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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奏策略综述

节奏策略中枢控制模型的研究进展

一、节奏策略中枢控制模型概述

1、概念及分类

Foster提出,运动中的节奏策略的研究是运动科学领域“未开发的领地”[1]。

节奏策略定义为在不对生理系统造成不可逆伤害的前提下,为了达到最优化运动表现,一种意识的或者潜意识的对能量输出的调控[2]。

从节奏策略的定义中可知其包括两部分:

(1)保证既定目标的完成,

(2)同时避免稳态过度失衡而进行的一种下意识(或意识水平)通过对运动单位募集程度改变调节功率输出的调控策略。

节奏策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运动员会因具体运动项目时间的长短,运动时的外部环境、运动员的动机、运动知识与经验以及运动员本身的生理状况不同而采取最适宜的节奏策略。

节奏策略的类型有很多,大体可以分为四类:

(1)全冲策略:

运动员在运动开始就使用最大的速率出发,并尽量保持这种最大速率到比赛的结束,即使在比赛的后面阶段可能会出现速率的下降。

慢起策略:

运动员以次最大速率出发,并在运动的过程中逐渐增加速率。

匀速策略:

在整个运动中都保持一种恒定的次最大等级的速率。

变化策略:

在运动的开始阶段,速率是最大的;在运动的中段维持中等强度的速率,到最后阶段有一个速率的增长。

Foster等人提出节奏策略由中枢神经系统控制[3]。

节奏策略中枢控制模型释义为:

①下意识脑作为一种节奏调节装置,通过振荡方式不断改变运动单位募集的程度,进而调节运动的强度。

下意识脑对运动单位的募集程度还受各种感受器反馈信息的影响。

下意识脑将其在该运动强度下为维持稳态而增加的神经努力程度告知意识脑,从而在意识脑中产生疲劳的感觉。

疲劳感本身也会影响下意识脑对运动强度的控制。

②在运动前,下意识脑把终点知觉、先前类似距离或持续时间的运动经历、对内部(新陈代谢的)和外部(环境的)的状况整合进入大脑的算法模型(algorithm),从而设定一个对当前运动相对最优化的节奏策略,即预设节奏策略;在运动时,下意识脑通过对前馈控制信息和来自中枢及外周各种感受器反馈信息的整合,通过运动单位募集程度的改变以及疲劳感的抑制效应来调速躯体的运动,以保证既定运动任务的完成且避免内环境稳定性的过度失衡。

2、节奏策略中枢控制模型的工作原理

能量输出是以一种确定的方式变化,大脑就要监控这种能量输出的改变是否对现实环境背景下的节奏有效,也即,节奏策略的中枢控制模型。

Ulmer提出“距离预期”的观点,认为对终点的知觉被大脑做为“锚”来设置算法,在此过程中其他的因素也会考虑在内进行计算,来调节运动过程中的能量输出[4]。

在运动前,大脑计算中心根据自身拥有的以往关于该项目或者类似项目的经验和记忆、当前的内部(体内的各种理化性质、新陈代谢的)和外部(温度、湿度、压强、对手、观众等)的具体状况等关键信息整合进入大脑算法膜,从而设定一个对当前运动相对最优化的节奏策略。

虽然在运动前运动员的节奏是相对最优化的,但是在运动过程中比赛的外部环境、机体的内部环境(运动员的生理及心理状况)时刻都在变化,为了能够顺利地完成既定的任务,避免比赛结束前身体发生不可逆的损害,机体必须改变运动节奏。

运动开始后传入神经开始提供来自新陈代谢感受器、疼痛感受器、热感觉感受器、心血管压力感受器和力量感受器等关于动作、力量输出、肌肉新陈代谢和体内温度以及关于终点知觉的信息给大脑的“预期距离”节奏中心[5]。

如果算法显示现在的节奏太快,以至于运动员在完成训练或比赛前由于任一生理系统不可逆伤害而产生提前疲劳。

节奏中心会下达新的传出指令会调整节奏策略,减少功率输出和新陈代谢速率。

反之,如果节奏策略太慢,就加快功率输出和新陈代谢速率(见2图)。

这种大脑算法的一个重要依据是运动员的“内部时钟”,即运动员基于以前运动的记忆和经验,通过对完成距离、消耗时间的感知,预设整个运动过程的策略;在实验室环境下,即使是双盲的实验中,运动员复制了几乎一样的节奏策略[6-7]。

