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 梁启超.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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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梁启超
三十六、梁启超
梁启超（1873—1929年），字卓如，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等。
广东新会人。
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
中国近代史上最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政治活动家、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
关键词：
启蒙、椽笔、忧国、求索、荣归、共和、周游、立场、言论、
学术、教学、师徒、诤友、激赏、质疑、流质、性情、温情、淋漓、
自负、内省、早秀、逸事、婚恋、风雅、嗜好、陨落、追怀、纷纭
启蒙
（一）
时务学堂是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良、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它是维新运动的重要标志之一。
梁启超在该校担任总教习期间，培养了蔡锷、秦力山等一批中国近代著名的政治家。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一直在改良和革命之间徘徊。
变法的失败，让梁一直不停反省。
“风云入世多，日月掷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
”1902年，虚岁满三十的梁启超元气淋漓，能量惊人，《新民说》、《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新史学》等著作更替横空出世，在中国政界、道德界、学术界、文学界掀起巨大波澜。
梁启超对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思想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意识到：
“民德、民智、民力，实为政治、学术、技艺之大原”，政治制度变革的成功，其背后实际有一种更广的文化支持，即为国民素质或曰“国民性”。
因此，他提出要改造“国民性”，造就“新民”，并以“中国之新民”作为自己的笔名，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新民说》一文。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总结中国国民的落后性为：
奴隶性、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爱国心薄弱、作旁观者等，他提出了两种造就新民的方法，一是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是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
中国国民要具备有公德、国家思想、权利思想、自由思想、自治力、尚武精神、合群思想、义务思想、良好的私德等现代精神，方可成为中国新民。
梁启超认为“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而国民素质则决定一国政体的优劣，正是由于中国民众的落后性，使得中国只能由专制政府统治，陷入了暴政轮回的深渊。
鉴于此，梁启超把全部的精力放在了培养中国新民的工作上来，他坚定的认为，“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
”
梁启超阅读西方历史，读到哥白尼的地圆之说开辟了美国，培根、笛卡尔的哲学扫除了欧洲数千年学界的奴性，他认识到“一国之进步，必以学术思想为之母，而风俗政治者皆其子孙也。
”1902年，梁启超写下了《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一文，着重阐述了学术改变世界的伟大力量。
同年，梁启超的《新史学》一文掀起了“史界革命”，梁也成为中国“新史学”的创始人。
在《新史学》中，梁启超将司马迁、杜佑、郑樵、司马光、袁枢、黄宗羲奉为中国史学上的“六君子”，他激烈批判其余史家多碌碌无为，“因人成事”，《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是“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
梁启超主张，史学应为国民而作，用来记录国民事迹，宣扬国民精神。
启蒙
（二）
梁启超认为，文言文过于阻碍新思想在民众间的传播，因此他开始主张改造语言文字的革命，以利于文化普及，这就是“文界革命”。
针对当时中国上层社会和文人中间文言文流行的现状，梁启超提出“今宜用俚语，广著群书”，以此开启民众思想智力。
梁启超在著文时，有意采用俗语写作，一扫古板、僵化的文言之风。
他的文章通俗易懂、雅俗共赏，文笔生动、活泼、新鲜，条理明晰，“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感情充溢，被当时人称之为“新文体”。
新文体的流行，为后来的白话文运动开启了大局面。
梁启超发起的“小说界革命”，彻底改变了小说在历史上所处的尴尬地位。
