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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四阅读114之二总11721高耸入云的碑2又一种活法散文文档
高耸入云的碑
——谨以此文纪念亲爱的父亲贺龙元帅并告慰红二、六军团先辈
第11版：
长征副刊■贺捷生
我气喘吁吁地往上攀。
149个台阶，陡峭，阴冷，潮湿，像天梯般通向高高的山顶；因为极少有人光顾，台阶的立面长出一团团毛茸茸的绿苔；我几乎每上两三个台阶，就要停下来喘口气，腿肚子在一颤一颤地抖。
山顶上立着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二、六军团革命烈士纪念碑。
我固执地要爬上去看这面碑，向长眠在这里的红二、六军团的烈士们默哀，敬献花圈。
因为，我是红二、六军团总指挥贺龙的女儿，也是红二、六军团的女儿，血脉里流淌着他们的血。
当年还在母亲的肚子里，我就跟着他们跋山涉水，翻山越岭，是这支队伍中年龄最小的人。
而今，千里迢迢回到天子山为父亲扫墓，然后直奔这里。
我想，我祭奠了父亲，怎么能不来拜谒这些曾经与父亲生死相依的烈士呢？
红二、六军团从统帅到士兵，是一个庞大的集团，一个亲密的战阵，别说近80年前长眠在这里的烈士，即使当年有幸活下来，跟着父亲去长征，再跟着父亲走进人民共和国的那些功勋卓著的将士，如今活在世上的，还有几个？
当一代人静悄悄地谢幕，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远去，他们灵魂的归宿，一定都在这片曾经让他们魂牵梦萦的土地上。
因此，我必须攀到山顶上去，站在纪念碑前，对烈士们表达我的敬仰和思念。
身后跟着密密麻麻的一大群人。
回头一看，黑压压的，都低着头，心情同我一样沉重。
我往上爬，他们也爬。
我停下来，他们也停下来。
从张家界出来的时候是两辆车，路过父亲的故乡桑植，母亲的故乡慈利，悄悄跟上来好几辆车。
我在小镇上瞻仰几个红军旧址，镇上的人差不多都涌来了，小小的街道被堵得水泄不通。
他们有从桑植、慈利和永顺县城赶来的干部，有部队官兵，更多的是当地父老乡亲，许多人见面就叫我“姑姑”，多大的人和多年轻的人都这么叫。
自从父亲端了芭茅渓盐局，湘西跟着他出来打江山的子弟兵，太多了。
无论从血脉还是伦理上说，他们的后人都是我的亲人，谁从人群里挤进来叫我一声姑姑，我都答应，和他们手拉手，惺惺相惜。
我知道他们不仅仅是来看我的，还想通过我回望那个血火浇铸，让他们既模糊又惊奇的年代；回望他们从未谋面，但在80多年前就献出了生命的爷爷奶奶、叔叔伯伯们。
这个地方叫塔卧，是湘西永顺一个古色古香的老镇。
近80年了，穿过漫长的时空隧道，你是否还能看到隧道那头闪烁的光亮？
南昌起义后，父亲赤手空拳再次从上海辗转洪湖回到湘西，举行“年关暴动”。
手握大刀、梭镖和鸟铳围绕在父亲身边的，有他担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时的老部下，有在南昌起义中失散的官兵，大多数是农民，仅贺家宗亲就不下3000人。
不到两年，便有了列入中国工农红军编制序列的红二军团。
这支队伍诞生、发展和迅速壮大，成了湘鄂川黔四省反动政府的心腹大患。
湘西是父亲的故乡，又是土家族、苗族、白族等多民族杂居之地，纯粹由潇湘儿女组成的这支革命武装，舍家舍命，英勇顽强，就像漫山遍野生长的芭茅草，到了春天就发芽，点一把火就燃烧。
正因为这样，这支队伍在整个中国工农红军的红色家谱中，素以不怕掉脑袋，特别能战斗著称。
我远近闻名的大姑贺英，在父亲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的时候，把她一手拉起的上千人队伍交给父亲指挥，正是在红二军团被迫东征后，因叛徒告密而牺牲在残酷的战场上。
