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逸经》与《逸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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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逸经》与《逸文》
回忆《逸经》与《逸文》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正如古人说的“人心之同,如其面焉”,但总起来看,不过两个阶段,一是向前看,展望未来,这是青年人、中年人的追求。
一是回头看,怀念过去,这是七八十岁老年人的心态。
宋人文莹《湘山野录》引孙冕的诗“人生七十鬼为邻,已觉风光属别人,莫待朝廷差致仕,早谋泉石养闲身。
”是说七十岁被强迫退休,不要失望悲观,找一个幽雅的地方去安度晚年,这是豁达开明的想法。
老人面对现实,花花世界,风光场合,已无力参加,正与鬼为邻,一步一步走向阴山,据封建迷信时代所绘的阴阳界、指路碑,再进一步,便是另一世界,登上望乡台,俯视家园,无限悲哀,到孟婆庄喝一碗迷魂汤,则又进入朦胧洪荒境域,前事尽忘,一无所知矣。
现在的老人非常幸福,吃着皇粮,悠闲自在,自己也知道保健娱乐,虽然开心,究竟不免暮年寂寞,于是总是回味过去,只有过去,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
平生经历,虽然有许多艰难困苦,但都已经熬过来,虽然遭遇浩劫,却依然健在,回顾过去,深感自慰。
我现在已是耄耋之年,生平师友很多,过去很想写一个新儒林外史,考虑之后,未敢动笔,问题是关于写法上的事,如正襟危坐,谈经论道,则诸人已有传记,不必重述,如从侧面描写,写得活泼一点,又恐怕疏忽大意,写走了笔,触犯忌讳,致干未便,说不定还会惹出麻烦,还是谨慎从事为是。
现在我要写的,是我过去的伙伴简又文。
简又文广东新会人,字驭繁,号大华烈士,美国留学,三十年代初期,任北平燕京大学教授,是近代研究太平天国史最有成就者,著有《太平天国全史》、《太平天国典制通考》各三厚册,由美国哈佛燕京社、亚洲协会,及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赞助和私人捐款,于一九六二年在香港出版,为近代史研究中的大著作。
一九三一年我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研究太平天国史,有时写些小文在报刊上发表。
《北平晨报副刊》辟一专栏约我写稿,专栏曰“洪杨卮谈”,专谈太平天国史事,至一九三二年夏,约写了一百多篇,引起文坛注意,北京图书馆编的《国学论文索引》把它收入第五编内。
就在这时,简又文在燕大正从宗教的角度研究太平天国与耶酥教的关系,写文章陆续在《京报》和《语丝》上发表,他写的《太平天国文学之鳞爪》,《太平天国福字碑记》,都具有学术上的价值。
就在此时,胡适之先生我和他见面。
胡先生说,你们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应该互相补益。
又说简在海淀燕京大学(即今北大),只有班车,交通不便,进城后暂住东单新开路,让我前去找他。
经通信约定,我们在他的住所见面。
原来他是从外国人记录方面研究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主要是外国传教士所作的日记、汇报等,颇有些珍贵史料,因为太平天国把外国人称为洋兄弟,对其于太平区域出入,比较宽大,所以外国人对于太平天国内部情况的记录比较早,比较多,他搜集了许多原书和图片。
