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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杯酒释兵权真伪
论“杯酒释兵权”真伪
王育济撰
“杯酒释兵权”是宋初政治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人们熟知的一则历史典故。
三十年代，著名史学家聂崇岐先生的长文《论宋太祖收兵权》，正确区分了“杯酒释兵权”与“收藩镇之权”的不同，并着重阐述了“收藩镇之权”的问题。
四十年代，丁则良先生撰《杯酒释兵权考》，认为“所谓杯酒释兵权一事，全来自传闻，不可置信”。
八十年代以后，徐规、方建新、顾吉辰等知名学者，亦各有讨论“杯酒”一事的专文
（1）。
但由于他们对此事的真实性仍多有怀疑，甚至断为伪造，这又不能不限制其对相关问题的探讨。
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杯酒释兵权”进行较为全面的研究，并着重从“杯酒”一事的政局背景，它的真实性、成效及其意义等方面，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政局背景
聂崇岐先生说：
“宋太祖之杯酒释兵权，即罢宿将典禁兵，与罢藩镇乃截然二事。
”此说极是。
禁兵，是中央政府所控制的军队；而藩镇作为地方军阀，所控制的则是各自统辖的地方部队。
自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各地节度使拥兵自强，尾大不掉，造成了藩镇割据的动乱局面。
但自唐末五代以来，随着强藩大镇不断地带兵入主中央，改朝换代，中央禁军的兵力逐渐强大，原来军事上“内轻外重”、“尾大不掉”的局面得以改观。
大约自后唐李存勖灭梁以后，各地方镇的兵力，不再具有与中央军抗衡的实力，左右中原政局的，已主要是中央禁军了。
但由于禁军大都是由藩镇军队蜕变而来的，故中唐以来形成的“兵骄逐帅，帅骄叛上”的恶习不但没有多少改变、反而进一步发展为“废置天子，变易朝廷”。
“故各朝之兴亡，多视禁兵相背……至陈桥兵变，宋太祖黄袍加身，则更属禁兵之卖主求荣矣”（聂崇岐语）。
“陈桥兵变”后，宋太祖尽管已黄袍加身，但“废置天子，变易朝廷”之类的军事政变，却仍有可能重演。
当时禁军的九名高级统帅，或是太祖称帝前的结拜兄弟，或是赵宋集团的中坚人物，他们在赵宋集团的崛起和“陈桥兵变”中均有极大贡献，是赵宋集团的开国元勋，集兵权、功勋于一身。
这种功高权重的情形，对宋太祖的皇位正是一个潜在的威胁：
功高则震主，权大则不测。
但是，也不能把问题估计得过于严重。
就宋太祖而言，他是从禁军小校一步步被提升为禁军统帅的，十余年间，一直在禁军中服役，根基颇深，是禁军中的实权派人物，对禁军的向背有着绝对的控制力。
就石守信、王审琦等大部分禁军将帅而言，他们虽然与称帝前的宋太祖称兄道弟，但同时又有上下级之分，大都是太祖的部下。
由上下级转而为君臣，尊卑高下大致依然，不会因赵匡胤“黄袍加身”而突生不平之心。
另外，太祖继位后任命的禁军最高统帅慕容延钊（殿前都点检）和韩令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当时分别驻兵河北，名位虽高而兵力有限。
在京统领禁军主力的将帅如石守信、王审琦等，却又并非总帅，只是各掌本司兵马。
这样，无论是在京还是在外的禁军将帅，均无统帅全部或大部禁军的权势。
“无其势者无其心”，“彼可取而代之”之类的犯上作乱，实际上很难发生。
总之，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禁军将帅的反仄不轨之心虽不可不防，却又不必估计得过于严重。