已经有4个孩子的四姑贺满姑，死得更惨，她被敌人包围后，因寡不敌众被俘，被反动派押到县城示众，当场五马分尸。
我母亲因为怀着我姐姐红红，行动不便，不能跟着父亲的队伍走，被迫流落在还乡团猖獗的桑植、慈利一带山林里，披星戴月，东躲西藏。
姐姐红红生下来刚满周岁，一场麻疹袭来，我母亲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她死在自己怀里。
与红二军团在黔东木黄镇会师的红六军团，3个月在湘赣边界的西征路，同样是用烈士的鲜血铺成的。
1934年8月，国民党调集50万大军向江西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疯狂大“围剿”，中央为了保存力量，准备大规模转移，命令战斗的湘赣边永新、遂川一带的红六军团先行探路，旨在与我父亲在湘西创建的红二军团会合，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
蒋介石看出红六军团的意图，严令湖南、贵州和广西三省军阀围追堵截。
红六军团且战且走，当他们走到贵州石阡甘溪镇，遭到湘黔桂三省军阀24个团的联合夹击。
甘溪镇位于梵净山深处，山峦叠嶂，道路崎岖，三省敌军铁壁合围，堵死了所有要道和隘口。
红六军团进入包围圈，数倍于我军的敌人像疯狗一样扑上来，战斗打得异常惨烈。
红军左冲右突，喋血夺关，一支出发时兵强马壮，达9000人的队伍，突出重围后只剩下3000余人。
梵净山绵延纵横数十里，在它的沟沟壑壑山山岭岭，到处堆着红军的尸骨。
红二、六军团于1934年10月24日在黔东木黄镇胜利会师，但在川西南腰界召开会师大会的第二天，便向湘西开拔，展开前程未卜的湘西攻势。
为什么在黔东会师，却跑到四川边缘的南腰界去召开会师大会呢？
敌人从梵净山追过来了啊！
他们必须利用湘川黔三省军阀对边地相互推诿造成的缝隙，以最快的速度摆脱危机。
再说，此时中央革命根据地的10万红军已开始大搬家式的长征，仓促踏上征程的大部队必须通过湖南和贵州境内，中央赋予红二、六军团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把围追堵截中央红军的大量敌人吸引到自己的身边。
从湘赣边界走来的红六军团官兵以为长期活动在湘鄂川黔的红二军团有现成的根据地，我父亲在两军会师大会上说了那段几十年后依然让他们刻骨铭心的话。
我父亲说：
“六军团的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你们经过几千里的远征，本来应该让你们好好休息，可是蒋介石不批准啊！
他对我们苏区反复围攻，想要吃掉我们。
我们呢，就要打到外线去，给他点厉害看看！
现在，根据地就在我们的脚板上！
”
那时，我父亲还没有见过毛泽东，但他对毛泽东的军事才能极为钦佩，对毛泽东在井冈山创建的中央红军一见如故。
当时红二军团还没有电台，两军会师的消息，是通过红六军团带来的两部电台报告中央的。
中央又通过红六军团的电台下达组建红二、六军团的命令；同时命令我父亲担任红二、六军团总指挥兼红二军团军团长，红六军团随队军政主席任弼时任红二、六军团政委，萧克任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兼红六军团军团长。
关向应任红二军团政委，王震任红六军团政委。
从这天起，我父亲与任弼时、萧克、王震，还有红六军团参谋长李达，这些从江西中央苏区来的著名革命领导人，割颈相交，血肉与共。
11月7日，红二、六军团占领湘西北部咽喉永顺县城，对尾随而来的湘军陈渠珍部展开战斗。
当时湖南军阀何键的主力，正被中央红军吸引在湘江；湖北军阀徐源泉的部队，屯聚在鄂西施南地区和洞庭湖滨的津市、澧州两地。
紧盯红二、六军团不放的，唯有“湘西王”陈渠珍。
