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体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效运动以昆明市为例19571960.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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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体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效运动以昆明市为例19571960
集体化时期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效运动———以昆明市为例（1957~1960）
作者：
李安峰
来源：
《学术探索》2019年第8期
李安峰
（贵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贵州贵阳550002）
摘要：
1957~1960年，为加快农田水利建设步伐，迅速实现农村“水利化”，广大群众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掀起了一场工效运动，这场运动前后持续三年。
在有效的组织动员下，昆明市各水利工地充分发挥民工的主观性和创造性，把提高工效作为推进工程进度、按时完成水利“跃进”指标的有效途径，包括政治挂帅、工具改革、关心民工生活、评比竞赛等，中间虽然存在问题，但也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全市农田水利建设的发展。
从整体上看，这场工效运动在“左”的思想干扰下有得有失。
关键词：
1957~1960；农田水利；工效；昆明
中图分类号:
K205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6-723X（2019）08-0130-08
1957~1960年的农田水利建设是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运动。
这期间，为迅速完成全国水利规划目标以实现农村“水利化”梦想，进而提高粮食产量以加快工业发展，党组织动员广大群众在农田水利建设中掀起了一场提高工效的运动，这场运动波及全国，很多水利民工、干部、技术人员等都卷入其中，这对当时的水利建设产生了深刻影响。
所谓提高工效就是为迅速完成农田水利的计划指标而通过诸多途径与方法，如工具改革等以提高工程建设效率和速度的做法。
当前学界对农田水利建设中这场提高工效的运动关注较少，对这场运动的来龙去脉、地方党政的作用、水利民工的表现及其运动的效果等缺乏分析探讨。
本文以昆明市农田水利建设实践为个案，力图对昆明市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效运动进行探究及评析。
一、带有政治色彩的工效运动由来
作为以农耕为主的文明国家，农业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而被誉为农业命脉的农田水利建设，在我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有学者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基本经济区与水利事业发展与否密切相关。
［1］数千年来，勤劳朴实的中国人为发展农业而修建农田水利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取得的成绩可以说举世瞩目。
新中国成立初，为适应农业生产的需要，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对旧式农具进行增补以及推广新式农具的运动，运动也涉及水利施工中的农具，它不仅初步改变了长期以来尤其是西部贫穷地区农业生产工具落后的面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实际上也为之后农田水利建设中进行水利施工工具改革埋下了伏笔。
1956年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毛泽东在对《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稿的修改和给周恩来的信中指出：
“兴修水利，保持水土……要求在七年内（从一九五六年开始）基本上消灭普通的水灾和旱灾，在十二年内基本上消灭特别大的水灾和旱灾。
”［2］（P4）这个水利目标无疑是“冒进”的，结合毛泽东的威信，这为之后各级水利部门制定不切实际的水利规划目标划开了口子。
