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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理论
功能主义发轫于19世纪初期的有机体论，也是近几十年的社会学中重要的和历史最久的理论方法。
早期功能主义理论家在指出社会文化在维持社会系统整体的作用时，常常把需要或社会必要条件概念化（马林诺斯基），或是把分析重点放在社会文化要素产生的原因及其功能方面（涂尔干、布朗）。
至20世纪中期，功能主义一直是社会学中占统治地位的理论观点，1950年至1970年是功能主义理论的顶峰时期，功能主义理论得到一定的发展，提倡对功能必要条件做经验性的判断（默顿），强调适用于所有系统的普遍的功能必要条件，并按照满足功能必要条件的后果来建立理论框架和解释现象（帕森斯）。
一、功能主义理论的兴起
（一）孔德
孔德认为，社会学和生物学两者之间具有亲和力，因为这两门学科都关注有机体。
为使社会学合法化，孔德从倍受尊崇的生物科学中借用术语和概念，通过比较社会和生物有机体，孔德创建了功能主义。
（二）斯宾塞
斯宾塞通过系统的比较社会和有机体，发展了有机体的类比：
1.随着有机体和超有机体的增长，它们的结构会愈加复杂并且分化。
2.结构的分化伴随着功能的分化，每一分化的结构为整个系统“生命”的维持完成一定的功能。
3.有机体和超有机体中分化的结构和功能通过相互依赖实现整合。
4.在一定的程度上，有机体和超有机体中每一分化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系统。
5.有机体和超有机体的机体结构在整体解体后，仍能“生存”一段时间。
随着斯宾塞对有机体和社会之间相似点的比较分析的深入，他开始发展被称之为必要条件功能主义的思想，即为了使自己适应环境，有机体和超有机体必须具备某些必要条件。
1.有一些结构功能必须满足基本需要或前提条件。
2.每一系统层次——群体、社区、地区或整个社会都显示出同样的需要。
3.在这一过程中，任何经验系统里的重要动因都围绕着满足这些基本的必要条件。
4.社会单位对其环境的适应程度，是由它满足这些必要功能条件的程度决定的。
斯宾塞认为，在简单的系统中，这些需要是由系统的各组成要素去满足的。
可是，当结构开始膨胀并且变得愈来愈复杂的时候，这些需要就必须由专门履行某类功能的结构加以满足。
这种必要条件功能主义背后的逻辑分析就是今天的功能分析的精要。
（三）涂尔干
涂尔干是孔德有机体论在法国的继承人，他虽然对斯宾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但他的许多思想还是受到生物学的影响。
他除了大量地运用生物学的有关术语外，他的基本假定也反映了有机体论者的假设。
（1）社会是一个实体，是不可化约的，社会分析的重点是社会整体；
（2）社会的各个部分可以满足社会实体的基本需求，即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是完成整体基本功能、满足整体需要的必要条件；
（3）强调社会处于“常态”和“病态”之中，若要避免“病态”的出现，就必须满足社会系统的要，社会需求是功能需求；
（4）如果系统是常态的和病态的，从功能方面考虑，这就意味着系统包含着一些均衡点，正常的功能围绕着这些均衡点而产生。
涂尔干在强调社会整体时，通过对功能、必要条件、需求以及常态或病态进行有机体论的假定，在社会学理论中，使有机体论的原则几乎存在了四分之三个世纪，他对实际问题的杰出分析和他在分析中体现的令人深思的思想，使得功能分析模式深深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
（四）拉德克利夫-布朗
拉得克利夫-布朗（1881-1955），英国著名的功能学派（结构功能论）民族学、人类学领袖之一。
布朗认为在一个社区内，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密切地相互关联，而结成为一个整体。
因此，在研究任何一个方面时，必须研究它与其他各个方面的关系。
每一种社会活动都有它的功能；而只有发现它的功能时，才能了解它的意义。
布朗还强调社会结构的研究，因此别人把他的理论称作结构功能论。
社会结构表示实际存在的社会关系网。