当时最主要的问题，恐怕还是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偃蹇弄权。
王定国《闻见近录》载，太祖即位后，禁军将帅自恃与太祖有“十兄弟”之谊，又有翊戴之功，故“多偃蹇”，太祖因而训饬道：
“尔辈既欲我为天下主，尔辈当尽臣节，毋或偃蹇。
”《铁围山丛谈》卷一载：
枢密院故事，枢密使在院延见宾客，领武臣词讼，必以亲事官四人侍立，仍置大铁方尺一寸于领事案上。
盖国初武臣，皆百战猛士，至密院多有所是非干请，故为防微。
《宋史》卷四三九《梁周翰传》：
一日，太祖语[石]守信，将用周翰掌诰。
守信微露其言，周翰遽上表谢。
太祖怒，遂寖其命。
凡此之类的居功自傲、骄蹇弄权，历朝开国之初都曾发生过。
处理此事的方式也有不同。
《旧唐书》卷六八《尉迟敬德传》：
尉迟敬德尝侍宴庆善宫，时有班其上者，敬德怒曰：
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
敬德勃然拳殴道宗目，几至眇，太宗不怿而罢，谓敬德曰：
朕览汉史，见高祖功臣获全者少，意常忧之，及居大位以来，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孙无绝。
然卿居官，辄犯宪法，方知韩、彭夷戮，非汉高之愆。
国家大事，唯赏与罚，非分之恩，不可数行，勉自修饬，无贻后悔也。
汉高祖是以“夷戮诛杀”为手段，唐太宗则以劝诫警示为策略。
不同的选择，固然与各自所面临的实际情况有关，同时，更与皇帝本人对政局的估计有关。
“五代时期，君主猜疑拥立有功的将帅，常加诛杀”
（2）。
结果人人自危，人心不宁，反而导致了政局的更大混乱。
宋太祖对宋初政局的估计则极为谨慎和理智。
他既看到开国功臣居功偃蹇的一面，同时又认为这与谋反作乱毕竟不同，他曾屡屡向赵普指出，“彼等（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将帅）必不叛吾”，“必不负朕”。
赵普则以“吾亦不忧其（指石守信等）叛”作答。
可以看出，君臣二人对当时政局的估计是全面和清醒的。
禁军将帅的居功自傲、骄蹇弄权，当然也会危及统治秩序，但与谋反作乱毕竟不同。
所以，要解决这类问题，也就不必采取“夷戮”功臣的极端措施。
“杯酒释兵权”的发生，与上述情况无疑有关。
从各种记载看，赵普在“杯酒释兵权”的过程中，要比宋太祖更为积极。
这一方面反映出他在政治上的远见；另一方面，也与他当时的处境有关。
“陈桥兵变”后，石守信、王审琦等随即擢升为禁军统帅，“委以兵权”，“官爵阶勋并从超等，酬其翊戴之勋也”（3）。
而作为兵变主要谋划者的赵普，却身份依旧，十几天后，也只是被授以四品的枢密直学士。
《宋史赵普传》称：
“事定之后，普以一枢密直学士立于新朝数年（数年不确），范、王、魏（即范质、王溥、魏仁浦，皆为后周宰相）三人罢相后，始继其位，太祖不亟于酬功”。
这种安排有策略方面的考虑（安抚后周旧臣），但也反映出太祖此时对文臣不甚重视，以为当不得轻重有无，故不急于调整。
有学者认为，“唐末五代，枢密权重，实际上取代了中书门下的地位，行使着中央的权力。
正因为如此，五代时的主要辅臣……都任枢密使，即使任宰相，也兼枢密使。
宋初……让赵普进枢密院，则是避虚就实，去掌握实权的”（4）。
此说固是。
但问题是，赵普此时仅为四品枢密直学士而非枢密使，不在其位，难谋其政，他的实际权力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从五代以来的政局看，担任枢密使者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由文臣充任或兼任（5），另一种则是“手握禁旅”的禁军将帅兼任（6）。
