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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询灵的文学论老舍对但丁的接受历史
探询“灵的文学”——论老舍对但丁的接受历史
作者：
葛涛 来源：
发布时间：
2006年10月03日
摘要：
该文梳理了老舍对但丁的有关论述，并结合时代背景对老舍这些论述进行分析，考察但丁及其《神曲》对老舍的深刻影响。
关键词：
老舍；但丁；神曲
综观老舍的创作，可以看出狄更斯、康拉德、但丁、福克纳及西方反乌托邦小说作家等人的影响，其中以但丁对老舍的影响最大。
老舍曾多次高度评价但丁及其《神曲》，并强调在自己所读的外国作品中“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②，他在1925年初次读过《神曲》之后，便产生了“要写出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③的愿望，并为此在创作上不断努力。
经过漫长而曲折的求索，老舍写出了自己的《神曲》式的“灵的文学”——《四世同堂》，基本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考察老舍对但丁的接受史，无疑有助于更准确更全面地理解老舍及其作品，甚至可能会进而解决老舍研究中的某些疑难问题。
一
老舍在英国任教期间为排遣乡愁而尝试写小说，《老张的哲学》在《小说月报》刊登后，一鸣惊人。
老舍的写作兴趣更浓了，于是一边大量阅读英国文学作品，一边创作《赵子曰》。
但老舍在创作《赵子曰》的过程中却感到了困难，他就在一位朋友的指点下先读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再读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学，然后依次按历史顺序读下来。
老舍对荷马史诗、古希腊悲喜剧都没有多大兴趣，但对但丁的《神曲》却很着迷，并产生了强烈的接受共鸣。
④老舍在发表于1945年7月的《写与读》一文中回顾了自己20多年来的写作与阅读经历，特别提到了自己初次读到《神曲》的情景和《神曲》对自己的影响。
他说：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
我把所能找到的几种英译本，韵文的散文的，都读了一过儿，并且搜集了许多关于但丁的论著，有一个不短的时期，我成了但丁迷。
读了《神曲》，我明白了何谓伟大的文艺。
论时间，它讲的是永生。
论空间，它上了天堂，入了地狱。
论人物，它从上帝、圣者、魔王、贤人、英雄一直讲到当时的‘军民人等’。
它的哲理是一贯的，而它的景物则包罗万象。
它的每一景物都是那么生动逼真，使我明白何谓文艺的方法是从图象到图象。
天才与努力的极峰便是这部《神曲》，它使我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也使我明白了文艺的真正深度”。
⑤
可以说，刚登上文坛的老舍对但丁的《神曲》推崇备至。
因为老舍是遇到写作困难而去阅读西方名著的，并希望能从中受到启发，所以很关注《神曲》的艺术性和思想性。
正是通过《神曲》，老舍才“明白何谓文艺的方法是从图象到图象”，并“明白了肉体与灵魂的关系”及“文艺的真正深度”。
这些方面逐渐影响了老舍的创作和他的文艺观。
老舍在这篇文章中接着指出：
“因为读过了但丁与文艺复兴的文艺，直到如今（按：
指1945年写作《写与读》一文时），我心中老有个无可解开的矛盾：
一方面，我要写出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另一方面，我又想信笔写来，……要说什么就说什么。
细腻是文艺者须有的努力，……我认识了细腻，而又不忍放弃粗壮，我不知站在哪一边好。
”⑥
老舍在这段自述中表达了“要写出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愿望，这一愿望成了老舍的潜意识，并多次在他的创作如《猫城记》、《鬼曲》中体现出来，最终在《四世同堂》中得以实现。
老舍上述“认识了细腻，而又不忍放弃粗壮”的心理在他写于英国的三部长篇小说中有所体现：