我是根据官方奏报、谕旨及私人日记、信函、逃难记等,又得到北大教授故宫文献馆馆长沈兼士的许可,到故宫查找清军机处的档案和清军获太平军的文件等。
总起来说,他偏于洋文方面,我偏于中文方面。
我们晤谈数次,彼此觉得对方所知所藏,都是自己过去见所未见、闻所未闻,颇有相见恨晚之慨。
简又文提出,我们虽然常写文章,研究“太平”,总是为人作嫁,范围狭小,许多不便,不如办个杂志,公开搜求太平史料,我们亦可自由发挥,问我意下如何。
我漫应之曰,这当然好。
后来他又几次提到我们自己办杂志的事,我仍漫应之,我始终认为这是空谈幻想,是高兴时“过屠门而大嚼”的妄念。
因为办杂志,需要资金、地址、组织作家队伍,人力物力,都是实际问题,岂穷秀才们所能办。
说了以后,我并没有往心里去,后来简又文也不通信,也未进城,这个人消失了。
我以为他离开燕大到别的学校去了。
大概过了两年多,他忽然来找我,这次他不住在东单,住在北京饭店,显然阔起来了。
我问他这几年不见面,到那儿去了,他说,他本在燕京大学教书好好的,经人介绍,冯玉祥聘他去。
其时冯玉祥自称基督将军,知简是牧师,请他到西北军中去传道。
给他的名义,是西北军政治部主任。
现在他是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家住在上海,有事到南京去开会。
后来据他说,冯玉祥的军规很严,禁止抽烟、不许留发,生活非常艰苦。
他受不了,因此辞去军职。
时孙科任立法院长,因广东同乡的关系,他做了立法委员。
这次见面,他又提到办刊物的事,似乎有点具体,希望和我合作,实现我们的意愿。
但是我的看法,依然未变,认为办杂志不是一个简单的事。
一九三四年冬天,简又文从上海来信,称创办杂志的事已筹备就绪,希望我赶紧去上海商量杂志内容及开张等事宜,并说由他任杂志社社长,我任主编,恳切希望合作。
并嘱在北京接洽名家,组织作者队伍,反复重申这是我们实现夙愿的机会。
又说正在为我物色住房云云。
我接信后,一方面高兴:
这确实是我们过去所希冀的,不意空谈竟成事实。
但同时又使我大大为难,因为我自一九三一年起,即在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至此已三、四年,对于学校课程,基本顺利,对于学术界,亦逐渐熟悉,在北京已安居乐业。
现在忽然要离职去沪,另起炉灶,困难太多太大,南方生活环境,是否适应,亦颇顾虑,思考再三,为了学术上的追求,对朋友言而有信,读书人讲究重然诺,于是毅然离京赴沪,老实说这是年轻人不怕牺牲的勇气,就我个人说,是改变生活的一件大事。
到了上海,简又文表示欢迎欣慰。
我住在金神甫路租的小屋,雇一娘姨烧饭,后来迁至拉都路。
简又文住在大西路,是当时的高级住宅区。
我们详细研究了杂志的目的、性质、名称、内容等,决定杂志的宗旨、作风,是求实,重人重文。
内容注重文史。
我们认为文,不仅是文学而是文化,范围广阔,包括典籍、学术、散文、诗歌、小说、戏剧等。
史则包括考古、逸闻、野乘、掌故、历史考证、幽默故事等,总的宗旨,在高尚雅洁而趣味浓厚,文字深入浅出,务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
不尚清谈,不发空论。
杂志定名为《逸经》,取《辞海》说,“汉时,经书之出自屋壁,未置博士肄习者,称逸经”。
定为文史半月刊,经过与各方联系征稿,于民国二十五年三月五日出创刊特大号,定价一角,销行国内外,约两万余份,美国国会图书馆长期订购。
计算起来,不为牟利,也不亏本。
我们邀约的作者,在当时多属第一流,北京的有周作人、俞平伯、老舍、谢刚主、瞿兑之、谭其骧、王重民、徐凌霄、徐一士等。
