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上广州的60个理由.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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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上广州的60个理由
爱上广州的60个理由
摘要：
我爱广州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形态的城市，不是没有缺点，但它有容忍批评的空间本刊记者黄广明由外地移居广州已有十年，期间间或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短住，现在我已认定，广州是我最喜爱的中国城市，不管今后身居何地...
我爱广州
中国最接近公民社会形态的城市，不是没有缺点，但它有容忍批评的空间
由外地移居广州已有十年，期间间或在上海北京等城市短住，现在我已认定，广州是我最喜爱的中国城市，不管今后身居何地，广州，都可以在灵魂上托付终身。
对广州的热爱不是一朝一夕建立起来的。
八年前一个春寒料峭的日子，我在武广高铁另一端的一个城市——也是我家乡的省会城市亲眼看到，在一个民意机构召开大会的日子，一群拆迁户为了反映自己的民意，在会场大门口向一群号称是民意代表的人偷偷摸摸散发材料，他们神情惶恐而卑微，生怕被人发现，你丝毫感受不到他们是这座城市的主人，而最终他们被发现，散发材料者被一群穿制服的人打得头破血流，带走；
去年深秋的一个日子，在广州，我见证了另一个现场：
数量不菲的一群居民，因为市政府计划建设的一座垃圾焚烧厂可能散发的有毒气体，来到了市政府门前“散步”，期间，有人“传阅纸张”，有人有组织地“大声喧哗”，有人毫不客气地对涉事官员点名道姓，而此时，闻讯而来的近百警察虽然阵仗威严，全副武装，却无任何过激过火举动，静观他们所服务的市民表达愤怒，直至他们退去。
他们全身而退，在清理完现场垃圾之后。
有了这样的对比，你说，我会喜欢哪座城市？
在广州，一位市长公开发动了一场对一幢违章建筑的拆迁，被拆迁户，不是升斗小民，而是居住在寸土寸金的富人区二沙岛上的一位权贵，被拆掉的房屋，不是四面薄墙的普通民居，而是价值过亿的豪宅别墅；
在广州，人大代表的敢言已然形成了一个“广州现象”，当政府官员面对人大代表时，诚惶诚恐，广州市的人大代表曾在7天里分别向政府部门提出了8场质询，问题一个比一个尖锐；
在广州，讲粤语的电视新闻主持人对“有关部门”的过失直言批评；
在广州，有市民说，别的地方拆迁户哭，广州的拆迁户笑，此说不免过誉，但广州因为拆迁问题引发的官民矛盾，确实是国内最少的城市之一；
事实上，相对而言，广州是中国大城市中，老城区保留较为完整的一个，作家龙应台曾对此赞许不已；
……
不可否认，在一个大的体制背景下，中国老百姓的幸福感，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决定的。
你很难去表扬一个地方政府，但相对而言，广州的政府，可能是国内最温和，最懂得克制权力，比较接近有限政府真义的一个政府。
正如学者托马斯·雅诺斯基所言，一种规范的文明社会定义侧重于评价国家对其公民的行为，以及各国是否形成了一种能保护个人和群体不受国家滥用权力之苦的有效的文明社会。
广州政府的强，正在于它的“弱”。
这样的政府，会有更多的服务意识，更少的与民争利；更多的接受监督自觉，更少的滥权冲动。
正因为有一个相对“弱”的政府，广州成了中国内地公民社会最发达的一个城市。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广州是内地言论自由程度最高的城市。
作为一个副省级的城市，这里的地方媒体可以批评一个厅级官员。
2009年11月22日，在广州市政府举行的番禺垃圾焚烧发电项目进展新闻通报会上，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吕志毅表示，广州要坚定不移地推进垃圾焚烧。
除广州中心城区外，不仅番禺要建垃圾焚烧厂，从化、增城、花都等地区也要建。
结果，这位副秘书长（原市容环卫局局长）立即被《南方都市报》、《羊城晚报》等媒体穷追猛打，“其本人与亲属与垃圾焚烧利益集团存在密切关系”，搞得吕副秘书长颇为难堪；