《老张的哲学》其风格不够细腻，太“粗壮”了⑦；《赵子曰》的风格是“粗而不壮”⑧；《二马》的风格是“细腻”⑨。
需要指出的是，老舍正是在创作《赵子曰》的过程中，阅读了《神曲》，“认识了细腻”，所以《赵子曰》的风格偏向于“细腻”，显得“粗而不壮”，与《老张的哲学》的风格有所不同。
《赵子曰》显示了老舍的创作风格，从“粗壮”到“细腻”的过渡，也显示了老舍从受狄更斯的影响转向受但丁的影响。
到写作《二马》时，老舍完成了这种过渡，形成了“细腻”的风格。
《二马》的创作也标志着老舍已正式接受但丁及其《神曲》的重大影响，其批判国民性主题及对东方文明的思考可从《神曲》中寻到相似的内容。
二
老舍1929年6月启程回国，10月，到了新加坡，因无钱购买回国的船票，只得在该地逗留。
看到东南亚人民的苦难，并感受到东南亚人民中革命氛围，老舍的“思想猛的前进了好几丈”，并“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创作了《小坡的生日》。
尚未写完，老舍就匆匆赶回国。
1930年8月，老舍受聘为齐鲁大学教授。
作为大学教授的老舍开始从学者的角度向学生介绍但丁。
他在自编的《文学概论讲义》第十讲“文学的倾向（上）中指出：
“Florence（佛罗伦萨）的但丁作了《神圣的喜剧》，他不用拉丁文，而用俗语，所以名之为喜剧，以示不庄严之意。
这出喜剧形容天堂地狱的净业界，并将那时所知道的神学、哲学、天文、地理、全加在里面。
在内容方面可以说这是中古的总结帐，在艺术方面立了新文学的基础。
但丁极佩服罗马文学黄金时代的维吉尔，他极大胆的用当时的方言作了足以媲美希腊拉丁杰作的喜剧。
在文字方面，他另有一本书（即《论俗语》），来说明方言所以比拉丁文好。
这样，他给意大利文学打下基础，也开了文艺复兴的先声。
”在第十三讲“诗”中，老舍指出：
“在大诗人中，但丁是主张用字须精美的。
”
老舍对但丁的上述评论，不仅指出了《神曲》使用“俗语”所取得的巨大成功，从而奠定了意大利文学的基础，“开了文艺复兴的先声”，而且注意到《神曲》的百科全书式的庞杂内容，认为《神曲》“在内容方面可以说这是中古的总结帐，在艺术方面立了新文学的基础”。
在这里老舍是把但丁及其《神曲》放在文学史中进行评论，突出了其在文学史中的重要地位，尤其是使用“俗语”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返观老舍的创作，结合老舍的一些自述，可以看到老舍运用语言的风格也有一个变化过程：
从《老张的哲学》的“文白夹杂”、“半文半白”，到《赵子曰》的文字虽“挺拔利落”但《老张的哲学》所具有的语言毛病“一点也没减少”，直至在《二马》中开始“要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
”这一语言风格的变化过程表明老舍运用语言的技巧逐渐成熟，而这一过程也正是老舍从阅读《神曲》到成为“但丁迷”的过程。
《二马》在语言上的成功，坚定了老舍用通俗的白话文进行创作的信心，写于新加坡的《小坡的生日》就是“用最简单的话，几乎是儿童的话”写成的。
但无庸讳言，《二马》与《小坡的生日》在语言运用上仍有不足之处，直到远用北京话创作的《离婚》的出现，老舍才把“白话的真正香味烧出来”。
此后，老舍运用北京话创作的几部反映北京市民生活的小说如《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乃至后来京味十足的《茶馆》、《龙须沟》等话剧，在语言运用上已达到了较高水平，部分章节“用字精美”，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
老舍以自己丰硕的创作成果展示了白话文学的生命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弥补了“五四”以来白话文运动创作实绩与理论倡导不相称的缺憾。
老舍也因此为后来者树立了运用语言的典范，并获得了语言大师的美誉。
老舍对北京的热爱，在其创作中对北京的描写，尤其是运用北京话进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与但丁对佛罗伦萨的热爱，在《神曲》等作品中对佛罗伦萨的描写，尤其是运用佛罗伦萨方言进行创作所取得的成就，何其相似!
