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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保密工作发展历史

党中央在1997年8月作出的《关于加强新形势下保密工作的决定》中指出:

“保密工作历来是党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工作。

革命战争年代,保密就是保生命,保胜利;和平建设时期,保密就是保安全,保发展。

”这是党中央对保密工作无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对于党的事业、对于国家的建设事业都发挥着重要保障作用的充分肯定。

    今天,我们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学习和总结保密工作的经验,对于继承和发扬保密工作的优良传统,做好新形势下的保密工作是十分重要的。

   通过学习党的保密工作发展历史,我们要进一步增强自觉做好保密工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要坚持以党的十七大精神为指导,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明确信息化条件下保密工作新的更高的要求,不断推进保密工作的科学发展,切实发挥好保障发展、促进和谐、服务人民的作用,确保党和国家秘密的绝对安全,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不断做出新的贡献。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保密工作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指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段历史时期。

   在这个历史时期,经过了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四个阶段,我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成为领导中国人民革命和建设的核心力量。

   由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对保密工作的高度重视,我党的保密工作的丰富经验和优良传统,在这个历史时期形成,并对我党的各项事业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

(一)建党初期和北伐战争时期的保密工作

   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起到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为止,为建党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

在这一时期,围绕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和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国民党的第一次合作、两党共同缔造的第一支中国国民革命军举世闻名的北伐战争等重大历史事件和各项中心工作的开展,我党的保密工作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

1、保守秘密是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安全成功举行的重要保障之一

  1921年7月23日至7月31日,我党作为正式建党标志的第一次代表大会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举行的。

为了开好这次会议,会前会上采取了大量的安全和保密措施。

  

   从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曾三次转移会场,就处处体现了保密工作的重要。

 

   第一会场原定在上海法租界内的一所学校。

7月,学校的师生都放假了,毛泽东、陈潭秋等数位代表已到学校报到,但后来考虑到学校放假,陌生人在校内活动,必然引起反动派的注意,也不利于保密,于是决定转移会场。

   

   第二会场在上海望志路106号,现为兴业路76号,即今天的“一大”会议旧址纪念馆。

在这里开了7天会议(其中休会2天)。

7月30日,一个法租界的侦探闯进会场,环视一周后说“我找错了地方”,便匆匆退出。

代表们迅速离开会场,10多分钟后,法租界巡捕包围了会场,结果扑了空,会议被迫中止。

当晚代表们决定,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去开会。

   第三会场是在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

代表们以游玩为掩护,继续开会,于7月31日胜利地结束了党的“一大”。

在会议通过的党的纲领中明确规定:

“在党处在秘密状态时,党的重要主张和党员身份应保守秘密。

”这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保密工作规定。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保密工作直接关系到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保密工作做不好党就会受到挫折和损失。

2、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根据党的纲领的精神,党中央在各项工作中都采取了相应的保密措施,后来,逐步制订了党的中央机关初期的保密工作规定。

(1)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代号。

当时采用了英文缩写“C.P.”作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代号,以“S.Y”作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代号;稍后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代号为“C.Y”。

(2)规定了中共中央局的代号。

中央局下达的指令性文件,有时对外行文用“大学”、“钟英”、“夫子”为中央局的代号。

(3)中共中央领导人用英文签署文件。

这也是建党初期保密工作一个特点。

例如,1921年11月中共中央局下达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局通告》的落款就是使用陈独秀的英文名字。

(4)规定了上下级联系的称谓。

中共中央局成立后,即与各地区中共地方组织建立了行文关系和密切联系,同时对上下级称谓也作了规定。

如中央局可称“同人”、“钟英”、“大学”、“大兄”等,中央各地方党组织可称“同人”、“诸兄”等。

与此同时,各地区也将自己的通讯代号告知中央,以便上下级按代号联系。

   (5)印发《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

1926年l月29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组字第3号《加强党的秘密工作》文件,这是建党以来下达的第一份专门关于保密工作的文件。

这个文件主要提出了如下几个重要问题:

保密工作必须与当前政治斗争相结合是通告的基本思想;把保守党的秘密提到是否革命的高度;秘密交通传递来往文件也用“双封制”;带头使用代号和暗语等。

3、先后明确中央秘书处和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1)从1923年开始由中央秘书处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1923年,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设立秘书制,秘书处是当时中央执委会三常委之一,分工管文电处理,兼管保密工作。

在秘书处负责保密工作期间,为了避免党的机关在行文方面出现失泄密事故,专门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党的文件按内容分为公开、半公开、机密和绝密等几类。

内容可以公开的,有宣言、告民众书等;内容需要对外保密的,有指示、决议等;内容在内部加以限制阅览的,有会议记录、工作计划等。

要求文件起草人员根据文件的性质、作用,考虑文件的内容及文件名称。

   文件用纸及纸张大小以有利于保密为宜。

在1925年以前,从中央到地方形成的文件,以32开纸居多,16开或64开纸次之,文件基本上是小型化的。

   实行文件批签制度。

建党初期,有上下行文关系,但无文件批签制度。

192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发出文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

这样杜绝了滥发文件现象,堵塞了失泄密的漏洞。

寄送文件要求使用双信封。

1924年11月6日《中共中央出版部通告第一号》规定:

“各地以后寄出版部信件时用双信封,外面照中央写法,内信封批明交出版部字样可也”。

采用双信封办法起了一定的保密作用,但也有一小部分被反动政府检查出来,造成了泄密和一定的损失。

(2)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由中央组织部具体负责党的保密工作。

   中央组织部成立交通处,负责秘密文件材料传递业务。

这是建党三年来保密工作一次飞跃性发展。

   首先,开辟了国际秘密交通线。

1924年中共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就与共产国际建立了互送文件材料的关系。

   其次,开辟了国内秘密交通线。

党内文件靠邮局寄送,虽采取了一定的保密措施,仍不安全。

交通处成立后,在国内也开辟了多条秘密交通线,使党中央与各地方党组织互送文件材料更安全。

再次,广泛建立秘密交通站。

中央组织部交通处成立后不久,1925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建立和健全党内交通问题》的第28号通告,要求各区执委会和各地委、独立支部都建立交通处,配备交通干事一人,交通员若干。

中央组织部交通处实际上在当时承担了全党文件材料秘密传递任务。

  根据形势和任务的需要,从1926年7月起,又改由中央秘书处主管党的保密工作了。

4、保密教育被列为党的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

   1926年1月,中央组织部印发通告《加强党的秘密工作》,号召全党认清“我党正处在反动派进攻”和“军阀严重压迫之下”,必须牢固树立保守党的秘密的思想;保守秘密必须与当前的政治斗争相结合。

   1926年5月15日出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校刊》上发表了《秘密工作常识》一文,要求全党同志努力学习,认真执行。

《秘密工作常识》对保密工作提出30条要求。

《秘密工作常识》在党员和工农群众中的秘密宣传,对于提高保守党的秘密的自觉性起了重要作用。

(二)土地革命时期的保密工作

   土地革命时期是从1927年7月蒋介石、汪精卫叛变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也称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当时面对白色恐怖,党实行全面秘密化。

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为做好白色恐怖下党的保密工作作出了杰出贡献。

    1、我党采取特别的保密措施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址位于汉口鄱阳街139号)。

会议确定了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确定中国共产党实行全面秘密化,党、团、工会全部转入秘密状态,开展地下斗争,并规定了地下斗争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八七会议”选在白色恐怖极为严重的汪精卫政府所在地武汉召开,这本身就是对保密工作的一次重大考验。

参加会议的代表到达会场、会议过程和代表离开武汉,都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始终未被敌人发现,顺利完成了任务。

   据“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馆长赵晓琳介绍,时任中共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同志第一个来到会场,接待代表,安排食宿,负责安全。

   参加会议的21名代表分3天由交通员分批带到会场。

为了保密,代表们进入会场就不能出去,吃的是干粮(面包、罐头等),睡的是地铺。

会议只开了一天,邓小平同志却在那里整整待了6天。

解放后,邓小平同志极为重视“八七”会议会址的修复工作,多次提出修复意见,并为纪念馆题写了“八七会议会址”。

2、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高度重视党的保密工作

   “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机关从武汉秘密迁往上海。

1928年1月,中央决定由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兼任中央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央日常工作。

此前不久,时年23岁的邓小平被任命为党中央秘书长,负责协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处理中央日常事务。

为了保密,当时的中央机关通常设在外国租界区或上海闹市区。

如四马路(现福州路)有个天蟾舞台,舞台后面的447号,就曾是党中央的秘密机关。

从1928年11月到1931年3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大多在这里召开,由于保密工作做得好,此处一直很安全,没有受到破坏。

   身居虎穴,做好保卫保密工作是头等大事。

   周恩来同志有着丰富的在国统区工作的经验,他对保密工作提出“以绝对保密为原则”,要求“党的机关群众化,负责干部职业化”。

他还提倡:

“住机关要两夫妇,讲话不要革命腔。

邓小平同志作为秘书长,对保密工作做得格外认真、细致。

比如他除了参加各种会议外,还负责起草有关文件、电报、安排交通和中央机关的有关会议及经费收支等事务,每一项都涉及党的重要机密,而不能有半点疏忽和闪失。

又如当时中央领导为适应白区环境,必须不断变换住处和姓名,像周恩来同志这样的名人,隐蔽身份更加必要,其住所和名字几乎每隔一月或半月就得更换。

根据保密规定,中央领导人之间不知道其他人的住处,只有作为秘书长的邓小平同志掌握着所有这些人的机密。

身负重任的邓小平同志始终牢记和遵照周恩来同志“绝对保密”的嘱咐,在工作中对党高度负责,做到了万无一失。

3、党中央采取一系列具体保密措施以适应白区斗争的需要

   1927年10月,党中央在上海成立中央特科,负责保卫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

党的保密工作也由中央特科负责。

   1929年初,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秘密工作委员会,年底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规定各级秘密工作委员会的任务是:

掌握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关系,审查专职工作人员的历史,检查机关“家庭化”的状况,在建党中注重保密,检查指导秘书工作的技术,督促加紧党内政治教育,经常不断地进行秘密工作的检查。

   1930年4月,党中央发出关于秘密工作的指示,规定“存放文件的地方必须是绝对保密的,只有领导人和保密人员才能知道。

为了确保秘密的安全,从事秘密工作的人员都必须有职业掩护,不得暴露身份。

1934年10月,红军开始了万里长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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