1902年，梁启超创办了中国第一份专门刊登小说的杂志《新小说》，他不仅完善小说理论和开辟小说阵地，而且还翻译、创作了大量的优秀小说，如《佳人奇遇记》、《意大利十五豪杰传》、《新中国未来记》等。
1899年，梁启超首次提出了“诗界革命”的主张。
他提出新诗要有新意境、新语句，注重“新意境”与“旧风格”的结合。
在《饮冰室诗话》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诗界革命”的理论。
梁启超提出的“小说界革命”和“诗界革命”，大大提高了文学在社会中的地位，小说和诗歌也因此拥有了神奇的魔力，在社会上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力。
梁启超曾提出了一揽子的革命主张，比如戏剧革命、道德革命、提倡解放思想，倡导妇女解放、一夫一妻、不缠足、反对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提倡政治革命替代种族革命等等。
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华民族”这一概念，被认为是近代民族主义的奠基人之一。
启蒙（三）
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从亚里斯多德到霍布斯、孟德斯鸠、卢梭以及近代日本的法学家、政治家的学术、思想、观点都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和点评，大力宣传人人平等、三权分立等近代宪政理论。
他连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宣传、剖析立宪政体，解释国会、内阁等近代民主政治术语，“使一国中大多数人知立宪，希望立宪，且相率以求立宪”。
梁启超是第一个在著作中提到马克思的中国人。
1902年，梁启超以“中国之新民”的笔名撰写《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一文，他在文中提到的“麦喀士”即马克思。
梁启超向国人介绍宣传了托尔斯泰、哥白尼、瓦特、笛卡尔等诸多文化、科学领域的西方名人，使当时的国人得以初步系统的了解西方文化。
梁启超的文章影响了一代中国人。
革命派中不少人正是借助梁启超的“启蒙”，才开始接触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一些革命派人士在著文鼓吹革命时，甚至大段大段地抄录梁启超的文章，比如邹容的《革命军》。
少年毛泽东深受梁启超的影响，16岁时，毛泽东开始读到《新民丛报》，“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
”他就读湖南第一师范初期，时常模仿梁启超的新文体风格，并效仿梁自号任公，为自己起名子任。
1911年春天，18岁的毛泽东将他所描绘的未来中国政治蓝图贴在湖南长沙一所学校的墙上，在毛的这张蓝图中，孙中山将成为新中国的总统，康有为担任首相，梁启超则是外交部长。
后来，李大钊、毛泽东分别在北京、长沙建立学会，分别以“少年中国”、“新民”命名。
梁启超是周恩来青少年时期“久敬仰之人”，1918年1月23日，周恩来在日记中提到梁启超的诗句：
“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并在日记中记载：
“晚读《饮冰室文集》，重有感……又拿起梁任公的文集来看，念道‘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如狂欲语谁；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辽阔立多时’几句诗，我的眼泪快下来。
忽然又想到任公做这诗的时候，不过二十七八岁，我如今已痴长十九岁，一事无成，真正是有愧前辈了”。
梁启超赴南开演讲，即将毕业的周恩来以学生记者的身份作了演讲笔录，并把这份笔录作为作文交给老师批改，老师加批语道：
“叙述周详，而文笔之汪洋浩瀚，亦足以达任公先生之妙谛。
此才岂可以斗量之。
”此后，梁的演说词和周的“记者识”，一起署名“周恩来笔录”，登载于南开的《校风》报上。
周恩来留学日本前所写的“大江歌罢掉头东”一诗，脱胎于梁启超的《去国行》。
日期：
2009-07-2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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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蒙（四）
胡适12岁时第一次看到《新民丛报汇编》，一下子就被迷住了。
28年后，胡适在《四十自述》中说：
“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
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我们在那个年代读这样的文字，没有一个不受他的震荡感动的。
……《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
鲁迅也受到梁启超的巨大影响，他一生对国民性改造问题的孜孜不倦明显受到梁的新民说的启发。
林长民的《山东亡矣！
》一文，对于五四运动的爆发，起了巨大的作用。
而他的文章，正是源于梁启超从巴黎拍回的电报。
梁的电报告知了当时巴黎和会的情况，并提出了争取权益的方法。
所以很多研究者认为梁启超才是真正的五四运动导火索的点燃者。
美国学者张灏认为：
梁比五四新青年更早促进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由传统向现代化转化。
萧公权说：
五四运动的领袖几乎没有一个不曾因读了他的文字而受到启发。
许纪霖评价梁启超的《新民说》一文说：