有研究证实这种大脑的算法是通过一个相对的时间而不是绝对的时间,内部时钟使用等级比例量表来反馈信息,影响大脑节奏算法。

例如,大量实验证实在各种形式的运动中,在完成了任务的90%时增加能量输出和生理心理活动[8],也即出现冲刺效应。

图2大脑“距离预期”控制节奏示意图(引自StClairGibson,2005)

二、从被动受限到主动预防——运动性疲劳的整合

1.有关运动性疲劳的概念

1982年在第五届国际运动生化会议上,疲劳定义为:

机体生理过程不能维持其机能在特定的水平上进行和(或)整体有机体不能维持预定的运动强度。

主要体现在运动能力快速降低,其包括做功和力量不能维持到达预定的水平。

运动性疲劳是由于运动而引起的运动能力和身体功能暂时下降的现象。

也即是,引起运动性疲劳的原因是运动,而不是单纯的脑力劳动,更不是疾病、药物、环境和营养等因素。

运动能力下降是暂时的,经过休息可以恢复,所以运动性疲劳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是运动到一定阶段必然出现的一种生理功能变化,是人体健康的保险阈,与过度训练、过度疲劳及某些疾病不同。

Brooks认为,运动性疲劳表现为运动肌肉工作能力下降,从外周到中枢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发生,很难孤立地将其完全区分开[10]。

中枢疲劳是指缺乏动机、中枢神经系统的信息传递或者对骨骼肌的募集发生改变;外周疲劳主要包括神经肌肉接点的传递、肌肉活动以及肌肉收缩能力的下降。

2.被动受限的运动性疲劳

19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关于肌肉疲劳的生理机制提出了多种假说,最具代表性的学说有以下几个:

(1)能量衰竭学说该学说认为疲劳产生的原因是能源物质的衰竭,特别是血糖、糖原和磷酸肌酸的消耗,主要的观点是运动时ATP的供给不能满足需要。

其依据是在长时间运动产生的疲劳中常伴有血糖浓度降低,而补充糖后,工作能力有一定程度的提高。

(2)代谢产物堆积学说认为疲劳的产生是由于某些代谢产物在肌肉组织中堆积。

其依据是已疲劳的肌肉中,乳酸等代谢产物增多,其分解产生的H+抑制糖酵解关键酶,造成能量供应障碍,另外PH下降,还使肌浆中Ca2+的浓度下降,使肌肉收缩减弱等。

(3)内环境稳定性失调学说认为疲劳是由于内环境因素的改变,如PH下降,水盐代谢紊乱和血浆渗透压改变等因素引起的。

(4)自由基损伤学说认为运动过程中产生的氧自由基及其引起的脂质过氧化反应,可攻击细胞及线粒体等生物膜,造成离子、能量代谢紊乱,ATP生产减少,从而导致疲劳。

(5)中枢保护性抑制学说认为大脑皮层在高强度工作或长时间工作过程中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状态,脑细胞工作强度较安静时明显增加,使大脑皮层细胞工作能力下降,为了防止脑细胞的进一步耗损,大脑皮层由兴奋状态转为抑制,这种抑制即为保护性抑制。

(6)突变理论学说认为肌肉疲劳是由于运动过程中能量消耗、力量下降和兴奋性或活动性丧失三维空间关系改变所致。

以上学说为运动性疲劳的传统模型。

传统模型具有如下特点:

①线性关系的特点。

认为生理因素的改变与疲劳之间存在线性因果关系。

②限制性特点。

外周限制性线性模型的主要观点认为力竭或疲劳的产生是由于稳态失衡的直接结果。

但传统模型对但是不全面。

因为运动性疲劳中有些现象这些模型并不能解释,如“冲刺现象”;另外已经有研究对他们的论据进行了实验验证,结论认为身体的各项生理心理指标并没有像传统模型所说的那样绝对,而仅是在一定的范围内呈现较高(如血乳酸、血糖等)或较低的(如ATP、PH等)程度,因此认为疲劳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

3.主动防御学说——运动性疲劳的中枢控制模型(CGM模型)

