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构型学讲座.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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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字构型学讲座
第一章汉字与汉字学
第一节第一节 汉字的性质及其在世界文字中的地位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
如果从殷商甲骨文开始算，汉字已经有了三千四百多年的历史，它书写了中华民族的历史，载负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它具有超越方言分歧的能量，长期承担着数亿人用书面语交流思想的任务；它生发出篆刻、书法等世界第一流的艺术；在当代，它又以多种方式解决了现代化信息处理问题而进入计算机，迎接了高科技的挑战。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瑰宝。
世界上的文字分为两个大类：
表意文字与表音文字。
这种分类是从文字形体直接显示的信息是语义还是语音，也就是从文字构形的依据来确定的。
例如，英语book直接拼出了意义为“书”的这个词的声音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
汉语“册”则用皮纬穿竹简的形态表达了它所记录的书册一词的意义而成为这个词的载体。
讨论文字的性质类别，不是只考虑个别或一部分字符的构造，而要看整体构形系统总的发展趋势。
汉字在发展中始终坚持保存自己的意义信息，并从个体表意，发展到系统表意。
不论是表意文字还是表音文字，它们的职能都是记录语言，是语言的载体。
音与义既然是密不可分的语言的两大要素，这两种文字当然同时记录了语言的音与义，不可能只记录音或只记录义。
在这一点上，表意文字和表音文字并无区别。
为了不把文字记录语言的职能和它构形的依据混淆，更准确的称谓应当说，英文是拼音文字，汉字是构意文字。
有些理论认为，世界文字发展要经历表形（象形）、表意、表音三个阶段，从这个理论出发，它们认为表意文字落后于拼音文字。
这个说法首先是不符合世界文字发展事实的。
世界文字大都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并不一定都经历三个阶段，表音和表意是图画文字发展的两大趋势。
世界上许多古老的文字，例如非洲的古埃及文字，西亚的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等，都经历过由图画文字向表意文字发展的过程，但是，这些表意文字很快就失去了使用价值，变得不可释读了，它们虽然经历了三个阶段，但是就发展趋势而言，向表音发展是其趋势。
汉字也起源于图画文字，但是，延续图画象形文字的发展趋势是表意，在数千年的历史发展中，汉字顽强地维护着自己的表意文字特点，一方面又不断地为了适应被它记录的汉语而进行了内部调整，成为世界上最古老的、具有严密系统的表意文字。
象汉字一样的表意文字还有不少，它们虽然没有汉字这么长的发展历史，但也绝不是“三阶段论”所能概括的。
我们主张世界文字发展“两种趋势论”，不同意“三阶段论”以及由此引发的“汉字落后论”。
就汉字记录汉语的单位而言，汉字属于音节─语素文字。
也就是说，在一般情况下，一个汉字记录一个音节，而一个音节往往又代表一个语素。
例如，“人”这个字记录了rén这个音节，而这个音节代表“人”（一种高级动物）这个语素。
比较而言，英语的情况则迥然不同，英文字母代表的是音位。
例如thing（东西）这个词，th、i、ng分别代表[θ]、[ｉ]和[η]这三个音位，thing是三个音位拼合的词。
说汉字属于“音节-语素”文字，也是从它的构形单位与语言单位的对应来说的。
汉字构成以后，每个汉字并不一定都记录一个语素，例如，在“布加勒斯特”这个译音词中，五个汉字才记录一个语素。
就形体的特点而言，汉字是在一个两维度的平面上来构形的，所以人们常称它为“方块汉字”，这个特点也是汉字的表意性带来的。
早期汉字是由象形文字过渡来的，所以独体字大多呈两维平面，合体字大多采用形合的方式组成的。
这种组合需要采用上下左右的相对位置来反映事物的关系。
且看下面的几个例子：
例A：
