设质量的现实迫切需要和根本所在，所以要把它作为这次教育活动的切入点。
应该说，近年来我总队风气建设的主流是好的。
五个方面的问题是从普遍意义上讲的，有的是个别现象，也有的是可能性的问题。
但不可否认的是，受社会大文化环境的影响，我们的理念确实有模糊的一面，那么，在党性品行问题上究竟存在哪些模糊认识，有哪些是非界限不清的表现呢？
我感到，可以从以下九个方面来思考：
一是以人为本与以“我”为本的界限不清。
从本质上看是在价值观核心上发生了偏差，扭曲了“以人为本”的科学涵义。
抛开人的社会性片面理解“以人为本”，把以人为本解释为以“个人”为本，以个人利益为本，信奉的是以“我”为核心的价值观。
只讲个体，不讲整体，只讲索取，不讲奉献，只讲局部，不讲全局，一切围绕个人得失评判是非，说话办事符合“我”的要求的就公道，不符合“我”的要求的就不公道，追求实现“我”的精神和物质需求。
抛开党员的义务和军人的职业要求的特殊性强调个人利益，堂而皇之地以“以人为本”为理由，在个人升迁去留、家庭利益等方面向组织讨说法、要公道。
把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军人牺牲奉献的职业要求丢在了脑后。
二是积极要求进步与追名逐利的界限不清。
从本质上看是进步观扭曲，在追求进步的观念和方法上发生了偏移。
有的同志把官位看得过重，期望值过高。
信奉所谓“官场潜规则”，为了提升绞尽脑汁，不择手段，搞关系、拉选票，托人情、找领导，以汇报思想为名要官，甚至诋毁别人抬高自己。
有的官欲很难满足，不断地以组织的培养为筹码向组织要价，一而再、再而三的要求提前晋升，实现愿望时心存一时感激，实现不了就反目为仇，埋怨领导不公道，到处发牢骚，讲怪话，甚至乱告状。
三是关心个人利益与迎合个人主义的界限不清。
从个体角度看是把个人利益膨胀到个人主义的程度，从组织角度看是把关心个人利益变成了迎合个人主义。
有的同志把个人利益看的过重，一切围绕个人得失算帐，向组织提无理要求，为了实现个人愿望可以不顾原则规定，不讲实际需要，甚至要求领导突破规定破坏规矩满足自己的愿望。
而我们有的领导在一些不正当的要求面前理不直、气不壮，屈从小道理，搞无原则迁就，不敢旗帜鲜明地讲大道理，甚至迎合与自己利益相关、爱好相投、地域相连的人的任何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个人主义的膨胀。
四是维护集体荣誉与搞虚假政绩的界限不清。
从本质上看是政绩观扭曲，建设部队的指导思想不端正。
有的同志错误地认为，只要为了单位，为了工作，怎么做都是对的。
把表面文章当作政绩。
热衷于搞临时突击，热衷于轰轰烈烈，热衷于形式主义。
把掺水分的成绩当作政绩。
一分说成两分，把计划了、讲过了看成是做过了。
甚至弄虚作假，糊弄上级，愚弄下级，骗取荣誉。
对于单位的问题，则以维护单位集体荣誉为借口，统一口径，能捂就捂，捂不住则摆平，暴露了就说声“对不起”。
把捂住问题看成是水平，把摆平问题看成是能力，信奉“问题谁都有，不露是高手”的政绩哲学。
五是积极履行职责与玩忽职守的界限不清。
从本质上看是不能正确把握权力与责任的辨证关系，积极负责的意识不强。
有的以对上负责为借口，不去创造性地开展工作，而用照抄照转代替落实上级指示；有的不按职责“守口把关”，推卸责任，上交矛盾，孩子哭了抱给奶奶，不做娘该做的事；有的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好事乱插手，写条子，打招呼，在敏感问题上干扰基层，以加强控制为名剥夺下级的自主权；有的机关干部以尊重领导为名，对自己职责范围的工作不敢负责，遇事不出主意，不提建议，大事小事都要等领导拍板，拿钱不管事，当官不履职。
六是充分发扬民主与滥用民主权利的界限不清。
从原则上看是割裂民主和纪律的关系，导致非组织行为和自由主义。
有的给了民主权力不会运用，行使民主权力掺杂私心杂念，在民主推荐、民主测评中不负责任，打“感情勾”和“印象勾”；有的只讲民主不讲纪律，把自己变成了“在野党”，不讲场合、不负责任地乱议论，散布消极情绪，涣散人心；有的只讲权力不讲义务，违背党性和道德准则乱告不实之状，损毁他人声誉，侵犯其他党员的权力。
七是做老实人与当“老好人”的界限不清。
从本质上看是党性原则不强，崇尚好人主义。
曲解“老实”的涵义，把“老好人”当作老实人，以“优点是老实，缺点是太老实”自诩。
信奉“多栽花少种刺”的人生哲学，对错误言论和行为不批评不斗争，不作原则上的争论，甚至随声附和，推波助澜；处理问题不讲原则，打“擦边球”搞变通，牺牲党性原则满足个人利益；检查指导工作，发现问题不解决不报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以掩盖矛盾为代价博取好人名声。
八是正常交往与乱拉庸俗关系的界限不清。
从本质上看是人际交往庸俗化、功利化。
崇尚“多个朋友多条路”的处世哲学，乱交友，交烂友。
有的喜欢结交有钱有势的朋友，有的乐于结交酒肉朋友，有的乱交女朋友。