传统的被动受限模型的产生是认识的历史阶段,大多论据源自于离体实验的证据,未进行整体性认识与评价,未考虑到人的运动行为是脑的功能。

1990年,美国生理学会指出,整合生理学将是未来生理学的主要内容,其中阐明人脑高级功能的研究将是对生理学家最后的挑战。

整合的意思就是协调作用和作出完整的适应性反应,使机体始终能够适应所处的环境,进而保持稳态。

对疲劳的认识也从针对某一或某些系统功能的片面认知转入到从整体整合观点的认知,实现了从“被动受限观”到“主动预防观”的转变。

该机制强调疲劳的产生不是因为内环境稳定性失调、能量耗竭、代谢产物堆积或者发生突变性变化等等的结果,而是大脑中枢系统为了避免这些变化致使身体产生不可逆转的损害,而采取的一种主动预防的结果。

这种主动预防是通过节奏策略的中枢控制模型来实现。

运动开始后,传入神经开始提供来自新陈代谢感受器,疼痛感受器,热感觉感受器,心血管感受器和力量感受器的信息,大脑中枢接受这些信息之后,调整募集肌肉活动的程度以及运动强度以预防有害的生理紊乱。

作为运动期间大量传入信号的结果,RPE(努力的主观感觉)在骨骼肌活动水平和运动强度中作为一个交替的调节器,故我们可以利用RPE作为一种介质来解释主动预防机制。

三、节奏策略中枢控制模型的应用研究

1.有关节奏策略与运动表现的研究

在评估哪种节奏策略是最优的方面,现有的研究没有一个定论。

最初,认为在比赛中相对匀速的策略是一种最好的体力分配方式,此理念可追溯到50年前,而且只是基于有限的实验数据。

Robinson等人(1958)[12]第一个系统地研究了比赛中节奏变化效应。

他们让3名受过良好训练的跑步运动员利用3种不同的节奏模式即:

快速启动(出发时保持1min的107%的平均速度);匀速启动;慢启动(出发时保持1min的97%的平均速度)跑相同的1200m。

结果显示相对于其他的节奏模式快启动的节奏模式要求更高的VO2(包括运动后的),并且产生更高的主观疲劳感以及更高的血乳酸水平。

所以得出结论:

在中等距离赛事中,最佳节奏策略是在比赛中尽可能地延迟最大能量输出。

Leger和Ferguson(1974)[13]让8名良好训练的非精英跑步运动员在跑步机上在同样的时间内使用不同的节奏模式完成1.2km。

这两种节奏模式是:

(a)快(占24.7%的总时间),适中(占25.1%的总体时间),和慢(占26.2%的总体时间);(b)慢(占25.4%的总体时间),适中(占25.1%的总体时间)和慢(占25.5%的总体时间)。

在不同的节奏策略之间,耗氧量(VO2)和血乳酸水平没有显著差异。

Staab及同事(1992)[14]研究了受过良好训练的跑步运动员在跑步机上进行30min的自控速度的训练。

在跑步过程中跑步机的坡度得以改变,其中包括5min的上坡和5min的下坡部分。

尽管在上坡部分的速度有下降,但是VO2和血乳酸水平上升了,而下坡部分的ÛVO2和血乳酸水平没有下降。

这些数据表明,非匀速的能量分配导致了最佳运动表现的下降,以及更高的生理要求。

Staab等人认为:

在上坡部分速度的自然下降可能不能有效地阻止新陈代谢物的积累,更显著速度的下降可能会更有竞赛优势。

Foster及其同事(1993)[15]研究了在自行车测功仪2km计时测验(大约2.5~3min)的5种不同的节奏策略的效应。

要求受试者在每次计时测验的前1km由一种预设的速率去完成(从他们之前完成的最快时间的大约55%到大约48%),在后面的部分受试者就像比赛一样尽可能快地完成。

运用不同的节奏策略完成测验的时间有显著差异,匀速策略的完成时间是最短的。

出发的速度与完成时间成呈U形关系。

他们发现,运动员在500m、1000m、1500m、3000m的测验中,运动员能量输出模式是开始的一个高能量输出,接着下降,在中段时间有一个平台期,在最后的阶段又有一个能量输出增长的过程。

