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诗学意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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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诗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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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晋一百多年的诗坛，几乎为玄言诗所笼罩。

因此，东晋被认为是诗歌发展史上的断层，历来为人们所忽视。

但是作为一个审美与理性精神普遍高涨的时期，东晋士人发展出多种艺术标准与审美意识。

其中，空间意识的转变有着重要意义，东晋士人变两汉充实阔大的空间特点，而为以小见大的方式。

新的空间观深受王弼玄学本体论的影响，其作用于文学，便是启动了山水诗简约空灵的审美追求，也为后来诗歌意境发展的滥觞。

　　一、玄学与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转变

　　空间意识的转变与东晋士人浸染于玄学义理有关。

王弼改变了汉儒以象数解《易》的方法，其在《周易略例·明彖》中阐明了注《周易》的原则，即以玄学的本体论去统摄天地万物：

夫众不能治众，治众者，至寡者也。

夫动不能制动，制天下之动者，贞夫一者也。

故自统而寻之，物虽众，则知可以执一御也;由本以观之，义虽博，则知可以一名举也。

　　繁而不忧乱，变而不忧惑，约以存博，简以济众，其唯彖乎!

王弼从具体卦象、卦爻的演算上升到一套“以寡统众”“简以济众”的本体论高度。

王弼的本体论原则首先影响了东晋士人认识世界的方式，他们常运用一种上下“俯仰”的观察方法，如：

江逌《诗》“倏忽云雨兴,俯仰三州移”;王羲之《兰亭诗》其二“仰望碧天际，俯磐绿水滨”;袁峤之《兰亭诗》其二“回眺华林茂，俯仰晴川涣”等等。

这种览知万物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们的认识范围，使他们跳出自我狭小的天地，更广阔地去看待整个自然界。

其次，东晋士人善于把复杂的现象界，统摄于“一”或“无”的本体中，这构成他们表现世界的方式。

因此，在玄言诗中，直接描写士人“以一统众”的玄悟活动，表现他们对现象与本体关系的看法，特别突出。

如郗超《答傅郎诗》其一：

森森群像，妙归玄同。

原始无滞，孰云质通。

悟之斯朗，执焉则封。

器乖吹万，理贯一空。

在诗人看来，天地万物与内心的“玄”冥然相符。

形而下之“器”，风吹所至，及于万物，都归于空。

诗中带着亦玄亦佛的色彩，二者均以万物归一为旨意。

这种“以一统众”的“玄悟”活动，似乎成为了士人精神上超脱名理的标志。

从前期郭璞的《客傲》“寄群籁乎无象，域万殊于一归”。

到中期的兰亭诗人，如王羲之《兰亭诗》其二：

“大矣造化功，万殊莫不均”;谢安《兰亭诗》其二：

“万殊混一理，安复觉彭殇”;孙统《兰亭诗》其一：

“茫茫大造，万化齐轨”。

再到后期的王乔之《奉和慧远游庐山》：

“超游罕神遇，妙善自玄同”。

我们可以发现，这种“玄悟”活动贯穿整个东晋时期，形成了佛玄士人独特的认识观。

以简济众的思维方式，直接造成了东晋士人这种“以一统众”的体验方式，使士人超越具体空间的限制，在有限中追求无限。

同时，他们将哲学上的体悟过程，直接搬到文学的审美活动中，以“无”“空”来统摄一切外物。

这种物我无差的态度，使他们能客观地对待事物，比较直观地感觉把握外物，对其进行刻画与描写。

这正是东晋士人独立自然观萌发，并以山水自然为空间意识的重要载体。

　　二、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表现

　　谈玄悟理、体任自然是东晋士人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一方面在清谈中，进行纯粹的哲理讨论;一方面在山水中，品鉴自然，寄畅玄理。

