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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动乱与诗人杜甫

我国古代的读书人,从上学之日起,就日诵不辍,一般在几年内就能识记几千个汉字,熟记几百篇文章,写出的诗文也是字斟句酌,琅琅上口,成为满腹经纶的文人。

为什么在现代化教学的今天,我们念了十几年书的高中毕业生甚至大学生,竟提起作文就头疼,写不出像样的文章呢?

吕叔湘先生早在1978年就尖锐地提出:

“中小学语文教学效果差,中学语文毕业生语文水平低,……十几年上课总时数是9160课时,语文是2749课时,恰好是30%,十年的时间,二千七百多课时,用来学本国语文,却是大多数不过关,岂非咄咄怪事!

”寻根究底,其主要原因就是腹中无物。

特别是写议论文,初中水平以上的学生都知道议论文的“三要素”是论点、论据、论证,也通晓议论文的基本结构: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但真正动起笔来就犯难了。

知道“是这样”,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根本原因还是无“米”下“锅”。

于是便翻开作文集锦之类的书大段抄起来,抄人家的名言警句,抄人家的事例,不参考作文书就很难写出像样的文章。

所以,词汇贫乏、内容空洞、千篇一律便成了中学生作文的通病。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能单在布局谋篇等写作技方面下功夫,必须认识到“死记硬背”的重要性,让学生积累足够的“米”。

　　唐玄宗后期，沉溺于声色，挥霍无度；且又沉迷于道教和密宗佛教，很少过问朝政。

朝廷大权先后落入权相李林甫和杨国忠手中。

自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张九龄罢相到天宝十一载（７５２），李林甫专权１６年；天宝十三载（７５４）之后，杨国忠又独揽大权。

李、杨累起大狱，朝政在倾轧与清洗中一塌糊涂。

正直的士人无法立足朝廷；而当道奸佞之间，互相争斗；权相与拥兵权的边镇节度使之间，也矛盾激烈。

政权内部，已呈分崩之势。

在上者奢侈，必加重对民间的盘剥，王公百官豪富大量兼并土地，天宝后期，大量农民成为失去土地的流民。

在社会繁荣背后，隐藏着贫困与不公。

唐代社会在经历开元盛世的繁荣之后，正在酝酿着大的动乱，而玄宗却一无所知。

课本、报刊杂志中的成语、名言警句等俯首皆是,但学生写作文运用到文章中的甚少,即使运用也很难做到恰如其分。

为什么?

还是没有彻底“记死”的缘故。

要解决这个问题,方法很简单,每天花3-5分钟左右的时间记一条成语、一则名言警句即可。

可以写在后黑板的“积累专栏”上每日一换,可以在每天课前的3分钟让学生轮流讲解,也可让学生个人搜集,每天往笔记本上抄写,教师定期检查等等。

这样,一年就可记300多条成语、300多则名言警句,日积月累,终究会成为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些成语典故“贮藏”在学生脑中,自然会出口成章,写作时便会随心所欲地“提取”出来,使文章增色添辉。

终于在天宝十四载（７５５），爆发了历时八年的安史之乱。

这年１１月，拥有重兵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发所部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兵共１５万，反于范阳。