天例B：
目例C：
祖
例D：
浴例E：
洗例F：
沫
例G：
祝例H：
客例I：
葬
例A--C在甲骨文里都属于独体象形字，它们是直绘其形，自然置于两维平面中，例D—I都属于合体象形字，“洗”、“浴”、“沫”三个字，为了描写出人在器皿中洗脚、洗澡、洗脸的情境，在组字时，器皿一定放在下面，被洗的手脚应放在器皿中，而用手洗脸的人则应放在器皿边上，脸又要放在器皿近上方。
“祝”绘一个人举手向木表祈祷，“客”绘人用脚走入室内用嘴说话，“葬”绘人在棺椁之中，为了体现事物的本来情境，组构的字保持了事物相互的实际位置，构形必然是一个两维的平面，而不能是线性的。
所以，在古文字时代，方块汉字的格局就已经形成了，当汉字发展到义合组字和义音组字后，由于整体构形已经经过了一番规整，当然也就要保持上下、左右的两维方形。
因此可以说，方块汉字正是汉字的表意性必然带来的特点。
这个两维度的空间，为汉字构件的结合提供了很多区别的因素，除了不同的构件可以组合成不同的汉字外，相同的构件也可以构成不同的汉字：
构件的相对位置可以区别不同的汉字。
例如“杳”与“杲”不同，“加”与“另”不同，“本”与“末”不同，“枣（枣）”与“棘”不同等等。
构件的置向也可以区别不同的汉字。
例如“比”、“从”、“北”相异等等。
构件的数量也可以区别不同的汉字。
例如“日”、“昌”、“晶”不同等等。
这些区别变化，都是在两维的空间内进行的。
这与拼音文字由字母线性排列而结合也是不一样的。
汉字的这些特点，都是在表意文字的基础上形成的。
它所以能形成和保持这样的特点，是因为这些特点可以适合它所记录的汉语。
汉语是词根语，又是分析语，词形上极少有需要用音素来记录的附加成分和语法形式。
汉语的语素又以单音节为主，差不多每一个单音节语素都具有意义，可以为构字提供依据。
因此，汉字长期保持这些特点，不是偶然的，是汉字自然发展趋势使然。
汉字从历时的演变出发，可以分成两大阶段。
这两个阶段以秦代的小篆作为分界：
自甲骨文到秦代的小篆，通称古汉字；自秦汉隶书以后，通称今汉字。
古今汉字的重要区别是书写单位笔画的形成。
在古文字阶段，汉字的书写单位是各种各样的线条，这些线条是“随体诘诎”而形成的，由这些线条构成的汉字，带有较明显的图形性。
而隶、楷阶段的今文字的书写单位，则是各种类型的笔画。
这些笔画经过自然发展和人为规范，逐渐变得样式固定、数量有限、写法规范，由这些笔画书写出的汉字，原始的图形性已淡化了。
当代正在使用的汉字，称作现代汉字，现代汉字在形制上也属于今汉字。
在中小学教学中，现代汉字专指已经规范了的当代汉字而言。
作为记录汉语的汉字，用自己的形体，承负着所记录的单音节语素的音和义，因而成为形音义的结合体。
形、音、义被称为汉字的三要素。
第二节汉字与汉语的关系
前面已经说过，汉字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二者的相互依存关系是十分明显的：
一方面，由于汉字是汉语的载体，所以，汉字的音和义，是汉语语素音与义的反映。
在汉字三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实际上是属于汉语的，唯有形，才属于汉字本体。
汉语在没有汉字的历史阶段，仍然可以存在，用口语的方式，实现它作用社会交际工具的作用；但是，如果没有汉语，汉字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产生的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说，汉语是第一性的，汉字是第二性的。
正因为汉字是第二性的，所以，正如前面说过的，汉字的特点，是适应汉语的特点而形成与保存的，同时，汉字的发展演变，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汉语的制约与推动。
例如，中国周秦时代是汉语单音语词大量孳生的时代，词的派生大大推动了汉字的孳乳；也正是在这个时代，汉字的形声化趋势急剧发展，形声字大量产生。
魏晋以后，由于汉语的造词方式逐渐变为以合成为主，汉字的增长速度也就逐渐缓慢了。
而另一方面，汉字一旦产生，它对汉语使用和发展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汉字不但帮助汉语超越空间与时间的限制，扩大了交际职能，而且它具有超方言的特点，因而有利于民族共同语的形成。
同时，由于有了汉字所记录的书面语，更促进了汉语的严密化。
