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由读书笔记高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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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读书笔记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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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自由读书笔记高中范文
人类一见事物不复有疑就放弃思考，这个致命的倾向是他们所犯错误半数的原因。
一个专从教师或书本引得一切教训的人，纵使逃开了包围上来要使自己满足于生硬填塞的引诱，也总不会被迫去兼听双方，因而（甚至在思想家当中），也就远远不会常在兼知双方方面有所成就。
只要反对者在这题目上表现了任何强烈情感，把对方逼得很紧，使对方感到难于作答，那么，他在对方看来就是一个无节制的反对者。
其中最严重的一些是：
似是而非地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
总之，对于每一个人，不论他自居于辩论的哪一个方面，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或是缺乏公正或是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但是却不可由其在问题上所选定的方面，纵使是与我们自己相反的方面，来推断出那些败德个人的自由必须约制在这样一个界限上，就是必须不使自己成为他人的妨碍。
人类的官能如觉知力、判断力、辨别感、智力活动、甚至道德取舍等等，只有在进行选择中才会得到运用。
而凡因系习俗就照着办事的人则不作任何选择。
他所要求的一切只是指出道路的自由。
至于强迫他人走上那条道路的权力，那不仅与一切他人的自由和发展相矛盾，而且对这个强者自己说来也足以使他腐化。
人类中的一般中材不仅在智力上是平庸的，就是在意向方面也很平庸：
他们没有足够强烈的嗜好或愿望能使他们向往于做些什么不平常的事，因为他们也不能理解有那种嗜好或愿望的人，径把那种人划归野性难驯和不知节制的一类，而那又是他们素所鄙视的。
（比如我的室友们似乎就不太能理解为什么我这么认真学习。
我觉得她们学习态度很不端正诶。
）
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
对于一个人的福祉，本人是关切最深的人；除在一些私人联系很强的事情上外，任何他人对于他的福祉所怀有的关切，和他自己所怀有的关切比较起来，都是微薄而肤浅的。
有很多人把他们所厌恶的任何行为看作对自己的一种伤害，愤恨它好像它对于他们的情感是一种暴行。
并且不论这事实看来怎样可怪，它到底在世人的普通观念和习俗中有其解释，那就是说，世人既教导女人把结婚看作一件必要的事，那便不难理解许多女人就会宁愿为诸妻之一，聊胜于不得为妻。
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
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
密尔的自由不是形而上的自由，不是康德的那种高高在上的自由，他的自由限制在政治自由的范围里，是功利主义的自由。
他的自由体现在伤害原则之上：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
在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原则上则是绝对的。
对于本人自己，对他身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密尔的自由有点类似于以赛亚柏林的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在不损害他人利益的前提下，集体不能干涉个人的自由，这属于消极自由；个人对自己享有最高的主权，这是积极自由。
《论自由》共有五章，第一章“引论”，告诉读者本书主要讨论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利的性质和限度，提出伤害原则；第二章“论思想自由和讨论的自由”，讲的是因为人们不可能达到真理，所以必须保留错误的意见，完全抹去与整个社会不同的意见是极端危险的，由此来捍卫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第三章“论个性伟人类的福祉的因素之一”，人按照自己的个性实现自己，不仅仅是达到幸福的手段，实现自己的个性就是幸福的一部分，社会应该在最大程度上保证每个个体实现自己的个性；第四章“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密尔在这一章确立了著名的伤害原则，讨论社会在什么时候可以干涉个人，社会如何正当地干涉个人；第五章“本书教义的应用”，在一些实际问题上如何运用密尔的自由原则，比如教育，饮酒，赌博等问题。