Foster等人(2003)[16]在自行车运动员1500m自行车的实验室计时测验中,也发现了这种能量输出模式,

Foster等人(2004)[17]同样发现了运动员在500m、1000m、1500m、3000m能量输出模式上并不是所猜想的全冲策略。

他们得出结论,运动员在测验中还是保留了在最后时段加速的能量。

相似的,Kay等人发现,60min的中间间隔有6个快速段的实验室自行车计时测验中,从开始到第5个快速段的能量输出都是下降的,但是,到第6个快速段的最后,能量输出反倒有所增长。

Ansley[18]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连续的3次4km的自行车计时测验(间歇训练法)中,在每次测验的末端,能量输出和综合肌电(IEMG)都有增长,呈现出明显的变化节奏策略,而且第1次4km的能量极值要高于后两次,他们得出结论,节奏策略不是由外周机制控制,而是由中枢机制控制的。

Atkinson(2000)[19]研究了自行车运动员在实验室的16.1km的计时测验[15]。

在实验中考虑到了风向问题,将测验距离分为两部分,前8.05km设置逆风条件,后8.05km设置顺风条件。

运动员先以自己的节奏(在前面几公里很快,到后面速率剧烈下降)完成一次测验,测定其功率输出。

然后要求运动员运用两种不同的节奏策略,但是,两种策略的输出功率相同。

一种是恒定策略,在过程中始终保持恒定的输出功率,二是要求运动员在前半部分以高于5%的平均输出功率,在后半部分减少输出功率,以保持输出功率的总量相同。

结果发现,运用这两种策略的成绩(分别为1661±130s,1659±135s)要显著优于运动员的自己设定的节奏策略的成绩(1671±131s)。

Thompson等人(2003)[20]研究了匀速、全冲和慢起3种策略对于200m蛙泳的生理生化数据的影响,发现运用匀速策略后,血乳酸水平、心率、主观感觉强度比其他两种策略显著地低。

因此,他们建议在200m蛙泳比赛中运用匀速策略。

AisbettB等(2009)[21]对26名受训的男性蹬车运动员进行了三次蹬车计时实验,每次实验所有的外部工作与最好的两次5分钟的适应性实验是相等的。

评价了12个参与者有氧和无氧的代谢的标识。

在最初四分之一的定时试验期间,设置能量输出以控制机械做功并引起快起、匀速以及慢起的节奏策略(分别为60、75、90S)。

快速定时实验完成的时间比匀速启动以及慢起启动定时实验的要短。

快起试验期间平均VO2比匀速启动高0.18±0.19L/min,比慢起定时实验高0.18±0.20L/min。

氧亏在第一个15分钟快起试验期间最大,比第二个15分钟试验期间匀速启动和慢起见的较慢。

3次试验期间的血乳酸和PH是相似的。

总结,快起的采用与匀速和慢起策略相比,改善了5分钟蹬车期间的成绩。

AisbettB等(2009)[22]测验了持续大约5分钟功率自行车定时试验期间,两种不同快起节奏策略对于成绩和氧耗的影响。

让8名曾受过训练的男性自行车运动员进行四次功率自行车计时实验,完成的所有的做功量与较好的熟悉的两组5分钟自控节奏实验相等。

表现测试期间,调节最初的功率引发或者全冲或者快起的策略。

快起实验最初的60s期间的能力输出维持在471.0±48.0W,全冲型以近似最大启动努力开始15s(平均功率:

753.6±76.5W),接下来的45s以固定的功率(376.8±38.5W)。

不考虑启动策略,控制能量的输出以致参与者能完成60s实验最初的四分之一(28.3±2.9kj)。

参与者进行利用每组情况的两次实验,并与他们最快的定时试验比较。

数据表明,自行车运动员采取全冲启动时(4min48±8s)与快起相比(4min51±8s,p<0.05)表现时间显著加快。

全冲启动期间(34±0.4l/min)与快起期间(3.1±0.4l/min,p<0.05)相比,前四分之一的VO2显著较高。

排除无关项之后,最初四分之一VO2增加百分比与完成时间上相对的不同显著相关(r=-0.86,p<0.05)。

结论:

与快起相比,全冲启动引起优异的中等距离蹬车成绩。

成绩的改善是由于一个较快的VO2反应,而不是由于快速加速节省的时间。

A.E.Lima-Silva等(2009)[23]检验模拟10000米比赛期间,节奏策略对运动员表现水平的影响,以及生理学变量和节奏策略之间的关系。

让24名男性运动员在功率车上进行一个以9、12和15km/h三组6分钟递增运动测试,以及一个自定节奏的10000米跑表现实验,每组测试至少间隔48小时。

以10000米的表现为基础,将受试者分为LP(指代较低表现的)HP(较高表现的)。

结果:

对于HP组,开始的开始的400米速度峰值在18.8±1.4km/h,并且比平均速率高(p<0.05)。

然后速度逐渐降低直到200米(p<0.05),然后再保持稳定到9600米,再次增加(p<0.05)。

与HP组相比,LP组以一个显著较低的速率跑开始的400米(15.6±1.6km/h,p>0.05),且起初的速率不同于LP平均速率(14.5±0.7km/h),直到9600米速度无显著性降低(p>0.05),再到最后一个增加(p<0.05)。

蹬车峰速率(PV),整体行程(VE),血乳酸(LT)以及在15km/h时纯血乳酸堆积与10000米跑开始,中间,最后以及平均速率联系显著。

结论认为:

这些结果证实高的和低的表现运动员在10000米比赛中采取不同的节奏策略。

更进一步地说,仿佛是选择的节奏策略(包括PV、LT和VE)是重要的裁决者。

ChristopheHausswirth等(2009)[24]研究了短距离铁人三项期间采用的最佳策略的研究。

10名高水平铁人三项运动员随机完成一个确定VO2递增的跑步运动,自控节奏的10000米以及个体的三项全能(1500米游泳,40000米蹬车,10000米跑)。

结果发现就整个过程来说完成由骑车-跑步的过度期间的速度对于跑步阶段的提高是至关重要的。

铁人三项运动员应该受益于自动比他们10000控制跑步节奏慢5%,因为超过最初的1000米快5%和10%的跑步速度都将拖累整个表现更弱。

因此,以前的研究并没有得出一种最佳的节奏策略,最佳的节奏策略只是在针对具体的比赛类型和具体环境以及个体。

2.节奏策略与RPE

通常作为运动期间努力程度的测量的一个主观感知指标,RPE与生理学变量之间存在有因果关系,例如:

肌肉力量[25]、心率、通气、呼吸频率、摄氧量和血乳酸浓度[26],Borg[27]已经描述RPE是“生理紧张”的一种简单的最好的指示器,并且“整合了来自外周工作肌和关节,心血管和呼吸功能以及来自中枢神经系统的多种信息”,也结合了心理的和情感方面的成分。

运动期间测量的RPE是整合了这些生理及心理线索之后的在意识上/口头上的表现。

这就产生了一种机制,即,从理论上而言,RPE能调节运动表现、能限制运动表现以及节奏策略。

实际运动中,运动员不是简单地维持一个高的功率输出直到RPE上升到接近最高的水平,在体温升高或者肌糖原耗尽时而是降低功率。

这可能说明,在自定节奏运动的调节中,可以利用RPE作为节奏策略的重要媒介。

当节奏策略存在以优化和调节运动期间的生理学变化时,RPE可能是避免身体伤害调节系统的一个关键部分。

Albertus等人[28]在20km的自行车计时测验中,改变了每千米的路程标记,使得路程变长、变短、或随机地变长变短,但是,被试被告知的路程还是准确的千米路程。

即使有这种欺骗,完成各段路程的时间还是相似的,完成各个路段后的RPE并没有显著差异。

他们得出结论:

被试的内部时钟以及对所完成距离的判断很有生命力,是不受在测验中每段路程提供给被试的外部言语信息所影响的。

Noakes重新分析Baldwin等的数据认为:

当以恒定的速率(不存在节奏策略的任何影响)运动到意志疲劳的时候,不论是在或者糖原负荷或者糖原排空的状态,运动时间是由于RPE从开始到最大的容忍值的增加速率决定的。

这两种情况下,开始和最后的RPE值是相似的,且糖原排空条件下RPE增加速率显著较大。

但相对于所有试验期间运动时间的相对值表述时,RPE在这两种情况下以相同的速率线性增加[29]。

这一发现揭示:

其一,生理反馈的传入影响RPE,因此在糖原排空的情况下,RPE的增加加快。

第二,在糖原排空和负载的情况下,RPE线性增加的速率不同,说明了运动启动时,努力程度的意识感知以某一速率增加,这将确保有限的肌肉内糖原耗尽之间达到最大的可忍耐的RPE值。