陈渠珍是我父亲的老对手，相互打了许多年，虽然他的兵力多于我军，但内部派系林立，指挥杂乱，官无规束，兵无严纪，战斗力涣散。
而会师后从黔东直插湘西的红二、六军团，虽然只有8000子弟，但都经过严酷的战争锻炼，官兵们觉悟高，士气旺盛。
战场选在永顺境内龙家寨十万坪，那是一条南北走向的狭长谷地，杉木河贯穿其间，谷地长约15华里，宽约4华里，地势平坦，可装入大量敌人。
在永顺县城休整7天后，我父亲命令用600块大洋买下县城西侧的一座花桥，一把火烧了，断敌退路，沿途丢弃一些破草鞋、破木箱、破枪，几匹骨瘦如柴的马，将敌人一步步引进预设阵地。
陈渠珍是个刚愎自用的老油条，他真以为红军仓皇逃窜，率部一路狂追，当他们完全进入十万坪时，两边枪声大震，红军像暴风骤雨般席卷而来，让他们陷入逃无可逃的境地。
十万坪大捷，是红二、六军团会师后打的第一个大仗，歼敌1000余人，俘敌旅参谋长周植先和团长以下2000余人，缴获长短枪2200余支，轻机枪10挺和大量子弹、马匹等军用物资。
11月17日，红军重占永顺城。
接着兵分两路，分别夺取桑植、大庸两城。
至月底，摧毁陈渠珍10个团，把永顺、桑植、龙山、保靖、大庸大部分地区纳入新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管辖区域。
纵400里、横240里的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宣告诞生。
12月10日，新成立的湘鄂川黔临时省委、省革委、省军区机关，从大庸迁至永顺北部的塔卧办公。
从此，这个古老的镇子成了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和军事中心，成了红二、六军团像模像样的家。
紧接着，根据形势需要，军团决定在塔卧的雷家新屋创办红军大学，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分校，由萧克任校长，谭家述任副校长。
红军大学教政治、教军事，讲述战术规则、射击学原理等课程，也开“马克沁”机枪如何分解与结合这样一些实用课。
还有一件要事，是扩红，当时提出的口号是“猛烈地扩红”。
因战斗频繁，兵员消耗非常严重，部队抽调善做群众工作的指挥员，与地方苏维埃政权密切配合，在周围数县积极开展扩红运动。
根据地一时出现父母送儿子，妻子送丈夫，兄弟几个争先恐后当红军的热潮。
民间流传这样的顺口溜：
“扩红一百，只要一歇；扩红一千，只要一天；扩红一万，只要一转。
”当地史料记载，从1935年1月至10月，塔卧所在的永顺县有6000多人参加红军，郭亮县有4000多人。
两县另有100多名妇女站进了红军的队伍中。
桑植、大庸和慈利三县参加红军的也不在少数。
经过扩红，红二军团由会师时的4100人，发展到9200人；红六军团由会师时的3300人，扩大到11000人。
红十七师有个连队160名战士，全是永顺人。
1935年春，蒋介石调集湖南、湖北两省十几个师约11万人，“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
塔卧作为红色心脏的平静被打破了，红二、六军团决定跳出外线，经桑植陈家河过江深入到湖北恩施、鹤峰一带，避其锋芒。
当部队接近水镇陈家河时，发现该地已经被敌人占领，长长的队伍停在离陈家河12里路的山地待命。
占领陈家河的敌人是陈耀汉师的一个旅，但立足未稳；该师的另一个旅正经桑植县城向塔卧进发。
父亲和几个军团首长商议决定立即展开部队，向陈家河之敌发起攻击，夺取过河码头。
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一口气消灭敌人两个团。
通往湖北的大路被打通了，但这时得知敌东南李觉和陶广两个纵队因占领塔卧，正忙于庆祝“胜利”；西路张振汉纵队远在永顺与龙山之间，远水解不了近渴；唯陈耀汉师两个旅齐头并进，孤军深入，其经桑植向塔卧靠近的那个旅，估计已进入永顺桃子溪境内。