精力外移，吃吃喝喝，拉拉扯扯，久而久之，“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把人与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变成互相利用的利益关系，朋友之间投桃报李，违反原则搞不正当交易，损害了部队建设。
九是正当娱乐与追求低级趣味的界限不清。
从本质上看是享乐主义作祟。
有的认为“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改革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自然有我一份”；有的认为“要学会享受生活，不要把自己搞得太累”、“过把瘾就死”“潇洒走一回”。
有的受社会复杂文化的影响，把正当的消遣娱乐变成了低级趣味，把玩玩扑克、打打麻将玩成了赌博，把唱唱歌、跳跳舞跳成了“泡妞”，把上上网、聊聊天聊成了“网恋”。
在娱乐之中玩掉了自己的人生“定盘星”，荒废了事业，耽误了孩子，破坏了家庭。
是非界限不清是认识问题，是一种社会文化政治环境。
它的产生是有着深刻的历史和现实文化背景的。
我感到主要来自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多元文化的冲击。
社会文化理念是社会既有的文化现象，既受社会惯性文化理念的制约，同时又受现代各种文化的冲击。
能够被真正称为中国文化的，都是构建和谐、超越自我的文化。
大家熟悉的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后羿射日，精卫填海，都是大公无私精神的写照。
在这种文化中，个人是要服从群体的。
当艰难险阻来临时，这样的群体才能聚合出拯救之力。
这种聚合每时每刻都在进行，中华文化的底座由此变得稳固而宽大。
这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没有衰败的根本原因。
随着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互联网的普及，地球村的形成，世界变成了平的、通的，多元文化打破了时空的阻隔而交融激荡，既带来了珍品佳肴，也带来了“文化垃圾”。
多元文化究竟有多少个“元”？
我看主要的有以下六种：
第一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其在指导下形成的大量科学进步的新思想新观念，占主导地位；第二种是几千年来流传下来的传统理论和观念，有精华和糟粕之分；第三种是西方进口的外来理论和观念，也有精华和糟粕之分；第四种是我们党和人民在过去长期革命斗争中形成的革命传统，有过时与不过时之分；第五种是在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有符合和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之分；第六种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仅仅根据直观经验形成的未经科学验证的各种“夹生”观念，有合理和非合理之分。
虽然我们提出了建设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但多元文化裹挟的价值取向，削弱着中华文化主导的价值观，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产生着极大冲击，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思想领域的暂时混乱，给鉴别是非增加了难度。
社会文化理念是一个长期积累和积淀过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完善将是一个长期过程，所以，多元文化的碰撞在短时期还不会改变，我们的认识将长期在这种多元文化的碰撞中磨练。
二是利益关系的变化。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对外开放，必然要不断地调整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的调整，总体来说是积极的，改善了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培养了人们积极进取的竞争意识，但是，生活富了，人们追求更高了，物质待遇要求公平，政治待遇要求民主，精神待遇要求实现自我价值，而社会一时还不能满足人们的全部愿望，追求和现实矛盾造成的极大反差，使有些人思想上产生了困惑。
看到社会上高收入阶层的出现，贫富差距拉大，部分同志产生了严重的失落和攀比心理，可能就会使利益观的天平失衡，不能正确对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矛盾。
