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自查报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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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所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自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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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在镇党委、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上级主管部分的精心指导下，依照稳定压倒一切的工作方针，狠抓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为推动改革、增进发展，维护稳定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现将我乡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自查情况报告

一、基本情况

自展开矛盾纠纷排查工作以来，我乡共调解矛盾纠纷18起，成功化解17起，反映的主要内容包括村级经济纠纷、土地纠纷、邻里纠纷、婚姻家庭纠纷等题目

二、主要做法：

建章立制，健全维稳工作机制和责任制。

为及时发现和把握全镇各类矛盾纠纷，把影响稳定的苗头性、偏向性题目解决在基层，消灭在萌芽状态，力争做到小事不出村、大事不出乡，杜尽集体越级上访、赴省进京上访事件的发生。

乡矛盾纠纷排查调解中心制定下发了《**乡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实施方案》、《**乡矛盾纠纷排查调解工作制度》、《**乡群体性事件处置应急预案》等制度，全乡上下依照排查得早、发现得了、控制得住、解决得好的要求，建立健全信息网络，乡综治办全面把握本辖区内存在的各种矛盾纠纷和不稳定因素，及时了解群众关注的热门、难点题目，并建立健全排查、防控相结合的工作机制，确保矛盾不出当地、不出单位。

加强情报信息工作，重视发现和化解各种不稳定因素。

为了有效地将矛盾及时化解，一是加强基层人民调解工作，充分发挥第一道人民防线作用，全乡共设有各类人民调解委员会11个，其中乡调委会1个，村委会10个，共有人民调解员117人，调解信息员272人，坚持每个月一次的调解例会制度。

学习国家现行的有关政策，法律法规及调解业务知识。

同时加大司法所、法律服务所参与矛盾调解工作的力度。

二是坚持信访隐患周报制，每周一乡信访办将各单位上报的信访隐患进行梳理汇总，落实分管领导和有关部分包案，限期解决，同时，乡信访办每季度对全乡信访情势进行分析，并构成书面通报下发各单位，指出当前信访工作存在题目及布置下步工作安排。

三是乡党委、政府定期将信访、综治、司法、城建、土地、民政等单位集中办公，由分管政法的领导牵头，对矛盾进行梳理，并拿出具体处理意见。

加大调和督办力度，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

为了集中时间、集中精力、解决群众反映的突出题目，积极化解矛盾，郭庙乡党委政府继续认真展开了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活动，并且将接待来访时间、地点、接待来访安排实行公示。

在开门接访期间连续安排了102个接待日，参加接待的党政领导11人，共接待来访2批次，2人，我镇共办理来信来访4件，已办结3件。

所有这些，乡信访办都逐一落到有关部分，依照政策规定做了耐心细致的解释工作并给予了书面答复。

三、存在题目

1、由于我乡境内部份上访户诉求太高，情绪偏激，说教难以见效，矛盾调解工作方式方法还需进一步加强。

2、乡村民调信息员业务素质还有待于进一步进步。

四、下步打算

1、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市、区关于矛盾排查化解工作文件精神，切实做好本辖区内的矛盾排查化解工作，及时妥善解决当前存在的突出题目，维护社会稳定。

2、充分发挥民调员作用，把矛盾消除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杜尽赴省进京上访事件及群体性事件发生。

3、进一步加强学习，内练素质、外塑形象，努力规范维稳工作台帐管理。

附送：

司法改革年度工作报告

司法改革年度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司法改革年度工作报告工作报告年度司法改革

中国司法改革承上启下的一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过三十余年的司法建设，特别是二十年的司法改革，形成了较健全的司法制度，树立了更科学的司法理念，取得了较好的司法效果。

但由于司法的重要性和相对保守性、改革的复杂性和相对敏感性，司法改革在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浪潮中呈现相对平稳和保守的特征。