自然山水成为士人体悟玄理的重要方式。

在玄学本体论的影响下，在哲学思辨的锻炼中，他们的抽象与义理能力得到极大的提高。

于是，他们把这种抽象概念化的方式，慢慢转化为文化生活的体验。

逐渐建立起了一种以小见大，从有限中把握无限的空间意识。

玄言诗作为士人玄思哲理的表达形式，浸透着他们对空间的理解。

庾阐的《衡山》诗，深刻地体现了此空间意识：

北眺衡山首，南睨五岭末。

寂坐挹虚恬，运目情四豁。

翔虬凌九霄，陆鳞困濡沫。

未体江湖悠，安识南溟阔。

诗人登临高顶，北眺南睨、远近往还，以一种恬淡清虚的心境，观照衡山的巍峨雄伟。

此时此刻，诗人畅游其中的自然空间，这就是诗人强调“江湖”所带来的意义，其成为窥见、体悟天地大道的唯一载体。

王徽之的《兰亭诗》，同样以山水空间作为其畅游玄理的方式。

“秀薄粲颖，疏松笼崖。

游羽扇霄，鳞跃清池”,诗人在一片清新秀丽、鱼鸟欢腾的景象里，写出心中的自由萧然。

外在的山水空间，在给予诗人美之体验的同时，也成为其散怀心冥的媒介。

其他表现在有限中获得无限的空间感受的作品，如曹茂之“时来谁不怀，寄散山林间”;谢安“契兹言执，寄傲林丘”;王羲之的“迺携齐契，散怀一丘”;王肃之“在昔暇日，味存林岭”等等，在山林丘壑中寄散、品味玄思，多为兰亭士人。

可见，以小见大，在无限中体验有限的空间意识，是这个群体所普遍遵循的哲学之思。

《世说新语·言语》六十一载：

“简文帝入华林，顾谓左右曰：

会心处，不必在远。

翳然林水，便自有濠濮闲想也。

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

”简文帝道出了自然空间，对于整个东晋士人精神生活的意义。

所有人都在各自的空间，经营着属于自己的逍遥梦想。

《世说新语·品藻》十七：

“明帝问谢鲲：

君自谓何如庾亮?

答曰：

端委庙堂，使百僚准则，臣不如亮。

一丘一壑，自谓过之。

”我们也就不难理解，谢鲲何以为自己栖息一丘一壑而自豪，在这里小小的丘壑,不仅是人耐以生存的现实空间，它还是士人精神世界的体现。

主观情思与客观空间的契合，使狭小之地，具有性灵的光辉。

东晋士人不仅吸纳山水丘壑于胸怀，还网罗宇宙天地于门户。

郭璞的《游仙诗》“云生梁栋间，风出窗户里”，他为形容道士的超凡脱俗的精神旨趣，而客观地营造一个以小见大的空间维度。

王彪之的《登冶城楼》“俯观陋室，宇宙六合，譬如四壁”，则是以主观玄思，接引宇宙入其室，进行一番畅游天地的体验。

随着佛玄的逐渐融合，此空间意识也为当时的佛学之士所接受。

如张翼的《赠沙门竺法頵三首》：

　　郁郁华阳岳，绝云抗飞峰。

峭壁溜灵泉，秀岭森青松。

悬岩廓峥嵘，幽谷正寥笼。

丹崖栖奇逸，碧室禅六通。

泊寂清神气，绵眇矫妙踪。

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

外物岂大悲，独往非玄同，不见舍利弗。

诗人要表达“止观著无无，还净滞空空”的佛理，这种哲学意识的蕴育，乃在一个幽谷秀林笼盖下的“碧室”，在此环宇中，诗人淡泊寂静，凝神纵气，畅通禅境，获得了超越狭小空间所带来的广阔无垠的精神世界。

支盾的《咏怀诗》其四：

“闲邪托静室，寂寥虚且真。

逸想流严阿，朦胧望幽人。

”诗人同样在静室中，以直观感性的方式，去追求那朦胧的“理境”，石室成为诗人“崇虚返真”的悟道方式。

东晋士人在诗中描绘的山水丘壑、窗户静室，成为他们表现展现自我空间意识的重要方式，这归结于他们独特的思维方式与文化心理结构。

“这种空间感受所表现的乃是一种由小极大、由少及多、从有限透视无限、从有形把握无形的文化—心理结构。

”东晋士人，在文学中对山水的描写，对园林空间的表现，就是在此空间意识发酵下的一种文学形态。

　　三、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诗学意义

　　东晋士人的空间意识，除了在诗歌中表达现实空间，对于个人的玄理体验感受，进行形象的描述外;也影响到了诗歌的审美观念。

这种空间意识表现在诗文中，东晋士人不再像两汉大一统局面下，笼盖天地，包揽宇宙般的物象堆叠，弘扬波澜壮大的帝国气象;也不似西晋文人用繁缛绮靡的诗风来掩盖感情的浅薄与内心的虚无。

人们开始进入一种以小见大、以有限透视无限的诗歌审美观念，他们不在刻意地搜揽物象，进行图例式、演绎式的描摹，而是企图通过简单的景色勾勒，简约的语言形式，在弹丸之地，映照整个心灵世界。

