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经济学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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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经济学案例
国贸1003班代小英学号：
2010110422
第二章、古典的国际贸易理论（从中美贸易摩擦看“比较优势”）
近一段时间以来，由美国单方面挑起的中美贸易摩擦，呈现出愈演愈烈之势。
从对我国彩电征收高额反倾销税，到突然提出对中国的几类纺织品实行新配额；从对来自中国的可锻铸铁管件征收反倾销税，到对中国产的木制卧室家具进行反倾销诉讼，这些在短时期内密集推出、专门针对中国产品的种种贸易歧视政策，凸显了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思潮的日渐抬头
美国针对中国产品堆砌的贸易壁垒，不仅因其严重影响了中美正常贸易往来而受到我国社会各界的强烈抵制，同时也因其轻率践踏了WTO框架下的国际自由贸易规则，从而受到全球经济界的广泛批评。
就连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也发出警告，认为这种贸易保护主义做法将使全球经济的灵活性受到侵蚀。
尽管经济界和理论界人士排除了现阶段在两国之间发生大规模贸易战的可能性，但大家还是共同认为，一些发达国家出于遏制我国经济和对外贸易发展的目的，以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对本国产业安全的过激性防卫和对本国企业的过度呵护，我国企业今后将会面临越来越复杂的国际贸易环境。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看待贸易摩擦的根源，并从中找到一些应对之策，今后将会遭遇到更多的类似摩擦
纵观近年来中国曾经遭遇和正在经历的贸易歧视，绝大部分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产品。
不管是中日、中韩之间围绕农产品引发的贸易纠纷，还是中美、中欧之间围绕制造业产品所引发的贸易摩擦阴云，其发端都是贸易摩擦的发起国以种种证据和理由，指责中国产品因为“低价倾销”或者质量问题，严重影响了该国同类产业的正常市场竞争，进而导致相关企业的利益受损和产业工人的失业。
从全球范围来看，大凡贸易保护的对象，也大都集中于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品。
之所以出现这种格局，是因为这两类产品往往属于制造业的范畴，一般不具备较高的技术含量，而且往往具有极强的替代性，其对生产国经济的贡献，主要是吸纳大量的就业工人，这就使得这些贸易保护国敢于视国际贸易规则于不顾，单方面设置进口壁垒。
相反，如果进口产品属于该国难以生产的高技术产品，或者是该国不屑生产的重污染型产品，他们
往就会具有极强的进口依赖，而此时，他们恐惧的是出口国的出口限制。
由于贸易歧视政策维护了该国一些特定产业和相关阶层群体的利益，因此在一定范围内受到了热烈吹捧
尽管绝大多数贸易摩擦，最终都会在当事双方的沟通磋商或是在有关国际贸易仲裁机构的公允裁决下得以解决，但事后反观这些影响面极大的贸易摩擦风云，不管每一个回合的周期长短，莫不使牵涉其中的众多企业受到一定程度的利益伤害乃至巨大的机会损失。
基于这个认识，为了争取一个持久稳定的出口贸易环境，尽可能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成本，确有必要重新思考我们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出口战略取向。
如果一国生产一种产品的机会成本比另一国低，该国在这种产品的生产上就有比较优势。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把“劳动力成本优势”视为对外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并相应地大力发展起了诸如纺织企业等众多以出口为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企业。
但是随着高新技术产品日益成为世界贸易的主要品种，再加之国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严重供过于求，我国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正日渐下降，它们赖以生存的低成本“比较优势”越来越不成其为“优势”。
更何况，如今在国际市场上，即便是劳动密集型产品，其市场竞争优势也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简单地局限于“成本价格”，而是涵括了价格、质地、工艺、原料、科技嫁接等多方面的综合竞争因素。
由此“比较优势不等于竞争优势”，由此看，跳出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结构的惯性思维，已势在必行。
这种战略调整，不但有助于我们避免陷入“比较优势陷阱”———过于强调劳动力成本优势，忽略出口结构中的非价格因素，同时也将使更多的企业因此而减少不必要的贸易摩擦损失。
第三章、国际贸易的标准理论（税务案例分析：
利用机会成本合理的避税）
在我国，税收筹划作为纳税人的一项权利，已被越来越多的企业管理者和财会人员所接受和运用，但是有很多税收筹划方案，虽然在理论上可以少缴或降低部分税负，却往往达不到理想的预期效果，这就与税收筹划中忽略机会成本有关。
在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程序中，首先要在所有的纳税筹划方案中加入考虑“机会成本”这一因素，并得出净利润，然后才能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否则极易导致纳税筹划的失败。