接下来仔细讨论每一章都说了什么。
第一章：
引论。
约翰米尔讨论的自由不是“自由意志”，和哲学家们讨论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他的自由是“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利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收到的限制”，自由是对权力的限制。
密尔把自由牢牢限定在政治自由的范围里，不讨论在康德那里像神一样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
他觉得在他的年代全圈政府已经不是令人担忧的对象了，而是在民主的基础上怎么防止多数人的暴政，尤其是道德的暴政，密尔觉得大多数道德都是“阶级利益和阶级优越感的创造物，是社会中一些有势力的部分的好恶”。
他要讨论的是集体意见能否合法干涉个人意见，这个限度在哪里？
限度就是伤害原则。
在引论里他也提到了功利主义，他说：
”在一切道德问题上，我最后总是诉诸功利主义的，但这里所谓的功利必须是最广义的，必须是把人当作前进的存在而以其永久利益为根据的。
”也就是说密尔的自由不是高高在上的，所有问题的第一因，功利主义是自由的前提。
第二章：
论思想的自由和讨论的自由。
我觉得这是这本书最重要的一章。
这一张主要捍卫了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
捍卫的手段就是证明公众的意见也有可能是错的。
密尔极力反对用公众权利压制个体的思想。
“假定全人类统一持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是，人类要使那一个人沉默并不比那个人（加入他有权利的话）要使全人类沉默较为正当。
”他还说：
“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
”之后，密尔极力证明社会和政府会产生许多谬误，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错误荒谬的意见。
任何意见都有被怀疑的权利，无论是道德问题或是宗教原则，如果没有少数人提出相反的意见，不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的话，整个社会和政府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除此之外，他还推重两个对立观点之间的共存和融合。
“两种思想方式各借对方的缺陷显出自己的功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各靠对方的反对才把己方保持在理性和健康的范围内。
第三章：
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原因之一。
他觉得人应该抱有自己的个性。
这一章显示出了密尔的多元论倾向，他说：
”不同的人不能健康的生存于同一道德的空气里，正不亚于各种各样的植物不能健康的生存与同一物质和空气里。
”密尔对个性的捍卫建立在言论自由之上，因为人类的真理是很难统一的，一套真理不可能适合所有人，意见的分歧时必然会产生的，所以，保存每个人的个性至关重要。
“对于各种各样的个性只要对他人没有损害应当给予自有发展的余地。
”这一章还还展示了密尔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
“人性不是一架机器……它毋宁说像一棵树，需要生长并且从各方面发展起来，需要按照那使他成为活的内在力量的趋向生长和发展起来。
”这种黑格尔风格的话出现在功利主义的著作里还蛮让人惊奇的，密尔算是吧德国古典主义和功利主义糅合在一起了。
第四章：
论社会驾于个人的权威的限度。
这一章讨论人类生活中有多少应当派归个性，有多少应当派归社会。
主要的观点就是：
“凡主要关涉在个人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归属个性，凡主要关涉社会的那部分生活应当归属社会。
”根据伤害原则，自己的事情完全可以交由个性处理，只要不伤害到别人的利益。
在涉及他人的利益时，就必须遵守规则。
人可以特立独行，只要他不损害别人的利益，他要为自己的特立独行负责，别人不能干涉他，却可以在情感上不喜欢他：