后周末，枢密使由宰相魏仁浦兼任，入宋后未作变更。
其实，让魏独留相职，将枢密使一职改任赵普，才是合情合理的安排。
宋太祖不做此安排，不但是对赵普的不公，而且可能会导致禁军将帅兼领枢密使的复杂局面。
这种局面一旦形成，赵宋开国集团中文武两派权力不均的情况就会更为严重。
赵普作为开国集团中的文臣之首，自然不能对这种情形漠然视之。
正是在他的反覆论说下，才有了后来的“杯酒释兵权”。
值得注意的是，“杯酒释兵权”后不久，赵普即出任枢密使，名正言顺地掌握了朝廷实权。
后来又“独相十年”，总揽军国大权，确立了一代文臣政治。
古人往往把“杯酒释兵权”看作是“文盛武衰”的转机，是文武两势变易的枢纽，不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杯酒释兵权”，现存最早的记载，是王曾（公元978─1038年）的《王文正公笔录》：
太祖创业，在位历年，石守信、王审琦等犹分典禁兵如故。
相国赵普（按赵普此时尚未任相。
王曾追记此事，以赵普后来的主要官职呼普，亦不为误）屡以为言，上力保庇之。
普又密启请授以他任。
于是不得已，召守信等曲宴，道旧相乐。
因谕之曰：
“朕与公等昔常比肩，义同骨肉，岂有他哉？
而言事者进说不已。
今莫若自择善地，各守外藩，勿议除替。
赋租之入，足以自奉，优游卒岁，不亦乐乎？
朕后宫中有诸女，当约婚以示无间，庶几异日无累公等。
”守信等咸顿首称谢。
由是高、石、王、魏之族俱蒙选尚。
寻各归镇，几二十年，贵盛赫奕，始终如一。
前称光武能保全功臣，不是过也。
此后，司马光的《涑水纪闻》、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等北宋史籍对“杯酒”一事亦有记载。
这些记载，除文辞、情节详略不同外，在有关“杯酒”一事的时间、诸将释兵权后的职务安排等方面亦有分歧。
至南宋李焘修《长编》，折衷群籍，修订异同，对“杯酒释兵权”一事始有厘定：
在时间上取《王文正公笔录》和《涑水纪闻》，以太祖平定二李之后的七月（即位一年左右）为是；在释兵权的情节上则详细抄撮《涑水纪闻》；而释兵权后对诸将的安排，则又以《王文正公笔录》和《渑水燕谈录》为是。
李焘的这一考订是极为严谨的。
因为根据宋代的官方档案──《国史》和《实录》记载，石守信等人在建隆二年七月庚午即罢兵权而出守大藩，故“杯酒释兵权”只能发生在此前，决不可能发生在“太祖登位数年”后。
另，石守信等既为藩镇，则知《谈录》、《笔录》有关“各守外藩”、“出就藩镇”云云，所言有据。
而《涑水纪闻》谓“以散官就第”实误（7）。
自李焘考订之后，“杯酒释兵权”一事就有了一个确实可信的底本，成为信史，为后人广泛称引。
真伪问题
自本世纪四十年代，“杯酒”一事的真实性开始为个别学者所怀疑。
近年来，又有若干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杯酒”一事发出质疑，认为此事“疑点甚多，不足征信”。
其实，“杯酒”一事虽然在某些细节的记载上不无渲染，但却并非后人编造。
作为一桩历史事件来说，基本是可信的。
主要理由有三点。
一、正如前引《长编》所言，建隆二年七月后，的确罢免了石守信、王审琦等人的军权，北宋的官方档案，如《国史》、《实录》等对此均有确载，无可置疑。
这就是说，“释兵权”一事是完全真实的，余下的则仅仅是一个通过什么方式释去兵权的问题了。
二、从方式上看，“杯酒释兵权”或许如后人所言，不无“戏剧性”，但若放在宋初的政治环境中考察，却又是一件极为平常的事情。