认为一个社区的社会生活基础，便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结构，也就是将个人联结成为集体的一套社会关系。
社会和社会生活的延续，必须依赖结构的延续。
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二者合并起来，就是社会体系。
这概念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外界的适应，另一方面是内部的完整，社会体系靠着个人利益的和谐、联合与协调而将人类连在一起，社会结构就是这种内部完整的产物，任何社会活动的功能，就是它对于适应和完整的贡献。
（五）马林诺夫斯基
马林诺夫斯基（1884－1942），英国人类学家，英国功能人类学派（文化功能理论）创始人之一。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实体自成一格。
对文化必须有功能的分析才能探讨进化和传播。
文化要素的动态性质揭示人类学要研究文化功能，文化的意义就在文化要素的关系中。
文化的真正要素是社会制度。
需要产生文化迫力，使人们靠有组织的合作及经济的、道德的观念，满足生理的需要，之后，又从中产生新的需要，这是社会文化发展的动力。
需要理论：
人类有机体的需要、种族绵续的需要、靠传统风俗为工具使文化得以延续。
四大类生理需要：
1、相应的文化措施；2、社会控制；3、教育；4、社会组织。
生育与营养的需要形成了人类最普遍的制度的核心。
本能需要转变为文化愿望亦礼俗化的习惯，从而代代相传。
马林诺夫斯基认为文化的功能是满足个人的心理和生理需要，或满足由文化衍生出来的包含着许多层次的制度需要。
马林诺夫斯基的理论框架有三个系统层次：
生物的、社会结构的和符号的。
人们能识别在每个层次上的基本需要或生存的必要条件。
如果生物体、社会结构整体和文化的一致想要存在，那么，这些需要和条件就必须得到满足。
马林诺夫斯基指出，结构的和符号的系统层次对社会学或人类学的分析来讲是重要的，并且，在实际讨论中，人们关注更多的是社会－－结构的系统层次。
文化（符号）系统层次的必要条件和需要主要有1.要求符号系统提供必不可少的信息，使之适应环境；2.要求符号系统提供对人们命运和偶发事件的控制意识；3.要求符号系统向社会成员提供日常生活和活动的“共同节奏”感。
结构（工具）系统层次的必要条件和需要有1.要求生产和分配消费品；2.要求对行为进行社会控制和调节；3.要求对人们进行传统和技能方面的教育；4.要求权力关系的组织和实施。
马林诺夫斯基在分析结构系统层次时强调了制度分析的必要性，认为制度是行动被组织起来以满足必要条件的普遍的、相对稳定的方式。
所有制度都具有某些普遍的特征或要素，通过这些要素来描述每一制度，就能为比较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社会组织模式提供共同的分析标准。
制度的普遍要素是：
1.人事组成。
什么人和多少人参与了制度？
2.规章。
制度的目的是什么？
它公开宣称的目标是什么？
3.规范。
什么是规定和组织的主要规范？
4.物质设备。
在目标的追求中，用来组织和调节行动的工具是什么？
5.活动。
是怎样分配任务和活动的？
什么人做什么工作？
6.功能。
某种制度活动方式满足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马林诺夫斯基提醒社会学家在分析系统的必要条件时关注系统的层次，强调每一个系统层次均存在着普遍的必要条件，任一层次上都存在着四种普遍的功能需要（经济适应、政治权威、教育社会化和社会控制），在以后的功能框架中，这四种普遍的功能需要都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马林诺夫斯基为现代社会功能主义描画了大致的轮廓。
二、帕森斯——分析功能主义
帕森斯是西方现代化理论的杰出代表，其结构功能理论和社会系统理论于本世纪40年代至60年代在美国社会学界独占鳌头。
继帕氏之后的现代化理论，虽从不同侧面对帕氏理论进行强烈抨击，但没有能动摇帕氏理论的基本框架。
（一）社会行动的结构
帕森斯提倡用“分析性现实主义”来建立社会学理论。
其特点就是主张把抽象概念应用于社会学分析的策略，把概念变成能反映“现实世界”重要特征的连贯整体，将概念组织成能理解社会重要特征的分析框架。