南方有柳亚子、林语堂、郁达夫、胡怀琛、冯自由、刘成禺、温源宁、许钦文、赵景深、陈子展、谢冰莹等。
《逸经》的内容,主要是搜集太平天国史料,这是简又文和我办杂志的共同目的,确实也征求到了许多极珍贵的文献,如王重民在英法所影印抄录的《太平天日》、《资政新编》、《钦定军次实录》,都是国内未发现的太平天国本身典籍。
李鄂楼所藏的忠王李秀成墨迹,江西胡友棠收藏的《干王洪仁亲笔供词》、《幼天王、恤王、昭王的原供》及萧一山的《李秀成致赖文光谆谕并跋》、张峻松《石达开黔西遗诗之发现》,均系原始资料,为向来所未见者。
我和简又文曾到嘉兴去查看太平天国听王陈炳文驻守嘉兴时的王府,即清朝的知府衙门。
我们拓回了荣王廖发受守嘉兴的炮台碑,共两件(我拓的一份,裱成立幅。
后因开近代文物展览,将此二轴碑片捐献给革命博物馆,给了我四十元保管费)。
后来简又文写成《浙江文献展览馆的嘉兴文献》,刊于《逸经》。
以上这些,可说是《逸经》的特色。
其次便是关于人物传记和随笔,有燕大赵紫宸写的《当代教育家吴雷川先生》,有北大英文系主任,后任立法委员温源宁撰写、由倪受民译的《胡适之传》、《周作人传》、《徐志摩传》,二爻译的《林语堂自传》等。
有徐一士写的《荣禄与袁世凯》,王芸生(署名草人)写的《袁世凯与甲午之役》。
徐一士还写有《谈段棋瑞》、《谈徐树铮》、《谈散原老人》。
徐彬彬写的《凌霄汉阁随笔》、《谈谈状元》,谭其骧写的《从董鄂妃谈到张宸》。
值得注意的,有冯玉祥写的《近代第一廉吏王铁珊先生》及署名壁树(喻大树将军之意)的《国民军首都革命纪实》,这是冯氏生平最重要的事件,故他不愿署真名。
还有瞿兑之的《读史零拾》。
以上这些传记性的文章,都是有内容有价值的著作。
《逸经》有两篇长稿,一是老国民党员冯自由写的《革命逸史》,一是老作家刘成禺写的《洪宪纪事诗本事注》,深受读者欢迎,后来都印成专集。
关于散文、杂记的文章,真是名作如林,有周作人的《日本杂事诗》,俞平伯的《癸酉南归日记》、《丙子新正二律诗》,林语堂的《与又文先生论逸经》、《中国人与英国人》,郁达夫的《饮食男女在福州》,老舍的《像片》,许钦文的《淫妻》、《咫尺天涯》,冯沅君的《裹足》,谢冰莹的《夜间行军》、《世界变了》等等。
民国二十五年十一月鲁迅先生病逝,《逸经》同人送去挽联,另有许钦文写的《同鲁迅先生最后的晤谈》,姚萃农的《痛悼鲁迅先生》,杨霁云的《琐记鲁迅》等。
其他还有些零星记录,纪念此一代大师。
关于简又文,在旧社会的习惯,与学术界朋友接触,只谈学问,不及其私,这是礼貌问题。
及至我和简又文共编《逸经》,朝夕相对,对于他才有一些认识。
他的住宅名为《斑园》,我问他有何取义,他说,他的名字中有一文字,他的夫人名玉仙,所以用斑字名园,表示共同生活。
我问他称大华烈士之意——自来壮烈牺牲者,誉为烈士,岂有生人而自称烈士者。
他说曹操的诗“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可见生人亦可称烈士。
至于大华烈士,系俄语同志之义。
我认为他是一位潜心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专家学者,著作等身,成绩辉煌。
他不是政客,但在政界文坛,非常活跃,与立法院长孙科、军委会冯玉祥的关系很深。
他不是资本家,但是南洋烟草公司的同族本家,所以以他的这些条件和背景,办个杂志是很容易的。
我在上海住了一年多,一切都比较顺利,惟对于环境气候、生活习惯,总觉得不太适应,总是恋恋于根据地北京,至一九三六年底,编辑《逸经》二十一期后,我即辞去《逸经》主编职务,由陆丹林接替,我仍不断给《逸经》写稿。
其时老友萧一山接任河南大学文学院长,要增聘四位教授,这四位教授是范文澜、杨宗瀚(伯屏),还有一位姓余的和我,因此我便离开上海到了开封汴梁城。
