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明新疆地方史.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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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的开创

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形成，多民族大一统的中国疆域开拓，是中国经济里社会发展的历史必然。

在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演进中，新疆各族人民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共同开拓了中国的辽阔疆土，共同缔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大家庭。

一、中国历史的发端

中国位于亚洲东部，太平洋西岸，周边地带分别是高山、大海、大漠和戈壁。

这种独特的地理环境，对我国独具特色、自成体系的历史发展道路产生了深远影响。

早在原始社会，我们的祖先就在中国大地上生息繁衍。

黄河流域因气候湿润，水源丰富，土地肥沃，成为我国经济文化发展最早的一个地区，是中华民族先民最早聚居的中心，也是中华民族的主要发祥地。

距今约6005000年，农耕定居社会共同体在黄河流域等地区星罗棋布，社会经济也由简单的渔猎采集逐步过渡到农耕畜牧阶段，并逐渐酝酿出中华文明早期的萌芽。

距今5000—4000年前，中华大地迎来了文明的曙光。

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的考古遗存，三皇五帝、尧舜禅让、大禹治水等亘古传奇，都勾勒出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中国早期历史画卷。

距今3800年前后，黄河流域中原地区的文明形态更为成熟，形成了群星璀璨的邦国文明。

历史文献记载，尧舜时期的中国已经呈现“协和万邦”的状态。

从二里头文化开始，中华文明进入新纪元，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崭新阶段。

二、夏商西周的兴替

夏商西周三代是中国奴隶社会形成、发展并走向兴盛的时期，是中华民族主体初步形成的时期，也是中华文明日臻繁荣的时期。

约公元前2070年，夏部族势力逐渐强大，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

夏朝的统治范围，大体西起今河南西部、山西南部，东至河南、河北、山东三省交界处，南抵湖北，北达河北，中心在今豫西和晋南一带。

夏朝建有都城，设有中央行政机构，对地方进行多种形式的管理。

夏朝制定的历法，后被称为“夏历”。

夏部族与周围东夷、三苗等部族关系密切。

夏朝的政治制度开启了中国政治文明的先河，对后世影响深远。

约公元前1600年，汤建立商朝。

商部族兴起于东方，其势力范围东至大海，西达陕西，北到河北，南抵江汉。

商朝前后延续500余年，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

商王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

据殷墟ト辞记载，商朝晚期，初步形成了宗法制和嫡长子继承制。

商朝推行井田制，农业是其主要生产部门。

青铜铸造在商朝十分发达，技术水平高超。

货币的出现，标志着商朝商业的发展繁荣。

从甲骨文到金文，中国文字体系日臻成熟。

汉字是中华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

它构成了中华文明别具一格、自成体的鲜明特色。

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

周部族兴起于我国西北部的泾渭一带，即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地区。

殷商末期，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武王起兵灭商，定都镐京（今陕西西安），史称西周。

西周实行以嫡长子继承为主的宗法制，诸侯奉“天子为天下大宗，所以周也称周。

周朝实行分封制，建立天子、诸侯、卿大夫和士之间严格的等级臣属关系，形成“封建亲戚，以蕃屏周”①的统治格局。

西周进一步完善礼仪制度，推动中国成为“礼仪之邦”西周时期，夏族、商族、周族经过长期发展，与其周围的大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逐渐融为一体，形成华夏族群。

“华夏”一词最早见于《尚书》《左传》所记载“华夏”，唐代学者孔颖达释为:

“夏，大也。

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

华、夏一也。

”②此时的中国，泛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

周朝以中原地区华夏族群为中心，将四周民族称为夷、蛮、戎、狄，统称为“五方之民中华民族，说明这时对民族的认识已经上升为整体概念。

“五方之民”中，华夏族群居于核心地位。

元一体

三、春秋战国时期的争霸与兼并

春秋战国时期（前770—前221），不论是春秋五霸在“尊王攘夷”旗帜下相互争夺，还是战国七雄为兼并他国而实施的合纵连横，此交彼攻，都推动中国历史向着统一的方向发展。