这也显示了但丁对老舍的巨大影响。
老舍在齐鲁大学任教期间还以但丁、歌德为中心开设过《世界文艺名著》课，并翻译了英国学者P.W.Church所著的长篇论文《但丁》。
这篇论文全面介绍了但丁的生平，并高度评价了但丁的《新生》、《神曲》等著作，认为《神曲》“是一面镜子，映着：
一切时代的人的罪恶与美德。
上帝的判断与恩惠，也是一个唯一的记录，载着：
这位诗人当代的姓名，地方的党派，低卑的野心，与过去的罪犯；在他的极鬼幻的景物中，他（按：
指但丁）引导着我们看这一切，我们永远看得见他。
”
在这篇译文发表后不久，老舍发表了长篇小说《猫城记》。
小说用幻想的手法写“我”在猫国的经历。
老舍后来在《我怎样写〈离婚〉》中指出：
“《猫城记》是但丁的‘游地狱’，看见什么说什么，不过是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也没有但丁那样诗。
”笔者认为老舍在这里正确地指出了《猫城记》的不足，即“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也没有但丁那样的诗”。
P.W.Church认为《神曲》中总有但丁的影子，“他引导着我们看这一切，我们永远看得见他”。
《猫城记》中的“我”并不是“但丁那样的诗人”，所以《猫城记》也并不是“但丁那样的诗”。
总之《猫城记》没有达到《神曲》的思想和艺术的高度。
因此，《猫城记》诚然有其可取之处，但对“要写出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老舍来说，的确是连自己也有所不满。
需要指出的是，《猫城记》中的“我”有老舍的影子。
老舍在《我怎样写〈猫城记〉》一文中指出：
写这篇小说的原因“头一个就是对国事的失望，军事与外交种种的失败，使一个有些感情而没有多大见解的人，像我，容易由小愤恨而失望。
”老舍在英国时就很关心北伐；1929年他在新加坡目睹当地人民的悲惨生活，“思想猛得前进了好几丈”，创作了《小坡的生日》；1931年他在济南任教时，因想起济南五·三惨案而创作《大明湖》；1932年又创作了《猫城记》，表达“对国事的失望”。
总之，老舍当时的思想与在英国时相比，已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从而接受视野也随之变化。
老舍因对1931年“9.18”事变后的国内政局强烈不满，于是通过但丁借游地狱来批评意大利政局的形式，以“我”在猫国的见闻、感受来影射、批判国内现状。
由此也可以说，老舍已从思想上接受了但丁忧国忧民、勇于针贬时弊的爱国主义思想，这表现在他在《猫城记》中对《神曲》的接受采取了以思想性为主、艺术性为辅的方式。
《猫城记》连载于当时带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色彩的《现代》杂志，这或许也显示了老舍的自由主义立场与保持独立批判精神的知识分子本色。
老舍在1934年9月又在该杂志发表了长诗片断《鬼曲》。
在“诗末说明”中，老舍指出：
“它是梦中的梦。
在梦里，我见着很多鬼头鬼脑的人与事，我要描写他们，并且惩罚他们。
假如有点思想的话，就在这‘判断’里。
我不能叫这些鬼头鬼脑的人与事就那么‘人’似的，‘事’似的；我判定，并且惩罚。