汉字作为汉语的视觉符号，对分辨汉语中的同音词、吸收古语词、方言词和外来词，都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尽管汉字与汉语相互依存，但是从本质上，汉语并不等同于汉字，它们是互有差异的两种符号体系。
汉字是记录汉语单音节语素的，在古代汉语里，汉字与单音词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当的，这就容易造成一种错觉，认为汉字和汉语可以等同。
这个认识是不全面的。
将汉字与汉语混为一谈，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会产生失误。
汉字和汉语的区别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汉字虽然由于记录汉语而从汉语的语素那里移植了音和义，但是它还有属于自身的形式──字形。
因此，汉字除受汉语的制约与推动外，同时又有属于它自己的、不受语言制约的发展变化规律和使用规律。
汉字在发展中要逐渐形成自己的构形系统，构形系统的总体对汉字个体是有制约作用的。
很多与构形系统不相切合的异体字被自然而然地淘汰，很多新产生的形声字对义符和声符的选择，都是汉字构形系统的内部规律使然。
汉字的构形系统与汉语的音义系统不是同一个系统，这一点对教学有很大的启示：
依靠汉字构形系统集中识字，往往难以设计思想内容切合小学生的课文；而利用言语作品分散识字时，又往往难以完全切合汉字的难易程度。
这种现象，就是汉字构形系统与汉语词汇、语音系统不一致带来的。
第二，文字和语言不是同一时期产生的，在讨论它们的历史发展时，不能把二者混为一谈。
例如，在汉字中，构形比较单一、理据比较清晰的独体象形字，比由它构成的合体字特别是形声字产生要早；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独体字所记录的词都一定早于形声字所记录的词。
在汉字中，“马”是独体字，它的产生早于形声字“妈”，但是就词而言，“妈妈”这个词，并不比“马”产生晚。
从总体看，汉字史与汉语史有密切关系，但并不完全等同。
第三，在汉语的书面语言作品中，字与语素或词的对当关系是不平衡的、不整齐的。
在一般情况下，说一个字记录的是一个语素或一个单音词，不会出太大的问题。
但是在分析书面文献时，对文字与语言、字与语素或词的不平衡状态，不整齐对应的状态，就要特别引起注意：
由于异体字的存在，不同的作品甚至同一部作品中常常出现异字同词的现象。
例如同样是“痛苦”的“痛”，汉代的碑文上时常写成“慟”。
同样是“危险”、“高危”的“危”，魏晋作品中时常写作“峗”。
由于同音借用字的存在，同一语素写两个字和不同语素写一个字的现象都不乏见。
例如：
“从容”、“容易”、“容纳”的“容”和“容貌”的“容”在意义上毫不相干，却写同一个字。
又如，“雅座”、“雅量”、“雅语”的“雅”写同一个字，但“雅座”的“雅”是“迓”的借字，当“迎接”讲；“雅量”的“雅”古代常写作“疋”，当“酒杯”讲；“雅语”的“雅”一般认为是“夏”的借字，“雅语”即“夏语”。
再如，“马寅初”的“马”是在中国可以追寻历史渊源的姓氏，“马克思”的“马”只记录一个德语音节的声音。
在虚词里,字与词不一致的情况更为普遍。
例如,韩愈的《马说》最后两句话：
“其真无马邪？
其真不知马也。
”第一个“其”与反问语气副词“岂”一样，可译作“难道”；第二个“其”是商榷语气副词，可译作“恐怕”、“该不是”。
在共时平面上是如此，在历时情况下更为复杂，形体上具有传承关系的字，在意义上并不完全相当。
例如，甲骨文的“天”、“大”同用，周代金文已经分开，先秦典籍“房舍”与“舍弃”的“舍”不分，隋唐时后者已经写作“捨”；现代简化字又都写作“舍”了。
由于以上原因，在教学和研究中分清字与词就十分重要。
不但字词考据要注意这个问题，统计时也要注意，当我们要在一篇文章或一部文献里统计共有多少词或语素时，绝不可以它的字数来替代。
上述《马说》的两句话中，共有不重复的词9个，但仅有不重复的字8个。
这些事实都说明，在理论上分清汉字与汉语本质上的不同，在实践中注意字与语素、词的差异，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节汉字学
前面说过，表意文字和拼音文字是世界文字中并存的、代表着两种发展趋势的文字系统，它们各有其特点，又各有其发展规律。
