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正式制度视角中的中印经济发展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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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正式制度视角中的中印经济发展比较

非正式制度视角中的中印经济发展比较

　　摘要：

在过去的50多年中，中印两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差异性。

并非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契合的摩擦成本影响了两国经济的发展，而是在既定的正式制度安排下，印度的非正式制度增加了广义上的人均资本存量提高的交易费用，影响了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发挥，抵消了其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所应该具有的优势，降低了其社会最优产出水平。

　　关键词：

非正式制度；正式制度；种姓制度；经济发展；人力资本；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交易费用

　　中图分类号：

F06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2674（2008）03―0043―04

　　一、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

　　交易费用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任何交易活动都存在一定的交易费用或成本，因此交易费用的高低就成为新制度经济学判断社会制度安排是否合理有效的标准。

在探讨社会制度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时，有一部分学者将焦点放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契合的程度上，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契合的程度高，就可以有效地降低两者之间的摩擦，我们将其看作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易费用。

如果两者契合度差，摩擦就大，相应的交易费用就高，对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就是一种社会资源的浪费。

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似乎可以解释建立了民主政治体制而宗派政治林立的印度为什么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发展相对缓慢。

但是，这两种正式与非正式的契约安排如何发生作用，发生作用的具体媒介是企业还是个人，或者其它某种投入要素，新制度经济学提供的解释并不唯一。

　　科斯认为企业是一种契约安排，是对市场机制的替代。

这种契约就如生产函数一样，将原料、资本设备、劳动力以及技术安排在一起，生产出一定的产出品。

假定两个企业具有相同的生产函数与边际成本，那么相同单位的人均资本存量会带来相同的人均产出，单位人均资本的边际产量会带来同样的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

按照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最终产品的价值包含原材料价值、劳动力工资以及剩余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

在相同原材料以及资本设备投入的情况下，产品的最终价值取决于单位劳动力资本创造的价值，即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中所阐述的单位有效劳动力（应该包括教育、培训所投入的发展资本）资本存量决定社会单位人均产出价值。

对于两个国家来说，要提高整个国家的产出价值，其制度安排必须要为人均资本存量（特别是对人均教育与培训方面投入）的提高与发挥创造必要的条件。

在既定的正式制度框架下，非正式制度（人们在长期的社会活动过程中，经过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讨价还价所形成的契约关系，包括种族、民族的历史地位等）将对整个国家人均资本存量的高低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

比如性别歧视、教育的不公平、种族特权、等级特权等会极大地挫伤社会对人均资本投入的信心，进而影响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和运用，人均边际产出价值也会大大的降低，纳克斯的“恶性贫困循环”出现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强。

而在不同的正式制度安排下，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的关系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与运用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就成为两个不同国家经济增长快慢的重要决定因素，尽管不同国家存在不同的初始资源禀赋。

但是决定经济增长率快慢的重要因素依然没有改变――人均资本存量的边际生产率，即单位有效劳动的技术水平。

　　一般而言，正式制度是为了降低社会交易或博弈的不确定性所产生的高昂的成本和费用，当然，在实际的运行过程中，其可能促进人均资本存量的增加，也可能限制人均资本的有效运用。

因此，非正式制度（如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文化观念）对经济增长或者发展的影响，并不在于其与正式制度摩擦费用的高低，而在于其是否降低了、增加了人均资本投入与运用的实际的或潜在的费用和成本，还是保持原来的水平。

　　本文试图基于此架构来分析和解释非正式制度下中印经济发展的差异，并将通过实际的数据来支持和验证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增长和发展的影响。

　　二、中印非正式制度的差异

　　非正式制度是社会经济活动主体在交往与交换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系列非正式的具有一定制约作用的契约关系，主要表现为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等，其中对某些社会现象认识和看法的趋同是其主要的内容。