有点像《神曲》中的《地狱》，但只有《地狱》而无《天堂》。
”
这段文字表明老舍开始尝试但丁《神曲》中所采用的“梦幻”手法，诗的体裁，及在作品中“惩罚”恶人的方法；同时也表明了老舍对“国事的失望”，因为诗中“只有《地狱》而无《天堂》”，此外从标题是《鬼曲》而非《神曲》也可见一斑。
老舍本打算把《鬼曲》写成一部长诗，但仅写了发表在《现代》上的开头部分。
老舍最终未能写完这部拟想中的长诗，或许与他还不能熟练地驾驭诗歌体裁有关，也可能是重蹈了《猫城记》的覆辙。
《鬼曲》虽是诗歌，但仍可以套用老舍评《猫城记》的话来评论它：
“既没有但丁那样的诗人，也没有但丁那样的诗。
”《鬼曲》的艺术成就与《神曲》不可同日而语，或许正是因此，老舍才中断了《鬼曲》的创作。
老舍为了解决自己想“要写出一部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主观愿望与自己尚未达到但丁那样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的客观现实之间的矛盾，决定返回自己，不再努力刻意地学习、摹仿但丁的《神曲》。
《离婚》就是老舍在《猫城记》之后创作的一部优秀小说。
老舍在老北京的题材中又找到了自己的艺术感觉，“返归幽默”取得了成功。
老舍笔下人物的那一口“京片子”使小说的语言真正地“烧出了白话的香味”。
稍后，1936年创作的《骆驼祥子》奠定了老舍在文坛上的地位。
需要指出的是，这两部小说的成功与作者出神入化地运用北京话进行创作是密不可分的。
附带指出一点，即这两部小说中多次提到“地狱”意象，但这种“地狱”只是人物的一种心理感受，而非但丁笔下的那个“地狱”。
老舍后来在《四世同堂》中更是大量地提到“地狱”意象，试图使人物感到身处“地狱”之中，当然，这种“地狱”是一种人物心理上感受到的“地狱”式气氛。
基于上述论述，可以说，但丁及其《神曲》对老舍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式的。
老舍对《神曲》的接受，也从追求作品的“形似”到追求作品的“神似”。
而老舍的创作实践也表明老舍追求作品的“形似”的努力是失败的，而追求作品“神似”的努力是成功的。
老舍在山东7年期间对但丁及其《神曲》的有关论述，表明老舍在创作上受到《神曲》的巨大影响，老舍对但丁及其《神曲》的接受也从追求作品的“形似”转变到追求作品的“神似”，走上了正确的接受之路。
三
1937年“七七事变”后，老舍在国难当头无法再做自己的职业作家梦，每日手拿陆游的《剑南诗稿》以抒忧国忧民之情。
经数度犹豫，老舍于11月逃出济南，到武汉参加抗战。
在武汉，老舍因经历了国难而对文学有了新的认识，对但丁也有了新的评价。
老舍在发表于同年12月的《大时代与写家》一文中指出：
“在文学史中，我们看出很多特出的写家怎样在文艺之外活动……。
但丁是位政客……，于此，我们知道文艺与活动是怎样的密切相关。
”老舍因此呼吁作家都投身于抗战这一“大时代”之中，去为抗战服务。
在同文中，老舍还强调：
“伟大的文艺必有一颗伟大的心，必有一个伟大的人格，……正如但丁的《神曲》，不管是上天堂入地狱，其中老有作者的影子与人格。
”为此，作家们只有“把自己放在大时代的炉火中，把自己放在地狱里，才能体验出大时代的真滋味，才能写出是血是泪的文字。
”