“一个人因为自慎或是个人尊严上具有缺点而当然会招致的他嗯情感方面的损失和因对他人权利有所触犯而应当遭到的谴责是不一样的。
”
第五章：
本书教义的应用。
最后一章他讨论了一些具体的零散的问题如何应用他的理论，比如贸易、求职、毒品、警察的权限、国家的权限赌博、饮酒、教育……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探讨的是公民自由或者称社会自由。
也就是“探讨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性质和限度”。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几乎从最远的年代以来就在划分着人类。
我们可以这么理解，人类社会“阶级”的出现，正式公民自由与社会自由出现区分与差别的表现。
而随着阶级划分的越来越细，越来越完善，到国家的出现，以及后来所发展的集权、专政与所谓的民主社会，都是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变化而引起的。
或者说是，都是由：
“社会所能合法施用于个人的权力”的不同与变化所形成的产物。
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似乎从有了人类文明起就已经存在了，特别是在国家出现之后，更加明显。
而且，自由与权威之间的斗争也给古往今来众多的文人们提供了一个永恒的、永远都不过时的话题。
追寻自由，成了各个时代文人们都竞相追寻的“时髦”。
在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的相处中，人们所认为的“统治”与“被统治”，对于自由的限制与约束，以致于发展后期所必然出现的人们揭竿而起，推翻专政、暴政所得来的那些“自由”。
那是“所谓的自由”。
《论自由》中这样说的“统治者会试图用以对付其臣民，正不亚于用以对付其外来的敌人”。
他们将权力看作是一种武器。
为什么人们的自由要受到限制？
换言之，正如人类所常说的那样“自由是相对的”、“世界上没有绝对的自由”。
为什么呢？
关于这一点，在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作者有这样一段比喻“在一个群体当中，为着保障较弱成员免遭无数鸷鹰的戕贼，就需要一个比余员都强的贼禽受任去压服它们。
但这个鹰王之喜戕其群并不亚于那些较次的贪物，于是这个群体又不免经常处于须要防御鹰王爪牙的状态。
因此，爱国者的目标就在于，对于统治者所施用于群体的权力要划定一些他所应当受到的限制。
而这个限制就是他们所谓自由。
”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理解：
因为他们少数一些人的利益所在，所以他们需要限制我们的自由，给人们相对的自由以维护统治。
这就又涉及另一个根源性的问题了，即“我们有绝对的自由吗？
”、“我们的自由是别人给予的还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这两个问题，人们到今天一直还在争论。
“从历史上看，只要人类一天还满足于以另一个敌人去攻斗一个敌人，还满足于在多少有些有效保证足以对付主人的暴虐的条件之下便由一个主人来统治自己，他们就还没有使自己的渴望超越这点之外。
”
作者约翰·密尔认为，在统治者与公民自由的博弈中，美国的“宪政”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它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即“自由党派竞争的时代”。
“在政治理论和哲学理论当中，正和在人当中一样，成功倒会把失败所会掩住的错误和弱点暴露出来。
”而在作者看来，这种“自由党派竞争”的情况，当它还只是一种在书籍中才可见的、“听起来颇成一条自明的公理”之时，政府只当它是另一场暴*而已。
而当第一个民主共和国成立之后，“于是这种选举制和责任制政府就成为观察和批评的对象。
这时人们就觉察出来，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力”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
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
”但作者还是发现，这种民主共和制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
换言之，在本质上还是没有解决。
变成了作者所说的“多数的暴虐”。
约翰·密尔的《论自由》中有一个很出名的观点，就是“多数的暴虐”的观点。
他对于当今的国际政治来说有相当大的前瞻性。
书中这样说：
“当社会本身是暴君时，就是说，当社会作为集体而凌驾于构成它的各别个人时，它的肆虐手段并不限于通过其政治机构而做出的措施。