春秋战国既是中国古代政治、经济、社会大转型时期，也是思想、文化、艺术大发展时期。

春秋时期，出现了以齐、晋、宋、秦、楚等为主的诸侯争霸局势。

齐桓公打着“尊王攘夷”旗号兼并了十国，秦西向征服了戎狄，晋文公兼并了华夏诸侯小国和定北方戎狄所建立的二十余国，楚庄王控制了汉水和长江流域。

各霸主为了扩大势力范围，进行了多次兼并战争，最后形成齐、楚、燕、韩、赵、魏、秦七个大国，史称“战国七雄”，它们分别联系着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等周边诸族。

此后，又发生了一系列“合纵”“连横”的战争，其中齐和秦的国力持续增强，势力范围不断拓展，逐步形成区域性的统一局面。

春秋战国时期，尽管社会局势动荡不安，兼并战争连绵不断，人民生活灾难深重，但客观上促进了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强化了华夷一体的民族意识，推进了中华民族的统一进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文化的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发展紧紧联系在一起，诸子百家心系天下，各抒己见，出现百家争鸣”的兴盛局面，开创了我国古代文化的一个鼎盛时期。

这些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和多元一体中华文化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四、秦汉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原等地区长期以来割据混战的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朝。

公元前202年，汉高祖刘邦再次建立统一的封建王朝汉朝。

秦汉两个统一封建王朝的建立，开创并奠定了此后两千多年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政治格局。

秦是我国多民族大一统格局确立的开端。

秦统一六国后，取闽越、岭南地，置闽中、桂林、南海、象郡，西北斥逐匈奴、筑长城，其疆域西至甘肃东部，北迄黄河、阴山，东北至辽东，东自大海至今朝鲜半岛北部，南至今越南中部。

秦朝实现了“诸夏”的统一，华夏、百越、苗瑶、氏羌等族成为秦之“编户”，疆域内还有许多其他民族。

自此，中国形成了一个以华夏族群为主体的多民族共居的统一国家。

为了适应统一国家的需要，秦王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将最高统治者“王”改称“皇帝”赢政自称“始皇帝”，并希望传之万世，历史上因此称其为秦始皇，皇帝制度也被此后历代王朝所沿用；在中央建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则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从而建立起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体制；制定了适合统一王朝的法律颁行全国，推行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统一文化风俗，修建了四通八达的交通网。

这些措施消除了各地区制度、文化上的差异，在广阔疆域内实现了有效统治，对巩固统一局面、增强中华文化认同和中华民族凝聚力产生了深远影响。

继秦朝短暂的统一之后，中国历史进入汉代。

汉承秦制，经过“文景之治”休养生息，经济繁荣发展，国力大幅提升。

汉武帝时期削弱相权，集中财权，颁行推恩令削藩，“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

同时，采取巩固边防、拓展疆域的国策。

经过北伐匈奴、西通西域、南平百越、西南通西南夷、东定朝鲜后，汉朝的疆域较秦王朝扩大了将近一倍。

秦汉时期，“大一统”思想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价值取向。

“大一统”观念产生很早，“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①已经成为共识，孟子也曾有天下“定于一”②的论述。

秦始皇刻石颂秦功德，把统一六国视为空前的大业。

汉初，公羊学派借助经典，提出:

“何言乎王正月？

大一统也。

”③汉武帝顺应时代的需要，确立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国策。

“大一统”思想不仅达到了“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④的高度，其内涵也相应地扩大为万民归心、国家统一。

这一思想最终成为中华传统文化最基本的思维观念及中国各民族共同的精神寄托与价值取向，对中华民族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华夏族群在秦汉时期的400余年中，与周边其他族群不断交往融合、繁衍生息、成长壮大，最终形成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

第二节汉朝统一西域及对西域的治理

从西汉起，新疆地区正式成为我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经过西汉、东汉的治理，“大一统”观念逐渐深入人心；丝绸之路的开通，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这些都推动新疆地区历史不断向前发展。

一、西域早期社会组织

西汉统一西域之前，西域存在着一些大小不一的居民聚落，汉文史籍称之为“西域三十六国”①，包括以定居农业为主的“城郭诸国”和以游牧为主的“行国”这里讲的“城郭诸国”是指在新疆地区南部片片绿洲以及天山、昆仑山的山谷中分布的数十个城郭、聚落。