翌年五月，潼关失守，玄宗仓惶奔蜀。

战火所经之处，州县残破，万室空虚，北半个中国疮痍满目。

从安史之乱起，至乾元三年（７６０）五年间，全国人口从５２８８万锐减至１６９９万，可看出这场战争给唐代社会带来的巨大破坏。

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

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

“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

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

“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

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

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

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

这场巨大的灾难，给唐诗带来了不小的转变。

还在天宝年间，一部分失意士人，就已经在诗中反映了社会的不公与人生的悲惨艰辛，他们就是元结《箧中集》中所收的作者。

《箧中集》收沈千运、赵微明、孟云卿、张彪、元季川、于逖、王季友诗２４首。

加上其它文集所收，这七人留下来的诗共４６首。

他们诗中没有盛唐诗中那种慷慨豪雄情调，而以悲愤写人生疾苦。

“朝亦常苦饥，暮亦常苦饥。

飘飘万馀里，贫贱多是非”（孟云卿《悲哉行》）。

“徘徊宋郊上，不见平生亲。

独立正伤心，悲风来孟津。

大方载群物，生死有常伦。

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同上《伤时》）。

“忽忽望前事，志愿能相乖。

衣马久赢弊，谁信文与才。

善道居贫贱，洁服蒙尘埃”（张彪《北游还酬孟云卿》）。

他们是最先感受到衰败景象到来的一群诗人，冷眼旁观，走向写实。

元结把他们的诗作编在一个集子里，给了很高的评价。

他的诗歌观念，与他们是一致的。

他写有《二风诗论》、《系乐府序》、《刘侍御月夜宴会序》，主张诗应有规讽寄托，有益政教。

元结（７１９～７７２），字次山，天宝十三载（７５４）登进士第。

安史之乱之后，先后避难于邑（今湖北大冶）、瀼溪（今江西瑞昌）。

后曾奉诏募兵抗拒叛军，又曾任道、容二州刺史。

他最有名的诗是《舂陵行》、《贼退示官吏》、《系乐府十二首》。

《系乐府》中的《贫妇词》、《去乡悲》、《农臣怨》诸篇，写生民疾苦。

《舂陵行》以同情之心写安史之乱以来道州一带州县残破，民不聊生，而赋税逼迫：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

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

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赢。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贼退示官吏》亦写赋税之祸害，甚于盗贼。

杜甫读此诗后，给予很高评价：

“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

两章对秋月，一字偕华星。

”元结与《箧中集》的诗人们，一变盛唐诗人诗中的理想色彩，而转向写人生悲苦。

他们的诗，有思想深度而乏艺术力量。

杜甫才把写实倾向推向了艺术的巅峰。

杜甫（７１２～７７０），字子美，京兆杜陵（今陕西西安市西南）人，生于巩县，是晋朝名将杜预之后，祖父杜审言，初唐著名诗人。

奉儒守素的家庭文化传统对他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有巨大影响。

他的青年时代，是在盛唐社会中度过的，过了一段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生活。

２０岁南下吴越，２４岁回到洛阳，举进士不第。

翌年东游齐赵。

３０岁时回到洛阳，筑室偃师，在那里结婚，往来偃师、洛阳间。

３３岁在洛阳遇到刚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建立了千古传颂的友谊，两人同游梁、宋。

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

不久又北上齐鲁，过历下，登泰山，抒发“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望岳》）的情怀。

和许多盛唐诗人一样，他有巨大抱负，自谓能立登要路，致君尧舜。

但这幻想在天宝五载（７４６）到长安之后，便彻底破灭了。

到长安的第二年，他参加了由李林甫操纵的一次考试，落入骗局。

落第之后回到偃师，后来又来到长安，献赋上书，干谒赠诗，希求汲引，但都落空。

十载长安，历尽辛酸。

“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

“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书左丞》）。

这十载长安，使杜甫历尽人生辛酸，他看到了生民疾苦，关心着国家安危。

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情怀，在这颠沛辛酸的生活里不惟未曾衰退，反而更加强烈了。

这对于他的诗歌创作来说，是意义巨大的。

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下了《兵车行》、《前出塞九首》、《丽人行》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等反映天宝后期动乱行将到来的社会风貌的名作。

安史乱起之后，杜甫落入叛军手中，被押解到陷落的长安。

在陷落的长安，他写下了那些忠君恋阙的千古名作，如《春望》：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哀江头》：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

江头宫殿锁千门，细柳新蒲为谁绿。

他听到肃宗已经即位灵武，便历尽艰辛，奔赴凤翔行在。

他被授予左拾遗的官职。

这个时期，他写了《羌村三首》、《北征》等名作。

因疏救房琯，他于乾元元年（７５８）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

这期间，他写了“三吏”、“三别”。

乾元二年（７５９）秋，他终于弃官，携家入蜀，于岁末抵达成都，开始了他晚年飘泊西南的生活。

他在成都有一段时间生活相对安定。

后来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反，成都混乱，他移家梓州，来往旁县，中间又曾在阆州小住。