可以说，投身抗战后的老舍对但丁及其《神曲》在特定的时代氛围中作了全新的评价，突出强调了“政客”但丁的伟大人格，在老舍眼中，但丁不仅是一位作家，更是一位“政客”，身兼作家与“政客”两种角色的但丁也证明了“文艺与活动是怎样的密切相关”。
《神曲》是但丁从政失败后创作的，其中饱含了但丁在政治斗争失败后的一腔郁愤，寄托了他的政治观点。
由此也可以说，没有这一段不幸的从政经历，但丁也不会创作出《神曲》这部辉煌的巨著。
老舍的上述评论也表明老舍的文艺观发生了变化：
抗战需要饱含血泪的文字以警醒国人，鼓舞人们奋起抗战的勇气。
抗战不需要用“轻松的文笔”（朱自清语）写成的幽默文字，更别提什么风花雪月，鸳鸯蝴蝶的文字了。
抗战中，幽默作家老舍几乎没有再写什么幽默文字，而此前他是《论语》、《人间世》等杂志的重要作者并以幽默文字知名。
抗战期间，老舍创作了大量宣传抗战的通俗文艺，虽然这些作品使用了浅显易懂的俗语，大白话，并以通俗文艺的形式创作，虽然出于宣传的需要，艺术成就不大，但也有但丁使用俗语进行创作的影响。
1938年4月4日，老舍当选为“文协”理事兼总务部主任，成为“文协”的实际领导人，负责领导全国文艺界的抗日宣传活动。
曾经几次三番想做职业作家的老舍“从政”了（按：
此处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从政），他从书斋走向“十字街头”，把文艺创作与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了。
老舍在同年7月9日发表的《保卫武汉与文艺学习》一文中强调：
“终生写成的《神曲》与《浮士德》是不能在这儿期望的。
我们只有随时的心灵火花的爆发，还没有功夫去堆起柴来，从容的燃起冲天的峰火”老舍在国难当头的情况下，不知疲倦地、真诚地从事抗战宣传活动。
老舍自述“这半年来（按：
指1938年上半年）致力于写通俗读物。
鼓词、旧剧、歌曲、小说都写了一点。
”但老舍并没有彻底放弃自己的愿望。
他在同文中强调：
“抗战将奠定比五四与北伐两时期更结实更纯真的文艺”，“这文艺也将自成一格，渐进而为真正的民族之声，为全人类呼唤着和平与自由，并报告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方法。
”令人欣慰的是，经过抗战的洗礼，老舍终于创作出自己的《神曲》式巨著——《四世同堂》。
这部小说喊出了中华民族的声音：
“为全人类呼唤着和平与自由，并报告争取和平与自由的方法。
”
在武汉的两三年中，老舍对但丁的评价与此前有明显的不同，他更突出但丁在“文艺”之外的“活动”，欣赏其把“文艺”与“活动”密切结合起来的做法，他作为“文协”领导人还以但丁为榜样号召作家们投身于“大时代”中，投身抗战中，其实老舍本人就是身体力行了但丁的行为，这表明这时老舍对但丁的接受达到了一个高潮。
四
随着战事发展，老舍随“文协”撤到了重庆。
抗战到了最艰苦的时刻，抗战文艺的宣传任务也愈来愈重了。
在这种时代背景下，老舍对但丁又有了新的评价。
老舍在发表于1940年2月10日的《战时的艺术家》一文中批评了那些躲在象牙塔中的艺术家，呼吁“艺术家也要杀上前去。
”他强调：
“以言热情，翻开世界艺术史看看，哪一出伟大的戏剧，哪一幅伟大的图画，不是表现那伟大的时代精神，不是对民族的光荣有所发扬?
