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好声音案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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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声音案例
1、《中国好声音》节目成功的关键因素分析？
一、模式的胜利：
国际成熟模式与中国方式运用的合谋
1、海外成熟的节目模式与细节的原版式复制
2、中国“制播分离”模式的经典运用
二、“草根”叙事：
受众接受心理的发掘
1、“草根”音乐选秀：
音乐选秀的零门槛
2、“草根”背后的故事：
故事讲述会
3、悬念的设置：
导师背对学员听声音、转椅后学员选择导师等
三、明星效应：
受众注意力的聚焦
1、导师的明星效应：
有较高的专业水平，知名度较大，覆盖人群范围较广
2、导师的表演性与真性情：
促进了节目的戏剧性与可视性
四、仪式化：
精妙绝伦的场景呈现
1、表演性的舞台：
舞台的装饰、LED灯等
2、专业的硬件配备：
音像、乐队等
3、符合情境的音响以及音乐：
根据现场情感给予符合情境的配乐呈现
五、整合营销：
各种传播方式的合力促销
1、前期广告宣传：
明星导师的广告播放
2、事件营销传播：
导师转椅天价、节目剧透等
3、新媒体（微博）营销：
明星互相转发微博话题的辐射效应
六、浙江卫视：
输出正能量，弘扬真善美
《中国好声音》“盲听盲选”的公平原则可以不看相貌，不看背景，只听声音，让其貌不扬的草根实现梦想，这正体现了生存在当今社会的大多数人的内心价值需求。
2、作为制作公司的灿星团队在困境面前采取了哪些竞争战略？
其创新策略有哪些不足之处？
电视台不再是一次性买断制作公司的节目，而是采用了一种“紧密捆绑式的合作关系”：
节目制作公司灿星制作与播出平台浙江卫视采取共同投入、共担风险、共享利润的合作方式。
灿星公司采取的竞争战略是：
差异化战略
在众多的诸如快男、超女等选秀节目日渐泛滥的背景下，从国外引进了这种音乐类娱乐节目，采用了盲选、PK等赛制，在比赛形式上就较其他选秀类节目更吸引眼球；此外还很重视在考察选手的过程中对于选手的经历、梦想等精神层次的挖掘，形成了独有的文化，增加了观众对于选手的认同感，为节目带来了良好的口碑。
增长型战略
1.增强实力。
那英、汪峰、庾澄庆、张惠妹等大牌歌星的加盟，使得中国好声音保持在歌曲类选秀节目中处于领头羊的地位，找到一线歌星作为合作伙伴也保持了现有的市场占有率，保证了自己的地位。
2.经营文化。
中国好声音一直以来都很注重草根选手，通过导师与选手的交流，使得观众得以了解选手的精神世界，更容易产生共鸣，好声音也因此有“传播正能量”一说。
3.打造产业链。
除了广告费，灿星团队通过与选手签约、组织巡演等方式，从多条渠道创造收入，扩大了企业自身的价值。
横向战略——灿星品牌影响力的扩大
从东方卫视到浙江卫视，再到央视，灿星一直坚持和全国排名靠前的卫视平台合作，争取影响力最大化。
而灿星制作的几档节目都和电视台采取了令人叹为观止的“对赌”合作方式———从第一季“好声音”开始，灿星就与电视台签下“对赌协议”，将收益方式改为与电视台进行广告分成，如果平均收视率达不到协议数字，灿星将独自负担广告商损失。
纵向战略——品牌延伸
灿星早已不满足于单纯地迎合音乐产业的需求，而是希望引领市场、填补空白，《中国好歌曲》应运而生，“好声音”选人，“好歌曲”选歌。
当其他制作公司身陷恶性竞争、难有生存空间时，灿星看重的是整个音乐平台的发展，即如何通过这样的战略模式，搭建中国流行音乐重整旗鼓的平台，让国内所有相关公司都通过这个平台获得营养，以科学的商业模式，带动整个华语流行音乐的发展和良性循环。
以下是一篇报道中的一段文字：
2013年，灿星制作总裁田明多次反复强调一句话，“我们不做没有产业链的节目”。
如果细心观察就会发现，其实从第一季“好声音”开始，灿星就有产业上的野心。
尽管第二季平均收视率破5，盛典之夜15秒广告被炒到了破纪录的380万元，但在田明及灿星团队看来，这只是攻城略地的第一步。
纵横之外，灿星还有一个令人惊叹的品牌计划，包括全品类的衍生产品的生产、合作与发行。
众多品牌捆绑在一起，形成利益共同体，其合力定让人叹为观止。