事后，广州市政府迅速回应，在叫停项目后不久，原则通过了《关于重大民生决策公众征询工作的规定》，并开展垃圾处理问政于民活动；
在广州，一项洲际运动会开幕在即，当地一份“小报”可以在头版头条披露地铁工程存在的重大隐患和验收作假，而关于亚运工程扰民与建设铺张浪费的质疑，在报纸上就没停歇过；
在广州，市长副市长们，还有各职能部门的头头脑脑们，时常在报纸上露脸，回应市民对市政民生问题的指责和批评，在举全市之力筹办亚运时，市长还能为亚运工程扰民、部分项目的铺张浪费向市民道歉……
媒体的大胆敢言与相对独立是广州政治气氛宽松的一个缩影，这个城市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公民维权运动，从环保到社区自治，再到粤语保护，报纸犀利的言论，层出不穷的公众论坛、学术研讨，学者们自由开放的观点，酒吧里的各种生活方式与各种观点的聚会，香港电视台的落地，都得到了政府相对的宽容。
以至于，一些外省人在家乡遭遇了不公不义后，都来广州街头表达，如果他们要去北方一座城市表达的话，将困难重重。
有了这种宽容，广州并没有乱，政治也不是这个城市的显学和经常性的话题。
前些年有人说广州是中国最乱的城市，那主要指的是治安（我倾向于认为，治安差是这个城市自由包容的代价，连小偷罪犯都一并包容了），但广州社会与人心并不乱，相反，广州给人的感觉是和谐。
家乡四川、在广州生活了二十多年的广州规划勘测设计院副总工程师郑静说，广州的魅力在于并非处处井井有条。
“广州是个大熔炉，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这里生活、创业，外表看起来不是那么有秩序，而实际上，内在自成规律，十分和谐。
”
广州可能是中国最和谐的城市。
温和与宽容的气味弥漫在云山珠水之间，它散发在机关大院里，更游荡在街头市井之间，官方与民间，很难说是谁影响了谁，也许最恰当的表述是，民间把温和与宽容的气味传递给了官方，而官方的温和包容又保障了民间的气味。
正如一位广州市民所说，如果你有幸在年轻的时候生活在广州，那么自由、平等的气质将渗透你的骨髓，并跟随终生。
温和，包容，自由，平等，平民，是广州的城市精神。
在这里，任何方言都不会遭到恶意嘲笑；身家千万者与打工仔都经常乘坐公交出行；这座城市民间的财富、普通人的生活水平可能领先全国（与某些地区的国富民穷相对照），但民众的低调也是难出其右；这座城市有着最不排外的本地居民，他们尊重外地人的成功，承受了外地人的犯罪，他们甚至为外地人改变了语言；在这座城市，只要你不影响他人，你与众不同甚至出格的生活方式不会引人侧目；这座城市的市中心，低矮零乱的城中村与高楼大厦连袂而存，体力劳动者与白领们在各自的地盘各得其乐；在上海的外国人，你见得较多的是来自第一世界的白人，在广州的外国人，你见得较多的是来自第三世界的黑人；这座城市的马路虽不适合游行与阅兵，却适合市民逛街、小业主开店；这座城市充满着现代与活力，却也留存着强烈的传统气息；这座千年通商的口岸，改革开放的前沿，你可以感受到高度的市场精神和契约意识，但你亦能体会到无处不在的温和礼让的古风——广州公交的让座率是我到过的城市中最高的……
有论者说，作为两千多年的历史名城，广州的魅力和气质并不呈现在曾经的三朝十帝的皇家气象上，也不规范在森然的礼仪典章里，而是体现在一系列的矛盾组合中：
广州人的务实、低调、乐天悠然与饮头啖汤的开拓精神；广州的边缘性、非主流与作为近代中国曾经的政治中心与外贸中心；广州社会的现代性与民间传统的“古风犹存”——种种矛盾的因素和谐地并存着，使广州社会在扑朔迷离中异彩纷呈。
香港始终是广州的一个坐标，两地地理相近，文化相通，制度却大不一样。
香港官员与民众的地位、形象与作为，通过电视新闻和其他渠道，特别是两地活跃的人员往来，传递到广州官员与市民眼中。
香港高效廉洁透明的政府，接受议员质询与媒体追问的官员，遵守法纪与维权意识同样强烈的市民，让广州的官员、民众有了比较评判的对象，对广州而言，香港无时无刻不是一种触动、压力与鞭策。
近一二十年，广州不是中国最吸引眼球的城市，但这个城市却是真正的静水流深，政府的相对节制，以及市民社会的茁壮成长，我相信，这更接近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状态，虽然，广州不是把和谐这个词叫得最响的城市。
“文明社会表示国家领域、由志愿组织组成的公众领域以及涉及私营企业和工会的市场领域这三者之间一种有活力的、互动的公开对话领域”，广州亦没有刻意按照学者们的指教按图索骥，它就这样接近了。