因为注意政治运作的技巧和方法，尽力营造一种便于解决问题的气氛，正是宋初政治的一大特色，与“杯酒释兵权”类似的事件，当时实不少见。
如王定国《闻见近录》所载“郊宴抑偃蹇”，几乎就是“杯酒释兵权”的一次预演（8）；《长编》卷一○正月条和十月条所载“置酒移强藩”和“设宴罢藩镇”，则又可以说是“杯酒释兵权”的再版──“以从容杯酒之间，解石守信等兵权，复以后苑之宴，罢王彦超等节镇，于是宿卫、藩镇之痼疾，一朝而解矣”（9）；另有《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二所载“一醉收夺百万缗”，虽然在事体上与“杯酒释兵权”稍异，但其基本精神却极为吻合：
太祖仁爱，能保全节度使，极有术。
天下既定，皆召归京师。
节度使竭土地而还，所畜不赀，多财，亦可患也。
太祖……赐宴，酒酣，乃宣各人子弟一人扶归。
太祖送至殿门，谓其子弟曰：
“汝父各许朝廷十万缗矣。
”诸节度使醒，问所以归，不失礼于上前否？
子弟各以缗事对。
翌日：
各以表进如数。
此皆英雄御臣之术。
所谓“极有术”、“英雄御臣之术”，无非是讲究策略方式，注重政治技巧。
这与“杯酒释兵权”（“杯酒论心，大将解印，此何术哉”（10））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以上所举诸事，就性质而言，涉及到了控制、撤罢藩镇、确立君臣体统、收夺节度使之财等一系列军国大事。
这些大事的措置，当然要有许多严肃、正规、细致的操作程序，不会是杯酒一席间的事情。
但无可置疑的是，它们又都通过杯酒一席间，营造出一种和缓、机智、温厚的政治氛围。
所谓“杯酒释兵权”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发生的一幕喜剧，它的真实性是有其时代依据的。
三、从论者对“杯酒”一事所发生的诸多质疑看，更是大有商榷的余地。
论者怀疑“杯酒”一事的主要理由有二点。
第一个“最为过硬”的理由是：
“建隆二年六月甲午（初二），太祖母杜太后病逝，六月初到七月初，乃国丧期间，朝廷上不作乐，不宴饮，而李焘所考‘杯酒释兵权’之事恰恰发生于此时，恐难令人置信。
”
按古代的丧期，依据死者的身份和生者与死者的亲疏，分别有三年丧（即两周年）、期年丧（一周年）、九月丧和三月丧。
这是理论上的规定。
实际执行时，则依据对上述丧期的有规律的减缩（如“以日易月”，即一天等于一月，三年丧可为24天）来安排丧期。
就此而言，论者所谓的“六月初到七月初，乃国丧期间”的说法，显然既不符合一般理论上的丧期，又不符合一般成俗上的丧期。
那么，当时是否另有特殊的要求或规定，将杜太后的丧期定作“六月初到七月初”呢？
也没有。
《宋会要辑稿》礼三之一载杜太后遗嘱表明，当时要求皇帝服丧的日期为“以日易月，一依旧制”，即将大丧三年（二周年，即二十四个月）压缩为二十四天；在京文武百官十三天可释丧服。
地方官吏三天即可释丧服。
释丧服即标帜着丧期已过，故“释服之后，勿禁作乐”。
当然，这是太后的遗嘱。
实际执行的情况如何呢？
《宋史》卷一二三《礼志》：
建隆二年六月二日，皇太后杜氏崩……太常礼院言：
……准故事（成俗），合随皇帝以日易月之制，二十五日释服。
二十七日禫除毕，服吉，心丧终制。
从之。
七月，太常礼院言：
准诏议定皇太后谥……谥曰明宪皇后。
九月六日群臣奉册宝告于太庙。
……十月十六日葬安陵，十一月四日神主祔太庙宣祖（宋太祖之父）室。
杜太后六月二日去世，按“以日易月”的“故事（成俗）”，“服衰三年”实际只需二十四天。
从六月二日到六月二十五日，正好为二十四天。
故曰：
“二十五日释服”，即脱去丧服。
这标帜着朝廷规定的或曰法定的丧期已过。