“中国的启蒙，非自五四起，实乃从《新民说》而始。
五四的启蒙思想家们，无论是胡适、鲁迅，还是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在青年时代都接受过《新民说》的思想洗礼……《新民说》可以说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处女地。
”
胡适高度评价梁启超的启蒙作用：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
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之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
去年武汉革命，所之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
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唯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
椽笔
《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一生中创办的最为出色的报纸，1902年，《新民丛报》创办始，梁启超开始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在该报连载《新民说》系列文章。
在连载的四年间，《新民丛报》发行量最高时达一万四千份，且每期一刊印，内地就有人一再翻印。
据估计，每册大概有20人阅读。
《少年中国说》堪称“新文体”采用后的典范：
“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波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之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字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潴之泽，少年如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
”
1905年，梁启超撰写《俄罗斯革命之影响》一文，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
“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
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
”
黄遵宪对梁启超的文笔有一段电光火石般的评论：
“《清议报》胜《时务报》远矣，今之《新民丛报》又胜《清议报》百倍矣。
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有过之此者矣。
罗浮山洞中有一猴，一出而成妖作怪，东游而后，又变为《西游记》之孙行者，七十二变，愈出愈奇。
吾辈猪八戒，按所容置喙乎，惟有合掌膜拜而已。
”
吴其昌认为：
“文体的改革，是梁启超最伟大的功绩”，他所创立的“杂以俚语的新文体（报章体），才使得国民阅读的程度一日千里。
”
《北洋军阀史话》评价梁启超文章：
“梁启超在当时，人们常说他的文字像利刃一样可以杀人，梁的政治立场在历史上评价是有问题的，可是他的文章确是荡气回肠，令人百读不厌，尤以《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对筹安会和袁称帝的打击，不下于蔡锷领导的护国之役。
”
梁启超自陈：
“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
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禅。
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
20世纪20年代以后，梁启超言论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时人认为梁退而保守，年轻一辈不再重视他的文字。
黄炎培主持《申报》，一度拟请梁撰写特约文字，但要求梁不用本名发表。
梁亦承认他的文字，如同政治活动一样，都是失败的。
陈书良高度赞扬梁启超说：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潮流的斗士，大政治家，大文豪，大学者，本世纪最大的悲剧人物。
他一生著述一千四百万字，融汇中西，出入经史，显示了‘百科全书’的气派。
他的文章，挟雷生电，恣肆汪洋，当时‘一纸负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严复语），慈禧太后读后愤而痛哭，孙中山、毛泽东、蒋介石击节赞赏。
”
忧国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
儿时，疼爱孙儿的祖父常给梁启超讲些历史典故。
在祖父所讲的历代豪杰、忠臣、志士、哲人的故事中，梁启超对陆秀夫身背幼帝赵昺在厓山跳海殉国的悲壮举动印象尤为深刻。
厓山位于新会县南部，离茶坑村不远，梁启超多次去三忠祠凭吊缅怀，而“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界限华夷”这两句诗也犹如刀刻斧砍般铭记在他心中。
梁启超在读陆放翁集时写下这样的诗句：
“辜负胸中十万兵，百无聊赖以诗鸣。
谁怜爱国千行泪，说到胡尘意不平。
”
梁启超将自己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饮冰”语出《庄子?
?