这些绿洲城郭被沙漠戈壁分隔，人数最多的城郭龟兹（今新疆库车、拜城一带），有81000多人；最小的单桓“国”（今新疆昌吉州境内），只有27户194人。

这里讲的“行国”是指在天山南北的草原上生活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

西汉前期，塞人、大月（zhi）乌孙先后游牧于伊犁河流域，阿尔泰山脉还有呼揭等游牧部落。

这些“城郭诸国”“行国”同中原地区不同时期存在的诸侯国一样，都不是独立的国家。

当时的西域“各有君长，兵众分弱，无所统一”。

后来，我国北方游牧民族匈奴控制了西域，设置“僮仆都尉”向诸城郭征收赋税和财物。

西域诸城郭“虽属匈奴，不相亲附。

匈奴能得其马畜旃（zhan）罽（j），而不能统率与之进退”②。

可见，匈奴虽然控制了西域，但与各“国”的关系较为松散，未能赢得当地各族的信赖。

西汉前期，匈奴不断进犯中原地区，给汉朝边郡造成了很大破坏。

此时，西汉正值百废待兴，经济亟须恢复发展，故对匈奴采取了妥协政策。

二、汉朝统一西域

西汉经过60多年休养生息，至汉武帝刘彻（前141前87年在位）即位时已府库充盈，国力提升，但仍没有摆脱匈奴的威胁。

汉武帝认识到“黄老无为”之策已经无济于事，“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因此，决定采取一系列军事和政治措施反击匈奴。

汉武帝一方面对匈奴进行军事反击，收复河套地区；一方面争取遭受匈奴奴役地区的支持。

因此，统一西域与反击匈奴一开始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为了统一西域，汉武帝决定招募使者出使西域。

公元前138年，张骞以郎官的身份应募，接受联络与匈奴有旧仇的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的使命。

张骞率众自长安（今陕西西安）出发，西行途中被匈奴拘禁，10余年后方得逃脱。

张骞继续履行使命，西越葱岭（今帕米尔高原），行经大宛（yuan，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抵达已迁居至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和阿富汗北部阿姆河两岸的大月氏境内，但此时的大月氏已无意东返，张骞于是返回，途中又被匈奴扣留一年多。

公元前126年，张骞回到长安。

张骞的第一次西域之行，前后历时13年，克服路途艰险及被匈奴阻隔等重重困难，足迹西达天山南北。

葱岭东西。

张骞的出使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是打通了中原地区与西域联系的孔道，因此被称为“凿空”。

通过张骞沿途见闻，汉武帝首次了解到西域的翔实情况，确立了对西域“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①的构想。

由此，汉武帝加速了统一西域的步伐。

张骞出使西域期间，西汉反击匈奴的战事也于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役正式开启。

其后，西汉于公元前127年至公元前119年，派卫青、霍去病先后三次出兵重创匈奴，并在内地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河西走廊上陆续设立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郡（史称“河西四郡”），切断了匈奴同西北氐、羌诸部之间的联系，扩大了中原等地与西域各民族间的往来。

匈奴遭受一系列沉重打击后，主力向西北远徙，西域成为汉与匈奴争夺的焦点。

公元前119年，西汉为进一步联络乌孙，以“断匈奴右臂”，派遣张骞再次出使西域。

此时河西走廊地区已经畅通无阻，张骞顺利到达乌孙，但当时乌孙内乱，无暇他顾。

张骞于是派副使前往大宛、康居（今中亚巴尔喀什湖和咸海之间）、大月氏、大夏（古希腊巴克特里亚王国，今阿富汗北部）、安息（今伊朗）、身毒（今印度）等国。

这些国家多派使节随汉使来到长安，与汉朝建立了联系，而乌孙王也派使者随张骞到汉朝了解情况乌孙使者从中原地区返回之后，向乌孙王报告了汉朝的辽阔富庶，乌孙“乃益重汉”①，并请求与汉和亲。

自公元前105年起，汉武帝先后将细君公主、解忧公主嫁给乌孙王，乌孙成为钳制匈奴的重要力量。

公元前102年，汉派兵征服姑师（后称车］师，姑师范围包括今罗布泊以东，北至乌鲁木齐、奇台、吉木萨尔一带）、楼兰（今新疆罗布泊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