在上海也有一些生活方面的琐事,值得回忆,我住在拉都路,门口便是22路公共汽车,直达徐家汇天主堂,经朋友设法,得到马相伯老人的同意,我可以到藏书楼去看书,去了多次,所见全是宋元善本,曾写下读书记笔录一小册,后来屡次播迁,此册遗失,真可惜也。
上海城隍庙的小笼汤包,称为美食,物美价廉,我常去小饮。
其特色旧货摊的货物,非常丰富,我常去游览,曾购得古钱币及石砚古玩等,无事在曲栏展望,增人雅兴。
有一次斑园的座上客和我,要求简又文请吃龙虎斗,据说这是广东名菜,大补。
简又文有点为难,因为龙虎斗所用的猫与蛇,并不是普通品种,价值比较贵,结果简又文还是命他的厨师作了一盆龙虎斗,但是很遗憾,我们看着都不敢吃,觉得很惭愧,深感不安。
简又文无奈,只好奋勇大吃特吃,满头大汗,简又文很有修养,没说一句后悔、抱怨的话。
北京著名评剧演员白玉霜,被北平市长袁良驱逐出境,到了上海,在恩派亚剧场演出,更红极一时,我每天从那里经过,曾去看她演的《马寡妇开店》、《珍珠衫》等,都是她的拿手好戏,见国民党大员孔祥熙及其友人戴着大墨镜坐在包厢里。
当时的上海,实南京的别室,简又文、冯自由均居沪,只开会时才去南京。
一年之后,芦沟桥事变起,抗战军兴,《逸经》出至三十五期,简又文移居香港九龙,与林语堂办的《宇宙风》合并,取名《大风》,在香港出版。
我在北平曾接到《大风》第一期,以后即无消息矣。
由三十年代至七十年代,转眼之间,四十年过去了,有人给我一份材料,是台湾刊物《传记文学》,上面有简又文的文章,还提到《逸经》和我,没提到萧一山。
时萧正任台湾博物馆馆长。
文化革命期间,文物局长王冶秋找我,说有人介绍简又文收藏的太平天国文献文物及名人字画,想出售于国内,索价五十万元,问我如何。
我说简又文想把他的收藏送还国内,这是爱国思想的表现,应该接收。
后来未见到王冶秋,此事便作罢论。
再后听文化界人士称,简又文这批文物,已售与美国某大学博物馆,闻之不胜惘然。
大约在一九八○年以后不久,我在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荣孟源闲谈,荣说简又文想回大陆工作,所索报酬,当局未允,以致搁置,我和荣深为慨叹,认为学人回归,乃大好事,何必斤斤计较,非按常规不可。
又不久闻简又文在九龙逝世。
《逸经》的故事至此全部结束。
回头来再说《逸文》,一九四五年春夏之交,抗战胜利,日本投降前夕,国人欢欣鼓舞,重睹平,不禁想起杜工部《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激动心情,古今相同。
当时学术界的人士,文坛上的朋友,久屈思伸,静极思动,大家共同的想法,就是办一刊物,舒展情怀。
群策群力,众擎易举,推我主持编务,命名《逸文》,盖欲继《逸经》之后。
相距十年,就我个人来说,亦一里程碑,不可不记也。
《逸文》系文史月刊,作者大半系过去《逸经》旧人。
有周作人、徐凌霄、徐一士、傅芸子、傅惜华、谢刚主、崇焕卿、刘厚滋等,内容翔实,不逊《逸经》。
第一期创刊号的文章,有知堂的《关于送灶》,文章颇长,内容精审,引证古今民间传说,在知堂的文章中,尚属少见。
署“民国三十四年一月十八日”,盖筹办时所约稿。
徐凌霄的《谈于晦若与宪政》,于晦若即于式枚,此文评述清末政局中人事关系的遗闻。
傅芸子的《东瀛鉴古录》,傅惜华的《西调与小曲》,刘厚滋的《秦代刻石风尚来源之推测》,厚滋系《老残游记》作者刘鹗的嫡孙,继承家学,专究考古,享名于时。
崇焕卿写有《清代八大家王府沿革琐记》。
崇氏满族,汉名刘振卿,熟悉清宫掌故,《大公报》辟专栏刊其长稿,约稿时欲为我写慈禧秘史,此题,足称专著,因世人所不详又难于考证也。
我写的《洪杨遗事》,仍系平日论史笔录。
一庵的《读论语忆姚颖》,则是一篇极有意致的文字。