主张理论应当首先对社会现象进行细致的划分，使其范畴化，并能够反映社会现象的重要特征。
帕森斯对以往的各个理论流派进行分类后声称自己的社会行动模型是通过对这些流派的批评而实现的某种综合。
这些流派可以区分为实证主义和理想主义两大类型。
实证主义流派仅仅把行动同一定的环境状态相联系，并假设状态对行动具有某种决定关系，因此对行动进行自然科学式的研究——即通过揭示这种决定关系来解释和预测行动的基本取向——是可能的。
实证主义流派忽视了构成和影响行动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规范取向。
帕森斯将实证主义区分为功利主义和反理性主义两个分支：
功利主义的全部理论都是建立在“理性的经济人”的基础上，他们的行动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
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利益，这类行动都是经过理性审慎的利弊权衡。
帕森斯认为，功利主义的行动模型并不能概括全部行动，而仅仅是一种“经济人”的理性行动。
帕森斯认为，合理性标准只能用来评判和权衡次级目标或手段型目标，而无法判断最终目标。
如果对不同的目标可以根据理性判断排出优劣等次，那么对于高层次目标来说，它们都是手段。
因此：
一个能够解释最终目标的行动理论必须包括非理性因素。
行动的最终目标来源于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体系。
价值观念是一群人共享的信仰，它构成文化传统的核心。
价值观念是一种非理性因素，不仅不能用理性对之作出判断，而且它本身还构成一切理性判断的基础和背景。
在行动理论中引进价值观念，就能圆满的解释最终行动目标的一致或差异。
功利主义强调行动具有目标导向及肯定行动者具有一定选择自由，这些观点为帕森斯所接受，并将其作为基本要素吸收到自己的行动理论之中。
实证主义的反理性主义把行动者的主观过程完全排除在研究范围之外，把行动过程视为一种类似物理过程的现象。
强调的是行动发生于其中的情景状态，包括各种物质环境和生物遗传因素等等，试图从中发现决定行动的原因，行为主义就属于这一分支。
帕森斯承认并充分关注环境因素对人们选择行动时所发生的重大影响。
理想主义过于强调价值规范的作用，以致忽略了其他有关因素。
理想主义传统在德国表现的最为典型。
这一传统把时代精神、共同理想和一般价值作为理解活动的出发点，强调对某一社会所出现的特定行动的理解必须以对该社会文化价值的认识为前提。
理想主义传统否认对行动进行自然科学式的因果解释的可能，而强调对包含在行动之中的文化价值和主体意志的理解。
它的不足在与它忽视了状态要素对表达文化价值的影响，而在这种影响下，行动在克服障碍的过程中只能曲折的表现特定的价值或理想。
在一般行动理论的立场上看，状态背景和规范取向是影响行动的两个同等重要的独立因素：
在行动过程中，人们在确定目标和达到目标的手段时有一定的选择自由，但这种自由受到两方面的制约，社会文化中的价值规范因素对这种选择进行指导和调节，状态背景则为行动提供机会或障碍。
帕森斯认为，这种一致性的价值规范所以得到特别的强调，是因为他构成了社会秩序的基础。
因此，价值规范对行动的调整成为帕森斯一般行动理论的核心论点，这一论点也成为贯穿于他后来发展的全部理论的一条主线。
帕森斯认为，行为应该是由多种要素构成的综合体，单位行动应该包括以下要素：
（1）有目的、有能力的行动者；
（2）行动过程所指向的未来目的；（3）行动者追求目的时可供选择的手段；（4）行动者在实现目的过程中受到的情境制约；（5）行动者受到的规范和价值观的影响；（6）行动涉及到行动者为选择实现目标的手段而做出的主观决定，受理念和情境条件的限制。
（二）社会系统
在帕森斯看来，全部理论社会学的核心就是回答社会秩序何以可能这一关键问题，而他所建立的社会行动理论就是回答这一问题的初步尝试。
帕森斯认为，行动的最基本特征是具有意志性和目标导向，也就是说，行动是主体朝向目标的动作。
任何行动单元都可以分解为以下要素：
①行动的目标，即行动者希望达到的预期状态。
②状态，即行动者置身其中、影响其实现目标的那些环境因素。
A.手段，指环境状态中行动者可以控制和利用的那些促成其实现目标的工具性要素。
实现同一目标可以有多种不同的手段。
B.条件，指状态中行动者无法控制和改变的那些阻碍其实现目标的客观要素。