可见，论者所谓的“从六月初至七月初乃国丧期间”的论断，并无史实依据，不过是人为的延长而已（因为只有将其延长至“七月初”，才能对发生在七月初的“杯酒释兵权”提出质疑）。
当然，二十四天的丧期之后，还有七月的“上尊谥”，十月的“葬安陵”和十一月的“神主祔太庙”。
至此，整个国丧才告完结。
所以，从宽泛的意义上说，六月初二至十一月初四，也可视为国丧期。
就这一角度而言，论者将国丧期定为“六月初至七月初”，同样是没有根据的，不过是人为地截短而已（因为在《长编》中，该年八月、十一月均有太祖宴饮群臣的明显记载，故只有将国丧期人为地截止到“七月初”，才不致于与这些明显的记载相冲突）。
总之，无论从哪一角度看，把杜太后的丧期说成是“六月初至七月初”，都是没有依据的。
严格意义上的丧期，至脱下丧服之日，即六月二十五日已完结；宽泛意义上的丧期，则至太后入土为安和灵牌入太庙即十一月间完结。
换言之，我们可以说，杜太后的丧期是从六月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这是严格意义上的丧期；也可以说是从六月二日至十一月四日，这是宽泛意义上的丧期。
但独独不可以说，杜太后的丧期是“从六月初至七月初”，因为当时并不存在这样的“丧期概念”。
在严格意义上的丧期内（六月二日至六月二十五日），禁止作乐、宴饮。
六月二十五日释丧服后，至十一月四日太后下葬安灵，虽仍在丧事中，但除特别隆重的国家“大宴”外（11），已不禁止一般的宴饮、娱乐，前引“释服（丧服）之后，勿禁作乐”即是此意。
《宋会要辑稿》礼四五之一中的一些重要记载，更可为明证：
（建隆）二年正月二十日宴群臣于广政殿，……七月十九日，十月十二日，十二月二十四日并宴群臣于广政殿。
可见，自六月二十五日释丧服后，七月、十月均有宴群臣于广政殿的活动。
广政殿宴饮是场面较大的国宴，仅次于“大宴”。
此等国宴倘频频举行，那么，像七月“杯酒释兵权”时的那种带有君臣叙旧性质的私宴，又有何不可呢？
论者否定“杯酒”一事的第二个理由是：
“有关太祖‘杯酒释兵权’之记载，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到详的过程……丁谓的《谈录》（《丁晋公谈录》）可谓最早记载太祖、赵普商量解除石守信、王审琦兵权的书册，但在这册书中，没有涉及‘杯酒释兵权’的事。
至王曾《笔录》（《王文正公笔录》），始有“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且较详细。
至神、哲宗时，司马光在他的《涑水纪闻》中，则在王曾《笔录》的基础上，又作了新的详细的撰述……至南宋一代，人们又互相抄袭了《记闻》中的内容，有的还擅自增加情节……经过这一系列的转摘补充，‘杯酒释兵权’，俨然成了一种历史事实了。
”
应当承认，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中，某些细节的夸张和渲染肯定是存在的。
如在王曾的《笔录》中，“杯酒释兵权”的过程和双方的言谈都较为简单，而到后来的《涑水纪闻》中，则“大事铺张设宴道旧的情节，绘声绘影，恍如身历其境，距离当事人的时代愈远，记载却愈详，此中显有缘饰。
”（徐规先生语）所以，说“杯酒释兵权”的记载“经历了一个从简到详的过程”，是可以成立的。
但是，这显然不应该成为否定此事真实性的一个理由。
因为《笔录》再简，毕竟已经道出了“杯酒释兵权”的基本情节。
至于说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还“经历了一个从无（丁谓《谈录》中无）到有（王曾《笔录》中有）的过程”，认为王曾《笔录》中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是“擅增情节”，“无中生有”，则颇值得商讨。