姚颖系三十年代后期著名女作家,作品《京话》风靡一时,读者多不知其究竟,我特请一庵根据文坛往事加以评述。
一庵文云:
“民国二十一年林语堂创办《论语》于上海,提倡幽默文学,一举成名,由此幽默大师的徽号,传遍中外。
按林氏重在技艺,四五年间,造就不少知名当世之人物,女作家姚颖,便是其中的一位。
凡读过她描写南京新官场现形记——《京话》的,一定感到她是个风流不羁滑稽突梯的人,不然,她怎能写出尖酸刻毒,嬉笑怒骂的文章来。
诚然,当时颇有一部分官僚政客,甚至于政府当局,被她笔下捉弄,调侃得哭笑不得,难怪乎《京话》刊布,竟万人争诵。
待《论语》二周年纪念,将其芳影刊出,附有娟秀签名照片,玉立亭亭,颇觉幽娴文雅,爱好其文笔者,睹此殊可一饱眼福也。
按女士系江苏奔牛人,毕业于中央大学后,与南京市政府秘书长兼社会局长王漱芳结婚,其所作《京话》取材,大都由于婚后交际所得随感之反映,取材自属便利也。
闻友人言,林氏办《论语》以来,写各地通讯文章,运笔犀利、刻画入微,而讽刺酸刻者,除姚颖外,无与伦比,是故林语堂叹为惟一的杰出人才。
”一庵的这篇文章,对姚颖有恭维也有微词。
当时上海画家汪子美,画一漫画《新八仙过海图》,画中人物是:
蓝采和——俞平伯,张果老——周作人,李铁拐——舒舍予,韩湘子——郁达夫,汉钟离——丰子恺,曹国舅——大华烈士,何仙姑——姚颖,吕洞宾——林语堂。
这幅画简又文以二十元购得,刊于《逸经》,我写《新旧八仙考》附之。
文中写道:
“林语堂氏提倡幽默,创办《论语》,世人以在《论语》上经常发表文字之台柱人物拟为八仙,林氏亦承认不讳。
如林办《宇宙风》第一期,林跋姚颖文云,‘本日发稿,如群仙齐集将渡海,独何仙姑未到,不禁怅然,适邮至,稿翩然至’。
语堂重视姚文,文未到时,盼望极殷,文到后欣喜之至,情态如见。
”按姚颖事知者不多,一庵详述之,足存文坛软闻,其人若在,当亦八十老妪矣。
第二期是民国三十四年六月出版,文章有徐一士的《和漏与乡味》,挹彭的《郑苏戡海藏楼诗》,谢刚主的《明代短篇小说》,傅惜华的《太真故事之子弟书》,朱炳荪的《纪冰心先生》。
朱氏是与冰心同时在“燕园”的人,他说“冰心从美国回来的时候,一些文学界的朋友,开会欢迎,座间谈笑风生,有位朋友指着墙上的会场标语‘欢迎冰心’说对过铺子窗户上的广告,正好是这个对联。
大家向对面望去,原来是理发馆玻璃窗上写的‘奉送电脸’。
奉送电脸与欢迎冰心,从文字表面看,确是不移的对联。
”朱氏又说:
“冰心的为人,正如她的文章,冲淡而悠久,清心而深远,与人保持距离而不失友情。
”简要概括,所论极是。
这一期我写了两篇稿,一是署名五知的《乱世文物》,一是署名荛公的《何克之先生侧影》。
何克之名其巩,是我的朋友,安徽桐城人。
桐城派的古文,是古典文体一个流派。
克之直接受古文家马通伯(其昶)的薰陶,文宗桐城,字学苏黄,是冯玉祥西北军的重要人物,辅佐冯氏建军。
民国十三年孙中山自广东北上,毅然入都者,即由西北军系维护之力,十年与冯旅行欧洲,民国十七年出任首次北平特别市市长,二十二年宋哲元守北平时代,任代理委员长,二十五年后任中国大学校长,即隐居不出。
我曾往访他多次,居室中自书“春归堂”匾额,取陆放翁诗句“天地无私春又归”。
书斋中悬着桐城派大家姚惜抱书的立轴,另有谭延写的对联“嘉谟定国传青史,珥笔西行接翠微”。
指其赴苏之行。
他说,曾代表冯玉祥到苏俄联系,曾见到早期苏共领导人托洛斯基等。
他又说最早的苏共领导人,还穿着补钉衣服,其艰苦可见。
又说治国之道,首在政策,实际上是一技术问题云云。
其胸襟阔大,乃一实干的政治家。
所办的中国大学掩护培养了许多人士,友人荣孟源即是中国大学的学生。
《逸文》除文章外,还辟《文史鳞爪》栏,披露文化界动态的小消息。
如:
国文学家马裕藻,近患半身不遂症,于四月底逝世,享年五十九岁,按马氏字幼渔,浙江鄞县人,一八八七年生。