进入1957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掀起了一场反击右派的运动，反右运动在当时是必要的，但“反右派斗争对知识分子的沉重打击,导致了‘知识无用论’的抬头,为‘大跃进’运动中普遍出现忽视和不尊重科学与客观规律的极端做法埋下了祸根,并为唯意志论的张扬提供了条件。
”［3］这场运动让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受到了阶级斗争的挑战，很多知识分子被下放劳动，让人们感到知识和科学在政治运动和生产实践中的所谓“无用论”，这也是为什么在“大跃进”时期广泛依靠群众，通过大辩论发动群众，进而破除科学和知识专家的迷信而进行广泛群众式的技术革新以提高工效运动的原因之一。
1957年9月24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今冬明春大规模地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10月25日，又公布了《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4］在中央的号召和宣传之下，11月、12月，全国各地相继召开党的代表大会，贯彻中央精神，落实《农业发展纲要》，并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通过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进行广泛的群众动员，一场声势浩大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也由此拉开序幕。
这期间中央关于通过兴修水利扩大灌溉面积的指标不断提高，如“1957年8月在全国农田水利会议上提出的1958年扩大灌溉面积的指标是四千四百零八万亩……十二月份国家经委召开的国家计划会议又修改为九千二百二十一万亩。
”［5］而“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争年代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凡是上级党组织已经决定并下达了的任务，下级党组织和各级干部总是保证提前或超额完成。
”［6］（P38）因此，各省、自治区等也制定并不断提高农田水利建设指标，并投入大量的劳动力，统计数据显示：
1957年“投入水利建设的劳动力，10月份两三千万人，11月份六七千万人，12月份8000万人，1958年1月达到1亿。
空前规模的农田水利建设运动的掀起，实际上吹起了农业‘大跃进’的号角。
”［7］（P479）在这种强有力的政治动员、过高的农田水利建设目标及广泛的群众参与之下，为“苦战三年”实现农村“水利化”，在水利建设工地上逐渐掀起了以政治挂帅为指引、工具改革为主的工效运动。
二、昆明农田水利建设工效运动的开展
昆明地处祖国西南，是云南省省会，因这里属于欠发达地区，长期的经济技术落后使该地的农田水利基础十分薄弱，抵御旱灾能力较差，严重制约了农业发展。
1957年底，在全国农田水利建设高潮掀起的背景之下，中共云南省委提出“三年内为80亿至100亿立方水而奋斗”的宏伟目标。
［8］（P48）为此，昆明市委提出在兴修水利的过程中要“千方百计提高工效，加快速度，降低成本”，［9］并制定了“1958年兴修水利增灌面积为20万亩，冬天再苦干，到年底即可实现水利化”的超越客观实际的目标。
［10］（P35）结合前面我们分析的全国形势背景，这样在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之下，昆明市委市政府经过对群众组织动员，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掀起了一场通过政治挂帅、工具改革、评比竞赛以及关心民工生活等各种方式以提高工效达到按时或超额完成任务的运动。
（一）坚持政治挂帅
政治挂帅是“大跃进”时期确保党领导全国事业前进的主旋律。
通过政治挂帅，提高党在群众中的威望，以确保党的方针、政策等深入贯彻落实，它是以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方向为基础，以思想政治与技术业务相结合，“这一原则要求尽可能广泛地传播官方意识形态，努力保证政治思想推动和指导群众动员。
”［11］（P82）毛泽东在1958年1月指出：
“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他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