而从陈家河翻过一片大山，就是桑植通往塔卧的必经之地桃子溪，送上门的大餐哪有不吃之理？
军团首长觉得机不可失，当即放弃过江计划，改向桃子溪奔袭。
傍晚到达桑植县城至桃子溪的三岔路口，六军团前卫判断从县城开来的敌人刚刚通过，报告总指挥部。
我父亲当即下令冒雨出击，歼灭这股敌人。
当晚掌灯时分，红军借夜色和暴雨，从村子四面的山林里包抄而来，如神兵天降。
来自江北的敌人素来害怕雨战和夜战，顿时土崩瓦解。
此战，陈耀汉的师部和下属旅部及两个团，被一举歼灭，唯有作为北路纵队司令的陈耀汉和他的特务连侥幸逃脱。
我军在战斗中缴获了两门山炮，红二、六军团从此有了重武器。
3天打了两个漂亮的歼灭战，红二、六军团发现湘鄂两省的敌人虽然强大，但拥兵自重，完全可以利用边地的特殊地理条件与其周旋，各个击破。
再说，桑植是父亲的老家，加上他的外婆是与桑植一江之隔的湖北鹤峰人，我母亲家在慈利，在革命前后，他走遍了这两大片地域。
在此指挥两个军团战斗，他轻车熟路，用老百姓的话说，是龙回到了水里。
湘西攻势至此不足3个月，战绩却是相当辉煌。
此时，从贵州传来消息，中央刚开过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新回到军事统帅的位置，由于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央红军对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开始变被动为主动。
不过，中央红军摆脱了重大危机，真正考验红二、六军的时候也到来了。
因为中央红军进入云贵川，湖南军阀何键完成了截击和追击任务，回师湘西，“围剿”湘鄂川黔边革命根据地的敌军陡然增至80个团。
面对蜂拥而至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及时调整战略战术，把对湘军取攻势、对鄂军取守势，改为对湘军取守势、对鄂军取攻势，战线伸展到湖北宣恩地区。
之后半年，他们机动灵活，在湘西和鄂西来回穿插，连续打了忠堡、板栗园、芭蕉坨等几个大仗，歼敌2个师，1个旅，1个师部，毙敌师长谢彬、旅长李延龄，活捉敌师长以下军官100多人，士兵8000多人。
被活捉的敌师长，即西路纵队司令张振汉。
张振汉是在忠堡战斗中被俘的。
说是“围剿”红军，最后竟连他这个纵队司令都被红军捉住了。
张振汉被俘后，红军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要求把他杀了。
在一片杀声中，我父亲却说：
此人不杀，让他在红军大学高级班当教员。
父亲还说，战争是要死人的。
国民党军那么强大，武器那么好，那么训练有素，而我们是一支农民军队，在战斗中全凭一股血勇之气，猛打猛冲，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何时能取得胜利？
我们办红军大学，就是要改变这种状况。
怎么改变呢？
把敌人的本事学过来就是一招。
别看张振汉成了我们的手下败将，但他懂军事，懂战略战术，红军大学正缺这样的老师。
张振汉换上红军的灰布军装，果真当了红军大学的老师，而且是最受欢迎的老师。
他教军事理论，也教新缴获的武器如何操作。
几个月后，他又作为红军的一员，随将改编为红二方面军的红二、六军团长征，成为唯一参加过红军长征的国民党军中将。
到延安后，毛泽东亲自接见了他，还让有关部门派人到武汉找到他太太，帮她化妆成农妇，接到延安，让他们夫妻团圆。
解放后，张振汉官至武汉市副市长。