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历任北京大学国学系主任,兼国学门研究所导师。
创造社员龚持平于四月十九日在南京逝世,按龚氏生于光绪三十三年,早年加入创造社,与郭沫若等作文学。
著有《黎明》、《结晶》等书。
前上海古今半月刊社长朱朴之,携眷来京小住,与周作人、翟兑之等聚首畅谈。
周作人近著散文集《如梦记》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张绍昌在北平办《中国学报》、《日本研究》、《读书青年》三大杂志。
冯和仪(苏青)在上海主编《天地》月刊,所著《结婚十年》,在北京翻印者,有九、十两种版本,闻在南北各地翻印者,共有三十多种版本。
张爱玲女士之《流言》,翻印再版已出书,闻《传奇》亦在翻印中。
柳雨生在上海主编的《风雨谈》,已出版。
华北作家协会赵荫棠所著的《影》已出版。
《逸文》第三期的文章,有十堂的《关于东郭》,傅芸子的《老友一士》,傅惜华的《屠赤水的戏曲作品》,谢刚主的《怅惘》,苏青的散文,张爱玲的小说等。
最值得纪念也应该一提的,是十堂的《关于东郭》,这篇文章写得很长,很充实。
可注意的有三:
一是署名,二是题目,三是写的时间。
周氏的文章向署本名及知堂,其他如苦雨斋、苦茶庵等室名,则不大用。
此稿署名十堂,系晚年所用,十堂者,佛家敬礼合十也。
过去他写的五十自寿诗,有“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知堂经常光头,从不戴帽,故云。
他给我写的扇面,亦署十堂。
此文主旨,是评述明朝马中锡写的《中山狼传》,记东郭先生遇狼的故事,记一只恶狼,东郭先生救了它,它反而要吃东郭,以怨报德。
世人便以中山狼的名字,比喻社会中忘恩负义的人。
相传知堂的门人某,后来反对他老师,知堂深恶痛绝,常以狼来喻其事。
一九四四年六月,他写了一篇《遇狼的故事》,载入《苦口甘口》集中,一年之后又写此文——《关于东郭》。
文字虽然蕴蓄,但可看出他对其人其事,耿耿于怀。
此文写的时间,署“民国三十四年乙酉端午节后十日于北平”即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四日。
是年九月抗战胜利,北大开学,知堂曾去讲课三次,十月六日便以汉奸罪被捕,二十六日解往南京,关入老虎桥监狱。
次年十月十六日判处有期徒刑十四年,褫夺公民权十年。
解放后保释出狱,到上海,住在横滨桥尤家亭子间,一九五○年回到北京八道湾旧宅。
废名、江绍源等曾去看视。
由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等安排,命在北京作翻译工作。
开始为上海《亦报》写文,署名“十山”。
时间不短,数量亦多。
又在《南洋商报》连续刊载《知堂回想录》,由曹聚仁联系将出专集,一九六五年九月给曹聚仁信,对于《回想录》在海外发行事宜,托曹全权代表处理一切。
一九六四年前后,他给友人来往信函,常用两个图章,一为“周作人八十所书”,一为“寿则多辱”。
于一九六六年底逝世。
其回想录则于一九八○年在香港三育图书公司出版。
《逸文》出版后,第一期售价二十元,第二期售价五十元,销路还不错,惟物价飞涨,纸张奇缺,第三期集稿后,未能付印,于是暂停。
总观两次编辑杂志,抗战开始,《逸经》结束;抗战胜利,《逸文》问世。
前后相距十年,时局变易,人事沧桑。
及今视之,又半个世纪矣。
往事如烟,每一回想其间经历,真有说不完道不尽的悲欢离合。
有人说人生是一首唱不完的歌,在有生之年为了想奉献一点什么,想遗留一点什么,今后可能还要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