基于这些发现我们知道:

RPE不仅仅只是来自外周系统传入反馈上直接结果,正如先前所述的那样,它是起到运动的预先调节的作用,即使是在固定功率的情况下也是如此[30]。

Tucker等[30]在运动测试中利用了一个新异的“RPE钳”模型。

在这个模型中,运动功率是自由改变的,但是运动员被告知必须维持努力感觉在一个预定的水平。

Tucker等利用了Borg6-20等级量表,并且让自行车运动员在RPE“16”值上执行RPE实验。

冷(15℃)、正常(25℃)、热(35℃)三种情况下执行实验。

该模型新异的方面是能量输出的任何改变必经专门完成以确保运动员的RPE不会偏离预期值“16”。

因此可以检测由外部环境(热环境)引起生理紊乱对RPE以及运动表现影响。

利用这个模型发现运动开始的几分钟在热的环境中,比在冷的环境以及正常情况下选择的功率输出比较低。

热环境中功率输出显著下降的结果是接下来的20分钟实验期内体热量储存率降低,结果,三种情况下20分钟后,热量储存率是相似的并保持至实验完毕。

当受试者的功率输出下降到开始水平时70%时停止。

在热的环境中实验的时间比在正常和冷环境下显著缩短。

结论是基于运动开始的几分钟期间热量储存率的不同,热的环境中进行的功率调节而不同。

认为:

热量储存率介导了一个预想的运动强度的降低,并且这一调节是通过RPE或者努力的意识感觉来实现的。

HampsonDB等(2004)[31]检测了当欺骗受试者的时候,对重复次最大、高强度跑所有的以及局部化的感知努力反应。

将受过良好训练的男女运动员(共40人)随机分成四组,他们以80-86%的蹬车峰速度完成三组1680米跑。

两个实验组:

期望相似和期望增加,欺骗真实的跑步强度,与此同时有两个控制组,控制增加和控制相似,告知其真实的方案。

每次跑完之后,对整个身体,胸部、腿、头及其他地方进行RPE测试。

发现欺骗和控制组之间所有的RPE都无显著性差异。

然而,期望增加组有一个倾向,欺骗他们相信强度要比他们最后跑时的强度高,再与诚实告知的控制组相比,跑步期间的RPE他们有一个削减的增加。

对所有的组而言,胳膊和胸部比头部以及其他的领域被给予了持续地较高的局部化的努力。

似乎一个精确的传入反馈系统调节了高强度跑步期间所有的感知努力反应,并且改变运动前期望的生理学干预已减小了前馈对运动后努力等级的影响。

Ansley等[32]发现在告知受试者蹬车30s后,实际上蹬车36s的时候,他们的能量输出在最后的6s比正确告知他们运动时间的时候有显著性地降低。

根据目前的模型,这发生是因为受试者不正确地理解传入信息反馈。

基于30s的期望持续时间,并因此不正确地分配了运动启动时的生理学资源。

类似地,当受试者以固定的速率在脚踏车上跑时,欺骗运动时间并告知跑比预期的更长,他们的RPE以及影响的成绩突然增加。

正如所描述的那样,在运动功率被固定的时候发生。

在它自由变化的时候,能量输出或者跑速将被降低。

Baden等[33]的研究中,被试分为两组,前一组被告知要跑10min,后一组被告知要跑20min,在过程中会给被试以时间反馈,前面一组在第9min时告知被试还有1min的路程,而后面一组的被试在第9min时被告知还要跑11min,而实际上在第10min时跑步机就自动停下来。

在跑的过程中记录RPE,结果发现,前一组的RPE要显著高于后一组。

徐晗(2010)研究了心率干预对18名省级专业赛艇男性运动员(中途有4名由于不同的训练伤病退出了本研究)2次6分钟测功仪测验的节奏策略的影响。

该实验在实验室条件下验证了中枢神经系统对赛艇运动员在6分钟测功仪中队节奏策略的调控,并进一步探讨了心理干预对节奏策略的影响作用:

①在可知终点的训练任务中,运动员越疲劳,其中神经中枢系统对节奏策略的控制越显著,即中枢神经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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