1935年11月19日，接到中央命令，父亲带着红二、六军团20000官兵，带着缴获的武器弹药和给养，也带着我这个生下来只有18天想送却没有送出去的婴儿，告别荒山野岭埋葬着他们成千上万的同伴，在桑植刘家坪宣誓长征，追赶一年前踏上长征路的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
1981年，为革命付出重大牺牲的永顺人民，在塔卧慷慨地用一座山，建起了高耸入云的“湘鄂川黔边根据地红二、六军团烈士纪念碑”。
碑名由红二、六军团副总指挥，当年在湘西成为我姨父的萧克上将题写。
沿台阶攀上山顶，出现在人们面前的烈士纪念碑，顶天立起，直插云霄，就像从巨大剑匣里拔出的一柄利剑，必须昂起头，倒退好几步，才能看到碑顶。
朵朵白云从碑顶悠然飘过。
看见18个熟悉的镏金大字，父辈们的音容笑貌扑面而来，我止不住泪流满面。
就在这时，我看见了另一面碑。
那是立在几棵松树下的烈士名录碑。
我走过去看这面碑，仔细辨认碑上刻着的姓名。
然而，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把粗糙的碑面侵蚀得斑斑驳驳，我没有读出一个完整的名字，甚至一个完整的字。
这让我心生悲凉，有一种怅然若失的感觉。
瞻仰完烈士纪念碑和烈士名录碑，在一个能看见塔卧全貌的位置，我默默站了一会儿，眺望了一会儿。
永顺在湘西不算发达，偏僻的塔卧与我几十年前来寻访时看到的样子一样，浮现在眼前的仍然是一片片鱼鳞般的黑色屋瓦。
往远处看，是层层叠叠的山，波浪起伏的岭，一缕缕灰白的雾在黛青的山色中缓缓地飘，分不清是炊烟还是云朵。
这时候，自然而然，在我的脑海里蹦出了几句诗，是在战争年代牺牲了6位亲人的毛泽东在1959年回湖南韶山故乡时写的：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
标题书法王学岭
又一种活法（散文）
郑荣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8月18日第09版:
华文文学）
做惯了新闻记者，每到陌生之地，总想了解那里人的生活情状。
尤其是异国的社会人生，我更是关注。
日前到俄罗斯旅游，第一站是圣彼得堡。
此城原名彼得格勒，曾是俄国首都，做了200多年的俄国政治、经济中心。
1924年易名为列宁格勒，苏联解体后改称现名。
作为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地理位置又好，它的许多方面都有代表性。
我们的女导游是圣彼得堡人，在列宁格勒大学中文系读过5年书，毕业后当过老师，后做了十多年职业导游。
又曾到中国的黑龙江大学，学过3个月的汉语，中国话讲得颇为流利。
她读过许多历史书，对当地的历史和现实，都有深切的了解。
她很专业，能够熟练介绍景点，讲解历史。
她不是背诵讲解稿，而是用自己的语言，表达她所知道的知识。
她也闲聊社会人生。
她说，苏联解体后，现在教堂很多。
光圣彼得堡涅瓦大街，就有东正教的喀山大教堂、新教的圣彼得和保罗教堂、天主教的圣凯瑟琳教堂、荷兰教堂等。
她坐在大巴车的第一排，我与她邻座，偶尔也插话。
“现在这里生活怎么样？
”她说，过去的圣彼得堡人，几乎家家都有别墅，在郊区或远郊区。
不是豪华的房子，只是一个住宅。
地皮是国家给的，不用自己掏钱。
苏联解体之后，这制度改了，不再给了。
青年人需要就自己买，但大多数人买不起。
现在的年轻人，大都是租房住。
列宁格勒在二战中被德军围困900天，战死饿死100多万人，现在又发展成510多万人。
我对人口问题感兴趣，于是问：
“国家鼓励生育吗？
”她说，有奖励，生两个起奖，每多生一个，奖30万卢布（相当人民币3万元）。
但在城里，只够买房子4平米（七八千人民币一平米）。
为此，很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多生。
常见网上文章称，俄罗斯看病不要钱。
“医疗有保障吗？
”她说有，过去看病一律免费，现在也还是。