就是那最细腻的《神曲》，也还是随时的揭露对民族，对宗教，对帝国的关切与激励或警劝。
假若但丁时代有个汪精卫，我想但丁会把他放在地狱中，正如同把在他那时代还活着的教皇放在地狱中一样”（按：
老舍后来在《四世同堂》中让投敌的汉奸牛教授受到了惩罚，有些学者认为牛教授是影射周作人的，倘如此，老舍就如同但丁一样惩罚那些尚活着的坏人。
）
老舍在这里是把但丁作为关心民族与国家命运的艺术家典型去要求“战时的艺术家”，不要再躲在艺术的象牙塔里，要多创作通俗易懂的作品来宣传抗战，要真正地“杀上前去”，要在作品中鲜明地体现出时代的精神。
老舍本人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但老舍无疑是从抗战需要出发来认识和评价但丁及其《神曲》，从而比较侧重其思想性而忽视了其艺术性，正是着眼于《神曲》的实用价值，及其对社会所能起的影响，老舍意识到中国现在的社会状况需要“但丁那样的诗人和但丁那样的诗”。
这是时代造成的。
老舍在发表于1941年2月1日的演讲稿《灵的文学与佛教》中指出：
《神曲》是伟大的，……单就他替西洋文艺苑开辟一块灵的文学的新田地这一点来说，也就够显出他的伟大了。
”老舍接着高度评价《神曲》，并认为但丁或许是受东方佛教的影响而创作了《神曲》。
在该文最后，老舍针对国内黑暗现状，强调：
“中国现在需要一个象但丁这样的人出来，从灵的文学着手，将良心之门打开，使人人都过着灵的生活，使大家都命出良心来但并不一定就是迷信。
”
老舍的上述评论把《神曲》称为“灵的文学”，突出其“扬善惩恶”的作用，甚至认为它能起到净化人心，乃至重整山河的作用。
也就是说，《神曲》作为“灵的文学”与佛教教义有些相同点。
老舍此番评论虽然把但丁当作诗人而非“政客”，但却特别凸现诗人以诗文讽世的作用，套用马克斯·韦伯说法，就是老舍更强调但丁的《神曲》的“工具理性”，而非其“价值理性”。
需要指出的是，老舍在演讲中对中国的但丁及中国的《神曲》或“灵的文学”的呼唤也显露出老舍的内心愿望：
写出《神曲》式的“灵的文学”，以此警醒国人、净化人心，达到人间大同，并可了却自己多年的夙愿。
老舍在同年9月15日发表的《如何接受遗产》一文中再次重申《神曲》对社会所起到的作用，他强调：
“无论是但丁、歌德，还是托尔斯泰，他们总把眼睛放开，看到他们所能看到的世界，尽管你一点也不相信天堂地狱，但是你没法不承认但丁的伟大。
他把天堂、地狱与人间合到一处去指导人生，他到今天也使我们崇拜，因为世界文学史中没有第二个但丁。
”
但丁游历地狱、炼狱，他为那些因生前所犯的罪而受惩罚的人们或叹息或流泪，或感到快意；在天堂中，他对那些因品德高尚而升入天堂的人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但丁借此表达了“个人必须为其行为负责”的思想，希望人们能弃恶向善。
人心向善了，社会也会随之变好。
老舍循此思路，希望文艺能发挥惩恶扬善的作用，以此警醒世人并指导人生，最终起到救国的作用。
这种思想与鲁迅的“立人”思想也有所相似，“人立而后凡事举”。
这种思想也体现了对“人”的发现及对“人”的尊重，带有文艺复兴的色彩。
我认为，老舍创作中的批判国民性主题及“立人”思想或许也与但丁的影响有关。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舍对中华民族的思考逐渐深入，对社会的体验也更加深刻，与之相应，老舍对但丁及其《神曲》也有了全面、准确的评价。
老舍在发表于1942年4月27日的书评《神曲》一文中指出：
“我读过的文艺名著里，给我最多好处的是但丁的《神曲》。
”他赞扬“《神曲》里却天地人都有详尽的描写，但丁会把你带到光明的天堂，再引入火花如雷的地狱，告诉你神道与人道的微妙关系，指给你善与恶、智与愚，邪与正的分别与果报。
他笔下的世界是一首完整的诗，每一色彩，每一响声，都有它的适当的地方。
”“《神曲》是什么都有，而且什么都有组织，有因果。
中世纪的宗教、伦理、政治、哲学、美术、科学都在这里。
世界上只有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就是《神曲》。
它的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的学徒自惭自励”。