人世间》：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兴”，讲一位叫沈诸梁的大臣，上朝时接受了皇帝交给的重任，事关国家安危，心中万分焦急，回到家中便饮用冰水来结心中烦躁。
梁启超以此为斋名，并用“饮冰子”作为笔名，意在表明自己忧国忧民之心。
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站在日本的军舰上，他写下了大气磅礴的《去国行》一诗：
“吁嗟乎！
古人往矣不可见，山高水深闻古踪。
潇潇风雨满天地，飘然一身如转蓬，披发长啸览太空。
前路蓬山一万重，掉头不顾吾其东。
”
保路运动发生后，梁启超忧愤不已，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
梁启超曾为李鸿章作传，在说到“甲午战争”一节时，梁这样写道：
“在当时，全国的督抚没有一人为李鸿章出一兵一卒，即使湘军名将刘坤一也是如此，大家都捂着嘴，一边喊着爱国，一边看李一个人打仗。
李作战不利时，大臣都去参奏……”
一次，梁启超在东南大学看话剧时，颇为感慨地对黄伯易说：
“拉丁美洲的红种人遭遇比黑人更惨。
据统计，在美洲移民时，红种人的土著还有千万人口，现已不足百万了。
据人种学家研究，红种人的祖先6000年前是由澳洲经南极圈移到美洲大陆的，可想当时他们已经有很高的文化了。
以希腊、罗马为例，中国算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大的一个古国，但何时才能富强？
我们这一代恐怕看不到了。
”
梁启超提倡改造中国的“国民性”，至死不渝。
梁启超因病入协和医院治疗，医生诊断其为肾病，须行手术，切除一肾。
手术后，梁的病仍不得愈，原来手术摘除的是好肾。
一时“群情愤慨、舆论抨击，社会对于协和医院以及主治医生大表不满”，但梁启超却担心这件事情会影响西方医学在中国的发展，竟然在病榻上写文章为协和医院和医师辩护。
朋友们多劝梁起诉该医生，梁答道：
“中国人学西医，能够开刀，而令我活到如今，已经算不错了。
我又何必告他！
”最后，梁启超宣布在自己死后将脑部捐献给协和医院。
梁启超之弟梁启勋在《病院笔记》中提及，手术中作主治医生副手的是美国一位著名的外科医生，“未施手术之先，院中人有为余相庆者，谓此大夫两月后即返美国，君家之机会佳哉”。
但最后为梁启超主刀的却是中国大夫刘瑞恒。
梁启勋推测：
“计刘之所以越俎而动者，乃徇任兄之请，任兄之所以请刘动手者，乃国际观念，谓余之病疗于中国学者之手，国之光也。
一时感情冲动，遂不惜以身试法，亦奇矣。
”
求索
（一）
17岁的时候，梁启超结识了康有为，两人第一次见面，梁便为康所折服，拜在康门下。
梁启超后来追忆他与康第一次见面时的情形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
受此当头棒喝，梁一时不知所措，发现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什么学问。
于是，梁马上退出学海堂，拜康有为为师。
从此，在康有为的引导下，梁启超弃训诂之学，接受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与政治主张，逐渐成长为康有为的左膀右臂，史称“康梁”。
1890年，梁启超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回粤时途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
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后，战败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到北京，一时群情激忿。
4月22日，时在北京赶考的梁启超与老师康有为，写成万言“上今上皇帝书”，十八省举人一起相应，一千二百多名举子联合署名。
5月2日，在康、梁的带领下，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齐聚“都察院”门前，请求代奏皇帝。
康、梁在上书中提出了“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
此次上书史称“公车上书”。
戊戌变法之前，梁启超的主要思想皆来自于康有为，梁启超用他那充满感情的笔，阐发康有为杂乱、高深的思想，为康的“君主立宪”思想摇旗呐喊；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日本，与革命党人多有接触，思想逐渐从改良转向革命。