汉字在几千年的发展历史中，一直坚持着表意的特点，不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构形系统的表意文字，是表意文字的代表。
正因为如此，汉字的发展演变中，有拼音文字不具有的现象和规律，也有其他发展时间较短的表意文字未曾出现过的现象和规律。
所以，研究汉字的构形特点和使用规律，不仅是中国文字学的课题，而且是世界文字学的课题。
汉字学是以汉字为研究对象建立起的一门学科，研究汉字的学科从汉代的“小学”算起，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
但是汉字学成为独立的学科时间并不太长。
传统“小学”虽然早在隋唐时代从名目上已经分为训诂、体势、音韵三类，以后又形成了文字、音韵、训诂学科三分的局面，但是就学科内容的划分来说，音韵学确实成为独立的学科，文字和训诂却迟迟未能分割清楚。
这是因为，汉字本体的研究必须以形为中心，而且必须在个体考证的基础上探讨其总体规律，历时数千年的传统文字学在研究上以形附属于义、着重个体而忽略总体的习惯，便无形之中成为这种本体研究的障碍。
加之历代的文字研究都依赖字书，而古代字书都不区分字形的历史层面，提供不出一批经过整理的系统字料，总结汉字构形的整体系统便更加难以起步。
同时，古代的学科重视综合和应用，这种特色更加使文字学与训诂学的界限难以厘清，作为汉字本体的研究没有和对它功能的研究分开而有其独立的体系。
二十世纪初发展起来的古文字学，不但使汉字构形的规律逐步得到了多方的印证，而且使文字断代的观念得到了强化，这样才有了汉字学独立的可能。
汉字学的基础理论是从传统“小学”、古文字学和近年兴起的现代汉字学中总结出来的最基本的规律。
它应当具有这样的特点：
第一，它是从汉字的实际材料中总结出来的，而不是照搬某些现成的结论；第二，它是对具有继承性的历代汉字进行断代的测查而形成的，因而有着切合汉字发展每个历史阶段并能说明汉字发展演变总规律的普遍性，而不是只对一部分或某一阶段的汉字适合；第三，它不但能解释发生在个体汉字上的诸多现象，而且能把汉字看成是记录汉语的符号系统加以描写并对现象作出解释；第四，它应有彻底的理论性，不是就事论事，因而对汉字的整理和规范等应用领域可以提供一些可操作的科学规则。
按照这几个条件来建设汉字学的基础理论，是大家努力的方向。
这门学科它发展到今天，实际上形成了以下四个方面的分支：
第一、汉字构形学。
探讨汉字的形体依一定的理据构成和演变的规律。
包括个体字符的构成方式和汉字构形的总体系统中所包含的规律。
就汉字的发展历史来说，不同历史阶段的汉字构形具有各自的特色，而汉字构形学要能涵盖各阶段汉字构形的诸多现象，为研究各阶段汉字提供基础理论和基本方法。
汉字构形学是其它几个分支的枢纽和基础。
这是因为，通常所说的汉字三要素形、音、义，音和义都是汉字作为汉语的载体由汉语那儿承袭来的，只有字形是汉字的本体。
不论研究汉字的字源、字用、风格和他所携带的文化信息，都必须先把汉字的构形规律搞清楚。
汉字形义学与汉字构形学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
这种研究从理论上说，是要抓住汉字因语素的意义而构形的特点，总结出汉字形义统一的规律，在此基础上，探讨如何通过对汉字形体的分析达到确定它所记录的词的词义这一目的。
从实践说，是要借助字形的分析来探讨古代文献的词义，为古书阅读和古籍整理提供语言释读的依据。
汉字构形学与汉字形义学是一项工作的两个方面。
前者借助于意义，探讨的中心是形体，所以属于汉字学范畴；后者借助于字形，探讨的中心是意义，所以属于训诂学或文献词义学范畴。
第二、汉字字源学。
尽量找出汉字的最早字形，寻找每个字构字初期的造字意图，也就是探讨汉字的形源，也叫字源，这是汉字字源学的任务。
字源学是研究探讨形源的规律和汉字最初构形方式的学科。
汉字字用学与汉字字源学是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
个体字符造出后，并不是永远用来记录原初造字时所依据的那个词或词素，它的记录职能时有变化。
字用学就是研究在具体的言语作品里汉字字符记录词和词素时职能的分化和转移的。
汉字字源学探讨原初字形，属于汉字学范畴，字用学探讨汉字记录汉语的实际职能，属于训诂学或文献词义学范畴。
第三、汉字字体学。
汉字字体指不同时代、不同用途（鼎彝、碑版、书册、信札等）、不同书写工具（笔、刀等）、不同书写方法（笔写、刀刻、范铸等）、不同地区所形成的汉字书写的大类别和总风格。
研究汉字字体风格特征和演变规律，是汉字字体学的任务。