广州不是没有缺点，但它有着容忍批评的空间，在中国城市中，这尤其难得。
常有人强调广州物质上的便利，高度发达的市场，一线城市中最低的房价，温暖的气候，满目的绿色，良好的服务意识，天南海北的美食，日益美好的基础设施，但我要说，相对广州的肉身，我更爱它的灵魂。
广州，正是这样一个地理上暧昧的刻度，天高地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爱广州的60个理由
爱的理由是相对的
1、离香港近，有事没事都可以去透透气。
2、离北京远。
3、大胆敢言的媒体，可以轻易批评一个厅级官员，在亚运会前，还能够不断批评亚运工程扰民。
4、官员经常在报纸上露脸回应市民指责，道歉。
5、相对温和、不滥权的政府，面对民众的不满，较能听取，慎用强力。
6、藏富于民。
7、强势的人大代表，经常对政府官员尖锐质询，已然形成人大代表的广州现象。
8、政府服务窗口比较按规章办事，不刁难，不推诿。
9、中国城市中密度最大的体育场馆，四时皆宜运动的气候。
10、数量众多，各具特色的酒吧。
11、形态丰富，华洋杂陈的建筑。
12、随处可见的食肆。
13、随处可见的银行和ATM。
14、中国最好的美术馆之一——广东美术馆。
15、一年到尾众多的国内外体育赛事。
16、爱煲汤的广州女人。
17、城中有山，城中有江，多湖，中国一线城市最好的自然条件。
18、满城葱笼，中国城市数一数二的绿化，公园众多。
19、富裕的腹地，广州与周边城市和谐地共存于珠三角。
20、广州政府能把寸土寸金的天河商圈的一块地（原宏城广场）建成绿地。
21、高校多对市民开放，普通市民能聆听大学的讲座，享受校园的环境和体育设施。
22、公园基本拆除了围墙，基本免费。
23、医保卡一人持有，全家可用（最新实行的）。
24、专业而沉默的出租车司机（不少城市的士司机聒噪，挺烦的）。
25、对外地人不眼红不仇视的本地市民。
26、中国公民维权运动的福地，从环保、社区自治、到方言保护，政府温和待之。
27、一次表达不满的散步之后，民众自发地清除现场垃圾。
28、中国发育最成熟的公民社会，日益茁壮的懂得权利与义务，斗争与妥协的中产阶层
29、现代与传统的辉映，中国最现代的城市之一，却充分保留着传统习俗。
30、平和礼让的人际关系，公交车上让座率是相当的高。
31、买卖比较公平，少欺诈。
32、说什么语言、什么方言在这个城市都不受歧视。
33、一线城市中最低的房价。
34、中国平均水平最高（设计、绿化、物管等）的住宅小区。
35、有南方报业。
36、有南方都市报的时评版。
37、有陈扬——一位用广州话骂爱（以骂为爱）广州的老头。
38、能看到香港的电视台和新闻（虽然偶尔遭遇迎客松）。
39、想当上帝，来广州吧，如果顾客真是上帝的话。
40、国内大城市保留最大、最好的老城区，一座有根的城市。
41、闹市区的城中村，为低收入者、体力劳动者在城区留存了一片栖息地（可惜越来越少了）。
42、最难区分富人与穷人的城市，打工仔跟亿万富豪打扮一样，都是T恤短裤人字拖吃大排档。
43、食在广州，聚集天下美食。
44、大冬天，深更半夜，出来不愁找不着吃的。
45、四季花果飘香。
46、好听的粤语，好听的粤语歌。
47、最包容的城市（富人穷人，白人黑人，小偷，性工作者，广州都接纳了）。
48、相比北京上海深圳，生活成本更低，生活质量却丝毫不逊色。
49、名牌货很多但是山寨货也很有竞争力。
50、品种丰富的盗版碟（这个存在争议）。
51、千年商埠口岸，民风温和、宽容，开放，重契约，守规矩，好打交道。
52、出城不出几十公里，南边有海，北边有山，四周尽是休闲放松之地。
53、街道不求宽阔，适合市民逛街，小业主经商。
（有的城市，道路更适合游行阅兵）
54、每周日有南方都市报举办的公众论坛，中国一流的学者经常性地与市民互动。
55、公园里，大树下，每月一次的羊城论坛，内容与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每期都有人大代表、政府官员与群众面对面交流。
56、中国GDP不是最高的城市，却是民间人均慈善捐款最多的城市之一。
57、广州市民普遍以广州为荣。
58、可以免费看英超。
59、历任市长多能扎根广州，工作多年。
想想前几年中部某省会城市的某届市长，刚被“人民代表”“选为”市长，刚说完不负全市人民重托，不出三月，就上京城当部长去了。
60、自由。
广州只相信改变
特约撰稿雷铎
从赵佗建城到“番鬼望波罗”