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
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社会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因为它虽不常以极端性的刑罚为后盾，却使人们有更少的逃避办法，这是由于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
”这种情况比以往有过之而无不及，更可怕！
社会是这样认为，即使它错了也没人发现，在一个国家，人人都同一种颜色，同一个思想，同一种文化，仔细想想这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
当一个社会都是一个思想了，那本身就是一种畸形，与人类的自我发展是相违背的。
古人讲“兼容并包”、“海纳百川”，是注重各个不同的文化都发展，并且各自繁荣，这样这个世界才会更加繁荣、精彩，才会不让一些稀有的、独特的文明的足迹被淹没。
密尔说：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负责，在仅只涉及本人的那部分，他的独立性在权利上则是绝对对于本人自己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密尔又说：
”凡显系一个人义务上当做的事，而他不做时，就可要他对社会负责，这是正当的，须知一个人不仅会以其行为遗患他人，也会因其不行动而产生同样的结果，在这两种情况下要他为此损害而对他们负责交代，都是正当的。
“
密尔是不是缺失对一种极端情况的考虑？
也就是当一个人必须牺牲自己才能保全他人，这是不是一种义务？
而当他决定不履行此义务时，他人作为惩罚而将他就刑，这是不是另一种作为负责和交代的方式呢？
密尔认为自由的三个领域：
第一，意识的内向境地，要求着最广义的良心的自由；要求着思想和感想的自由；要求着在不论是时间的或思考的、是科学的、道德的或神学的等等一切题目上的意见和情操的绝对自由。
第二：
这个原则还要求趣味和志趣的自由；要求有自由订定自己的生活计划以顺应自己的性格；要求有自由照自己所喜欢的去做，当然也不规避会随来的后果。
第三，随着个人的这种自由而来的，在同样的限度之内，还有个人之间相互联合的自由；这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为着任何无害于他人的目的而彼此联合，只要参加联合的人们是成年，又不是出于被迫或受骗。
以上大概就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结社自由，这三者并不是毫无关联的，而是递进的
密尔说：
”应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言论压力）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
假定全体人类减一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要使人类沉默较可算为正当。
“
这是不是有一些道德洁癖，仿佛并不是一个功利主义者的所为，如果如密尔所说，那么我以上第一个疑问就已经在密尔这儿得到解决。
但是密尔又确实是一个实在的功利主义者，他的功利主义更为深邃，他又说：
”迫使一个意见不能发表的特殊罪恶乃在它是对整个人类的掠夺，对后代和对现存的一代都是一样，对不同意于那个意见的人比对保持那个意见的人甚至更甚。
假如那意见是对的，那么他们是被剥夺了以错误换真理的机会（按：
注意，他们是自我剥夺的）；假如那意见是错的，那么他们是失掉了一个差不多同样大的利益，那就是从真理与错误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对于真理的更加清楚的认识和更加生动的印象“然而关键在于”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仍然是一个罪恶“
或者我说错了，那并不是道德洁癖，而是真正的功利主义，用苏格拉底的那句话来说在合适不过：
”雅典人，你们对于你们自己的戕害要远过对我的戕害。
“
密尔说：
殊不知决定他在这无数世界之中要选取哪个作为信赖对象乃仅仅是偶然的机遇，殊不知现在使他在伦敦成为一个牧师的一些原因同样也会早使他在北京成为一个佛教徒或孔教徒——-而这些他就不操心过问了。
可是，这一点是自明的，也像不拘多少论据能够表明的那样，时代并不比个人较为可能错误一些；试看，每个时代都曾抱有许多随后的时代视为不仅伪误并且荒谬的意见；这就可知，现在流行着的许多意见必将为未来时代所排斥，其确定性正像一度流行过的许多意见已经为现代所排斥一样。
这段话美妙，但是容易遭到驳斥，就这样的观点很容易使人无所适从，到底什么是正确的呢？