天道公司老总徐天道最近差点被自己做的税务筹划方案“摆”了一道。
花费了近十年的心血，徐天道终于在东莞建起了一个自己的王国——天道公司，专做传统电子产品。
从2005年底开始，由于股市红火，徐天道有意将公司的盈余现金投资于股票市场，预计税后投资收益率可达10%。
可是，最近徐天道去德国考察，发现一种新的电子产品市场前景非常广阔，于是徐天道打算放弃投资股市，转而投资一条该产品的生产线。
仔细考察各国市场后，徐天道发现这种生产线可以在德国、日本或者国内引进，有三个方案可供他选择。
方案一：
投资德国制造的一条生产线需耗费5000万元，折旧年限为10年，会计与税法折旧年限相同，不考虑残值因素。
投产后，增加产品销售收入1亿元，相应的付现成本（工资、维修和原材料等，假设会计与税法皆可在当年税前扣除）为850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
方案二：
投资国内生产的一条生产线需耗费6000万元，折旧年限为10年，会计与税法折旧年限相同，不考虑残值因素。
投产后，增加产品销售收入1.1亿元，相应的付现成本（工资、维修和原材料等，假设会计与税法皆可在当年税前扣除）为9280万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
方案三：
投资日本生产的一条生产线需耗费7000万元，折旧年限为10年，会计与税法折旧年限相同，不考虑残值因素。
投产后，增加产品销售收入12000万元，相应的付现成本（工资、维修和原材料等，假设会计与税法皆可在当年税前扣除）为1.015亿元，企业所得税税率为33%。
由于徐天道经营公司多年，平时对税务筹划也颇有研究，按照现行筹划标准的顺序分别计算出了三个方案的税后净利润。
方案一：
税后净利为（10000―8500―500）×（1―33%）＝670万元。
方案二：
税后净利为（11000―9280―600）×（1―33%）＝750万元。
方案三：
税后净利为（12000―10150―700）×（1―33%）＝771万元。
从上述计算结果来看，771万元＞750万元＞670万元，很明显方案三获得的税后净利润高，最优税务筹划方案，方案二次之，方案一最差。
徐天道当时立刻就选定了第三方案。
当这个方案快要执行的时候，也许是多年积累的一种商业敏感，他突然觉得自己当初做这个选择的时候好像忽略了一点什么东西，可是想来想去也没发现到底忽略了什么。
毕竟这笔投资应该慎之又慎，徐天道特地登门拜访了自己的好友——在税务师事物所工作多年的林岑。
林岑立马给徐天道指出了他的困惑。
徐天道忘了在税务筹划中引入“机会成本”。
“机会成本？
”徐天道有点纳闷。
看到徐天道一脸纳闷，林岑知道自己得从头说起了。
一般说来，纳税筹划方案有时会特指互斥方案，所谓互斥方案，是指多个相互排斥，不能同时并存的方案。
互斥方案的决策过程就是在每一个入选方案已具备财务可行性的前提下，比较各个方案的优劣，利用评价指标从各个备选方案中最终选出一个最优方案的过程。
目前，纳税筹划方案的评价方法可分为“净利润法”或“净现值法”。
其实“净利润”是根据权责发生制确定的，而“净现值”是根据收付实现制确定的，两者皆可以作为评价净收益的指标使用。
徐天道所做的方案中就是利用“净利润法”进行税务筹划方案的评价。
但是，从纳税筹划的最终目的来判定，互斥方案的选择标准有时会存在一些先天缺陷，因此必须引入“机会成本”的概念，机会成本是指在投资方案的选择中，如果选择了一个投资方案，则必须放弃投资于其他途径的机会，其他投资机会可能取得的收益是实行本方案的一种代价成本。
对于徐天道目前的情况来讲，他的机会成本就是选择扩大生产而放弃投资股市所牺牲的利益。
林岑告诉徐天道，在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程序中，首先要将所有的纳税筹划方案考虑“机会成本”这一因素后得出净利润，然后才能进行比较得出结论，否则的话，极易导致纳税筹划的失败。
引入机会成本后，林岑重新做的筹划方案如下：
相对于方案一而言，在方案二的税后净利计算中，应考虑其机会成本，即：
方案二需多投入货币资金1000万元，相应地机会成本为1000×10%＝100万元。
方案二的修正后的税后净利为750―100＝650万元。
同理，在方案三的税后净利计算中，也应考虑其机会成本（相对于方案一而言），方案三需多投入货币资金2000万元，相应地机会成本为2000×10%＝200万元。
方案三修正后的税后净利为771―200＝571万元。
很显然，考虑机会成本后最佳可选的是方案一，税后净利为670万元；其次是方案二，税后净利为650万元；最后是方案三，税后净利为571万元。
这样，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完全变了。
看到这个结果，徐天道目瞪口呆，自己差点就损失了670万元-571万元＝99万元。
困扰自己多天的疑问，一下子获得了解决，徐天道很满意，立刻就想告辞。
“等等。
”林岑又拦住了他。
“难道还有疏漏的？
”
林岑笑而不答，只是抽出自己书桌上一份文件——《技术改造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暂行办法》（财税字〔1999〕290号）递给徐天道。
原来该文件规定，“我国境内投资于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技术改造项目的企业，其项目所需国产设备投资的40%可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设备购置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中抵免”，而徐天道所想投资的生产线正符合上述情况，此时税务筹划还必须考虑国产设备抵免企业所得税的情况。
徐天道看了后，会心一笑。
后来，他做出了如下的税务筹划方案：
由于国产设备可以按文件规定金额抵免企业所得税，且每年可以在企业的新增范围内抵扣，年可抵扣金额为（11000―9280―600）×33%×40%＝148万元。
（注：
5年内共计抵扣金额为740万元，低于可供抵扣的最高限额2400=6000×40%万元）。