”［12］（P351）同年的3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政治挂帅是勤俭办企业的保证》的社论，这是媒体第一次用“政治挂帅”概念进行宣传报道，此后，在毛泽东的重视与号召及官方媒体的传播下，政治挂帅这一名词被广泛地用在党的重要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也是各行各业在生产建设中首先要强调和执行的，包括农村进行的水利建设。
坚持政治挂帅主要通过强化党的绝对领导地位，以达到在党的权威之下广大群众思想的高度统一和劳动行为的时效性。
昆明市委早在1957年12月就发出在大兴水利中要坚持党的领导，并要求“书记动手，全党动员，发动全民全力以赴投入兴修水利的高潮”，为此成立了昆明市水利工程委员会，为直属市委领导的水利建设机构，在县、区委领导下也成立水利委员会。
各县区有1名书记，区有1名区长，乡支部有1名书记，乡人要有1名乡长，公社有1名主任负责水利工作。
［13］（P186~187）在建设工地成立工区指挥部，一般由当地党委书记或副书记挂帅，并在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如宜良县在1959年修建英雄大沟时，成立指挥部，县委书记潘岷山亲自挂帅，县委副书记、县长普震有任指挥长，县委副书记念焜任副指挥长，抽调三个县委委员、三个公社党委书记和县科局长级干部十人加强领导。
［14］（P2）阵容如此强大，强有力地保证了党对英雄大沟修建的绝对领导权，不过从另一侧面我们也可以窥视出地方党委的权力在此次运动中不断的扩展和强化。
这样在党的领导之下，市、县、区、乡及水利建设工地通过成立直属党委领导的水利机构或工区指挥部，牢牢地抓住了此次农田水利建设的领导权，确保党的相关农田水利建设方针的执行。
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坚持政治挂帅，广泛开展了用党的路线、政策等对群众进行思想教育以批判其保守思想，提高施工民工的积极性和建设热情，以此提升他们工程建设的高效性。
“必须强调政治挂帅，各水库必须在党委领导下成立强有力的指挥机构，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破除迷信，提倡思想解放，发挥群众积极性和创造性。
”［15］并以此“向民工进行共产主义教育，‘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和劳动不计报酬’的共产主义风格，提高民工的政治觉悟和劳动热情。
加强对党的方针政策及政治时事学习，走群众路线。
”［16］在金殿水库工地，建立了工区建设指挥部：
“自始至终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及时分析研究群众中的思想倾向，开展群众性的辩论，树立正气，压倒邪气，以保证劳动积极性不断高涨。
”［17］车木河水库工区指挥部在刚成立的时候就非常注重政治挂帅，“加强工地党委的集体领导。
加强民工政治思想教育宣传鼓动。
召开党团会议，以党团员为核心，起积极带动作用，并分别召开青年积极分子会、妇女会、地富会等分别各营连发动民工，在高产周及卫星日以及春节前后各个环节上，从思想上发动民工，大会套小会，从党内到党外，从干部到民工，从上到下，从下到上层层发动。
”［18］因此，政治挂帅保证了党在国家体制中从上到下的领导，使党的权威延伸到最底层的水利施工工地，也增强了党对基层的控制力，成为统领一切生产建设活动的前提和保障，而“加强政治挂帅，从根本上讲就是坚持党的领导”。
［19］在党委的率领之下，成立水利组织机构是掌控全局、实现组织动员群众的有效途径，经过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保证在思想的同质性，以此提高劳动的激情，有利于各项工作的顺利开展，这也不难解释通过政治挂帅能提高农田水利建设中的工效原因。
（二）关心民工生活
农田水利设施是农民最为关心也最能付出其劳动的农田基础工程建设，他们既是受益者也是参与者，而在水利工地上直接进行施工劳动的农民则是农田水利建设的直接行为主体，我们可称之为民工，他们来自农民，在工程修建完之后又将回归农民群体中。
这些水利民工直接与工程发生联系，他们在工地上的生活状况好坏可以说关系到工程修建的进度，如果他们忍受不住工地生活的艰苦条件或者说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关心不够，那么就会发生怠工、逃跑、偷懒等现象，而这与当时所要求的高速度完成水利规划目标是相违背的，可以说，民工生活与提高工效密切相关。
对此，云南省委主管的理论刊物《创造》在1958年初的一篇《提高水利工效的两种方法》中指出：
“在加强政治思想工作的同时,关心群众生活,改善对水利工地的民工的生活管理,这是保持和巩固群众积极性,不断提高工效的重要物质保证。
因此,水利工地上,必须积极地搞好民工生活,保证民工的健康”。