第四、汉字文化学。
这种研究有两方面的目的：
一方面是宏观的，即把汉字看成一种文化事象，然后把它的整体，放在人类文化的大背景、巨系统下，来观察它与其它文化事象的关系，这是宏观汉字文化学；另一方面则是微观的，即要研究汉字个体字符构形和总体构形系统所携带的文化信息，对这些文化信息进行分析、加以揭示，这是微观汉字文化学。
总之，汉字文化学是在作为文化事象的汉字与其它文化事象的互证关系中建立起来的，在解释汉字这个中心任务上，汉字文化学是对汉字构形学的补充。
汉字学这四个分支的内容是互相联系、密不可分的。
第二章汉字的起源与发展
第一节汉字的起源
汉字的起源要说明从没有汉字如何到有了汉字，因此，它的资料必然是未经汉字记录过的，它的结论不能一一验证，只能是建立某种假说。
科学的假说也是有充分依据的，其中的推论也要符合逻辑。
这方面，现代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文字学家都做出了一些成绩，虽然有些说法还存在分歧，但在大的框架上，已经有了不少共识。
这里择其要介绍。
一、建立汉字起源假说的原则和依据
历史发展的总规律是越远古越缓慢，人类经过漫长的蒙昧野蛮时期，逐渐进入了文明时代。
现今史学界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而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便是文字的产生和应用。
因此，我们从一般逻辑判断，一种文字总是在蒙昧通向文明的转折点上诞生，这应当是合乎历史发展规律的。
世界上文明的发生都在大河流域，因为，水源和动植物给人类的生存提供了可能的生态条件。
中国的文明在黄河流域诞生，它是独立发展的。
汉字──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独立产生的，它和埃及圣书字、古代苏美尔文字、原始埃兰文字和克里特文字等，同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
汉字和这些古老的文字一样，都经过由图画文字到表意文字的阶段；而它与其它古老文字不同的是，那些古文字在演变中有的停止使用而丧失了生命力，有的变成了拼音文字，有的甚至不可识读，被外来文字取代，唯有汉字，没有停顿地被使用至今，成为世界上唯一的一种有着日渐严密体系的表意文字。
既然汉字发展的历史没有中断，那么，我们沿着它踏出的足迹向上追溯它的起源，应当是可能的。
但是，现存最早的汉字甲骨文产生在殷商时代，距今大约有三千四百年的历史。
它已是一种有着比较严密体系的文字。
小屯的殷墟文化，仅从它相当发达的冶炼技术和铜器、陶器、玉器上的艺术纹饰看，便可以确定它已是高度发达的文明。
所以有人说，如果把殷墟文化看作中国文明的诞生，那就未免有点像传说中的老子，生下来就有了白胡子。
近年来，在西安市郊区长安县花楼子客省庄二期文化遗址的发掘中，发现了一批刻在骨笄、兽牙和兽骨上的刻符，据说已经清理出单体文字十多个。
这一文化遗址属龙山文化晚期。
有人把这些刻符也称作甲骨文，而因此把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推前了一千多年。
但是，从汉字学的角度看，殷墟甲骨文是一个成熟的文字体制的专称，在没有证实长安刻符与殷墟文字的历史源渊关系时，我们不能把凡是刻在甲、骨上的符号都称作“甲骨文”，而把它和殷墟文字挂在一起。
我们完全可以推测，甲骨文产生的时代，恐怕不会处在中华民族由蒙昧走向文明的路口。
汉字在进入甲骨文之前，必定还有一段相当长的历程。
但是，沿着甲骨文再向前追溯，可以证实汉字历史面貌的文物与文献还不够系统和充分，因此，对汉字的起源，只能以不连贯的历史证据和依照发展逻辑的推测为基础，建立科学的假说。
建立关于汉字起源的假说，首先应当弄清，原始汉字处于什么状态就算已经产生了。
考古学家们认为，只要发现了一种有标示作用的符号，就可以确定为汉字起源的初阶。
文字学家们认为，文字是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原始的标记符号必须脱离了任意绘形、任意理解的阶段，产生了一批具有约定的意义、可以记录语言中的词──也就是有了固定读音──的单字，并且可以开始进行字料的积累的时候，才能算已经产生了。
要达到这个状态，必须具备两方面的条件：