戊戌政变后，梁启超本“抱定一死的决心”，只因谭嗣同郑重托命及日本公使林权助力劝，才逃离虎口。
梁启超早年受康有为的影响，主张“尊孔保教”，黄遵宪和严复常常对此予以反驳，认为“孔教不可保”。
受其影响，梁启超的思想开始发生转变，大倡自由、平等、天赋人权之新说，并愿同孙中山合作。
1902年，本着“吾爱孔子，吾尤爱真理；吾爱先辈，吾尤爱国家；吾爱故人，吾尤爱自由”的原则，梁启超公开发表文章《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教不必保，也不可保，从今以后，只有努力保国而已，表示自己“昔也为保教党之骁将，今也为保教党之大敌”，被康有为严厉批评。
求索
（二）
随着思想的转变，梁启超的政治主张也发生了变化。
逃亡日本期间，梁启超与同在日本的孙中山、陈少白等交往，关系极为密切，有时拥被长谈至深夜。
梁启、孙曾计划合作组党。
梁与部分康门弟子联名致函老师康有为，劝其退休。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思想的转变后，异常生气，对其进行了严厉指责，并马上令梁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
无奈，梁启超只能谨遵师命，来到檀香山。
檀香山是兴中会的发祥地，孙中山在当地华侨中很有影响。
于是临行前，梁请孙写介绍信，孙中山自然非常乐意。
利用孙的关系，梁启超不但在檀香山募集到了大笔资金，还将当地的革命团体变成了保皇会组织。
孙中山得知后非常愤怒，自此，孙中山与梁启超反目成仇。
此时，梁启超的政治立场又从激进转变为保守，从革命转变为改良。
梁启超反对革命、共和，而主张改良、立宪，他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民智低下的专制国家，革命的结果只会造成徒具共和形式的民主专制国家。
中国国内的革命浪潮越来越猛烈，革命派在自己的报纸《民报》发表文章，驳斥维新派的保皇思想，梁启超在这场论争中处于下风。
从此，他把主要的精力转入“开明专制”的研究和实践中。
武昌起义爆发后，梁启超企图让革命派与清政府妥协。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转而支持袁世凯，并按袁的意思，将民主党与共和党、统一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相抗衡。
1913年，进步党组建“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暴露后，梁启超始认清袁的面目，他毅然与袁决裂，与弟子蔡锷策划武力反袁。
求索（三）
袁世凯死后，梁启超与段祺瑞一起反对张勋复辟，后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兼盐务总署督办。
1917年11月，段内阁被迫下台，梁启超也随之辞职，梁启超的政治迷梦最终破灭。
梁启超的弟子四川督军戴戡被刘存厚的川军击毙后，梁在北京四处为戴讨说法，一定要段祺瑞严惩刘存厚，段只是敷衍了事。
蔡锷病死后，戴戡统领的驻川黔军，是梁启超及进步党仅存的政治资本。
戴戡之死，标志着梁启超从此淡出政坛。
1918年底，梁启超到欧洲各国考察，了解了西方社会的许多问题和弊端。
回国后，梁启超宣扬西方文明已经破产，主张光大传统文化，用东方的“固有文明”来“拯救世界”。
“五四”运动以后，梁启超再次逆潮流而动，主张改良，在科学与玄学中寻找折衷主义，在国共两党之外寻求“第三党”。
早年，梁启超将科学视为祸乱之源；但到1922年，他在中国科学社讲演《科学精神与东西文化》时称：
“秦汉以后，反科学精神弥漫中国者二千年”，“祝祷科学社能做到被国民信任的一位医生，我祝祷中国文化添入这有力的新成分（科学精神），再放异彩！
”
梁启超一度将墨子与马克思相提并论，但他认为中国只可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不当真正实行社会主义。
荣归
（一）
梁启超为精神领袖的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关键作用：
此前半年，他一面奋笔疾书，声援四川保路运动、声讨清廷“违法借债之罪”；一面参预谋划宫廷政变及“国会请愿”，逼清廷兑现承诺。
梁的这些言论，使国人对满清覆灭有了思想准备。
1912年，梁启超应袁世凯之邀回国，京城轰动，欢迎盛况空前。
1912年10月，梁启超自日本回国。
黄兴迎至天津码头，颇有修好提携之意。
然而梁乘坐的轮船因浪未能及时进港，黄空等一天后离去。
黄兴认为梁是有意避不见面，双方又增加了一层误会。
此次梁启超流亡回国，欢迎盛状空前。
在北京居留的十二日可以说是他一生最极尽风光的时光。