尽管中国好声音这个节目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其创新策略也并非十全十美。
其盲选和PK结果饱受媒体和网友的诟病，关于其内幕交易和强制签约等爆料也是层出不穷。
究其原因，还是灿星团队更重视商业属性，而这违背了他们打造平民化舞台和独有文化的初衷，这也是三年来中国好声音的影响力和关注度都在逐渐下降的原因。
3、国内卫视节目的制作和播出的三种主要模式的优缺点？
一、ENG，即“电子新闻采集”（ElectronicNewsGathering）。
这种方式是使用便携式的摄像、录像设备来采集电视新闻，特点是采用单机单独进行摄录。
优点：
摄录同步，它可把电视记者在新闻事件现场的采访、报道，直接声形并茂地展现在观众面前。
它把电视记者采访报道活动直接推向屏幕，让观众看到的是采访的过程而不是结论。
拍摄机动、灵活，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后期编辑制作、处理。
方便了现场拍摄，它与电缆通信、微波通信、卫星通信技术结合就能实现新闻直播；有的则可在进行简单编辑后，经过电缆、微波或卫星由记者直接进行广播报道，这样就大大提高了电视新闻的时效性。
缺点：
不能够将不同角度、不同景别的画面一次组合成功，工作效率较低，不太适合场景变化太多的电视剧，而适合场景变化较少的室内剧、综艺节目和各种体育赛事、大型活动的节目制作。
二、EFP，即电子现场制作（ElectronicFieldProduction），也可以称电子外景制作，是多机拍摄，即刻编辑的现场节目制作方式，是对一整套适用于在演播室以外的作业的电视设备的统称。
该方式主要采用电视录像车和电视转播车到外景进行现场拍摄和制作，也可以进行实况直播。
优点：
是可以在事件发生的现场或演出和竞赛现场制作电视节目，不论是进行现场直播还是录播，摄录过程与事件发生、发展同步进行，因此，现场性特别强烈；EFP方式使用多台摄像机进行现场拍摄，现场切换，提供的视频信号是连续不断一次完成的，也可称为“即时制作方式”。
因此，大大简化了节目制作的流程和工艺，节省时间。
缺点：
动用的人力物力较多，不太适合场景变化太多的电视剧。
三、ESP，亦即“电子演播室制作”（ElectronicStudioProduction）。
它主要是指演播室节目制作系统。
意为电视内景即演播厅及其配套的高档电视节目制作设备的节目制作，如全自动化室的内灯光系统、高清晰度的摄像系统、高保真音响系统，特别是数字特技、模拟特技、动画特技系统等等。
优点：
ESP方式既可以先摄录、后编辑，也可以即摄、即播、即录（实况播出/录像）。
多讯道的摄像机拍摄、同期录音、同步合成；降低和节约节目制作成本经费，提高节目制作效率；在演播室制作节目不受环境干扰，不受天气影响、不受时间限制，不受人员限制，最有效发挥节目编导的创作和才华。
缺点：
ESP方式，涉及设备、流程多，在演播厅搭景、排练要占用一定时间，因此，要减少节目制作成本，就要加强演播室的科学管理，改进电视布景、道具的搭置工艺、提高导播的摄录效率、缩短演播室制作节目的周期。
4、《中国好声音》的成功对国内电视节目的启示？
用资本运作的方式看待电视节目，这是好声音带给业内的第一个启示。
有人将今年的《中国好声音》和2005年轰动全国的《超级女声》做对比，但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好声音》除了在节目形式上引进了荷兰原版的《TheVoice》，更注重在运营管理方面的开发和在整个音乐产业链上的布局，从这个意义上，《中国好声音》做了一笔“中国好生意”。
在文化产业突飞猛进的今天，如何从产业、资本的角度去做文化，将文化做大做强，是整个文化领域都在思考的问题。
这其中不仅缺少产业化的思路，也缺少既懂文化又懂资本的操盘手。
《中国好声音》在这个方面无疑开创了一种可能性。
在电视这个领域里，海外的成功经验早已在产业化的道路上做出了成绩，以《TheVoice》为例，它在英美市场上不仅吸引了广告主的赞助，同时也通过与Itunes的合作，将在电视荧屏里即时呈现的音乐与线上的销售挂钩，获得更丰富的经济效益。
来到中国，《中国好声音》在拥有多个赞助商的同时，也与中国移动签署了彩铃分成协议，学员在节目中演唱的歌曲，同时可以通过彩铃下载。
另外，制作公司也与中国移动联合成立了一家经纪公司，为学员的后续发展保驾护航，这被看做是国外版权模式的一次本土化创新。