一座建城两千余年的南中国大都会，既古老又时尚。
她的肩上，曾经背负着历史的光荣与沉重，又不时装载进新的时尚和活力;很老，又很年轻;很传统，又很新潮;很驳杂，又很纯真，这就是广州。
两千二百年前，一个名叫赵佗的龙川县令的营造，令这座城市有了雏形。
之后的一千年，在以北方为政治中心的好几个朝代，广州一直是一个不太显眼的角色，直到唐朝，广州才迎来她最初的辉煌：
因为这座城市建在珠江边——珠江是通向南中国海和世界所有大洋的出口，于是广州成为中国一千年里对外国外洋最重要的贸易窗口、文化输出和输入基地，唐玄宗特地在广州设立了一个叫“市舶司”的管理商船贸易的机构。
南宋时，广州港已是中国最重要的对外贸易港口之一。
那时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当时中国的铜钱，就像今天的美元一般通用，外国商人会随船带走大量中国铜钱，所以朝廷驻广州的贸易官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上外国商船检查有没有违规带走的中国铜钱。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实行海禁的时候，与广州并列为中国最重要海港的泉州、扬州、宁波，都实行了禁关，只对广州网开一面，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里，广州是整个中国惟一对外国外洋开放的港口。
进入清朝以后，广州港的地位愈加重要。
每年农历二月二十三日，在守护广州的幸运之神——南海神生日那一天，成千上百的船只聚集在神庙前宽阔的江面上，这一“水上庙会”的庆祝活动会持续好几天，日间人山人海，夜里灯火辉煌，所谓“万国楼船商市”是也。
前来参加庆典的，有许许多多外国商船和游客。
有趣的是，南海神庙民间称之为“波罗神庙”，因为庙里除了供奉中国南海神之外，还供奉着一个黑皮肤的外国人，当地百姓称其为“番鬼望波罗”，据传是唐朝时来自万里之遥的滞居中国的波罗国海员。
而现在的广州方言当中，有许多舶来语的成分，分明是当年作为东方贸易都会的一个历史见证。
林则徐和“西关小姐”
清朝中叶之后，随着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和葡萄牙、西班牙、大不列颠帝国等航海大国的海外扩张运动，广州成为西方新兴大国争相进入中国的桥头堡，著名的十三行正是设立于这一时期：
清政府给十三个外国派驻中国的商行统一划了一块地皮建立贸易机构，位置在白鹅潭北岸。
白鹅潭一带在广州历史上很重要。
早在南北朝时候，一个名叫菩提达摩的南天竺人就在这里登陆上岸，建立了一个修行的小佛庙。
后来菩提达摩北上拜访梁武帝，与梁武帝话不投机，又北上嵩山少林寺，面壁九年，之后开始在中国传教，他的第五代徒弟是一个广东人，他就是六祖惠能。
中国禅宗由达摩到惠能，成为落地而本土化的东方重要佛教教派——中华禅宗。
当年达摩在后来十三行北面登陆的地方，被称为“西来初地”，达摩最初修行的小佛庙“西来寺”（今名华林寺），是如今对世界颇有影响的中华禅宗的历史胜迹。
而十三行南面的一片沙洲，顺理成章地成为进入广州的外国商人最好的居停地。
在沙面，三十年前中国拉开闭关锁国大幕之后所建立起的中国最早的涉外五星级酒店之一的白天鹅宾馆，也是外国人在广州最喜欢下榻的酒店之一，我曾经向白天鹅投资者霍英东先生问起选择沙面的原因，霍英东说：
十三行和沙面是外国商人在广州最熟悉的两个地方，选在这里可以省去很多宣传的口舌。
中英贸易的不平衡导致战争。
提起鸦片战争，自然要从林则徐的广州禁烟和虎门销烟说起。
鸦片战争和随之而来的西方列强对中国的入侵，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也改变着东西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格局。
被鸦片战争改变的“五口通商”的五大城市之中，广州的变化最为显著，她变得更加开放和兼容，成了欧洲许多国家工艺品来料加工的廉价工地，成为中国最早的西洋钟制造基地和欧式陶瓷加工基地，随之输入的是各式各样的欧美时髦生活方式：
电话、电报、电车、自来水等纷纷在广州投入使用，水门汀（水泥）加工厂也在广州出现。
一时间，广州成了中国最时尚最新潮的城市。
广州人所说的“东山少爷、西关小姐”，就是那个时候形成的，广州西关地带聚居着大批在新兴贸易中富起来的人们，而东山则聚居着辛亥革命后的国共要员们。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