司法改革面临的困难和阻力不容轻视，未来的道路仍漫长而艰难。

近年来，司法人民性的强调、调解政策的转变、“三个至上”的提出等现象导致许多人对司法改革的前景担忧，甚至认为司法改革在走回头路。

而这些至多表明司法改革趋缓或进入休整期，迈向司法现代化的大方向不可逆转。

实际上，新一轮司法改革已悄然展开。

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从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原则同意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

这是60年来中共中央首次以政治局名义审查并原则同意司法改革事项，也是继党的十六大作出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的战略决策、确定司法改革以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为主、十七大提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战略任务之后，首次作出深化改革的战略部署。

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随即对司法改革进行分工部署。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迅速跟进，分别出台《人民法院第三个五年司法改革纲要（-201X）》（下称“三五纲要”）和《关于贯彻落实〈中央政法委员会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的实施意见——关于深化检察改革-201X年工作规划》（下称“-201X年检察改革规划”），对未来若干年的司法改革进行整体规划。

改革措施触及政法工作的体制性、保障性尤其是机制性障碍，部分改革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和政策性。

与前些年相比，法院、检察院等机构的改革姿态由积极张扬转为保守低调，并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这一轮司法改革重在“机制改革”，但现有部分改革措施如优化司法职权配置、改革政法经费保障机制等其实力度较大，直接涉及司法体制的转型。

一、综合性改革

（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总体规划《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以加强权力监督制约为重点，紧抓影响司法公正、制约司法能力的关键环节，强调解决体制性、机制性、保障性障碍，力图建设公正高效权威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

改革内容涵盖优化司法职权配置、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四大方面，具体包括完善民行案件执行体制，推进司法公开，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促进裁判统一，改革完善侦查监督、人大监督、党外人士民主监督、舆论监督和人民监督员制度，推进社区矫正工作，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纪检监察工作机制、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和管理制度等60项改革任务。

该意见是及今后一段时期司法改革的总纲，体现了中央对现阶段司法改革的整体考虑，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对推进司法改革的内在要求，标志着新一轮司法改革的正式启动。

这是1989年民事审判方式改革以来最广泛的一轮司法改革。

目前，60项改革任务全部启动，其中，建立刑事被害人救助制度，改革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完善司法公开、司法考试、人民陪审员制度，加强人大对司法工作的监督，建立党外人士行使民主监督司法职能的工作渠道和机制等17项任务已出台方案并有序推进，其他各项改革正按计划进行。

该意见将司法改革提升到关系党的执政基础、人民群众根本利益和政法事业发展的高度，体现了中央以更积极主动的姿态具体推动司法改革的决心。

因此，司法职权配置、政法经费保障等长期未能有效推进的领域有望取得实质性进展。

但应正确把握“加强权力监督制约”的改革取向，否则可能导致改革违背司法规律，减损本已低下的司法独立性程度，进而削弱司法公信和司法权威。

同时，对司法人民性的强调应立足于推进司法民主和建设服务型司法，从政治话语的圣坛走向司法改革的实践，应以建立完善现代司法制度为主要导向，避免进一步的司法政治化。

（二）改革和完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加强政法经费保障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政法经费保障将由先前地方财政承担、“分灶吃饭、分级负担、分级管理”的体制转变为中央和地方“明确责任、分类负担、收支脱钩、全额保障”的体制，并建立分类保障政策和公用经费正常增长机制。

政法经费分为人员经费、公用经费（分日常运行公用和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和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分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

人员经费、日常运行公用经费、办公基础设施建设及维修经费由同级财政承担；办案（业务）经费、业务装备经费、业务基础设施建设经费由中央、省级和同级财政分区域按责任负担。

中西部困难地区的人员经费可通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予以补助；对于中西部地区的基层机构、维稳任务重的地区和经济困难地区的地市级机构，提高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公用费用和业务装备费用的比例，同时办公基础设施建设经费可由中央、省级和同级政府财政分区域比例负担。

，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经过较长时间的调研论证，改革工作进入实施阶段，中央和省级政法转移支付资金大幅增加，基层政法机关经费保障水平有较大提高，“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收支明脱暗挂”等现象有所减少，《关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工作的意见》及财政部、各省级政策措施相继出台。

