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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辅导六第十十一章
第十章祖国统一构想和新时期我国外交政策
一、推进祖国完全统一大业
由于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严重战乱等原因，造成至今未能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局面。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为争取祖国统一进行了不停的探索。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
根据国内外情况的变化，邓小平审时度势，为解决台湾和香港、澳门问题，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
如今，香港和澳门已在这一方针的指引下顺利回归祖国，台湾也在和平统一的道路上逐步前行。
一、“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形成过程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逐步形成的。
这一构想的提出本是为了解决台湾问题，但现实中却首先应用于解决香港问题，继而用于解决澳门问题。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78年12月—1981年8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提出。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
1978年12月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表，以及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第一次改变了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提法，不再使用以往惯用的“解放台湾”的口号，代之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关于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
从这一天起，中国人民解放军单方面停止了自1958年8月23日以来对金门、马祖等岛屿的例行炮击。
以上提法和做法事实上包含了“一国两制”构想的一些基本原则，表明中国政府关于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
第二阶段（1981年9月—1983年5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成熟。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1年9月3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以及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谈话。
叶剑英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
该谈话对于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作出了明确阐述，后来被称为“叶九条”。
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进一步指出：
叶剑英所提出的九条方针，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在这次谈话中，邓小平第一次正式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
“一国两制”的构想由此形成。
1982年９月24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表示，中国准备用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法解决香港问题。
第三阶段（1983年６月—1993年3月），“和平统一、一国两制”进一步发展和法制化。
这一阶段的标志性事件是：
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学者，阐述实现祖国大陆和台湾和平统一的设想；1984年2月22日邓小平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心代表团的谈话，以及一系列法律文件的制定。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客人时，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六条具体设想。
这些设想后来被称为“邓六条”。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乔治城大学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心代表团时说：
“我们提出的大陆与台湾统一的方式是合情合理的。
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是一个统一的中国。
一个中国，两种制度。
”
这样，从“叶九条”到“邓六条”，“一国两制”科学构想的内容更加完备充实，更加明确和系统化。
1985年3月，第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把“一国两制”确定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的基本内容与意义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基本涵义是：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高度自治；力争和平统一，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
基本内容是：
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大陆作为国家主体坚持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和台湾作为特别行政区，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台湾；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寄希望于台湾人民；坚决反对台湾分裂势力搞“台独”，坚决反对“外国势力”干涉台湾问题，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实现统一。
“从实践方面讲：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符合我国实际的基本方针和基本国策。
其实施的重要意义主要是：
第一，顺利收回香港、澳门，保证了港澳两个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发展；第二，坚持在维护祖国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同时，照顾到台海两岸的历史和现状，有利于避免使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带来的不良后果，有利于推动祖国统一大业，也尽可能为中国经济建设争取到和平的国内外环境，第三，为解决国际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树立了良好范例，提供了新思路，进行了有益探索，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和地区稳定。
邓小平曾说：
“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讲就是实事求是。
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具体情况下提出来的。
”
从理论方面讲：
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方针，是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从现实出发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科学构想。
其重要理论意义主要表现在：
第一，创造性地丰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认为，在一个国家内，可以同时容纳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第二，创造性地把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运用于解决一个国家内部的统一问题。
认为，在一个国家内，两种不同性质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制度地区，可以参照这五项原则和平共处。
三、“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付诸实践
“一国两制”构想在实践中不断取得成功，起到了推进祖国统一的重要作用。
这一理论的正确性和可行性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得到了验证。
1.香港问题的解决