如果说，广州人不相信固有规则，那是历史使然，因为他们见过太多规则的变动，因而他们相信的是变动的规则;他们见过太多时尚的沉淀，因而他们相信的是沉淀的时尚。
孙中山和爱群大厦
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将鸦片战争视为一把砍刀，将中国的近代史和现代史在1840那一年腰斩为两段，但就历史本身来说，一切都不可能被一刀两断的。
鸦片战争引起的动荡乃至革命，悄无声息地改变着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因此，康有为、梁启超等等变法维新之士，和随后的唐廷枢、徐润和郑观应等买办巨贾的崛起，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除了明朝的陈白沙，广州和广东土产的思想家便非康梁莫属了;而稍后买办巨贾的批量涌现，则使广州在中国的经济版图上占有愈来愈重要的地位;而孙中山更肩负起结束两千年封建君主政体的历史使命。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固然毕其功于武昌一役，但开花之前的种植和培育基地确然在广州，今天遗留在广州的悲凉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诉说的依然是同盟会革命党人无数次昂起头颅又掉下头颅的悲壮历史，没有武昌起义前的八次悲壮的失败，就没有随后的第九次——辛亥年十一月十一日长江岸边响起的改变历史的枪声。
黎元洪、袁世凯执政后，“革命大炮”孙中山不得不发起另一次革命。
这第二次革命的策源地，自然非广州莫属，孙中山所创建的民国临时首府设在广州，培养国民党和其时与其合作的共产党军事干部的黄埔军校设在广州，孙中山和蒋介石先后两次北伐的策源地也在广州。
孙中山及其继任者蒋介石所建立的国民政府，也曾带给广州一时间的经济和文化繁荣：
在共产党掌握大陆政权之前，国民党的广州政府在很短的时间里使广州拥有了许多现代化的城市设施：
开通大马路、修建现代学校、现代医院以及当其时南中国最高的高楼爱群大厦和最长的城市铁桥海珠大桥。
五星红旗下的一条“脐带”
上个世纪四十年代的最后一年，共产党的军队将五星红旗插到了广州最高层建筑爱群大厦的顶楼上，从此广州结束了一段多事之秋，却又进入另一段多事之秋。
在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七年里，广州成为一个彻彻底底禁烟禁娼的干干净净的大城市（在这之前，除了陈炯明主政粤局短暂的几年有过比较彻底的禁烟禁娼之外，历史上的广州，是一个烟土文化和娼妓文化同样兴盛的城市），“三大改造”和“大跃进”之后，人民政府力求把广州改变成一个工业城市，至今广州不得不外迁的许多重污染的工厂，就是那些年留下来的历史遗产。
历史证明，“工业广州”的设计并不明智，“商业广州”、“文化广州”可能才是原本意义上的广州，“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当中国被迫关闭了所有与西方各国贸易渠道的时候，惟有广州出口商品交易会，像一根纤细羸弱的脐带，维系着中国与世界的一点可怜的营养交换。
这是广州的光荣，也是共和国的悲哀。
物极必反，当“文革”内乱使中国走向乱的极端之后，那个坚毅不屈的四川老人邓小平和深谋远虑的广东人叶剑英，受命于危难之际，挽狂澜于既倒之时，解民于倒悬之中，结束内争、拉开铁幕、发展民生、唱响改革开放的号子，从深圳等四经济特区的蓦然确立到珠江三角洲世界加工厂的悄然形成，广州始终担负着华南政治经济文化都会的带头羊作用。
广州只相信改变
历史是一个缠绕着长长裹脚布的蹒跚老太，和她并肩而行者往往会有与蜗牛一道爬行的不满足感；而当你用快进回放的方式反观历史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小脚老太其实是个时常以飞快的速度奔跑的神奇老太，当我们今天回观三十年前改革之初那些在广州引领中国时尚的他国或港澳舶来品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惊讶：