因此，东晋士人常常营造一个恬淡自然的环境，并且在表现山水景物时，力求语言表达的简隽清远。

如湛方生的《还都帆诗》：

　　高岳万丈峻，长湖千里清。

白沙穷年洁，林松冬夏青。

水无暂停流，木有千载贞。

寤言赋新诗，忽忘羁客情。

王夫之评此诗为“纯净无枝叶”，乃是因为此诗的写景，清新空旷，自然超拔，自有一种“简而不流，淡而不失”的特质。

其他的诗句有“青天莹如镜，凝津平如研”（《天晴诗》）;“白沙净川路，青松蔚岩首”（《帆入南湖诗》）。

可见，湛方生诗歌中自然环境的描写，都有一种清新省净、简而得神的特点。

顾恺之的《神情诗》四季物象的选择简单而鲜明，不追求对象的细致刻画，对景物进行品鉴式的描写。

因此，钱志熙先生总结道：

“无论是湛方生、庾阐，还是兰亭集诸人，他们在表现山水景物时，都追求简洁的，题品式的风格。

”东晋士人对景物环境，或者说山水空间的描写趋向于简洁空灵，这是因为体玄悟道是一种虚静自然、旷达空灵的美的体验过程，所以他们常常改变客观对象的属性，以便契合自我的精神需要。

从根本上，是源于空间所蕴含以小见大的意识，它促使文学的表现由追求外延伸展的无限性可能，向内在丰富性的开拓，在有限中达到无限，使诗人更加注重诗境的意味深长、深邃幽渺。

王夫之有云：

“论画者曰：

咫尺有万里之势。

一‘势’字宜着眼。

若不论势，则缩万里于咫尺，直是《广舆记》前一天下图耳。

五言绝句，以此为落想时第一义……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

”绘画中咫尺万里的表现手法，对诗歌意境的营造有重要意义。

王夫之认为绘画空间上的以小见大，在诗歌中的表现要着眼于“势”。

而“势者，意中之神理也”，“势”要以意为主，表现其不可见的神理，所谓“墨气所射，四表无穷，无字处皆其意也”，乃是强调象外之意。

这正是东晋士人的空间意识，在诗歌创作中努力追求的一种审美理想。

《世说新语·言语》载：

“袁彦伯为谢安南司马，都下诸人送至濑乡。

将别，既自凄惘，叹曰：

江山辽落，居然有万里之势!

”颓废的江山因精神的浸染而气势奔腾，面对疆域日小的江左，袁宏触物而兴，从飘零动荡的外在山河，开始走向内心，去寻求另一个更加广阔自由的精神空间。

“闲步于林野，则辽落之志兴”，在客观的空间中，裹挟着人生的感慨，追求或升华自我的价值，乃是东晋士人所孜孜努力的人生方向。

因此，他们尽量地在自然空间的刻画中，展现自己的风流意趣，引人以无限遐想。

庾阐的《三月三日临诗》：

心结湘川渚，目散冲霄外。

清泉吐翠流，渌醽漂素濑。

悠想盻长川，轻澜渺如带。

诗人目之所及，曲水流觞，长川如带，描写了一个清幽空旷的空间。

全诗处处皆景，但处处皆理。

疏朗的诗境乃是诗人高情远致的投射。

谢万的《兰亭诗》：

肆眺崇阿，寓目高林。

青萝翳岫，修竹__冠岑。

谷流清响，条鼓鸣音。

玄崿吐润，霏雾成阴。

　　全诗皆景，以景寓情。

王夫之云：

“不一语及情，而高致自在，斯为兰亭之首唱!

”隐藏在山水空间的背后，尽是其散朗旷淡的玄远、超脱之心境。

东晋士人在空间形象的表现中，努力营造一个带有自我色彩的理境。

它通过自然景物，引人遐思远想，从而扩大诗歌的意境，也使诗歌摆脱了枯燥的“理窟”，在简约平淡的描写中蕴含着诗人的心境与情趣。

“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

”某些玄言诗人因对象外情思的执著，其作品可谓达到这样的“至处”了。

东晋士人空间意识的变化，乃是浸透着他们玄思哲理的体验方式。

东晋士人常常在小的空间融入“道”“玄”等因素，使眼前的空间具有深远的意义，这种以小见大，从有限表达无限的方式，赋予了空间内在化的意义。

一方面，使东晋士人开始追求一种“咫尺万里”的胸襟气魄，形成士人特有的艺术化人生境界;一方面，也导致了新的审美风貌的产生，文学语言开始走向简约精炼，诗歌境界在有意无意间，追求一种空灵深邃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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