老舍的上述评论表明老舍对《神曲》的认识已达到一个较高层次，与他在抗战初期对但丁及其《神曲》的论述有明显不同，这次他突出了《神曲》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评价很准确、很全面。
老舍说《神曲》是“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其“气魄之大，结构之精，永远使文艺的学徒自惭自励”，这也可看作是老舍内心潜意识的流露：
他多次想“要写出一部象《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但屡试屡败，没有成功，不过老舍并没放弃，仍然以《神曲》为范本，“自惭自励”。
写于1943年的《火葬》写到“文城”人在沦陷前后由麻木不仁到奋起反抗的心理历程，其中明显体现了《神曲》的“人经过苦难的磨炼会得到拯救”的主题。
可惜老舍不懂战争，加上没有生活体验，《火葬》写得不够成功。
附带指出一点，《火葬》是老舍在写戏剧不成功的情况下，决定返归小说创作后的第一部小说。
1944年，胡青携子女辗转来到重庆，她对北平沦陷后情况的描述给老舍带来了创作灵感。
于是老舍在匆匆写完《火葬》后，便开始创作长篇巨著《四世同堂》。
这部巨著在主题、结构乃至人物设置方面深受《神曲》的影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四世同堂》是中国的《神曲》，老舍是中国的但丁。
可以说，老舍对但丁的接受达到了最高潮，其接受效果便是摹仿《神曲》创作了一部《神曲》式巨著——《四世同堂》，虽然《神曲》是“世界上唯一一本无可摹仿的大书”。
这也显示出老舍在中国现代作家中的独特性。
笔者认为《四世同堂》是“摹仿”《神曲》而创作的，此处“摹仿”并非贬义。
正如普希金所说，这种“摹仿”可能标志着一种“对自我力量的崇高的信念，希望能沿着一位天才的足迹去发现新的世界，或者一种在谦恭中反而更加高昂的情绪，希望能掌握自己所尊崇的范本，并赋予它新的生命”。
老舍沿着但丁的足迹走了近20年（1925-1945），终于在神圣的抗战中找到了自己的灵感，发现了“新的世界”——北平人在沦陷后的精神历程，从而为自己的创作“赋予了新的生命”。
老舍在写完《四世同堂》第一部《惶惑》后（1945），撰文总结了自己20多年的创作生活与阅读经验时，他就强调：
“使我受益最大的是但丁的《神曲》。
”
抗战胜利后，老舍推掉了许多活动，全力以赴地创作《四世同堂》第二部，并在美国完成了第三部。
而耐人寻味的是，《四世同堂》也与《神曲》一样“丢失”了最后13章（笔者已专文论述，此不赘）。
1949年12月，老舍从美国回国。
老舍回国后主要担任改造通俗文艺的工作。
也许是沉浸于获得“新生”的幸福中吧，老舍直到1966年跳湖自杀再也没有提到过那个“批判”并“惩罚”恶人的但丁。
这一现象令人深思，是老舍已经在《四世同堂》中实现了其“要写出一部像《神曲》那样完整的东西”的愿望呢?
还是别的原因呢?
笔者认为，老舍全身心地为新中国服务，沉浸于获得“新生”的喜悦，好像是已走过地狱和炼狱，正升入天堂的但丁，那时的但丁正沭浴在神性的光辉中，对耶酥基督和天堂中各路神明充满了发自肺腑的赞美之情。
老舍那时也正沭浴着新政权的光辉，对新中国充满了发自内心的赞美之情。
但丁最后是在复活节的黎明时看到一颗启明星，才从梦幻中醒来，结束了这次梦中游历三界的旅程；老舍或许是在1966年“文革”爆发时才从执迷中醒悟过来，并跳湖自杀。
但丁在《炼狱》中让宁死不屈跳水自杀，以维护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伽东担任摆渡经过地狱磨难的灵魂升入炼狱的角色，而基督教义视自杀为一种犯罪，但丁此举是推崇伽东的“自由意志”。
是否可以认为老舍投湖自杀也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自由意志”呢?
五
回顾老舍对但丁的接受历史，可以看到：
最初在北平，老舍并不知道但丁；在英国，初登文坛的老舍更多是从艺术的角度来理解《神曲》；在济南，作家兼学者的老舍一面在大学的讲坛上讲授但丁及其《神曲》，一面又在创作上接受其影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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