人到底应不应该按着自认为正确的去行事呢？
密尔在以下作了解答：
我们之所以可以为着行动之故而假定一个意见的真确性，正是以有反对它和批驳它的完全自由为条件；而且也别无其他条件能使一个像具有人类精神能力的东西享有令他成为正确的理性保证。
从这段想到独立宣言的第一句：
我相信一下真理是不言而喻……而自由的真谛就在于允许你不同意这样大多数人所认为的真理。
密尔说：
宗教自由的敌人们也觉到，若不用什么论据把马卡斯安东尼奥说成正当，就不可能替使用惩罚办法来束缚不信宗教的意见的行为辩护；他们在被紧逼的时候间或也承认上述的结果；于是他们就说：
迫害基督教的人还是对的；迫害乃是天机早定的一个大难，真理应当通过而且总会胜利通过的，因为法律的惩罚最后终于无力反对真理，虽然反对为害的错误时则有时发生有益的效果。
这种辩解无论如何都非常虚弱，并且危险，因为在基督教处于弱势的时候，这种口吻可能会害死教徒。
若谓只因其为真理便具有什么固有的力量，能够抵抗错误，能够面临监狱和炮烙而挺占优胜，这乃是一种空洞无根的情操。
须知人们之人新真理并不胜于他们之往往热心于错误。
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
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
以上是密尔《论自由》中的《论思想自由和讨论自由》章节，下面是第二章节《论个性为人类福祉的因素之一》。
密尔引用了罕波尔特的一句话：
人的目的，或说由永恒不易的理性诏谕所指令而非由模糊短暂的欲望所展示的目的，乃是要使其各种能力得到最高度和最调和的发展而达成一个完整而一贯的整体。
所以“每人所应不断努力以赴特别是志在影响同人的人所应永远注视的目标，乃是能力和发展的个人性”
这大概和我所理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有某种恰合，存在主义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也是，但是从动物到人，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彼刻人的本质显现，而现实中的每个人则都是分得这个本质的部分而非全部，所有的人则构成大写的人，人类即是人的本质显现，要让这种本质显现，那么每个人就应当努力完善自己，使“自由和境地的多样化”。
密尔说：
不要因为不知怎样制作英雄就连制作英雄的材料也排弃掉。
人类曾有一个阶段，个性过强，社会性太弱，由而使得社会成员受损，因此历史进入一个自我调整的状态，但是由于人的弱点，矫枉过正，现在的情况就是社会就像使用了强性除草剂，良莠不分，统统消灭个性。
密尔说：
要想给每个人本性任何公平的发展机会，最主要的事是容许不同的人过不同的生活。
在任何时代里，只看这一项独立自由运用到怎样程度，就相应地可以知道那个时代怎样值得为后代所注视。
就是专制制度也不算产生了它的最坏结果，只要人的个性在它下面还存在一天；反之，凡是压毁人的个性的都是专制，不论管她叫什么名字，也不论它自称是执行上帝的意志或者自称是执行人们的命令。
这段话似可以用来讨论威权和极权的区别，威权体制下还尚存个性，而极权不是。
天才只能在自由的空气里自由地呼吸。
我有时想在两个时代里，对一件事抱着截然相反态度的人其实是同一种人，今天反对民粹主义的人如果身处另一个时代中就会支持民粹主义，此一时彼一时也，并非善变，而是专一，他们总和一样东西作对，那就是“暴虐”，当君主暴虐时，他们用民粹矫正，当民众暴虐时，他们用英雄天才来矫正，这一类人往往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怪癖”，然而“恰恰因为意见的暴虐已达到把怪癖性做成一个谴责对象的地步，所以为了突破这种暴虐，人们的怪癖才更为可取。
”
密尔说：
进步精神并不总是等于自由精神，因为进步精神或进步精神，因为进步精神会企图以进步之事强加于并不情愿的人民，而自由精神要抵抗这种企图，也会与反对进步者局部地和暂时地联合起来。
但是进步的唯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因为一有自由，有多少个人就可能有多少独立的进步中心。
这一点非常重要，要平等还是要自由？
平等和自由我们都要，但是如果两者择其一，那么要自由。
但是人在这个选择中往往会迷失，一味强调平等随之而来的可能就是极权，而如果先有了自由，那么平等的希望仍然不会磨灭，美国的历史则是最好的例子。
密尔说：
我们要以中国为前车之鉴。
那个国族乃是一个富有才能并且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的国族，因为他们遇有难得的好运，竟在早期就备有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在某种范围内也就是一些即使最开明的欧洲人在一定限制下也必须尊称为圣人和智者的人们所作出的事功。