有的把“等价交换、利益至上”的商品等价交换原则运用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来，致使个人主义抬头，庸俗关系滋长。
现实生活中利益关系的不规则不正常，对人们的是非观念造成极大激荡。
旧的不行，老的不灵，新的不明，“斩不断，理还乱”，“是”在哪里？
“非”是什么？
界限难以理清，认识模糊依然。
三是理想信念的淡化。
有的同志对党的创新理论知之不深、知之不真、知之不全，缺乏足够的政治洞察力，面对各种错误思潮以及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影响，面对苏联和东欧剧变，面对深化改革遇到的深层次矛盾和困难，面对党内腐败现象和社会丑恶现象，难以透过现象认识本质、辨别是非，在理想信念上出现了一些迷茫、困惑。
动摇了共产党人看问题的基本政治觉悟和基本政治立场，是非观念也变得进一步模糊起来。
“讲党性，重人品，作表率”教育解决的是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而是非观是“入门关”，只有把是非界限划清了，是非标准明确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怎样划清是非界限呢？
我谈三点看法：
一、加强世界观改造，增强辨别是非的内功
毛主席在《实践论》中指出，共产党人有两大任务，一是改造主观世界，二是改造客观世界。
改造世界观是为了提高我们的思想觉悟和认识能力，是辨别是非的内功。
内功不强，便没有是非标准，甚至以非为是，“拿着不是当情理”。
要想增强辨别是非的内功，必须从改造世界观这个源头入手。
（一）搞好理论武装。
经常看到有的同志在述职报告、工作总结或个人鉴定中这样写：
好的方面第一条是理论学习刻苦，存在问题第一条是理论学习不深。
把理论学习当成了“充数的优点”和“解嘲的缺点”，变成了装点个人优缺点的幌子，因为这样说既可以标榜自己又不用触及实际问题。
究竟理论学习怎样鬼才知道。
其实，对于理论学习，懂得它的重要而又不重视的问题比较普遍，把它当作负担又不得不喊也心知肚明，这是一个“致命的缺点”。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登上科学的高峰，一刻也不可能没有理论思维”，列宁说“没有理论，没有理论发展，党就会失去存在的权力，而且不可避免的迟早要在政治上遭到破产”。
刘少奇同志对共产党员的修养提出了四条要求，第一条是搞好理论武装，第二、三条是如何搞好理论武装。
我们这次教育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学风不正”问题。
为什么要把解决学风不正放在第一位？
就是提醒大家要在学理论、钻理论、用理论上下功夫见成效，真正用理论武装头脑，端正看问题的基本态度，坚定共产党人的基本立场，学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理论方法。
就是要对党的理想、宗旨坚定不移，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信不移，在任何情况下都与党同心同德；就是要始终站稳共产党员的脚跟，不为利所诱，不为名所动，不随波逐流，不人云亦云，在大是大非面前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就是要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理论方法解惑释疑，端正看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坚持发展的看问题，不把“暂时问题”当“必然趋势”；坚持辨证的看问题，不把“支流”当“主流”；坚持历史的看问题，不把“发展过程”当“必然结果”；坚持全面的看问题，不把“个别现象”当“普遍结论”。
真正通过理论武装把“两股道上的车”统一到一条道上来，统一到共产党人的基本态度、基本立场和基本思想方法上来。
（二）培育浩然正气。
什么是浩然正气？
孟子说“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
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
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
”这句话的大意是说：
浩然正气是一种气，其最伟大、最刚强，用正义去培养它而不加以伤害，它就会充塞天地、无所不在；它必须同义和道相配合，否则它就没有力量了；它是由正义积聚而产生的，不是偶然的正义行为所能获得的，伤害了一次，就不复存在。
浩然正气是共产党人党性品行的底气，是我们为官做人的本钱，必须把培育浩然正气作为世界观改造的重要内容。