1982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时的谈话，全面阐述了中国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提出要用“一国两制”方式解决香港问题。
自1982年至1984年12月19日，期间经历了22轮的艰苦谈判。
最终，双方达成协议，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上正式签字。
该声明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12条，包括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中央人民政府管理外，香港实行“高度自治”、“港人治港”；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法律基本不变；香港特别行政区仍为自由港和独立的关税地区，将继续保持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英国和其他国家在香港的经济利益将得到照顾。
《联合声明》确定1997年7月1日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中国政府在声明中还承诺，在“一国两制”的原则下，中国政府会确保香港本身的资本主义制度及民主制度维持50年不变。
等等。
这些方针政策是“一国两制”构想的集中体现。
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按照“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年12月1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选举董建华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人选。
1997年7月1日，中英两国政府举行了香港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香港回到祖国怀抱。
2.澳门问题解决
在运用“一国两制”构想解决香港问题的同时，中国政府也将其运用于解决澳门问题。
“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的成功实践，为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提供了借鉴，创造了有利条件。
从1986年6月起，中葡两国政府经过４轮会谈，于1987年4月在北京签署了关于澳门问题的中葡《联合声明》，就解决澳门问题达成协议。
1993年3月31日，全国人大通过了《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葡《联合声明》体现了“一国两制”的构想。
1999年5月15日，何厚铧当选为首任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后得到国务院的正式任命。
1999年12月20日，中葡两国政府举行了澳门政权交接仪式，中国政府恢复了对澳门行使主权。
香港、澳门顺利回归祖国，使“一国两制”由科学构想变为现实。
这是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是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华民族的重大历史性贡献。
香港、澳门回归以后，中央政府坚持“一国两制”，坚持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支持特别行政区政府依法行政，保证了香港和澳门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加强了内地与港澳地区的相互往来。
“一国两制”在香港、澳门的成功实践，显示了这一科学构想的强大生命力，对解决台湾问题起到重要的示范作用。
香港问题的顺利解决以及回归后十余年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充分证实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和现实可行性。
四、“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的丰富和我国新时期对台政策
“和平统一、国两制”构想的丰富和实践：
“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并获得成功的实践，将有利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推进两岸关系正常发展，早日实现祖国统一。
与香港、澳门相比，台湾有自己的特点，按照“一国两制”方针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和平统一的内容可以比港澳更为宽松。
多年来，中共中央结合两岸关系实际采取正确决策，使“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构想在解决台湾问题上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上也取得了明显成效。
1. 两岸隔绝的坚冰被打破
1987年11月，两岸38年的隔绝状态被打破。
自台湾方面允许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后，两岸人员往来日渐增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交流日渐频繁。
1992年，大陆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和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达成了各自以口头方式表述“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即“九二共识”）。
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两岸事务性商谈。
1993年4月，两岸举行了汪辜会谈，即海峡两岸关系协会（简称“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海峡交流基金会（简称“海基会”）会长辜振甫之间的会谈，标志着两岸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改善。
1995年1月30日，江泽民在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重要讲话，阐述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思想的精髓，提出中国政府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的大政方针，并就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动祖国和平统一进程提出了富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八项主张。
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都对“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问题有所表述，不断丰富发展了这一方针与实践。
特别是十六大以来，对解决台湾问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设性主张，形成了解决台湾问题的纲领性文件，更加明确了促进两岸和平统一的方法和途径，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发展两岸关系，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决心和诚意。
五、“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
这是邓小平基于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国际形势发生的重大变化作出的科学判断。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世界处于冷战状态。
70年代中期以后，世界范围内维护和平的力量不断增长，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世界开始了多极化格局的进程。
尽管战争危险依然存在，但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世界多极格局发展，在可预测的较长时间内世界大战打不起来；二是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最为关注的问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展出现了全球化的趋势，各个国家的发展相互联系，国家之间的竞争主要是综合国力的竞争；三是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
80年代后，新的科技革命突飞猛进，各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变化，以致国家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主要表现为科学技术的竞争。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20世纪70年末以后，邓小平逐步形成了关于时代主题的新认识。