其一，丁谓《谈录》中的确只记载了“释兵权”，而没有王曾《笔录》中的“杯酒释兵权”的情节。
但是，王曾（公元978─1038年）只比丁谓（公元966─1037年）晚生十一年，二人基本是同代人，故丁、王之书孰后实难遽断（其实恰恰是王氏成书在先，详后）。
论者以丁氏《谈录》“早出”为由，指责王氏《笔录》所载为“擅增情节”，似非稳妥之论。
其二，王曾一生两拜参知政事，两次出任宰相，又提任过枢密使，出帅入相，遍历二府，故其对宋代高层军政史必知之甚详；王曾为人忠直刚正，抨击真宗制造天书，裁抑太后姻亲而遭黜，素有直臣贤相之誉。
书以人重，王曾的经历和为人决定了其《笔录》所叙必多实录而少缘饰。
而丁谓虽也曾历官内外，但从未拜帅封相、入主二府，对宋代高层军政史所知不多；其为人又“憸狡”无德，真宗时的天书闹剧，即多发自他与王钦若，后因交通宦官，结党欺罔，被流放海南，朝野目之为奸佞。
故丁氏之《谈录》，虽然不必因人而废，但其史料价值决不会在王氏《笔录》之上。
这一点，前人其实早有定评，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论王曾《笔录》时，即誉之为信史，谓“（王）曾练习掌故，所言多确凿可信”（12）。
而论丁谓《谈录》时，则语尽贬斥，俱为劣评（详下）。
其三，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笔录》乃王曾亲笔所撰，成书实早，而《谈录》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三云：
《丁晋公谈录》一卷，不着撰人姓名，皆述丁谓所谈当代故事。
晁公武《读书志》以其出于洪州潘延之家，疑即延之所作。
延之，谓甥也。
今观所记谓事，皆溢美，而叙澶渊之盟事，归之于天象，一字不及寇准。
又载准挟嫌私改冯拯转官文字事，皆颠倒是非，有乖公论。
即未必延之所作，其出于谓之余党，更无疑义也。
可见，所谓丁谓的《谈录》，其实并非丁氏亲撰，而是其后辈或余党对丁氏谈话的追述，至丁氏外甥潘延之时方才成书面世。
如此说来，王曾《笔录》的成书面世必早于《谈录》无疑。
按一般学术通则而言，不应以晚出的《谈录》来否定《笔录》中的相关内容，更没有理由认为，“杯酒释兵权”的记载，“经历了一个从无（《谈录》中无）到有（《笔录》中有）的编造过程”。
成效和意义
宋太祖即位后，曾对禁军的兵权进行了几次小规模的调整。
“陈桥兵变”后一周进行过一次；建隆元年秋又进行过一次。
通过这两次调整，禁军殿前、侍卫两司的九个最高军职全部为赵宋王朝的开国功臣所拥有。
建隆二年三月，又进行了第三次调整。
这次调整，撤罢了侍卫司的最高统帅韩令坤，而代之以石守信；撤罢了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慕容延钊，并随之裁撤了殿前都点检这一最高军职。
故此次调整，实为“杯酒释兵权”的先声。
至七月“杯酒释兵权”，又解除了六名禁军将帅的兵权。
《长编》卷二“建隆二年秋七月庚午条”，记载了其中的四名，即侍卫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指挥使王审琦、殿前副点检高怀德、侍卫都虞使张令铎。
另据《宋史罗彦环传》和《长编》卷二“建隆二年七月壬午条”记载，侍卫步军都指挥使罗彦环、殿前都虞侯赵光义亦在此期间被解除了军职。
禁军殿前、侍卫两司，共九个高级职务，在“杯酒释兵权”以前，已有一个空缺（石守信由侍卫马步军副都指挥使升任都指挥使，所遗副都指挥使一职空缺），一个裁撤（殿前都点检一职被裁撤）。
而七月“杯酒释兵权”后，不到半个月，又解除了六位禁军将帅的兵权。