我感到，培育浩然正气就是要立德、修身、正行。
所谓立德，就是要按照共产党员的八条要求和党员干部的六项条件，立党员干部之德，就是要按照“八荣八耻”的道德规范，立合格公民之德。
我觉得，立德最核心的问题是个“诚”字，就是忠诚，诚信。
《党章》中有共产党员“对党忠诚老实”的要求，“八荣八耻”中有“以诚实守信为荣，以见利忘义为耻”的内容。
诚信是一个人立足社会的基础，也是一个人应有的基本道德品质，是一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石。
不可否认，当代中国确实存在道德失范、诚信缺失问题，《中国问题报告》把它列为影响新世纪中国发展的重大问题，社会上这样的问题不胜枚举。
从我们内部看，也有诚心缺失的现象，这次教育要重点解决的五个方面的问题以及所列举的九个界限不清，有不少都是诚信缺失的表现。
立德，就是要培育对党忠诚老实、感党恩、报党情的政治品德，就是要培育光明磊落、表里如一的思想品德，就是要培育与人为善、诚实待人的社会品德。
“人无信无立”，讲诚信者必自立于天地之间、人心之中，这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做官的非权力性威信。
所谓修身，就是要经常反省自己。
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意思是说每天都从各个方面来解剖自己，随时检查自己的思想和言行有无不妥之处。
被称为“延安五老”的谢觉哉，他一生坚持了“三自”修养法则，即：
自己当“被告”，自己当“律师”，自己当“法官”。
自己和自己“打官司”，从而毕生保持了共产党人的情操，他在一首《检查身体杂咏》的诗中写道：
“经砺万里身犹建，历尽千艰胆未寒。
可有尘瑕须拂拭，敞开心扉让人看”。
作为一名党员干部，担负着带兵打仗的重任，更应经常自查自问，哪些方面做得好，哪些方面做得不好，该发扬哪些优长，该吸取什么教训，做到“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以不断的自省自警来完善自己的品行。
我有时好胡诌点顺口溜，坚持时间长了，觉得对自己的修身养性倒有点好处。
比如20XX年7月，听到海军副司令员王守业的问题后，写了一首《哀王守业》自警，“创业容易守业难，得意忘形灾祸添。
未闻财宝随身去，只见镣铐锁贪官。
早知今日陷大狱，何必当初苦周旋。
人生没有后悔药，处世自重是良言”。
在如何看待成长进步的问题上，写了一首《我的自白书》自省，“万千精英竞风采，落寞失意莫悲哀。
看似祖坟冒青气，却是牧童烧蒿柴。
路由自己双脚走，莫怨苍天眼不开。
来自农家诚为本，不可沽名丢清白”。
写这些东西，虽然毫无文学价值，也从未想去发表，但对内敛自己却感到了收获。
所谓正行，就是要端正自己的品行。
在当今社会中，一个人要想永远保持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仅靠思想觉悟是不够的，还要趁头脑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定一些清规戒律用以自我约束。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很重要，一是要做到“五慎”。
即：
慎初、慎独、慎微、慎欲、慎终。
其中慎初是最重要的。
清朝有个故事，说有一轿夫，穿了一双新鞋，抬官员进城，天刚下过雨，路不好走。
开始他怕新鞋弄脏，总是择地而行，后来一不小心踏进了泥坑，把鞋弄脏了，从此以后，他就无所顾及的在泥水中走下去，坐轿的官员看在眼里，从中悟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
“人倘若失足，将无所不至”。
在现实生活，我们的身边这种事也是会经常发生的。
有些同志犯了错误，也都是因为突破了这个“初”字关后，从此一发而不可收，在量的积累中发生了质的变化。
宋代思想家程颐所说的“一念之欲不能制，而祸流于滔天”就是这个道理。
二是要有“曹鼎不可”的精神。
在当今多元文化的社会中，世上充满着诱惑，一个人没有欲望是不可能的，谁都知道山珍海味比粗茶淡饭可口，谁都知道豪华住宅比茅舍陋室舒服，谁都知道腰包鼓鼓比囊中羞涩气粗。
一个人要想遇不上诱惑是不现实的，在诱惑面前，虽然许多人都能洁身自好，但说人人都心如止水，没有一点想法是不可能的。
在各种诱惑面前，我们要学学曹鼎。
《明史》记载：
万历年间有个叫曹鼎的人，年轻时任山东泰和典吏，负责维持治安，缉捕盗贼。
一次，他赴外地抓获一名绝色女贼，来不及回县城，两人单独在一座荒山野庙夜宿。
夜间，女贼使出浑身解数相诱，曹鼎几乎按捺不住，便用纸片写下了“曹鼎不可”四个字，贴在墙上，过一会儿，揭掉用火烧毁，然后再写，再烧掉，如此反复十几次，总算捱到天亮，保住了自己的清白。
象曹鼎这样做，虽然说不上高尚，但也不失难能可贵。
（三）培养健康情趣。
马斯洛有五个层次的需要理论。
美国的戴尔?