方案二考虑机会成本和可抵扣企业所得税后的净利为：
前5年中每年为750―100＋148＝798万元。
后5年中每年为750―100＝650万元。
10年合计净利润折现为798×（P/A，10%，5）＋650×（P/A，10%，5）×（P/F，10%，5）＝798×3.79079＋650×3.79079×0.62092＝4555元。
而方案一税后净利折现为670×（P/A，10%，10）＝670×6.14457＝4117万元。
方案二明显优于方案一。
这才是自己要的最优化的方案。
经此一事，徐天道深有感触：
纳税筹划方案的选择过程中，一定要考虑不同方案的机会成本。
只有综合考虑机会成本后的税后净利润比较才会得出符合纳税筹划规律的筹划方案。
名词解释
机会成本是指在投资方案的选择中，如果选择了一个投资方案，则必须放弃投资于其他途径的机会，其他投资机会可能取得的收益是实行本方案的一种代价成本。
第4章、要素禀赋理论（中美纺织产业的密集型及其逆转）
随着技术的进步,经济学家将技术因素引入要素密集型逆转的研究,如Melvin（1976）在研究技术变革对贸易模式的影响时提出:
技术的变化会使得产品的密集型发生变动,当某些产业发生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labor-savingtechnologicalchange）或者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capitalsavingtechnologicalchange）时,会使得产业的密集型发生逆转,如资本节约型技术进步发生时,可能使得一个产业从资本密集型转为劳动密集型。
近几年来,我国的纺织服装出口迅速增长,以2006年为例,纺织服装产品出口总额达到1470.85亿美元,同比增长25.14%,其中:
纺织品出口522.54亿美元,同比增长18.84%;稳居世界纺织生产和出口第一大国的位置。
但是我国纺织品出口面临的贸易竞争环境却越来越激烈,发达国家如欧盟各国、美国等出口高科技含量的纺织品,凭借高劳动生产率水平优势,在国际纺织服装市场上与我国企业进行竞争,并成为我国争夺国际市场份额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在很大程度上挤压了中国纺织服装厂商的利润。
为此,对比研究中国与美国纺织品的要素密集型及其获利能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1.中国纺织业的聚类系数和所属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最大值
最大值所属类别
2000
0.401
0.237
0.778
0.778
劳动密集型
2001
0.393
0.226
0.778
0.778
劳动密集型
2002
0.399
0.226
0.778
0.778
劳动密集型
2003
0.403
0.234
0.778
0.778
劳动密集型
2004
0.415
0.55
0.778
0.778
劳动密集型
2005
0.425
0.268
0.778
0.778
劳动密集型
表2.美国纺织业的聚类系数和所属密集型
技术密集型
资本密集型
劳动密集型
最大值
最大值所属类别
2000
0.621
0.527
0.742
0.742
劳动密集型
2001
0.618
0.525
0.757
0.757
劳动密集型
2002
0.632
0.544
0.639
0.639
劳动密集型
2003
0.658
0.579
0.597
0.597
技术密集型
2004
0.698
0.632
0.438
0.438
技术密集型
2005
0.742
0.666
0.337
0.337
技术密集型
由表1可以看出,中国的纺织产业从2000年到2005年一直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即劳动力在中国纺织产业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但是深入分析我们可以发现技术要素和资本要素对中国纺织业的影响越来越大了。
技术密集型的聚类系数已经从2000年的0.401上升到2005年的0.425,资本密集型聚类系数也从2000年的0.237上升到2005年的0.268。
由表2可知,在2000-2005年美国纺织产业各个要素的影响中,资本要素对美国纺织产业的影响是逐渐增大的（仅2001年略有减小,且于2004年影响力超过劳动力）,劳动力对美国纺织产业发展的影响是逐年递减的,从2000年的0.742一直递减到2005年的0.337。
技术的影响也是逐年增大的,从2000年的0.621递增到2005年的0.724,并于2003年超越劳动要素,成为纺织产业发展的主导因素。
在2000-2002年美国的纺织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而2003年后美国的纺织业已经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即发生了要素密集型逆转。
其变化过程如图2,美国的纺织产业一开始在a点生产,此时投入为组合为（aL,aK,aT）,主要以劳动力投为主,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
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和技术投入逐渐增大,当到达b点时,投入组合为（bL,bK,bT）,技术投入已经成为主导。
此时,美国纺织产业已经成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发生了要素密集型的逆转。
2、要素密集型逆转的动因及贸易利得效应
1.要素密集型逆转的动因
由前文分析,美国的纺织产业已经发生了要素密集型的逆转,而中国的纺织产业还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并没有发生逆转。
是什么原因导致美国纺织产业要素密集型逆转发生的呢?