他们还有值得注视的一点，就是有一套极其精良的工具用以尽可能把他们所保有的最好智慧的人将得到有荣誉有权力的职位。
毫无疑义，做到这个地步的人民已经发现了人类前进性的奥秘，必已保持自己稳稳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
可是相反，他们却已变成静止的了，他们几千年来原封未动，而他们如果还会有所改进，那必定要依靠外国人。
读到这里，痛心不已。
欧洲之得有前进的和多面的发炸，完全是受蹊径繁多之赐。
人类在有过一段时间不习惯于看到歧异以后，很快就会变成连想也不能想到歧异了。
两条格言：
第一，个人的行动只要不涉及自身以外什么人的利害，个人就不必向社会负责交代。
第二，关于对他人利益有害的行动，个人则应当负责交代，并且还应当承受或是社会的或是法律的惩罚，假如社会的意见认为需要用这种或那种惩罚来保护它自己的话。
第一条格言我认为是社会干涉个人的限度，第二条格言则是个人自由以他人为界的表达。
密尔说：
自由原则不能要求一个人有不要自由的自由。
一个人被允许割让他的自由，这不叫自由。
可是自由的另一个原则就是一个人有处置自己的身体的自由，这两者相矛盾么？
“政府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不必自己操心去备办这个教育。
……要知道，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那个教育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
若干国度中政治自由不充分建筑在地方自由的基础上便往往只昙花一现。
如果一国中所有高才竟能都被吸入政府的职务中去，那么一个趋向于做到这种结果的建议才真足以引起不安。
这种行政极其愈是构造得有效率和科学化，网络最有资格的能手来操纵这个机器的办法愈是巧妙，为患就愈大。
要做到符合于效率原则的最大限度的权利分散；但也要尽可能做到最大限度的情报集中，还要尽尽最大的可能把情报由中枢散播出去。
国家的价值，从长远看来，归根结底还在组成它的全体个人的价值。
个性作为一种积极自由，不简单的意味着个人有权做自己喜欢的是而不受他人的阻挠，它还意味着个人有权按照自己的个性去追求自己的自主性，而将世俗的、社会的的观点置于一边。
一个社会中怪癖性的数量总是和那个社会中所含天赋异禀、精神力量和道德勇气的数量成正比的。
今天敢于怪癖的人如此至少，这正是这个时代主要危险的标志。
中华民族富有才能，在某些方面甚至也富有智慧，由于遇到了难得的幸运，在岁早期就配备了一套特别好的习俗，这是一些人的杰作，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最开明的欧洲人也尊称这些人为圣人和贤哲。
做到这一点的人民无疑已经发现了人类进步的奥秘，并且已经牢牢地站在世界运动的前列。
然而切切相反，他们已经变成静止不动的了，维持现状达千年之久，如果说他们还有改进，那必定是外人做的。
这就是一个民族人人都雷同，以同样的格言和规则来管制他们的思想和行为。
而这就是成果。
原来所谓“自治政府”和所谓“人民施用于自身的权利”等类词句，并不表述事情的真实状况。
运用权力的“人民”与权力所加的人民并不永是同一的；而所说的“自治政府”亦非每人管理自己的政府，而是每人都被所有其余人管制的政府。
至于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意志。
于是结果是，人民会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它种。
因此，党掌权者对于社群，亦即社群中最强大的部分正常负责时，限制政府施加于个人的权利也不失其任何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政治思想中，一般还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
社会主流道德：
哪里有一个占优势的阶级，该国道德相当大的部分就必出自该阶级的利益和阶级优越感。
…另一方面，以前居于优势地位的阶级如果已经失去优势，或者其优势已不受欢迎，那么，此时主导的道德情感就往往带有一种厌恶优越的意味。
社会能够并且确在执行它自己的诏令。
而假如它所颁的诏令是错的而不是对的，或者其内容是它所不应干预的事，那么它就是实行一种社会暴虐；而这种暴虐比许多种类的政治压迫还可怕……它透入生活细节更深得多，由于它奴役到灵魂本身……对于得势舆论和得势感想的暴虐……以束缚任何与它的方式不相协调的个性的发展……关于集体意见对个人独立的合法干涉，是有一个限度的；要找出这个限度并维持它不遭侵蚀，这对于获致人类事务的良好情况，正同防御政治专制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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