但公费医院设备差，医疗水平低，很多都是退休医生。
看病等候时间也长，很麻烦。
很多技术好的医生，都到私立医院去了。
有点钱的患者，都愿意去私立医院看病，又快又有效。
16年前，我曾到俄东部城市比罗比詹，那里的公交车很破旧，也有一些小汽车，不过都是他们的国产车。
当地人说，国家限制汽车进口。
我问：
“私人汽车多吗？
”她说，很多，越来越多。
而且，都愿买进口的，国产车很少有人买了。
这景象，我在大街上得到了验证。
但车似乎不是很多。
几天后到了莫斯科，却经常看到堵车的严重状况。
莫斯科导游说，都城别名“堵城”。
连到机场，导游都要把拥堵时间打进去，以免误了飞机。
我最想了解的是他们的收入，又不好直接问，只好泛泛地问：
“收入怎么样？
还有物价呢？
”她说，欧盟制裁，卢布贬值，我们工资没涨，但物价也没有涨。
人们平时都爱吃肉类。
好一点的牛肉，300—500卢布一公斤，鸡蛋60卢布10个。
她拥护国家对欧盟的反制：
过去都是吃欧盟的食品，现在禁止进口，很多食品自己生产。
我们自己做的奶酪，照样好吃。
她颇有骄傲的神情。
她做了我们3天导游，我在有意无意中，采访了她若干问题。
也很巧，我们读的都是中文系。
不同的是，我读的是母国文化，她读的是外国文化。
当知道我是人民日报海外版的，她说她过去经常看海外版，就是想多知道中国的情况。
还有一点不同，她的解说，是想让我们知道圣彼得堡的历史，而我，则想更多了解该地该国的现实。
她做的是她的职业工作，我则是出于我的职业习惯。
我的直观感觉，她的解说，对我的提问的回答，似乎都是实话实说。
对历史，对现实，没有夸耀，没有粉饰，也没有遮掩。
她只是反映她看到的真实，表达的是她个人的看法。
但她让我知道了现在圣彼得堡人的一种活法。
她，是这里的一个富有个性的文化符号。
并非穿越的故事（散文）
叶延滨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年08月18日第09版）
田园
苗青摄
松江是上海近郊的一个区，松江区是上海历史文化的发祥地，也被称作上海之根，历史悠久，经济发达，文化兴盛，人才荟萃。
考古发现，距今约6000年，先民就在九峰一带劳动生息，创造了崧泽型和良渚型等古文化。
松江古称华亭，别称有云间、茸城、谷水等，是江南著名的鱼米之乡。
我想说松江，只因心里有两个故事，一个是我年轻诗友的故事，一个是古代杂籍中的一个故事。
先说我年轻诗友的故事，这位年轻诗人名叫徐俊国。
原先是山西东平度的一个农村孩子，后来成了当地一名美术老师。
十多年前他开始写诗，大多数的诗篇都在写他的故乡，一个叫鹅塘村里的花草树木和父老乡亲。
后来中华文学基金会的“21世纪之星丛书”为他的这些诗出了一本《鹅塘村纪事》，我作为这套丛书的编委，为他这第一本诗集写了序，在序言中我写道：
“徐俊国的这本诗集，让我感到惊奇，这是一本值得静心一读的诗集，作者用充满爱心和悲悯情怀的笔触，为我们展示了一个中国小村庄的美丽，这种美丽是纯朴，更是清澈，更是清苦，还有悲伤。
重要的是作者如此沉静而平缓地向我们诉说着他眼中的鹅塘村，当这些诗人眼中的事物变成诗句印在我们的心上的时候，我们成了一个村庄欢乐与苦难的见证者，也成了一个诗人对故乡充满悲伤和爱恋的倾听者。
”徐俊国以一个乡村歌者的身份进入诗坛，我十分高兴地看到，“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绝大多数评委认可了徐俊国的鹅塘村，“读了让我感动”，这是许多专家共同的一句话。
让我吃惊的是，两年后，徐俊国被上海松江区的领导“引进”人才，于是这个山东乡村歌手到了大上海。
说实话，我为徐俊国能改变生活条件感到高兴时，也有一丝担心。
这担心来自多年来对上海的“公众评价”。
老百姓说，京城人看到其它中国人都是“外地人”，上海人看其它中国人都是“乡下人”。
关于京城人的评议，我有体会，刚调进北京当教授，常在寒喧中听到一句：