条件不仅仅指自然物质条件，同时也包括社会条件。
③规范取向。
所谓规范是指行动者在确立目标、选择手段、克服障碍时所遵循的社会标准。
呵护规范的范围就叫做规范取向。
当各种不同取向的行动者（根据他们的行动和价值取向的配置）互动时，便逐渐产生了约定，并维持互动模式，这就是“制度化”，这种制度化模式可称之为社会系统。
在发展用来表述所有行动属性的概念的过程中，帕森斯形成了一套表达系统变量属性的概念，即模式变量。
模式变量理论是帕森斯用来区分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主观取向的类型学工具，在对社会系统的分析中，它又独特的充当了描述社会关系、区分社会结构的类型学工具。
通过模式变量理论，两个层次的现象——行动者的主观取向同社会系统的结构类型——沟通起来，这表明帕森斯的理论分析重点由社会行动转变到社会系统。
行动者在与其他行动者的互动过程中，必然要面临五个方面的抉择，即解决必然出现的五个问题，这五个方面可能的抉择被概括在五对范畴之中。
这些可供抉择的五对范畴被帕森斯成为“模式变量”，它们不仅可以用来确定行动者的主观取向，而且，由于行动总是在特定的系统之中发生，因此也可以把它们作为刻画系统的结构特征～制度化的角色关系～的基本变量。
模式变量的五对范畴是：
普遍性与特殊性；扩散性与专一性，情感性与中立性，先赋性与自获性，私利性与公益性。
①普遍性与特殊性。
这一抉择涉及到互动过程中特定行动标准的适用范围。
区分这对范畴的决定性因素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所遵循的规范性标准是否受团体界限的影响。
在这一抉择中如果选择了普遍性，意味着行动者在同其他任何人的互动中都遵循同样的规范性标准；而选择特殊性则意味着行动者因人而异的改变自己的行动标准。
②扩散性与专一性。
这一抉择设计到互动双方权利义务关系的宽窄和清晰程度。
如果相互之间的义务是狭窄的并被明确限定，就意味着选择了专一性，其特征是提出要求的一方有证明这项要求的义务。
相反，如果双方全部投入到互动关系之中，相互给予或取得的满足是广泛的和不受限定的，那么这类互动选择了扩散性一端，其特征是被要求一方有义务解释这一要求无法满足的理由。
③情感性与中立性。
这一抉择要解决的是互动关系中是否包含着感情因素。
如果双方在互动中投入或获得了感情，则关系处于情感性一边，相反，如果互动双方以理智相对待，避免在相互关系中搀进感情因素，则关系处于中立性一边。
④先赋性与自获性（或品质与成就）。
这一抉择涉及到行动者之间作为相互对待基础的识别标准的性质。
先赋性的识别标准着眼于对方是“谁”，即对方的先天品质及其身份背景；自获性标准主要根据对方“做什么”，即对方的表现和成就来识别和评价对方。
⑤私利性与公益性。
这一抉择涉及到互动中优先考虑的是哪一方的利益。
私利性意味着将自身利益置于优先地位，而公益性则是将对方或整个集体的利益放在优先地位。
任何一种制度化的社会关系都是上述五种抉择的某种组合。
但这并不意味着各个行动者在特定的情景状况下，处理具体的人际关系时可以临时或随意的作出这些抉择。
帕森斯认为，特定的社会关系所包含的模式变量组合是既成的和稳定的，它是由社会文化中价值规范预先规定好的。
模式变量的某种组合不是在个体行动者偶然的随意抉择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社会文化系统中价值规范的制度化结晶。
正是这种制度化的价值规范支撑着社会关系结构。
行动者在进入某种社会关系时，不仅不能随意改变这种关系结构，而且必须预先通过社会化过程将价值规范内画在蝉的人格系统中，即了解各色角色关系中社会文化对五对变量所作的抉择，以便根据具体情景随时调整自己的主观取向。
只有符合规范取向的行动，才能保持互动关系的平衡，使互动过程得以持续进行，使行动者顺利的达到目标。
帕森斯把行动者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角色堪称社会结构的最基本单位，也就是说，社会结构指的是各个地位角色之间的稳定的制度化关系。
在帕森斯看来，维持角色之间权利义务的互补性关系的先决条件是承担角色的行动者对同一组价值规范有共同的理解。
任何社会系统总以制度化的价值体系为其特征。
对于社会系统的稳定来说，维持某种制度化的价值体系成为一项最基本的前提。