梁启超在给长女的信中春风得意，兴奋不已：
“此十二日间，吾一身实为北京之中心，个人皆环绕吾旁，如众星之拱北辰。
”
梁启超回国前，袁世凯本欲准备前清军警官所的官舍为其行馆，但袁听说梁对人言“曾文正、李文忠入京皆住贤良寺”，即“饬人铺设贤良寺”梁大叹“此公之联络人，真无所不用其极也”。
梁启超抵京之日，袁世凯的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在正阳门车站迎接，交通为之一滞。
荣归
（二）
梁启超曾自得的描述荣归时的情形：
“都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吾除总统处，概不先施，国务员至赵总理以下至各总长，皆已至，吾亦只能以二十分谈话为约，得罪人（架子似乎太大）甚多，然亦无法也。
每日必有演说，在民主党演说时，喉几为哑。
此次欢迎，视孙、黄来京时过之十倍，夏穗卿丈引左传云：
谓国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
孙、黄来时，每演说皆被人嘲笑（此来最合时，孙黄到后，极惹人厌，吾乃一扫其秽气），吾则每演说令人感动，其欢迎会之多，亦远非孙、黄之所及。
民主党，共和党、统一党、国民党，其他如同学会、同乡会、直隶公民会、八旗会、报界、大学校工、商会、军警俱乐部等，尤奇者则佛教会、及山西票庄、蒙古王公等都排队等候。
昨日吾自开一茶会于湖广会馆，答谢各团，此会无以名之，只能名之曰‘李鸿章杂碎’而已。
每夜非两点钟客不散，每晨七点种客已麋集，在被窝中强拉起来，循例应酬，转瞬又不能记其名姓，不知得罪几许人矣。
袁世凯月馈三千元，已受之。
一则以安反侧，免彼猜忌，二则费用亦实浩繁，非此不给也。
”
梁启超发表了长文《中国立国大方针》，希望袁世凯“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为民族立丰碑，为万世开太平”。
袁世凯在总统府为梁启超召开欢迎会，让全体内阁成员作陪，袁在欢迎词中说：
“值用贤之际，高才驾临，实乃国家之福！
”梁答谢道：
“今我受此盛名盛情，当摈弃一切杂念，唯临时大总统马首是瞻，以诸位贤达作楷模，为了国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
共和
（一）
清末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苦于宪政知识知之甚少，只能求教于当时还是通缉犯身份的梁启超。
随后二十多天里，梁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内，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
他置身孤船，犹如得道高僧坐禅，精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多日竟然全不知晓身旁的海湾美景。
其代拟奏折、草案等，总计逾20万言。
一些学者称：
对于民国创立，“从某种意义上说，1906年的谕旨比辛亥革命更具有决定意义”。
民国建立后，梁启超两度入阁，先后任司法总长、币制局总裁、财政总长，每任因政治集团倾轧，不过区区数月。
在昏暗窘迫、百废待兴的政治条件下，他筚路蓝缕、一板一眼，就民国大政方针及司法、财政、通货、银行等制度创新，留下了众多议案和著述。
梁启超对财政学颇有研究。
他就任财政总长时，希冀建立一套现代国家的财政体系，他试图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和币值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和整理金融，第一步彻底改革币制，第二步再统一纸币，从银本位引入虚金本位。
后来国民党时期的法币政策与梁启超的财政主张基本一致。
周善培认为梁启超只有政治理论，没有一点政治方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周的弟弟周竺君任镇江海关兼扬由常关监督，当时镇江关收入每月只有一千元，而扬由关每年却号称月入十万。
周竺君到任后，查出扬由关的收入全是中饱私囊取得的，他一面严行拒绝，不私取一文；一面严禁中饱私囊。
但靠中饱吃饭的扬由关官吏，与上下游的税局勾结，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周竺君便向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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