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此处着重从要素密集型分类标准中的劳动力、技术两个要素进行分析。
（1）劳动力要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美国和中国的劳动力工资都在不断提高,对于两国的纺织生产企业而言,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
由于美国的纺织产品出口受到来自发展中国家如中国、印度,发达国家如欧盟各国等的竞争压力,劳动要素的价格上升给美国的纺织品出口带来了很大的经营困境,于是美国的纺织品生产和出口企业利用生产要素之间具有可替代性这一性质,寻求其他要素,如资本,技术等来替代劳动力,使得美国纺织品产业的劳动力逐渐被替代。
可见,劳动要素价格的上升,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资本和技术在生产过程中的影响力逐渐增大（参见表3、表4中资本和技术的聚类系数）,最终导致了美国纺织行业发生要素密集型逆转。
（2）技术投入
面对来自国外纺织企业的竞争压力,美国纺织企业为了降低成本、提升自身的国际竞争力和国际市场获利能力,进行了大量的技术投入。
如表6,美国在2000-2005年期间人均设备投入都大于2000美元,其中电脑设备技术投入在2003-2005年期间不断增加。
技术要素的投入增加,提高了产业的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了劳动力和资本要素,使得技术在纺织产业生产中起到了主导作用,从而使纺织服装产业的要素密集型发生逆转。
同时美国在教育上的大量投入,为产业发展培养了大量的熟练劳动力,使得技术投入可以有相应的人员匹配,从而提高了技术的可操作性,极大地提高了美国纺织服装企业在贸易中的竞争力。
2.要素密集型逆转后的贸易利得分析
技术投入的增加所引致的产品密集型发生逆转,使得产品的技术含量增加,资本和劳动要素得到更有效的结合,也促进了资本和劳动力的效率提高,同样的资本和劳动力可以发挥更大的效用。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生产技术水平较高、能耗物耗比重较低、产品差异化程度高,提高了产品的附加值,增强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有利于一国贸易商品结构的优化和产品的贸易获利能力的提升。
本文在分析贸易获利能力时,主要从资本要素的获利能力和纺织产品出口单价两个角度展开。
（1）资本获利能力分析纺织品企业出口获利能力变化,会对其整个产业中的所有企业都有影响,如处在“上游”的产品属于技术密集型,其贸易获利能力发生变化,则会直接传递到其“下游”企业。
因此,纺织品产业中整个产业的资本获利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其贸易的获利能力。
发生要素密集型逆转后的美国纺织业的资本获利能力明显大于中国纺织业,这也从一个层面反映了美国纺织品的贸易获利能力大于我国。
（2）纺织品出口单价分析
出口单价是反映一个产品获利能力的最直接指标之一,一个产品的出口单价越高,该产业的贸易获利能力越大。
根据前面的实证分析,美国纺织品在2003年逆转为技术密集型产业。
美国的纱线、其它纱线、棉布、羊毛、动物毛机织物、化学纤维机织物、无纺织物等6种纺织品的出口单位价格均大于中国,并且两国纱线、其它纱线、棉布、化学纤维机织物等4种纺织品的单价之间的差距还在进一步扩大。
化学纤维纱线、丝机织物、地毯等三种纺织品的价格虽然在一定时间段上中国略有优势,但当中国的价格高时,一般与美国的价格相差不大,而当美国价格高时,却高出中国很多,如丝机织物2004年美国出口价格比中国高出12.51美元/米。
可见,逆转为技术密集型的美国纺织品贸易获利能力明显高于中国。
三、结论与建议
结论：
以2000年中国制造业作为衡量标准,美国的纺织业在2003年已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逆转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中国的纺织产业在考察期间一直为劳动密集型产业。
但是在两个国家的纺织产业中,资本和技术要素发挥的影响越来越大,并且在逆转后美国的纺织企业贸易获利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文章进一步分析认为造成以上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两点,一是劳动力要素的成本上升,促使很多企业寻找其他要素（如资本、技术）来替代劳动力要素;二是企业为了增加效益,增加设备和技术投入,提高了要素投入中技术的比例,为密集型逆转提供了可能。