作为约定俗成的契约关系，它具有如下功能：

一是凝聚功能，如世代相传的亲缘意识以及共同或相似的族群文化心理，会强化成员间的认同感与归属感，增强群体间的凝聚力；二是通过长期形成的社会习俗与行为惯例来约束和规范社会活动中人们的行为；三是根据非正式契约形成中的价值理念与道德准则对人们的行为做出评判。

这三种功能通过对人均资本的增加以及人均资本存量正面或负面的影响来对社会产出发生作用。

中国和印度在非正式制度方面是存在差异的，其对社会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也是不同的。

（一）印度的非正式制度及其影响

　　虽然进入现代文明社会后，印度传统社会的一些特征有所削弱，但并没有完全消失，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仍然具有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印度的非正式制度非常复杂，所以我们将把重点放在印度的种姓制度、宗教信仰及其对人均资本投入及存量的影响上。

（1）传统的种姓制度

　　种姓制度（Castesystem）是印度社会遗留下来的一种封建等级制度。

作为一种落后的传统制度，从不同的方面对印度人均资本存量的积累和运用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主要表现在享受社会教育的机会上，即在人力资本的投资上存在不平衡。

由于高种姓享有特殊的权力，使得低种姓的人群不能享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而且作为低种姓的人群也没有动力去对自身的发展进行教育和培训投资，安贫乐道也就成为众多低种姓人群的普遍心态，将希望寄托于来生的转世富贵。

其中，妇女的地位和教育水平表现得最为突出，在大量落后的地区，由于婚俗的经济花费由女方支付，养女儿就成了多数人的负担，妇女享受不到良好的教育，缺乏足够的人力资本投资，无法在现代技术发达的城市地区寻找到较好的工作与机会，从而在整体水平上就形成了男女人力资本存量的极大差异，降低了全国人均资本存量水平，进而也就降低了社会的产出水平。

（2）派系众多的宗教信仰

　　对印度社会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第二个重要的非正式制度就是复杂交错的宗教信仰。

印度是一个多宗教的国家，几乎全民信教。

他们将大量有限的时间和生命用于对神（或主）的无限赞颂与崇敬之中，从而忽视对自身的教育，特别是对现代科学技术的教育与培训，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花在对社会财富的增加极其有限以及对社会再生产毫无实际价值可言的对真主或神的盲目崇拜之中，这是对社会生产力发展所需的人均资本存量提高的极大摧残和压制。

另外，愈演愈列的宗教冲突导致宗教与政治的紧密结合，而宗教与政治结合的必然结果是社会宗派林立、种姓制度的死灰复燃，增加社会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及配置的费用和代价，从而降低民族整体的凝聚力和创造力。

（二）中国的非正式制度及其影响

　　中国非正式制度的变迁经历了一个曲折而复杂的过程。

在汉武帝正式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儒家文化逐渐确立了其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正统地位。

但到了近现代，中国却经历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双重变迁，首先是打破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新的社会制度；接着是一场空前的文化浩劫――文化大革命，其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社会科学文化知识的断层以及对社会人力资本的极大漠视。

但其中一个重要的积极作用就是，它使中国的传统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削弱。

近些年，随着意识形态观念的降温，人们开始冷静而务实地去看待世界的变迁，尤其是中国大陆及其新生代，他们身上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惯和意识形态等方面与印度比起来就已大为去传统化了。

加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与和谐精神，能够使中国成为少有的能够同多种宗教、文化相互包容与共处的经济体之一。

另外，正在复兴的中国传统文化，如儒家文化，客观上又经历了现代西方文化的洗礼与东亚现代儒家文化的影响，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像“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的积极人世观念与现代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就十分的契合。

中国政府推行的相互尊重、和睦共处的宗教政策使宗教冲突发生的可能性降低到了最低限度，从而避免了因此而产生的高昂的人力资本资源的极大浪费，降低了人均资本存量边际收益的不确定性。

随着正式制度改革的逐步深入，像户籍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中国人均资本的积累和开发，为中国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充足的人均资本存量。