有两个原因可能使社会结果产生偏离，一是承担角色的本领不是与生俱来的，因此新成员的加入有可能使原有结构产生偏离；二是人们并不一定完全按照角色期待去做。
这两种偏差可能造成社会结构的解体，因此，社会系统需要两种机制对可能出现的偏离进行调整。
①社会化机制，负责向新成员传授和灌输社会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使他们掌握承担角色的本领。
②社会监督机制。
对越轨行为实行监督和制裁，维持正常的社会结构。
这两种机制的实质都是维持一种统一的价值体系。
帕森斯始终认为，一个社会，只有价值观念一致时，社会秩序才趋向于稳定。
（三）向强制功能主义的转变
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就是社会，它的结构是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制度化模式。
帕氏认为，社会系统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功能条件，即适应（A）、达标（G）、整合（I）和维模（L），也就是帕氏著名的AGIL模式。
其中，适应是社会系统适应环境的能力，它体现了社会与行为有机体系统之间的关系，满足这一功能需要的是社会经济制度。
达标是社会系统确定总体目标、调动系统能量以实现目标的能力，它体现了社会与人格系统之间的关系，承担这一功能的制度结构是政体。
整合是社会系统内部各部分相互联系并协调一致的能力，它体现了社会系统自身的内在联系，承担这一功能的社会制度主要是法律、宗教等。
维模是社会系统维持终极取向的社会价值模式的能力，它体现了社会系统与文化系统之间的关系，执行这一功能的主要是家庭和教育以及宗教制度的某些成分。
帕森斯认为，社会行动系统就是由一个或多个行动者的单位行动互动而成。
进而，帕森斯又提出行动系统的四大要素——社会系统、人格系统、文化系统和行为有机体系统。
社会系统是存在于一定情境（包括物质与环境）中的行动者互动的复数形式，文化系统是价值观、信仰、规范及其他观念的总和，人格系统是人的动机、需要和态度等心理构成因素，行为有机体系统是人的有机体及其生存的自然环境。
一般行动系统的各个独立的子系统本身也可以看作一个独立系统，因而也面临着同样四项必须满足的功能要求。
而且，当这一子系统达到一定规模时，其内部也会分化出相互区别和相对独立的更低层次的子系统。
帕氏并没有停留在子系统层次的研究，而是继续探究到亚子系统及亚亚子系统内部，并认为这些亚子系统具有与子系统相似的功能，协调和共同维持的关系。
所以，帕氏理论不是简单的平面结构，而是复杂交错的立体网络结构，每个因素都相互牵制，并共同维持着社会系统的运行和发展。
帕森斯认为，功能的分化程度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断增大，现代社会功能分化程度最高，因而能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这一切使现代社会制度成为最优越、最合理的社会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高阶段。
在四大子系统中，文化系统颇受帕氏的重视。
他认为文化系统是社会结构变迁的最高控制系统，位于整个行动系统控制程序的最高地位。
帕氏的行动系统控制能级按文化系统、社会系统、人格系统、行为有机体系统的顺序依次递减。
他认为文化系统从人类对终极实在的思考中获得信息量，终极实在是一系列最基本的生存意义问题。
文化首先与终极实在发生联系，并得到最大信息流量和最强的控制力，但由于其活动能量最小，最不易变动，因而文化系统既是变迁中的带动因素，又是变迁中的滞阻因素。
受有机物质环境影响的行动有机体系统，虽然活动能量最大，但由于其信息流量最小，其活动最终受文化系统的规范和引导。
因此，文化系统在行动系统中起着规定和先导的作用。
帕氏认为，这些子系统相互牵制，并制约人类的行动。
在每个子系统内部，社会规范、文化价值、心理活动和生理需要分别引导和控制人们的活动，从而形成一个平衡、协调的行动者的互动体系。
（四）帕森斯论社会变迁
帕森斯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社会总体适应能力提高的过程。