［20］工地民工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很多工地民工每天吃两餐，饭菜十分简单，娱乐生活也十分单调，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民工劳动的积极性。
云南省委在批转江川县委和富民勤劳社改善水利工地伙食的报告中认为“水利工地都是强劳动，由两餐改为三餐，这两处地方所提出的一些办法和政策，都是好的，坚持实现，对于保证劳动的积极性，保证工效，巩固和提高民工的积极性，将发生直接的积极作用。
”［21］对此，昆明市委在领导农田水利建设中也是认真贯彻执行，并尽可能提高民工各方面的生活所需，当然这是在“左”的思想大潮下进行的，并且还要结合本地实际。
工地的高强度劳动严重挫伤了民工的积极性，市委要求“要主动关心群众生活。
适当控制劳动强度，减少加班加点及某些不必要的昼夜营业，使劳与逸，苦战和必要的休整结合起来。
”［22］不仅要控制劳动强度，对于民工的饮食等也要关心，“中型水库一律由一日两餐改为吃3餐，粮食不足，先吃社队储备，不足部分由国家供应”。
［13］（P207）例如昆明西山区在水利工程建设中，对民工生活方面“粮食除定量外，由管理区每人每月补助11斤，设法解决蔬菜，供民工能吃上一汤一菜，适当解决油脂问题，工地设供应点，供应日用品”。
［23］该区正在修建的三家村水库工地“自种蔬菜20多亩，养猪7头，做到自给自足，再加上随时供应成品豆腐，每顿可以保证吃上两菜一汤”。
［24］安宁车木河水库在民工生活方面“工地成立了23人的业余文工团，七天开一次文娱晚会，白天适当的组织小型活动。
在工地50人养一头猪，30人种一亩菜，共种菜85亩，猪26头。
基本做到了三热（菜热、饭热、汤热）三水（开水、洗脸水、洗脚水）”。
［25］富民县拖担水库工地在经过之前的高强度、大干特干和快干之后，很多民工已经疲惫，为此工区指挥部提出“决定每日工作10小时，睡眠8小时，十天休息1天。
保证民工吃饱吃好吃热饭热菜。
工地成立卫生室，生病及时免费治疗，建立供销点保证民工日用品供应，另外在工地组织业余队排演花灯，编唱山歌、快板，五天开一次娱乐晚会”。
［26］为保障民工身体健康，搞好工地卫生工作十分必要，在市卫生局的领导下，昆明市卫生防疫站成立了卫生防疫巡回小组到各水库工地巡回检查卫生工作，要求各水利工地成立安全卫生小组，并提出水利工地最突出的是饮水卫生和饮食卫生，不能让民工们喝生水，要搞好厨房及饮食卫生，以防食物中毒等。
［27］当然，在一浪高过一浪的水利建设高潮下，很多工地为追求高速度，超额完成任务，对关心民工生活的指示在执行中肯定存在问题，大多时候只是他们生活劳动所必需的基本保障，不过应该肯定的是昆明市委的相关文件指示及很多工地关心民工生活的各样做法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积极作用，通过关心民工的生活，激发他们在施工中的积极参与性及劳动过程中的高效性，在那激情燃烧的“大跃进”岁月中，他们被强有力的组织动员起来，打破地域界限，互相协助，以工地为家，在艰苦的条件下为水利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三）进行工具改革
在1957年底全国掀起的农田水利建设高潮中，很多地方为尽快完成任务，开始组织动员民工进行工具改革，以此来提高工效。
伴随着“大跃进”的来临及不断地向前推进，在农田水利建设的高指标高速度下，繁重的施工任务与劳动力的紧张及民工所能完成的有限工作量之间是相矛盾的。
在机械化水平极为落后的水利建设工地上，党领导号召广大技术人员和水利民工等人人出主意、想办法进行工具改革来减轻施工重担，提高劳动效率。
这场工具改革很多是在旧有的木制工具基础上进行修理改造出了所谓的斗车、胶轮推车、地车、木船等，这些改良工具也是在为迅速改变农村落后的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强烈劳动激情和广大群众制造传统工具的历史经验基础上进行的，是那个年代中国农村生产力的真实反映。
云南省相对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生产工具落后，许多地方除了一把砍刀、一把锄头之外，再也没有别的工具。
这种落后现象的存在，如果单靠增加劳动强度和改善劳动组织，是根本无法解决问题的”。
［28］（P2）昆明市作为省会，虽然相对云南其他地方发达一些，但是周围县乡的农村生产工具仍然非常落后，肩挑、人背、马车、牛车等非常普遍，机械化水平很低，这很难完成当时农田水利高潮来临之际所要求的高指标和高速度的任务。
为此，在中央号召之下，通过动员群众进行所谓的“土洋结合”的工具改革成为市委积极宣传和各水利建设工地普遍进行以此作为提高工效的最有效途径。
“要按期完成水利建设工程，必须搞高工效，而提高工效的关键首先在于大力改进工具，开展技术革新运动，在使用铁锨、斗车、推车、牛车、马车、飞斗等运输工具的基础上，努力推广和提高，消灭人挑人背。