目前，政法经费保障问题基本解决，政法机关如何管理、运用经费从而促进司法的公正、高效和权威，成为评估改革成效的重要因素。

政法经费保障的加强，对促进司法建设，突破改革瓶颈，解决原有政法经费保障体制下的司法地方化、政法经费不足及不均衡、“收支两条线”执行不到位、部分机关选择性办案甚至以案牟利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这项改革还可能引出司法机关纵向管理的新模式。

但期待之中仍有忧虑。

首先，改革的实施效果有待观察。

尽管中央和省级部门基本建立了相应的指标体系，但由于“分类负担”涉及中央与地方事权、财权的划分，涉及分项目、分区域、分部门投入等诸多问题，如何实现区别对待和总体平衡，如何落实具体方案，仍存在一定的复杂性。

完善经费使用监督机制更成为紧迫任务。

其次，当前的改革方案仍是阶段性的，政法经费保障体制及司法的地方化并无根本变化，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有待更为彻底的改革。

长远而言，应以促进司法权的统

一、独立、公正行使为目标，在司法体制逐步改革的基础上，明确司法权属于中央事权，由中央统一安排人事并全额保障政法经费。

当前，可考虑根据事权与财权相统一的原则进行试点改革，由中央和省级统一安排人事并全额保障政法经费，缓解较为严重的司法地方化问题。

最后，加强政法经费保障还需司法人事管理、设置跨区域司法机构等改革措施配套，才能从根本上消解司法地方化，从而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权威。

...

（三）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企业办司法”不符合法治原则，铁路公检法系统转制的呼声由来已久。

早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就提出，改革铁路、交通、民航等部门和企业管理公检法的体制，将其纳入国家司法管理体系。

但因各方利益牵制，这一改革到才进入实质性操作阶段。

7月，铁路公安民警公务员过渡工作会议召开；9月，铁路公安机关转制人员考试结束，其身份由企业职工转为公务员。

但机构、财政分离等转制工作尚处于筹备协调阶段，目前铁路公安机关的人、财、权尚无实质变化，且须经公安部和铁道部共管的过渡期。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表示，铁路法院管理体制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最高人民检察院也要求加强省级检察院对铁路检察工作的领导，做好改革过渡期的组织协调工作，但至今仍未出台铁路法检转制的具体安排。

铁路公检法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产物。

建国初，鉴于铁路是国家大动脉、运输跨区域、社会治安不稳定等因素，我国模仿苏联建制设置了铁路公检法机关，管辖铁路沿线车、站、途中、铁路工厂、企业、铁路院校等发生的各类案件。

长期以来，铁路公检法由于人事财务受控于铁路部门，存在较严重的部门保护主义和企业本位主义，涉铁案件中偏向铁路部门的司法不公问题尤为突出。

例如，列车长黄建成将疑有精神病的民工曹大和捆绑致死只被判缓刑，16位公民联合上书全国人大要求对铁路司法权进行违宪审查，集中反映了民众长期以来对铁路公检法的质疑。

铁路公检法转制是理顺司法体制的重要改革，有助于化解铁路公检法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造成的程序不公，消除司法企业化的弊端，促进司法统一，维护司法权威。

这项改革面临多重困难，尤其是复杂的利益调整。

铁路公检法转制不仅涉及铁路部门和铁路公检法，还涉及地方与中央的利益调整。

铁路部门是否愿意果断交出该项行使多年的权力、铁路公检法转制后保持原有建制还是将人员分流到地方公检法、经费开支如何与政法经费保障体制改革相衔接等问题，亟需进一步研究和解决。

尽管大部分铁路公检法人员从企业职工转为公务员的积极性较高，但部分地区转制后收入降低的情况也可能影响改制的顺利进行。

复杂的利益调整也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铁路部门等转制相关部门在披露改革方案及其进展上“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根源。

铁路公检法转制势在必行，但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须妥善协调各方利益，逐步推进。