他认为，世界和平因素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因素的增长，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我们可以争取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搞现代化建设。
邓小平指出：
“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是发展问题。
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
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
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
所谓和平是相对于世界范围的大规模战争而言的全球相对稳定状态；所谓和平问题即指世界并不安定，战争危险依然存在。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发生巨变，苏联解体，以美苏矛盾为代表的东西问题似乎应该终结了。
但世界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今天，霸权主义依然存在，各种因素导致的战争威胁依然存在，世界的和平问题依然堪忧，维护世界和平的任务任重道远。
所谓发展是着眼于全球范围经济增长而言的进步状态。
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是南北问题，指的是世界上大多数发达国家都集中在北半球，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在集中于南半球，解决“发展问题”就是要缩小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
如今，数十年过去了，南北半球之间的经济发展差距依然存在，短期内也不可能得以根本改观。
邓小平对时代主题的科学判断，是我国制定和实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制定新的对外战略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指导。
六、我国坚持和平与发展道路的依据
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和深厚的历史文化渊源。
（一）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实依据
首先在于顺应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发展的趋向和潮流。
冷战结束后，世界各种力量进行了新的分化组合。
前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欧盟、日本、俄罗斯、中国的力量相对突出。
这种世界格局的形成及力量对比的变化必然影响到现实世界各种力量之间相互借重、相互制约的关系。
正如十八大报告指出的“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科技革命孕育新突破，全球合作向多层次全方位拓展，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增强，国际力量对比朝着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方向发展，保持国际形势总体稳定具备更多有利条件。
”国际政治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多极化趋向无疑有利于避免新的世界大战爆发、有利于世界各国人民抓住机会发展自己。
其次是从我国的现实出发。
一方面，积极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是国内建设对中国外交策略提出的客观要求。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现代化建设，不仅需要稳定的国内环境，也需要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另一方面，我国的和平发展会有力增强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国是占世界人口1/５的人口大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发展必然选择和平发展的道路，既顺应世界多极化发展的趋向和潮流，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宝贵贡献，也为自己的发展争取更多更好的和平环境。
（二）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和制度渊源中国选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制度渊源。
一是中国人民自古就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传统理念。
爱好和平、渴望和平，努力谋求与相邻各国友好相处是中国人民的精神特征。
二是中国人民深知和平对于国家民族生存发展的可贵。
中华民族在近代一百多年中，曾饱受东西方列强的入侵和奴役、饱受战乱灾祸，深知和平对于国家昌盛、民族繁荣、人民幸福难得可贵。
故而，我们决不去发动侵略战争、奴役他国人民，但也决不会允许过去中国遭受外国统治和压迫的屈辱历史在当代重演。
三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和任务决定了中国必然奉行和平外交政策，走和平发展道路。
中国共产党执政60多年来一直秉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恪守五项基本原则对外发展关系。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逐渐走上了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这条道路要求我们加快形成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发展方式和体制机制，不断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现代化打下牢固基础。
走和平发展道路，是中国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必由之路，有利于维护中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
只有走和平发展道路，我们才能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因此，在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今天，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是我国的必然选择。
七、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和基本原则
（一）我国外交政策的宗旨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政府一向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再次申明，“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
（二）我国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
第一，独立自主是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首要的一点就是坚决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决不会屈服于任何外来压力。
把独立自主作为我国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是因为独立自主是中国革命胜利的最可宝贵经验之一。
自1840年英国依仗船坚炮利打开中国的大门，中国就陷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痛苦深渊，中国人民饱尝丧权辱国的屈辱，历经几代人艰苦卓绝浴血奋战才争得了国家民族的独立自主权利。
中国人民对这一来之不易的权利十分珍视，把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作为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
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还因为中国是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中国一向是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秉持公道，伸张正义，由此也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拥戴。
当今，针对世界存在的种种影响全球和平发展的因素，中国坚持主张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明确表示，我们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反对颠覆别国合法政权，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不干涉别国的内政，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第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国处理同一切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准则。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在20世纪50年代首倡，最早由周恩来总理在1953年底会见来访的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完整提出。