”［29］这实际上是对原有木制工具的改进以及传统运输工具的进一步利用，这与现代的机械化水平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千方百计大搞工具改革，凡是可能实现蓄力化、车子化的工地，公社经过分析可能调给的牛车牲畜马上调给，特别要抓紧对大队的督促检查，力求做到蓄力化、车子化。
工效争取翻一番。
”［30］在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之下，这种强有力的从上到下的层层推进式动员迅速地使昆明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掀起了工具改革的浪潮。
我们以几处工地为例，如松花坝水库工地成立了工具改革办公室，开办木工厂、铁工厂、水泥厂、炸药厂、各团营都制定副职干部，专门抓工具改革工作，负责本单位的工具改革任务。
全工区1月17日已有铁木斗车169辆，自动卸土牛车164辆，自动卸土马车14辆。
各土塘都推行爆破与排桩取土，装土普遍使用溜土箱、漏斗、土台等。
［31］昆明市西山区三家村水库“在施工工程上不断地反对右倾保守，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如已制造了绳索牵引、牛犁、爆破等。
”［32］车木河水库主要抓住运土和取土两个主要环节进行工具改革，“石头硬土用爆破，平地软土用牛犁，提高了效率，一架牛犁土，可供45人运一天。
运土方面，陡坡用括板，平地用推车，沟内用滑梯，撑杆，梭槽。
其中民工最喜欢用的是滑梯，工效高，制造简单，方便省力”。
［33］这种建立在经验、激情和原有工具基础上的改革虽然不可能达到机械化水平的高效率，但在当时的国情和昆明的市情之下这对提高工效完成任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一位曾在昆明梁王寨水库参加义务劳动的省级机关人员说：
“通过这次劳动，改变了我过去盲目崇拜专家的思想，意识到真正懂得生产知识的是劳动人民。
”［34］这场农田水利建设中改革工具的群众性浪潮正如前文所指出的那样，一方面是由于当时在过高的水利修建规划和现有的落后工具之间的矛盾；另一方面是因为在之前的“反右”运动中，很多知识分子被打成“右派”并下放劳动让其向广大农民学习，这无疑在那个年代更加助长了群众打破迷信进行工具改革的热情，我们不能否定在工具改革的过程中，存在受当时社会大潮的影响存在着一些不切实际的做法，但这种迫切改变农村落后的面貌，消除旱涝灾害的群众激情是值得尊重的，而在这个过程中通过积极开展评比竞赛也成为提高工效的有效方法。
（四）开展评比竞赛
毛泽东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提出“如何评比？
省和省比，市和市比，县和县比，社和社比，厂和厂比，矿和矿比，工地和工地比”，“鼓励互相竞赛”。
［12］（P346、349）《人民日报》社论号召“如果在农业社与农业社之间，乡与乡，县与县，甚至在更大的地区之间，都能开展革命的工作竞赛，定期拿出成绩来评比，看谁的工作做的又多又快又好又省，那么农业战线就一定能得到更大的胜利”。
［35］当时的语境下，评比竞赛不仅局限于以上场域，它也被用于同一团体或同一工地的同一劳动行为之间，目的是激发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现生产战线的“大跃进”，为赶英超美服务。
在全国广大的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评比竞赛已经成为广大民工施工劳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通过激发人的主观积极性来提高工效的方法。
在全国一盘棋下，昆明各农田水利工地的评比竞赛活动也伴随着“跃进”浪潮不断升温。
例如昆明松花坝水库工地在开展评比竞赛中，组织“流动红旗竞赛，并定期进行评比之外，工区还召开了第一期工程首次评比领奖大会，以表扬先进，树立旗帜”。
［36］这样也使群众在生产积极性上得到尽可能的发挥。
金殿水库工地的评比竞赛是“在各大队的内部中，个人之间、小组之间以至中队之间互相展开，比干劲、比智慧。
［37］为进一步提高工效，市水利工程委员会在1958年底进一步提出“各大中型水库之间开展红白旗竞赛，由市组织每半月评比一次。
小型水库由区组织，各水库亦须开展竞赛”。
［38］随后召开的水库评比会议中，经过交流和评比，“富民县拖担、罗免、西山区三家村三座水库对工作的全面开展较好，较显著，工效较高，评为先进水库，插上了红旗”。
［39］在评比竞赛中，安宁车木河水库工地较为典型，该工区实行评比红旗竞赛，“起初是以完成任务为中心开展互相检查评比，七天以大评，一天一小评，后阶段分成各项评比，五天以大比，其中任务大评共15次。