一方面是社会发展的条件，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生产组织进一步严密，居住点与政治中心确立，继承法定，才使口语的局限变得日益突出，超越时间与空间限制的文字才不得不发展起来。
另一方面是文字发展本身的条件，文字正式产生以前，必须有一批可以书写、可以传递的图画或符号，可以用来演变为字符，有了这些可以称作“前文字现象”的材料为基础，才有创造文字的可能。
我们综合考古学家和文字学家的看法，在讨论汉字起源问题时，取一个时间上线与下线的幅度。
这个幅度或许会有一两千年，但这对于人类的发展来说，仍然是十分短暂的。
汉字究竟何时起源？
起源时的情况如何？
是根据以下四种材料来进行推断的：
㈠、根据世界文字产生、发展的一般规律来推断；
㈡、参考对历史有折射反映的神话传说；
㈢、根据仅有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书面文献记载；
㈣、根据已经发掘出的与汉字起源有关的考古资料。
二、世界文字产生时的一般状况
人类生产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异地的交往扩大，异时的记忆量增多，口头语言的局限急待克服，这时，首先可以用来传递信息的是具有记号性质的实物。
结绳和契刻这两种记事方法几乎遍及各大陆。
根据记载，古埃及、古波斯、古代日本都曾有过结绳之事。
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考察，近代美洲、非洲、澳洲的土人，我国的藏族、高山族、独龙族、哈尼族……也都有用结绳记事的风俗。
秘鲁的土人用数条不同颜色的绳，平列地系在一条主要的绳子上，根据所打结或环在哪条绳上、什么位置和结、环的数目，来记载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的人口数。
这表明，结绳确实是历史的遗存。
至于刻契，主要用于战争和交换，在超越空间限制传递信息上，功能大于结绳，但记事的功能更弱，历史的普遍性也较差。
不过，以齿记数的作法，对文字的产生也会有启发，作为前文字的一种现象，也是可信的。
我国西南某些少数民族（如基诺族），在四十多年之前还一直使用刻木记事的方法。
但这些方式只能是对自身记忆或双方默契的提示，对毫无关系的两个人，不加有声语言的解释，便不具有交流思想与交际的性质。
有些实物经约定后可以作为固定意义的信号。
例如，中国古代的虎符，必须契合才有传递命令的作用。
《孟子》记载，依照周礼，召唤守苑囿的虞人要用皮冠，如用旌召唤，虞人可以不去。
这些，都是原始人实物传递信息的方式在军事、政治上的残留。
这种方法，也只能用于特定的场合，传达极为单一的意义。
一种可以用于较大范围又能传递较多信息的手段，必须使接受信息的人与发出信息的人想到的是同样的事物和内容。
在人类文明的起点上，唯有写实性图画可以起到这种作用。
因为，写实性图画是现实生活的再现，它具有独立的说明性，而且，不同的图画所具有的区别性，可以使不同的信息得以区分。
所以图画用于传递信息，是文字的源头。
而用图画来传递信息，开始时有些近似绘画艺术的作用，靠的是它的直观性和形象性，绘形越细致，给予对方的信息量越大也越准确，越能沟通信息的发出者与接受者。
下面的四幅连续图画被称作图画文字信。
图2-1 塔斯马尼亚总督给土著人的图画文字信，建议和解，同时指出破坏和约者会遭遇的后果。
（转引自苏Β.Α.伊斯特林著《文字的产生和发展》）
可以看出，它是用以传递信息的图画，并没有获得文字的资格。
因为它是凭着完全写实的图形，使收信者从直观上理解写信者的意思的。
经过信息传递的多次重复，使某一绘形与某一意义建立了固定的联系，形意关系带有了约定性，这才有了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具有的形意关系，不是与语言对应的，而是超语言的。
也就是说，这些符号可识而不可读。
人们可以用不同的语言单位，选择不同的词句去指称它的意义。
例如，商代的铜器上，常常有一些图像，是作为征伐的标志的。
只要看到这种众人聚在旗下的形象，就可知这一铜器与征伐有关。
但它并没有与哪句话或哪个词固定地建立起关系。
因此，它还属于文字画或图画文字的性质。
图画文字发展为早期象形文字，最主要的变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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