麦克镜、喇叭裤、电子表、微型计算器、两喇叭录音机、折叠伞、化妆品、男士手提包和女士高跟鞋，以及和这些新奇消费品相伴而来的、在当时曾经被称为“奇装异服”的女子短裙和男子大包头等等新奇事物，都是先在广州登录，在广州短暂停留之后，旋即迅速北上。
打工弟打工妹们“孔雀东南飞”（那时的流行口号叫做“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和新生活方式的“南风北渐”形成方向相反、虚实相承的两股巨大潮流，先改变广州然后改变中国。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80年代的广州就是变化着的中国的缩影和先声。
这便是广州：
仿佛慢条斯理，从容地迈着四方步，实际上在其从容背后，在似乎一成不变的常态之下，完成着无时无刻不在改变的连续的跃进。
这就是广州：
一座“任凭东西南北风，咬住改变不放松”的东方城市。
广州不相信叹息。
广州不相信空谈。
广州不相信云里雾里的承诺。
广州只相信眼见为实。
因此，广州人习惯于相信改变着的广州。
（实习记者徐蓓对本文亦有贡献）
十三行世界首富在这里诞生
1834年，怡和行商伍秉鉴向外商宣称，他的资产“约值二千六百万元（银元）”，按现在的价格计算，相当于30亿美元甚至更多。
当时，这或许是世上单个商人拥有的最大一笔财富
本刊记者王大骐
轻叩国门
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来到了屯门海面。
他们借口船只遇风浪破裂，海水浸湿了货物，借位于广州南面104公里的一个多岩石的半岛晾晒。
这个地方叫做澳门。
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商人使用来自美洲的战利品白银和黄金购买中国货。
很多年里，3万人口的澳门一直是中国大陆与各国开展贸易的基地和外国商人的居住地，但中国人始终怀有敌意，只有不断贿赂才能使商业关系得以维持。
随之而来的是传教士们，包括那个有名的跛子利玛窦。
他们在传播宗教的同时还搭送现代科技，这样的队伍络绎不绝地跨洋来到中国。
海禁从明朝开始，主要是为了巩固海防和防止倭寇。
当时私人出洋从事海外贸易一律被视为走私，抓到均以重罪惩治。
官方所承认的贸易只有贡舶，即以“朝贡”和“回赠”形式进行的特殊贸易，为的是满足皇帝的享受和增加国家的税收。
既然是朝贡，外商首先必须向明廷称臣，并根据规定按时来进贡。
那时的外国商人乘船在如今广州荔湾区的十八浦路登岸，住在有120间房的怀远驿，等待贡品被押解进京后皇帝的回赠。
当时明朝廷自负“怀柔远人”，回赠的价值往往高于贡品。
除了进贡，外商当然也少不了与中国商人做交易。
明代对外贸易习用唐、宋以来的市舶制度，下设牙行，带有半官商性质，负责评估货价、介绍买卖、协助官府征税和管理外商。
这便是之后十三行行商和近代买办的雏形。
与明朝一样，清朝为了防范反清势力（郑成功和三藩），曾有过3次大规模海禁，无不是令沿海居民内迁数十里，烧毁一切沿海船只和房屋，并对出海者杀无赦。
但商业力量未曾就此停止渗透，当时统治广东的尚家父子本就是最大的走私贩。
商行之始
平定台湾和三藩后，清政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正式设立四省海关，随即广东巡抚李士桢发布了《分别住行货税》的文告，第一次把国内商业税收和海关税收分开，同时也就把经营国内商业的商人和从事对外贸易的商业严格区分开来，使洋货行商有了法定地位，此外，还鼓励“身家殷实之人承充洋货行商”。
乾隆七年（1742年），清政府一方面希望继续通过海洋贸易赚钱，可又怕过度的贸易会导致社会体制动摇，于是便实行一口通商，使广州成为中国惟一的对外贸易城市。
历史翻到此页，十三行行商开始大步跨上舞台。
尽管在日后的博弈中，他们无不突显出了夹缝求生、左右逢源的高超商业智慧，可体内的封建主义基因，以及清帝国日益衰落的国力，却早已为粤商的悲剧收场埋下伏笔。
这一切还得从制度说起。
严格意义上说当时清朝并没有严谨、成熟的外交政策体系。
它对于十三行的管理基本上是以官制商、以商制夷，并主要依靠两个制度：
公行总商制度和保商连坐制度。
简单说，公行总商制度就是在十三行商人中成立公行，类似于西方的行会。
公行由粤海关任命总商，进行广州对外贸易的一系列管理，承揽货税、裁定贸易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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