工区评过三次模范，共发了奖状250个，红花250朵，口缸123间，毛巾259块”。
经过评比竞赛，“从开工到现在为止发的集体奖和流动红旗数于下：
流动大红旗两面，五项评比小红旗五面，其他小红旗八面，奖回家过光荣年的大红旗三面，筑坝先锋大红旗两面，发锦旗十一只”。
［40］从上我们可以发现，评比竞赛精神的奖励要远大于物质的激励，这与当时所发扬的社会主义集体协作、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是相一致，不过工区所发的一些象征性的奖品也从侧面承认了人们存在着物欲，但还是尽可能地发扬无私奉献的精神，把这种物欲降到最低点，因为在当时个人或集体的荣誉要远大于经济的欲望，而这种集体的荣誉感在评比竞赛中也最大限度地被发挥到极致。
因此，评比竞赛是“大跃进”时期为相互赶超目标和超额完成计划指标而被广泛推广运用的一种通过精神激励的方法以挖掘个人潜力进而提高生产积极性和劳动热情的方式，这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国家体制有关，也与水利修建的主体民工对未来美好的农村社会的憧憬有关联，我们不能去一味地否认这打上时代的烙印的痕迹，毕竟这种方式方法承载着很多年轻民工为之奋斗的理想，也是特殊国情的反映。
三、昆明农田水利建设工效运动评析
任何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都具有自身的规律性、场域性和两面性，我们不能用当下人的思维去认识分析已经不属于现有语境之下的历史事件，更不应在评析历史事件的过程中带有过度的政治性、主观随意性。
因此，下面让我们尽可能地站在当时的历史大潮和地域特殊性之下对这场运动进行简要的评析。
（一）这场运动是在“左”的思想干扰之下进行的，存在诸多问题
在“苦战三年、实现水利化”的号召和不符合实际的指标下，为了完成水利规划任务，云南省委和昆明市委制定了高工效的标准：
“规定一上阵就要达到六方以上，因此，在民工上去以后，必须立即抓紧提高工效这个重要环节。
”［38］为此，很多民工以牺牲休息时间通过高强度的劳动节奏以提高工效，如：
松花坝水库在1958年5月第二期工程开工后，号召“从5月20日到6月10日，苦战20天，每日坚持生产14小时”。
［41］又如“西白沙河省级机关第四大队为了保证按期完成坝高任务，坚持劳动18小时不下工地”。
［42］
为提高工效，很多工地忽视了对民工生活的关心，如：
“老鸦关水库民工的工棚没有门，工棚两头通大洞，睡觉很冷。
清洁卫生也没有搞好，有些民工因日久没洗衣服、被子，因而生蟲子，没有开水吃，有的病人要吃药，也没有开水。
上村阱水库民工反映，干了一年衣服被盖烂了的换不下来洗，长时间没有放假。
”［43］恶劣的劳动环境给民工带来了精神和肉体的创伤。
工地上进行土石爆破来代替人工刨、挖等也被认为是提高工效的方法，但在高强度、高速度之下，由于安全教育不到位，存在着在施工爆破中民工被炸死炸伤的情况，如车木河水库工地在1959年“2月18日晚上七点左右，杨奉春在南上塘放炮炸土，在放炮前接电雷管线时，不慎把炮搞响了，将自己炸死”。
［44］以上的诸多问题是在“左”的思想干扰下为完成不符合实际的计划指标而进行提高工效时发生的，这对施工民工的心理或多或少有相当程度的影响，有的工地还发生了民工逃跑、怠工等行为，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水利工程施工进度和工程质量。
（二）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群众的创造性，树立了一批典型，培养了一批技术人员
历史不仅是政治史、经济史、宏观叙述史也是底层百姓史、人民大众史、个体人物史，因为所有的历史都是由一个个个体创造并融合在一起的，只不过每个个体在历史的进程中有作用大小而已。
民工作为农田水利建设的行为主体，被组织动员起来之后，他们在农田水利建设中一定程度上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提高工效以推进工程进度，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也培养了他们的技术技能，有相当一批技术人员就是在提高工效中产生的。
在农田水利建设工地上，在指挥部的直接领导带动下，广大民工破除迷信，把传统经验与简易的现代技术相结合，创造了诸多水利工具。
例如宝象河水库工地施工群众充分发挥聪明才智，“铺设轻便铁轨8000米，设铁斗车104张。
用75架耕牛犁土，250张马车运土，制作石夯68个，羊角碾6个，木轮手推车2209张，架设运土飞兜8架，排水木渡槽485米”。
［13］（P237）除此之外，树立先进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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