永泰元年（７６５）五月，离成都经渝州出峡，在云安短期养病之后，于次年春末迁居夔州（今四川奉节）。

大历三年（７６８）春，他离夔州，飘泊江陵、公安、岳阳、潭州，大历五年（７７０）冬，死于自潭州赴岳州途中舟上，年五十九。

杜甫暮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

安史之乱带来了无数灾难，也给诗歌创作带来了变化。

战乱生活题材很自然地进入诗歌创作中。

盛唐诗人还不惯于引战争苦难入诗。

他们还没有把眼光转向底层。

在这场灾难面前，他们发抒感慨，“强欲登高去，无人送酒来。

遥怜故园菊，应傍战场开”（岑参《行军九日思长安故园》）。

李白是盛唐诗人中写及战乱最多的，有《奔亡道中》、《经乱后将避地剡中留赠崔宣城》、《扶风豪士歌》、《永王东巡歌》、《南奔书怀》等等，他写参与这场战争的感受、抱负、态度和不被理解的心情，还没有转向写底层百姓的苦难。

写百姓苦难的，是安史乱起前后进入创作高潮的诗人们。

李嘉祐写战后凋残景象：

“处处征胡人渐稀，山村寥落暮烟微。

门临莽苍经年闭，身逐嫖姚几日归。

贫妻白发输残税，馀寇黄河未解围。

”（《题灵台县东山村主人》）“白骨半随河水去，黄云犹傍郡城低。

平陂战地花容落，旧苑春田草未齐。

”（《宋州东登望题武陵驿》）最早而且最全面反映这场大战乱所造成的大破坏、大灾难的，是杜甫。

杜甫用他的诗，写了这场战争中的许多重要事件，写了百姓在战争中承受的苦难，以深广生动、血肉饱满垢形象，展现了战火中整个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

他的诗，被后人称为“诗史”。

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在于具有史的认识价值。

常被人提到的重要的历史事件，在他的诗中都有反映。

至德元年（７５６）唐军陈陶斜大败，继又败于青坂，杜甫有《悲陈陶》、《悲青坂》；收复两京，杜甫有《收京三首》、《喜闻官军已临贼境二十韵》；九节度兵围邺城，看来胜利在即，杜甫写了《洗兵马》，其中提到胜利的消息接踵而至，提到回纥军助战、在长安受到优待的事，提到平叛诸将的功业。

反映了此一事件在当时造成的普遍心理。

后来九节度兵败邺城，为补充兵员而沿途征兵，杜甫有“三吏”、“三别”。

宦官市舶使吕太一反于广州，杜甫后来写了《自平》。

杜甫的有些诗，还可补史之失载，如《三绝句》中写到的渝州、开州杀刺史的事，未见史书记载。

从杜诗可见安史乱后蜀中的混乱情形。

而《忆昔》则描述了开元盛世的繁荣景象：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游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这是常被史学家用来说明开元盛世社会风貌的一首诗，写时事，不始于杜甫，但是到了杜甫，才从如此广阔的视野并如此频繁地写时事。

他的诗，提供了史的事实，可以证史，可以补史之不足。

但是杜诗的“诗史”性质，主要的还不在于它提供了史的事实。

史实只提供事件，而杜诗则提供比事件更为广阔、更为具体也更为生动的生活画面。

史称玄宗后期沉湎声色，记载了不少事实，而在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中，我们才真切地感受到这沉湎声色的情景：

凌晨过骊山，御榻在嵽嵲。

蚩尤塞寒空，蹴踏崖谷滑。

瑶池气郁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留欢娱，乐动殷胶葛。

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

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

……况闻内金盘，尽在卫霍室。

中堂有神仙，烟雾蒙玉质。

爰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

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这里描写的是具体的情景，连面临这情景时感觉到的氛围和情思都有了。

他写战争带给百姓的苦难，是从一个人、一个家庭写起的。

写他们的遭遇，写他们的内心的悲酸。

如《无家别》：

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馀家，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败阵，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竖毛向我啼。

四邻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写到故乡荒凉，老母病死，归来无家，而尚得再次从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