叶教授有口音！
哪儿的人哪？
明白告诉你是一个“客居”京城的外城人。
现在有个新词：
北漂，漂者，无根也，哪怕你买了幢豪宅，也让你漂着找不着北。
上海呢？
都说看外地人是乡下人。
徐俊国这个山西乡下人能混下去吗？
此后我两次去了松江，一次是松江的“华亭诗社”成立，我前往祝贺。
调进松江刚一年的徐俊国担任了诗社的常务秘书长。
近年来，徐俊国在松江如鱼得水地生活写作，成为首都师范大学的驻校诗人并到鲁迅文学院高级班进修。
今年在上海和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赵丽宏先生聊天。
赵先生随口说了一句：
“徐俊国是我们上海的优秀诗人。
”我听了很高兴，因为我不仅发现徐俊国的优秀，也发现了松江的优秀，不小看乡下人的松江是了不起的松江。
因为徐俊国，我对松江有了兴趣，于是想起了曾读到的另一则松江人的故事，清人赵翼的《檐曝杂记》中记发生在云间（即松江）的一则轶事：
“云间某相国之孙，乞米于人。
途无力自负，觅一市佣负之。
嗔其行迟，曰：
吾相国之子，不能肩负，固也。
汝佣也，胡亦不能行？
对曰：
吾亦尚书孙也。
此语闻之董苍水。
”这段话解成白话就是：
松江有一个老相国的孙子，家道败落向人乞得白米。
无力将米背回家，在街上找了个佣工替他背。
相国孙子嫌佣工走得慢，责备说：
我是相国的孙子，无力背负，还说得过去。
你就是个佣人，为什么也背不动？
佣人回答道：
我也是尚书的孙子啊。
赵翼还说，这个故事是董苍水亲自给我讲的，千真成确。
这个故事我相信，因为松江历史悠久，是上海的老根，见广识多，见过草根成为栋梁的葱郁，也见过枯树昏鸦的破落。
让人联想起现在，特别能花钱的富二代，特别早就叼着奶嘴上屏幕的星二代，把爹妈的名字当成头衔的文二代，不知道其孙辈会如何？
松江这个故事值得讲给他们听。
松江的两个故事好像讲的是一件事，虽然有点穿越。
老松江的提醒，新松江的胸襟，都是松江值得点赞的故事。
等老天下一次发钻戒叶倾城
2016年08月18日12：
朝花·广告稿件来源：
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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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掉下了眼泪。
8月14日偶尔迟睡，一过午夜就被王宝强的离婚事件刷了屏。
天大亮，几乎每个QQ群、微信群都在说这事，开始我还抱着八卦之心看得津津有味，很快就烦了，各种有声有色的传闻，连伪造的亲子鉴定书都来了。
各路人等都在兴高采烈揭人家隐私，同时道貌岸然地说：
应该有更文明、更美好的离婚方式。
我不知道他们的是与非，但也不认为打掉牙齿肚里吞是遇到伤害时的唯一对策。
到了这年纪，我对这件事有了更透彻的认识：
能说漂亮话的，一定是站着不腰疼的；那在血泊里呻吟的，只能嚎叫咒骂。
说“一别两宽、各生欢喜”的，其实说的是“一别我宽，我生欢喜”，这欢喜来自方方面面——下家已经找好，财产全数在握，是跳槽而非失业，是先吃完不管，而不是后吃完洗碗。
凡是经历过苦痛的人，都应该明白：
被损着牙龈的人，是不能面带微笑的。
却总有人要在这早晚来秀风度，用自己的云淡风轻，来指摘其他人的气急败坏。
我不知道情节是否会反转，我只是……不想看了。
朋友圈和微博已被刷屏得太久，所有门户网站都不断滚动最新消息，各种陈芝麻烂谷子的故事漂来浮去——幸好还有奥运会，就在这个早上，我看到了，即使最浪漫的大片里也没有的情节。
在里约奥运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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