从铁路公安人事转制这个突破口出发，期望铁路法检在及时跟进，加快改革步伐，增强改革透明度。

此外，同样掺杂部门利益的林业法院、农垦法院等，也应一律纳入国家司法体系，实现全面的司法“去企业化”。

（四）完善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政法队伍建设重基层、重中西部，如全国政法系统启动新中国成立以来基层公检法司“一把手”的首次轮训；国家司法考试继续适当放宽西部地区考试报名条件与合格分数线；新疆、西藏等地试点单独组织在职法律职业人员国家司法统一考试。

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也旨在化解中西部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基层政法人才的断层问题。

是改革试点的第二年，6月《政法干警招录培养体制改革试点工作实施方案》出台，试点范围从14个中西部省区市扩展至除北京、天津和上海外的28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招录人数从上年5160人增至23068人，重点从部队退役士兵和普通高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毕业合格者将严格依据定向岗位和培养协议到基层政法机关工作。

这项改革通过政法干警的招录培养和定向输出，力图提升政法队伍素质，促进司法职业化。

多年来，中国法学教育与司法官的职业养成机制存在严重缺陷，这项“带编入学、学成入职”同时解决工作和学历问题的改革成为突破这种双重困境的有益尝试，有利于部分化解当前法学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

从退役士兵和大专院校毕业生中选拔优秀人才，还有利于缓解大学毕业生就业与退伍军人安置两大难题。

但这项强调政治素质、培训期短、工具性强、不要求专业背景的人才培养机制能否有效推进司法职业化，能否杜绝任何名义的改派、借调、抽调而将人才真正充实于欠发达地区，能否解决长期以来基层政法机关进人不规范问题，是否会加剧法科毕业生的就业难，是否会对既有国家司法统一考试制度造成冲击，特别是长远而言是否符合司法规律并有助于推进司法现代化进程，仍有待观察，但不必寄予过高期望。

当前，该项改革仍处于试点阶段，下一步改革应更多考虑吸收法治国家较为成熟的司法官职业养成经验，特别是建立从律师到司法官的司法职业转换机制和完善司法官遴选制度，并对法学教育改革进行长远规划，实现向法律职业教育的转型。

（五）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底全国政法工作会议提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重申该项政策，对一贯的“严打”政策进行纠偏。

“该宽则宽，当严则严，宽严相济，罚当其罪”已成为近年来刑事司法工作的指导原则和刑事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

刑事和解制度的探索进入新阶段，少年司法制度进一步发展，社区矫正工作全面推进，《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节若干问题的意见》实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犯罪和网络犯罪的法律规定进一步完善。

最高人民检察院于出台《关于在检察工作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若干意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有望于出台。

该政策将在未来若干年的刑事司法改革中延续并可能上升为法律制度。

——探索刑事和解制度。

刑事和解一直是近年来刑事司法改革的热点。

地方司法机关早已开始探索。

例如，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结的孟广虎故意伤害案可视为国内辩诉交易及刑事和解第一案，《湖南省人民检察院关于检察机关适用刑事和解办理刑事案件的规定（试行）》出台，扬州市公检法司联合发布《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

，最高人民法院将刑事和解明确列为改革措施之一，各地司法机关也加大了对刑事和解的探索力度。

例如，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检察院首创的刑事和解“检调对接”机制在浙江、山东、河南、四川等地推行，检察机关可在当事人自愿的基础上将规定范围的刑事案件民事部分委托人民调解组织调解，调解成功的，可依法作出不批准逮捕、不起诉或建议公安机关撤销案件等刑事处理决定。

但这些做法引来了一些质疑，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因刑事和解而轻判孟伟故意杀人一案，再次引发“花钱买刑”的激烈争议。

尽管如此，刑事和解的实践探索仍在继续并进入制度完善阶段。

例如，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公布《关于规范刑事审判中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指导意见》，规定在自诉案件和侵犯个人权益的刑事案中，法院可在案犯与被害人达成谅解的前提下对案犯从轻或免予处罚。

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等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类似规定。

但目前各地的实践探索和制度规定仍有较大差异，可能产生一些“同案不同判”现象，增加社会对刑事和解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