其基本内容是：
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我国处理同一切国家关系的基本准则。
我国提出这五项原则是为了反对侵略和扩张，维护国家独立自主权利。
五项原则之间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
其中，“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和平共处的前提，是国家间交往的前提；“互不侵犯”是底线，在处理国家和国家间关系中应严禁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互不干涉内政”是核心，这是实现国家间和平共处的根基；“平等互利”是条件，是实现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必要条件；“和平共处”是目的、是结果。
如今，这五项和平共处原则已经被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接受，成为规范国际关系的重要准则。
第三，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是我国处理国家间关系的基本战略原则和主张。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
（三）我国外交政策的新成果
近年来，中国的全方位外交取得了重大进展。
我们积极推进同各大国关系，加强与周边邻国的互利合作关系，已经和东盟等15个国家和港澳台三个地区建成自贸区，2012年双方贸易额都有大增长；我们推动上海合作组织等区域合作机制发展，深化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友谊与合作，积极参与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国际合作，推动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也为世界和平稳定发展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2013年3月下旬，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对俄罗斯、坦桑尼亚、南非、刚果共和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五次会晤。
这次访问是我国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外交的开局之旅。
国家主席首访俄罗斯，着眼的是周边环境和大国关系；出席金砖峰会，着眼的是当今世界快速上升的新兴力量；访问非洲三国，着眼的是发展中国家——这一中国外交的根基。
这次开局之旅，既有国家正常交往和参与国际会议的客观需求，更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战略擘划，体现了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的本质特征，体现了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充分结合。
5月31日至6月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对特立尼达和多巴哥、哥斯达黎加、墨西哥进行国事访问，并赴美国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这是我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在外交上开拓局面、完善布局的又一重大行动，在太平洋彼岸刮起了一场“习式旋风”。
其中，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不拘一格的庄园会晤，堪称中美交往史上的一个创举，旨在为中美关系发展规划蓝图，开展“跨越太平洋的合作”，举世瞩目。
习近平主席此行的所有活动均顺利圆满，成果丰硕，富有战略远见和历史意义，影响深远，充分体现了中国外交传承与发展的有机结合，展现了新的外交视野。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
第十一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和领导核心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
1.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依靠广大人民群众？
（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
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工人阶级和广大农民，始终是推动我国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力量。
（2）工人阶级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阶级和最基本的动力。
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建设和改革最基本的动力。
（3）广大农民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人数最多的依靠力量。
依靠农民，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关系到国家发展的大局。
（4）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主义事业中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
知识分子作为先进生产力的开拓者和教育科学文化工作的基本力量，承担着重大的历史责任，起着特殊的重要作用。
（5）新的社会阶层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其他事业作出了贡献。
2.为什么说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是党的根本方针？
（1）工人阶级是我们国家的领导阶级，是先进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代表，是建设和改革最基本的动力，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强大而集中的社会力量。
（2）工人阶级同社会化的大生产相联系，觉悟最高，纪律性最强，能在现时代的经济进步和社会政治进步中起领导作用。
（3）中国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
（4）在深化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要坚决维护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维护他们的权益；同时要加强教育培训，提高他们的思想素质和知识技能。
3.依靠农民阶级的基本途径
（1）切实保障农民权益和民主权利，减轻农民负担，不断提高农民生活水平。
（2）提高广大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培养、造就一代新型农民，推动农村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3）积极教育和引导农民正确处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增强国家主人翁观念。
4.新的社会阶层的构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这些人群构成了新的社会阶层。
5.党和国家提出的“四个尊重”的内容
必须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6.巩固和发展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的基本途径
（1）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必须依靠各民族人民的大团结。
重视和加强民族工作，依然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2）在新时期实现各民族人民的团结，必须继续坚定地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3）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科学文化事业，以促进各民族的共同繁荣。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真正变为现实。
7.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具有新特点
（1）建立了社会主义劳动者和爱国者的广泛联盟
（2）实行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人民政治协商制度。
8.实现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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