建议：
美国的纺织行业已经逆转成为技术密集型产业,而中国并没有,并且美国纺织出口企业在逆转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后的贸易获利能力明显高于中国。
可见,通过产业内升级方式,提高本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和获利能力是可行的。
我国今后应特别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内部升级和要素密集性的逆转,不断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
要利用先进技术对传统优势产业进行嫁接改造,促进其结构调整和技术提升,以达到轻型制造转化为高加工度制造,新型产业与传统产业相融合的效果。
并且中国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加大技术的研发和投入,以优化生产结构,如进一步增强引进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力度,提高工业行业中技术设备达到国际水平的比重,同时要加快装备工业的发展,提高国产设备的技术水平,满足企业技术更新改造的要求。
另外,政府也要运用多种政策工具加大对企业技术改造的支持与扶持力度,以提升国内企业的贸易获利能力。
第6章、现代国际贸易理论
1、1964年北美汽车贸易协定（产业内贸易）
案例内容：
1965年以前．加拿大和美国的关税保护使加拿大成为一个汽车基本自给自足的国家，进口不多出口也少得可怜。
加拿大的汽车工业被美国汽车工业的几个大厂商所控制。
这些厂商发现，在加拿大大量建立分散的生产体系比支付关税要划算。
因此，加拿大的汽车工业实质上是美国汽车工的缩版，大约为其规模的1/10。
但是，这些美国厂商在加拿大的子公司也发现小规模带来的种种不利。
一部分原因是在加拿大的分厂比其在美国的分厂要小；但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国的工厂更加‘专一”——集中精力生产单一型号的汽车或配件。
而加拿大的工厂则不得不生产各种各样不同的产品，以至于工厂不得不经常停产以实现从一个产品项目向另一个的转换，不得不保持较多的库存，不得不少采用专业化的机器设备等等。
这样加拿大汽车工业的劳动生产率比美国的要低大约30％。
为了消除这些问题，美国和加拿大政府通过努力在1964年同意建立一个汽车自由贸易区（附有一些限制条件）。
这一举措使汽车厂商得以重组生产：
这些厂商在加拿大各子公司大力削减其产品种类。
但是加拿大的总体生产及就业水平并没改变。
加拿大一方面从美国进口自己不再生产的汽车型号，另一方面向美国出口加拿大仍生产的型号。
在自由贸易前的l962年，加拿大出口了价值1600万美元的汽车产品然而却进口了5.19亿美元的汽车产品，但是到1968年，这两个数字已分别成为24亿美元和29亿美元。
换而言之，加拿大的进口和出口均大幅度增长。
贸易所得是惊人的。
到20世纪70年代初，加拿大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已可与美国的同行相媲美。
案例评析：
产业内贸易是指一个国家的企业或厂商只生产一种产品的一种或少数几种款式，从其他国家进口该类产品的其他款式。
产业内贸易的产生是为了利用生产的规模经济。
一国通过从事产业内贸易，能够在减少自产商品花色的同时却增加国内消费者所需要的商品种类。
由于自产商品种类的减少，一国能在更大规模上从事生产，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
同时消费者也可从更广泛的选择中获利。
案例中美国和加拿大通过建立一个汽车自由贸易区，促进了两国汽车行业内贸易的发展。
加拿大不再生产所有型号的汽车，只生产少数几种型号的汽车，然后从美国进口自己没有生产的型号的汽车，出口自己生产的型号的汽车。
由于减少了自产汽车的型号，加拿大的厂商可以集中精力生产单一型号的汽车，由于规模经济其成本降低，效率迅速提高。
几年之后，加拿大汽车工业的生产效率达到了美国的水平。
2、好莱坞经济学（外部规模经济）
案例内容：
娱乐业在1994年为美国在海外取得超过80亿美元的收入，美国制作的影片和电视节目在世界各地上映，海外市场已经成为好莱坞财政收的支柱之一，尤其是动作片，在海外的收入经常比在美国本土高。
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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