用资本运作的方式看待一档电视节目，通过合作经营、资源置换、协议分成甚至股份互持等方式极大地整合各种资源，以此形成合力发挥巨大能量，这应该被看做是《中国好声音》的命脉所在。
对此，《中国好声音》的幕后推手，华人文化产业投资基金的首席投资官李怀宇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中国文化产业具有自己的特点和运作规律，内容策划、制作、播出、广告经营、后开发等环节需要无缝配合。
其次，产业链整合的力量引发文化产业从业者们的思考。
早在《中国好声音》于今年6月的北京新闻发布会上，陆伟就曾经做出过判断：
一档电视节目不可能彻底改变一个行业的面貌，我们关心的是节目能为行业做一些什么事情。
音乐产业中的主体———唱片公司、演出公司、经纪公司长期以来都处在群雄割据、各自为政的局面，各自力量的薄弱，不仅让它们在面临互联网冲击的时候显得毫无还手之力，也让它们无力通过整合产业链释放出行业潜在的能量。
《中国好声音》的导师那英、刘欢、杨坤和庾澄庆通过节目也清晰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因为对原版模式和运作团队的认可，四人加盟了节目，而他们在节目中对学员的选择不仅代表了个人对音乐价值的判断，也影响了公众的音乐喜好，将好的音乐推广给更多人，将如何欣赏好音乐介绍给普罗大众，这本身就是对音乐的传承与发扬。
尤其是刘欢在学员袁娅维离开舞台时对于原创流行音乐细分市场的一段讲话，也只有在真正主流的强势平台上才能得以最广泛而有效的传播。
第三，“草莓一代”通过节目证明年轻人的全面崛起。
一个是21岁的男孩，一个是20岁的女孩，9月30日《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的巅峰之夜，属于两个90后的年轻人———梁博和吴莫愁。
这是中国第一个音乐类的节目将最后的荣誉交付到90后的年轻人手里，也让人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看待了中国被称为“草莓一代”的80、90后年轻人的真情实感。
如果说节目的创新和对行业的启发是节目组有备而来的话，那么《中国好声音》对不同年龄阶层人群沟通和互相理解带来的社会文化意义，其效果则让节目组出乎意料。
有人认为90后的年轻人性格强烈，行事夸张，但梁博的身上却有着一种超越年龄的成熟与稳重。
如果说梁博代表着90后沉稳的一面，那么吴莫愁的特立独行则代表着90后突破传统的勇气。
一位网友这样说道，很多人对90后的不理解源于他们认为只有自己的想法才是对的，当他们看到舞台上年轻人的努力拼搏，这种成见自然会渐渐消失。
人们开始理解这些孩子，也欣赏90后为了梦想付出的努力，从而喜欢他们从内心流淌出来的歌声，这就是沟通的价值。
创新能力仍是我们最大的尴尬，现阶段创意产业要正视差距，从借鉴克隆到联合开发，要创造出自己的电视模式“好声音”节目样式最初是在荷兰首创，在美国等多个国家试水后被引进到中国。
其购买版权的费用很低，只有区区两三百万。
最初灿星公司看中的是另一个节目《X元素》，但因下手较晚该节目被别的电视台抢先一步，退而求其次才选中的“好声音”。
在这种背景下，今天“好声音”取得了巨大成功，更能够给我们带来多方面的思考。
山东广播电视台品牌创意中心电视剧节目研发部主任刘何雁介绍，现阶段我们发展文化产业，特别是电视娱乐产业，首先要面对现实、正视差距、敢于借鉴，“比如汽车产业，我们学习使用先进国家的技术似乎没有问题；但要是创意产业，说到完全学习、克隆别人的先进经验，似乎就不能接受，这种观点其实失之偏颇”。
他表示，国外有专业公司专门研究创意电视节目的研发，而国内虽然很多电视台也有类似的研发部门，但并没有足够的资金、人员、制度去保证它真正发挥作用。
这种情况下，面对国外已经很成熟的节目样式我们完全可以学习、借鉴。
“要发展原创的方向是对的，但在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并不是不能模仿甚至克隆。
尽管购买别人的版权，合同中会对很多细节有严格的设置，不能随意改动，但一个节目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必然会产生一些改变，这个改变的空间其实已经很大，已经足够我们做很多文章。
《中国好声音》就是不动声色地加入了很多符合中国人情感的元素，令观众更加认同。
”