　　三、中印非正式制度对经济发展的一些实证上的支持

　　由于中印先后在七八十年代进行了改革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因此，我们将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中印两国经济发展阶段的主要划分点。

因为缺乏相应的历史数据，对前一阶段的分析主要根据历史事件进行逻辑推理，第二阶段主要运用计量分析工具对其关系进行论证。

（一）第一阶段（1960―1980）

　　在1961―1980年这20年间，中国的GDP平均增长率仍然达到5.47％，印度为3.50％，比印度平均高1.97个百分点。

似乎有点不可思议，剔除统计数据的部分失真外，这种情况又似乎合情合理。

尽管印度较早的确立了议会民主制度以及相应的教育体系，但新建立的正式制度与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之间并没有达到很好的契合，现代正式契约关系与传统契约关系融合的成本与费用较高，宗派矛盾、种姓制度等封建文化习俗的广泛存在，极大地制约了印度建国初期资本主义对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人均资本的积累和使用普遍较低。

相反，新中国建国后进行的“三大改造”与“文革”，沉重地打击了资本主义和封建残余势力，确立了新的非正式契约关系。

近乎狂热的共产主义热情，也极大地调动了原有人均资本存量的使用，在资金、技术缺乏以及在利用比较优势进行国际贸易的途径被卡断以后，近于无限劳动力供给的人力资源调配将劳动力的边际生产力发挥到了极点，国内生产总值不断翻番，当然，代价也是相当巨大的。

经济的迅速发展，带动了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巨大需求，推动了国内教育的迅速发展，进一步强化了社会主义思想文化观念及其相互之间的集体主义契约关系。

（二）第二阶段（1981―2003）

　　从某种程度上说，改革是从正式制度的方面不断的探索创新，而开放则是加速了中国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现代化过程。

不断调整、演变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一同极大地刺激了人均资本存量的充分利用和对未来人均资本的投入，才会有改革开放以来年均9.81％的增长率。

而印度，直到20世纪80年代拉-甘地提出进行改革，才结束了近30年的封闭性半管制经济体制，从而使得印度经济增长才突破3.50％的低水平，达到年均5.75％的较高水平。

从20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初，全球经济一体化对印度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冲击，传统的非正式制度在城市中逐渐弱化，而反映现代市场经济发展要求的非正式制度逐渐将印度丰富的人力资源充分地挖掘出来，但较低的人均资本存量与投入，使这种高速发展对高人均资本存量的要求受到了极大的限制。

通过对1990―2003年中印两国的小学男生入学率、小学女生入学率、中学生男生入学率、中学生女生人学率以及高中生入学率与GDP的关系所做的回归分析，发现中印两国高中生入学率对两国GDP的增长存在显著的相关性，而且中国GDP对高中生入学率的弹性（0.572）要高于印度GDP对高中生入学率的弹性（0.441），而其它小学男女生入学率对GDP的影响则在中印两国存在明显的差异以及不相关。

　　四、结论

　　在过去的50多年里，从经济发展指标来看，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优势。

尽管印度较早的建立了表面上更为现代化的议会民主制，但由于非正式制度，特别是传统的非正式制度与现有正式制度的摩擦，极大地降低了社会人均资本存量，影响了社会的总产出水平，抵消了正式制度上的优势。

可见，中印经济过去发展的差异根源于过去中印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契合的差异，而这种契合的差异主要是通过对人均资本存量的投入与运用的高低来发生作用的。

就一般性而言，中国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的积累和使用的限制与制约要远远小于印度传统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影响。

正是这种对社会产出函数中人均资本存量的差异才引起两国总体人均资本边际产出价值的不同，导致过去中印两国经济增长速度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

如果印度今后的改革能够有效地降低这种非正式制度对人均资本存量的制约，那么中印两国之间发展的差距将会逐渐缩小。

　　责任编辑：

郭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