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努生对全面整党的一点看法和意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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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努生对全面整党的一点看法和意见

李努生：

对全面整党的一点看法和意见

（一）

根据中央指示，我省先后确定了17个整党试点。

从去年12月起，就开始了整党工作。

在先行确定的14个点的“调查摸底”阶段基本结束的时候，省委整党试点领导小组于今年二月下旬召集这些单位的党委和整党工作组进行了一次汇报座谈。

根据各点的进度情况，省委整党试点领导小组又于四月初旬，召集这些单位对“对照检查”阶段涉及到的几个问题进行了汇报座谈。

从这两次汇报的情况和我深入到其中几个点考察的情况看，对于这次整党，广大党员和群众认为是迫切需要的，是忠心拥护的。

几个月来，各点确实做了大量工作，解决了一些问题，但还是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的就是对于搞好这次整党，普遍存在着信心不足的心理，他们担心整党“走过场”，“抓住老鼠，放走老虎”，整到底还是整了群众，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反映最强烈和败坏党的威信最严重的不正之风问题。

事实证明，群众的这种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我们应该认真研究整党试点的情况和问题，总结经验，摸索规律，改进工作，以便切实按照中央精神，搞好下一步将开展的全面整党。

（二）

这14个试点单位中党组织的主要问题是，班子不团结，纪律不严明，制度不健全，战斗力不强，等等。

党员的主要问题是，在思想上反映为：

坚持“左”的（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持怀疑态度，不宣传，不贯彻）或“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共产主义信念动摇，对马克思主义产生怀疑，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淡化以至消失的错误思想）；在政治上不能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作风上表现为：

官僚主义，不负责任，高高在上，脱离群众，脱离实际，利用职权，破坏财经纪律和劳动人事制度谋取私利；在生活上搞特殊化，等等。

这些问题，前面一些抽象，后面一些具体。

当前，群众反映最强烈和败坏党的威信最严重的，是后面那些具体问题，如再具体一点，就是所谓“三招（招生、招干、招工）两转（农村户口转城市户口，工人转干部）一住房”的问题，而此类不正之风，多发生在领导干部和主要领导干部身上，下面举几个例子，可略见一斑。

试点寿阳县，在1974年至1980年期间，非法招工294人，其中县委5名常委就占用了80个指标，平均每人占用16个指标。

试点天镇县在1979年至1981年非法转农业户口为城镇户口36人，其中除2个指标用于一般干部遮人耳目外，剩余34个全部为领导干部占用。

其中县级领导5人占了7个；部级领导23人占了27个。

试点长治市商业局系统1979年以来占自然减员指标安排子女56人，其中有局级领导干部子女4人，公司一级领导干部子女16人，商店负责人子女15人（不包括由这些领导批条子、签字和指定的人数在内）。

从以上几例不难看出，我们一些地方、单位的领导干部作风不纯的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

也正是这些问题，严重地败坏了党风，损害了党的形象，广大党员和群众对此深恶痛绝，并把能否扭转这种状况当作衡量整党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标志。

（三）

胡耀邦同志在12大报告中谈到整党问题时指出：

“我们要通过这次整党，使党内政治生活进一步正常化，切实纠正不正之风，大大加强党同群众的密切关系。

这样，我们就一定能够实现党风的根本好转”。

党中央有关文件还明确规定县级以上领导干部是这次整党的重点。

根据党中央精神和山西的实际，这次整党毫无疑义地应该抓住影响党风根本好转的要害问题，把群众反映最强烈的不正之风揭出来，使那些利用职权带头搞不正之风的领导干部与普通党员一样真正受到教育（该处理的处理）。

然而，从我省14个整党试点的情况看，虽然说在前段整党过程中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群众反映最强烈、败坏党的威信最严重的一些问题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出现有如下反常情况：

一是“领导干部无过”。

从14个整党试点的党员分类排队情况看，被划为“不合格”的全部是普通党员，没有领导干部（见附表1、2）。

而且，那些不合适的普通党员，据说又多是由于上面没有保护伞才被排列到这个行列的。

二是“抓住芝麻，丢了西瓜”。

试点运城行署康杰中学的校长是“文革”中造反起家的。

近几年来，他利用校长职权拉关系、搞交换、谋私利，搞不正之风相当严重，比如他以非法手段把家属子女的农业户口转成城市户口，并给家属安置了工作等，在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

就这么个校长，在分类排队时竟被列为基本合格之列。

而另一个问题性质不比校长严重，人们认为经过教育完全可以转变的党员，却以经常外出搞第二职业抓“外快”为由，被划在了不合格之列。

试点太原卷烟厂，1979年至1981年，厂级九名领导干部白抽、白拿、白送香烟共10749条，还私立金库，存款4000多元，供胡支乱用，这些情况，光明日报曾报道批评过，分类排队时，这些领导也没有一个被列入不合格之列。