山东艺术学院艺术文化学院教授田川流同样表示，“照抄”的形式有争议，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但如果该节目样式已经成熟，我们完全可以依样模仿，“只要适当加入中国的情感和元素”。
“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探讨，我们应该允许探讨，并给制作者足够的时间进行提高”。
刘何雁介绍，引进国外成熟成功的娱乐节目通常要经过三个阶段：
一是完全照抄，湖南台的《快乐大本营》、《超级女声》等等，就是他们早年在广东看到国外的节目后照搬进来的，山东台同时期也做过类似的尝试；第二是购买版权阶段《中国好声音》就是个代表，这类节目通常都有详细的产品说明书，从情节设计、现场灯光、音乐舞美，到制作规范、营销流程，有多达上百页的详细说明和严格规定。
其中既有科学的节目制作程序，也有成熟的市场开发模式，这些都是当下国内电视综艺节目的短板；第三就是联合开发、同步上市阶段，这当然是最佳合作方式。
“我们现在还处在第二个阶段，正努力向第三个阶段进步。
”
济南电视台娱乐频道副总监田园表示，“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证明国内卫视已经进入高投入、高质量、高收视率然后带来高产出的时代。
“这种运作模式必备的两个条件一是专业的播出平台，二是专业的制作团队，因此对城市电视台来说，几乎是不可复制的。
对我们来说学习的重点更应该是其灯光、舞美、环节设计等具体操作手段。
”
田园表示，从《中国好声音》来看，创新能力仍然是中国电视人最大的尴尬，我们已经全面进入了版权购买的模仿时代。
《花儿朵朵》、《中国达人秀》、《欢乐合唱团》、《生存大挑战》……这些节目无一不是在模仿国外。
田园也用汽车业做了类比。
“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电视产业还处在初级阶段。
这也是个必然的阶段。
就像是汽车制造，必然要先学习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然后再谋求自己的突破与原创。
”
从节目的角度看，今天是结束，从品牌的角度看，今天是开始；“好声音”也有遗憾，品牌维护最重要。
灿星总裁田明坦言自己也对《中国好声音》第一季“略抱遗憾”：
缺憾一是《中国好声音》的模式不是原创的，是从海外引进的；缺憾二是《中国好声音》中的音乐不是原创的，是翻唱经典歌曲。
针对这两点，他表示了自己的期望：
“灿星制作有许多大型节目的制作经验，但成功的节目都是引进国外的先进节目，在此基础上，我们要创造出自己原创的电视模式，证明中国的节目也可以引领国际，而我们也要做更多原创的音乐，希望我们可以带领中国原创走向世界。
”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电视节目制作人，田明深知维护一个品牌比创造一个品牌更艰难。
他直言：
“从节目的角度看，今天是结束；从品牌的角度看，今天是开始。
”正因如此，灿星公司已经着手制定了一系列拉长后续产业链条的计划，包括国内、国际巡演、为选手推出唱片、线上线下互动等等。
田园也表示，电视是一个“急功近利”的产业，维护一个品牌不容易。
曾经红极一时的《超级女声》后来也悄无声息，其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很重要的一点是因为观众有着“喜新厌旧”和挑剔的本能；另一方面，也和有关团队品牌维护的能力不强有关。
“很多节目经常恶意炒作，本来是一个励志的、健康向上的节目，往往很快就陷入炒作的泥潭，这样不仅伤害观众，也伤害了选手，更伤害了节目自身。
”
模式很重要，执行力更重要，不同的人去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未来创意产业的发展方向，必定是“大的传播平台、小的内容生产者”《中国好声音》的成功还带来一个最大的启示，那就是同样的节目创意，不同的人去做，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刘何雁说，“模式很关键，但执行到什么程度更关键。
与‘好声音’同一时期的相同创意还有很多，甚至因此还产生了一些纠纷，但只有‘好声音’成功了。