卡耐基说：
人人都应有一种浓厚的兴趣或嗜好，以丰富心灵、为生活添加滋味，同时也许可以借着它，为自己的国家有所贡献。
社会发展了，文化生活丰富了，人们的情趣自然会多起来，有一些正常的文化娱乐无可厚非。
但我们是军人，是党员干部，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哪些地方该去，哪些地方不该去，既有纪律规定，又有道德要求。
在多元文化社会中，层出不穷的休闲方式，不但为每个人的嗜好选择提供了可能，也为我们转移兴趣爱好提供了契机，作为党员干部应有所为有所不为，既要选择健康文明向上的娱乐方式，又要学会转移自己的兴趣爱好。
要选择那些有助于提高自己知识和智力水平的娱乐活动，选择那些有益于身心健康的娱乐活动，选择那些不违规、不伤俗、不妨碍家庭、不影响孩子的娱乐活动。
同时又要把握好度，不能通宵达旦，不能不分场合，不能玩的过度。
如果过度了，就要学会转移。
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转移到钻研业务或某一个科学问题的研究上来，从劳动成果中寻找乐趣；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转移到高雅文化上来，搞搞收藏，练练书画，听听音乐，转转文化市场，在高雅文化中陶冶情操；把自己的兴趣爱好转移到读书上来，在博览群书中增长知识。
一定要懂得“玩物丧志”的道理，切不可把大量的时间荒废在毫无意义的甚至是低级趣味的活动之中。
二、以法规职责为依据，掌握辨别是非的尺度
法规是最起码的政治底线和道德底线，职业道德是我们干工作的基本要求。
在讲党性重品行这个问题上，法律、条令条例、规章制度和各种规定等都是法规的范畴，是我们辨别是非的最基本依据。
要围绕法规辨是非，围绕职责辨是非，牢牢把握辨别是与非的标准尺度。
（一）严守法规尺度。
中央一台每天中午的《今日说法》经常有这样的案例，一些人不知不觉就违反法规，搞得身败名裂，追悔莫及。
一个深层次原因，就是对法规的遵守还处于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以至于走上违法犯罪道路了还稀里糊涂。
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一个现代人，应把知法守法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自觉习惯，党员干部和军人还要遵守党的规矩和军人的纪律，使自己的行为在法和纪律的范围内活动。
一是要畏法。
荀子说：
“畏法而尊绳”，然后“国常不乱”，只有畏惧法规，国家的秩序才不会乱，每个人的言才有所规，行才有所止。
在是与非的问题上，我们有时可能还不能完全弄清楚，但有一条我们可以做到，就是使法的利剑高悬，不越雷池一步。
二是要守法。
近五年来，我们总队共有76名干部受处分，其中违法违纪的57人，占75﹪。
这些人当中，有的是经济上出了问题，有的是违犯了组织纪律，有的是触犯了刑法犯了罪，都受到了法律和纪律的制裁。
必须明白这样的道理，法律和纪律是无情的，“多行不义必自毙”，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在守法问题上，要克服侥幸心理。
有句古话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个人的行为是受心理支配的，心里怎么想，外在必有表现，正如俗话所说的“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
如乱告状问题，去年总队纪委受理了19起群众来信，属实率仅有15、8％。
乱告状多数是出于嫉妒心理，“连毛胡子一天刮三遍，你不让我露脸，我也不让你出头”，告不实之状，甚至诬告他人。
《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力保障条例》第4条规定：
党员应当正确行使党章规定的各项权力，并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同时必须履行党章规定的义务，不得侵犯其他党员的权力。
我国《宪法》明确规定：
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
告不实之状，是违法行为，它侵害了其他党员和公民的权力，而且搅乱了思想，混淆了是非，败坏了部队风气，迟早是要受到法律和党的纪律制裁的。
在守法问题上，还要克服“打擦边球”，钻政策空子的心理。
比如对外交往问题，《内务条令》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军人不得与地方人员进行不正当、不必要的交往。
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军人不得经商，不得从事本职以外的其他职业和有偿中介活动。
为什么有的同志精力外移？
是因为外面有他的利益吸引，一些同志对军队的规定是清楚的，不敢公开自己干，只好以与地方联系工作的名义搞个人关系，以老婆的名义炒股、办公司，在我们总队这些问题恐怕也不仅仅是耳闻。
有位支队领导给我讲，有个干部对被确定转业想不通，埋怨组织不公道，埋怨领导对他有看法，经过做工作道出了实情，说：
确定我走是对的，我在外边开了个公司，也没精力顾部队工作了。
这个同志还算有自知之明。
而我们有的同志是想鱼翅和熊掌兼得，既想升官又想发财。
黄埔军校大门口有幅对联“贪生畏死者远离此地，升官发财者勿入斯门”，横批是“革命者来”，军人的职业是战场上牺牲生命、和平中奉献利益，就是用出全身的力气也不一定干好，况且军队纪律规定军人不得经商、炒股，我们应该想一想，在这些同志的眼中，还能有什么是非标准？
八十年代初，董必武的儿子董良鬲是河北正定县委书记，他辞官下海经商，在当时社会上引起了不小反响。
一个国家主席的儿子，应该说是官运亨通，前途无量，但他说：
“要当官就一心一意当官，靠当官发财的路走不通”。
在人生干什么的问题上，虽然人各有志，但有一条是明确的，靠当共产党的官发财是不行的，这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是非界限。
三是严格执法。
作为领导机关干部，既要用法约束自己，做到自觉守法，更要严格按法律和规章制度办事，做好各项规定落实的执行者。
每一项工作都有规定性要求，对规定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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