至此，原来禁军中的九位高级将帅已有八人被解除了兵权（只有侍卫步军都指挥使韩重继续留在禁军当中，改任殿前都指挥使），“杯酒释兵权”的成效是十分明显的。
“杯酒释兵权”后，为了兑现当时酒席上的承诺，也是为了安抚失去军权的禁军将帅，宋太祖寡居在家的妹妹燕国长公主嫁给了高怀德，女儿延庆公主、昭庆公主则分别下嫁石守信之子、王审琦之子。
太祖当时只有一妹三女，她们中竟有三人嫁往释去兵权的将帅之家，说明这种婚姻是有着强烈政治色彩的。
这种安排，不但使石守信等人在一失（失去兵权）一得（与皇室联姻）中获得了某种心理平衡，更重要的是，使他们消除了“弓藏狗烹”之类的疑惧，进而以愉快而又积极的态度，主动地调整各自的社会角色，与时进退，以适应新的社会环境。
如王审琦为太祖义社十兄弟之一，“陈桥兵变”中因“翊戴之功”而升任殿前都指挥使。
建隆元年。
又两度统领大军，平息二李之乱，可谓功勋显赫。
但其有功不居，“杯酒释兵权”后心态平和愉快，在地方节度使的岗位上创造出令人瞩目的政绩（13）。
其余被解除兵权的将帅，虽然不是皆有政绩，但大致都能淡化权欲，安然处世。
如石守信“积财巨万，尤信奉释氏”，高怀德“自为新声，度曲极精妙，好射猎，尝三五日露宿野次”（14），都在新的政治环境中确定了适当的角色。
值得注意的是，这批将帅虽然在“杯酒释兵权”中被解除了军权，调往各地为节度使，但在后来的统一战争中，他们当中又有不少人根据需要被临时调回军队。
如开宝二年，王审琦任御营四面巡检使，统领禁军，随宋太祖出征太原。
慕容延钊建隆二年闰三月罢去殿前都点检，出为山南西道节度使，乾德元年又调任湖南道行营前军都部署，率兵统一了湖南、荆南。
韩令坤被解除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后，出为成德军节度使，仍可统领沿边部分军队，“镇常山凡七年，北边以宁”。
罗彦环“杯酒释兵权”时解除了侍卫步军都指挥使，出为彰德军节度使。
乾德二年，又与李继勋统领军队，“大破契丹”，乾德四年春，“又与阁门使田钦祚杀太原（北汉）军千余人于静阳，擒其将鹿英，获马三百匹”（15）。
这说明，“杯酒释兵权”这种宽缓的方式，既比较理性的解决了皇帝与开国功臣之间的矛盾，同时又使君臣之间保持了一种较为亲密的关系，留下了较为宽泛的合作余地。
前人对此颇多赞叹：
石守信而下（指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重、张令铎、罗彦环等）皆显德旧臣，太祖开怀信任，获其忠力。
一日以黄袍之喻，使自解其兵柄，以保其富贵，以遗其子孙……石守信之积货巨万，怀德之驰逐饮度，岂非因以自晦者也。
至于审琦之政成蔡下，重之功宣广陵，卓乎可称（16）。
太祖善御，诸臣知机……与时进退，其名将之贤者欤！
令坤、延钊素与太祖亲善，平荆湖则南服，镇常山则北边载宁，未尝恃旧与功以启嫌隙。
创业君臣，有过人者类是夫（17）。
“杯酒释兵权”，就其直接意义而言，一是预防了禁军将帅用兵权发动政变，重演“黄袍加身”的故事；二是解决了开国将帅居功自傲、偃蹇弄权的问题，“销跋扈之谋于杯觞流行之际”。
所以，它的成功，极大地促成了宋初政局的稳定，使北宋避免了重蹈五代短命王朝的覆辙。
正如后来明太祖朱元璋所言：
“使诸将不早解兵柄，则宋之天下，未必五代若也。
”
从较深的层次看，“杯酒释兵权”则意味着武人干政的结束，开启了偃武兴文之机。
五代时期，是军阀的天下，“长枪大剑”指挥政治，形成了重武轻文的社会风尚，正如王安石所言：
“唐既亡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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