当时灿星团队想购买而未能成功的《X元素》，被别的电视台捷足先登后，并未产生预期效果。
这充分说明人的因素在一个节目中的重要性。
”
另外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是，未来的创意产业发展方向，一定是“大的传播平台、小的内容生产者”。
灿星公司的老总田明原来在东方卫视工作，在体制内他并没有推出多么成功的节目。
艺术创意类文化产业都是个人化的东西，而体制的核心就是分配，因此在体制内进行大的创意更难。
这也是为什么国外创意公司的发展趋势是从国有到集体、再到私营、最后到个人工作室。
“制播分离”也是田川流教授为“好声音”总结出的第一个“制胜法宝”。
“‘好声音’是国有播出平台与民营制作团队有机结合的很好的范本，有着典型意义，值得类似大型节目制作和文化产业形态学习。
”他说，类似的制播分离的形式在我国已经有较长时间的实践，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真正实现。
这种被国外证明了的先进的合作样式再次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
田川流介绍，目前国有的演艺团体很少有能够“赚钱”的，能够实现较好经济收益的文化公司无一不是民营，如“印象”系列、杭州宋城集团、赵本山的“刘老根”大舞台等等。
“体制与民营必须寻找一个有机的对接方式。
”
市场化运作、国际化视野、娱乐性本质—文化产业不可或缺的三个元素在田川流教授看来，《中国好声音》的成功离不开三个方面的核心，那就是市场化运作、国际化运作机制、娱乐性本质。
“这对我们本土文化产业的发展都有着重要启发。
”
他表示，“好声音”的操作模式无论是对浙江卫视、民营团体还是对导师本人，对每个实体都是公平的，可谓一荣俱荣，这是真正市场化的运作模式，把每一方的积极性都最大限度地进行了调动与鼓舞。
同时，田川流指出，无论做什么节目，都应把眼光放长远，要有国际化的定位与世界性的视野，引进国际化的运作机制。
尤其艺术是跨文化的，谁的眼光更开阔谁就能占得先机。
节目主打娱乐性，也是发展文化产业的核心元素之一。
“艺术文化应该宽容，不能强求主旋律，应该允许受众自由选择。
梁博凭借摇滚赢得了观众青睐，平安所演唱的《我爱你中国》同样获得喝彩，观众并不排斥民族精神与爱国情感，只要别过于刻意。
”
他说，《中国好声音》所呈现的运作模式，未来将会是广播电视等传播媒体产业经济效益的主要利润来源之一。
“发展文化产业理应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举，在我们马上要举办十艺节之际，深入思考‘好声音’带来的种种有益启发确有必要。
”
启示一：
以原装进口提升“国际”水平
这些年，电视栏目成为各大卫视赚取收视率的重要途径。
如果说新世纪之初湖南卫视的《快乐大本营》、央视的《幸运52》《开心辞典》开启了中国电视栏目娱乐化的序幕，那么2005年前后湖南卫视策划的《超级女声》《快乐男声》等“真人选秀”节目则不仅让观众体验到“拇指短信投票”的“全民狂欢”，而且使得湖南卫视成为名副其实的“金芒果”（俗称“芒果台”），一度被作为央视“老大哥”的有力挑战者。
直到2010年江苏卫视推出婚恋交友节目《非诚勿扰》，才打破湖南卫视独霸娱乐江湖的格局，也带动其他电视台把电视节目的创新作为立台之本。
不过，从《超级女声》开始，某种类型的电视节目一经热播很快就会成为竞相模仿和抄袭的对象，这一方面吻合于降低研发成本和市场风险的经营之道，另一方面也很容易造成盲目跟风、“千台一面”的泛滥现象。
特别是近些年《非诚勿扰》《中国达人秀》等婚恋、草根秀节目的火爆，各大卫视纷纷“顺势”在黄金时间段争相推出相似节目，一时间婚恋交友、达人（草根）秀满天飞，甚至不惜嘉宾、选手身份造假或说出“惊人之语”来吸引眼球。
可是，栏目播出量的增多并没有带来节目的创新和高品质，反而形态雷同、粗制滥造，这直接导致2011年下半年国家广电总局紧急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电视上星综合频道节目管理的意见》。
在这种背景之下，电视台在保留原有黄金栏目的同时，开始走向栏目精品化的道路。
途径之一就是不惜花高价直接从国外引进高收视率的经典节目，这样也可以减少制作新节目所带来的市场风险。
其实，两年前东方卫视就推出《英国达人》的中国版《中国达人秀》，2011年浙江卫视也原版引进英国BBCW频道的收视王《就在今夜》，打造为《中国梦想秀》。