因为社会结构的存在方式是为了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那么，当一个社会结构不能满足社会系统的功能时，社会结构的变迁就势在必行，决定社会结构的四个子系统就要发生相应的变化，使社会结构向着满足社会系统功能需要的方向运动。
帕森斯把这种社会结构的变迁称为是适应性增长、分化、容纳和价值概括化。
适应性增长是整个社会的适应能力不断增强，集中反映在经济效率的提高上。
分化是社会从单一结构转化为多元结构，以适应不断增长的功能需求。
容纳是指为使结构的分化不导致系统的分裂，系统整合要求在不断提升。
价值概括化是由于分化程度的提高，越来越抽象的共有价值代替了各种特殊规范，这种抽象的价值取向为各种特殊规范提供合法性。
帕森斯将社会变迁的根源归纳为①行动系统交换中信息或能量的过剩改变了系统内部和系统之间信息和能量的输出；②信息或能量供给的不足，从而在结构方面引起了行动系统内部或外部的再调整。
帕森斯最后试图将其分析框架扩展到更为广阔的一切方面，他将宇宙分作四个子系统：
行动系统运用符号解决整合问题；有机体系统依靠健康解决目标的达成问题；物理化学系统运用经验秩序应付适应问题；目标系统利用先验的秩序对付维模问题。
帕森斯的这种分析的最终结果是一种庞大的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且有别于人类存在的真实状况，因此，这种分析不再是社会学而是哲学，或充其量是一种巨型思辨的设想。
三、默顿——经验功能主义
默顿是20世纪中期杰出的功能主义者，他强调经验功能主义的重要性，避免创建宏大的、排斥经验现象的分析框架，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减少功能主义假设。
默顿认为，社会学实现宏大理论体系必须的理论和经验基础还没有完成，由于缺少这样的基础，因而代表社会学理论的应当是“广泛地积累数据，提出理论家们在某种程度上必须考虑的各种变量，以及精细的公式化描述和对具体变量间关系的实证性陈述”。
因此默顿建议在社会学中采用“中层理论”。
（一）中层理论
默顿认为，中层理论比宏大的功能理论提供了更广阔的理论前景，用不那么抽象的方式表达的中层理论，展现了定义清晰的操作化概念，并由此构成了对有限现象关系的陈述。
通过对有限现象的理论描述和经验证实，最终会形成更加复杂的理论。
默顿相信，如果没有理论和经验研究的相互影响，理论框架就只具有启发意义；如果经验研究不成系统，对扩展社会学知识体系的意义就不大。
因此，按照中层理论研究方法，社会学理论的概念和命题应更加紧密地组织起来。
通过理论关注经验研究，迫使对每一中层理论的概念和命题进行澄清、阐述和表达。
默顿认识到，尽管有必要集中精力创建有助于研究的有限理论，但理论家也必须关注“将具体的理论同更为一般的概念和命题结合起来”，必须从具体理论对一般理论的贡献出发来阐述社会学的具体理论。
功能主义形式应当被用来阐述中层理论，只是功能主义的理论分析应该采用这样的范式，即概念定义清晰和阐述详尽，进而使系统地修正理论和不断地阐述理论成为经验研究的目标。
按照这种方法，功能主义不仅能够建立中层理论，且能够建立包括中层理论的宏大理论。
对默顿而言，功能主义代表了一种整理概念，即从一般社会过程中挑选重要内容的方法。
默顿的主张似乎暗含了以下一些基本的理论假设：
（1）通过中层理论的发展，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断的知识积累，只要时机成熟，社会学理论最终必将形成一个类似于自然科学的、内在统一的、结构上精美协调而内容上包罗万象的综合理论。
（2）“范式”的概念可以保证中层理论在这个发展过程中的内在逻辑统一性，从而最终累积成综合理论的大厦。
（3）当前已有的社会学综合理论因为时机尚未成熟而操之过急，因而不具有太大意义。
当前的综合理论的探讨和努力是徒费精力，因而是不必要的。
（二）默顿的功能分析范式
默顿认为功能主义理论体系包含了三个有问题的假定：
①功能统一性：
社会系统各个部分在运行中，协调一致、相互促进。
没有不可调节的持久冲突。
②功能普遍性：
标准化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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