今年最引人关注的引进节目分别是央视综合频道的《谢天谢地，你来啦》和《中国好声音》，前者来自于澳大利亚的《你是主的恩赐》，后者则是荷兰的王牌节目《Thevoice》。
可以说，中国电视栏目已经从新世纪之初的自制、“山寨”逐渐走向以原装进口为主的发展阶段。
据悉全国排名前十位的卫视超过半数购买了海外节目版权，这无疑“瞬间”提升了中国电视栏目的“国际”水平，也便于国内电视制作业学习“先进”经验，尽快消化“进口技术”以提升本土创意水平。
相比国产自制节目，这些“原箱不动”渡海而来的进口栏目在舞台设计、情节编排、场面调度上更加精致。
每个“进口节目”都有一个详尽的“用户手册”，里面收录了节目原样复制的步骤、现场排演的细节以及拍摄机位、后期剪辑的“秘笈”，国外公司还会派遣技术专家、制片人或导演“亲临”现场指导，以保证“原汁原味”地复现这些引进节目的核心风格。
可以说，《中国好声音》的制作方式有点像电影领域中的“大片”，用大投资、大制作并承担“血本无归”的高风险来博取高额回报。
幸好，《中国好声音》确实带来了耳目一新的感觉。
启示二：
真正制播分离的成功案例
与浙江卫视去年推出的《中国梦想秀》不同，《中国好声音》并非浙江卫视独立制作播出，而是联合上海文化广播影视集团旗下的星空传媒下辖灿星制作推出的。
也就是说，这档节目的版权购买、制作与播出平台是分开的，这和近些年中国广播传媒行业的改革有关。
制播分离已经成为当下电视节目生产的常态，只是相比民营制作公司，国有电视台往往出于节约成本而购买自己的子公司所生产的电视节目或电视剧，从而出现制播虽然形式上分离却实际上还是一体的现象。
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好声音》是少有的真正制播分离的成功案例。
“制播分离、转企改制”的市场化方案只是改革的一张面孔，与此同时，广电总局同样强调在电视台的改革中，电视台等传媒集团不仅是自负盈亏的、自主经营的市场化“企业”，同样也承担着宣传和公益的责任。
因此，当下传媒行业的康庄大道是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
日前，广电总局下发了《关于表彰2012年广播电视创新创优栏目的决定》，《中国好声音》也在“创新创优栏目”之列，可谓实现了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获得了市场、官方和观众的多重认可，因此，有必要进一步追问《中国好声音》究竟传达出了什么样的主流价值观。
启示三：
谁会是下一个“幸运”之星？
新世纪以来中国电视观众也像其他文化领域一样（图书、电影等）更加趋向年轻化和低龄化，似乎只有年轻人才能成为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力军，在这个意义上，黄金时段的电视节目所针对的主流群体就是都市青年人，像老年、养生类节目则处在相对边缘的状态。
而这些进口节目之所以能够“落地生根”很大程度上也是满足当下中国青年观众的心理需求。
《中国好声音》虽然有“好声音”的噱头，但其所传递的文化价值观却与之前热播的《中国达人秀》《中国梦想秀》并没有本质差别。
2010年东方卫视播出的《中国达人秀》推动真人秀节目由“超女快男”转向身怀绝技的“草根”达人，而其原版《英国达人》被中国观众所熟知，则是因为2009年4月成功“制造”出苏珊大妈的“奇迹”，一个体态发胖、衣着寒酸的小镇大妈却拥有“天籁”一样的声音。
于是，在“全球”观众的见证之下，一只“丑小鸭”瞬间变成了“白天鹅”。
《中国达人秀》也秉承这样的宗旨，把电视荧幕变成“见证奇迹的时刻”，断臂钢琴师、菜花甜妈等草根达人纷纷登场，“相信梦想，相信奇迹”也随之成为当下电视节目竭力营造的“文化氛围”。
2011年播出的《中国梦想秀》同样是让“身残志坚”的残障人士或拥有超级才艺的普通人“圆梦”的节目。
在《中国好声音》“盲选”阶段，除了一个又一个“好声音”登场之外，最具有戏剧效果的就是嘉宾对选手的“争夺战”，这种成功者将留在聚光灯下、失败者只能黯然离去的“竞技场”非常恰当地言说着这个时代的生存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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