而三名被划为不合格的，其中除一名是被司法机关逮捕了的经济犯罪分子（科长）填了领导干部中的不合格的“缺”外，其余两名，倒是一名有男女作风问题和一名旷工较多的普通党员。

这里需指出，作这种比较，丝毫不意味着普通党员确实存在严重问题不应列入不合格之列，而是说这种抓几个普通党员填“不合格”空白的现象很危险，如此下去，势必导致对不合格群众的处理代替对不合格领导的处理。

三是搞形式，“走过场”，不解决实质问题，一些性质严重、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提不上来，或者虽提了上来也不被算作问题。

试点寿阳县县委在汇报整党时，谈出来的重要问题全部是前几任领导班子的问题，而始终没有去涉及现任领导班子的问题。

试点汾阳县冀村公社党委汇报整党的情况，也没有把公社党委书记在全社干部会上讲的“双包责任制对不对，我也不知道，你们要问就去问中央”的话作为问题。

太原卷烟厂党委组织部的汇报更可笑，所谈内容全是某某群众偷了几盒烟，领导干部如何爱厂如家，等等。

只字未提一个领导批一次条子就得向上级贿赂几十乃至几百条烟的情况。

省林业厅将原来由厅长批木材的权限下放给一名副科长，据反映其中问题特别严重。

但整党已经历时数月，该问题一直无人问津。

四是出现“上头好，下头坏”的绝对情况和其它不正常情况。

综合14个试点的党员的分类排队情况，合格面大体为30—40%，基本合格面为50—60%，基本不合格面为7—9%，不合格面为1—3%。

从合格面看，是机关的多，农村的少；领导机关的多，基层支部的少；上级机关的多，下级机关的少。

阳泉市城区机关，合格党员占39%；寿阳县机关，合格党员占40%；省林业厅党组成员，合格的100%；财经学院系处级干部党员，合格的43%；而忻县义井公社，合格党员占28.2%；大同忻州窑煤矿，合格党员占21.7%；财经学院教师党员，合格的占24.5%；长治市商业系统，合格的25.4%。

从不合格的面看，情况正好相反，是农村的多，机关的少，基层支部的多，领导机关的少；下级领导机关的多，上级领导机关的少。

汾阳县冀村公社，不合格党员占4.9%；长治市商业局系统不合格的占3.3%；财经学院工人党员不合格和基本不合格的占2.1%；忻县义井公社农村党员不合格的占2.6%；而忻县义井公社机关党员不合格的和基本不合格的是0%；阳泉市城区机关不合格的是0%；晋东南地委宣传部是0%；省林业厅机关是0%；财经学院党委成员和党员副院长是0%。

五是对问题性质相等的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在看法和处理上不相等，对领导干部宽、轻，对普通党员严、重。

据汇报，领导干部所搞得不正之风或违法乱纪，均属明知故犯；普通党员搞得，多是不知不懂。

寿阳县1975年至1976年将农村户口转城镇户口时，县委主要领导明明知道中央和省里有明文规定，每年农转非数字不得超过1.5/1000，但他们偏要违反，把很多亲属和关系户转为非农户，使1975年的农转非数字达到57/1000，1976年达到110/1000。

长治市商业局一个门市部主任，在1981年11月当听了内部传达的烟酒调价决定后，不但不能按纪律制度保密，反而抢购了大批烟酒。

对于这样一些明知故犯的领导干部，本来不存在什么教育提高一说，而应该从严从重处理。

然而，据汇报，处理的原则多是处理领导干部所做的事，而很少处理做事的领导干部。

不但如此，更严重的是这样一些领导还不能划到基本不合格和不合格之列。

在整党过程中，当然也不会受教育，更不能被处理。

相反，作为盲目犯错误的普通党员，组织上却是计划要开除和除名的。

六是着眼注意和着手掌握在整党过程中由不合格和基本不合格转为基本合格和合格的领导干部多，普通党员少。

长治市商业局在“寿阳会议”汇报出来的由基本不合格转变为基本合格的两个，一个是公司党总支副书记，一个是门市部主任。

汾阳县冀村公社谈到的两个，两个全是基层支部委员。

七是混淆了处理“三种人”、违法乱纪的党员和在整党中应该处理的人和事的界限；混淆了处理犯错误的党员和处理不合格党员的界限。

处理了“三种人”代替了处理大搞不正之风的领导者。

据汇报，试点新华化工厂、太原卷烟厂等单位就是把司法机关已在去年逮捕了的经济犯罪分子，填补了中层领导干部中不合格的“缺”。

八是领导干部和领导整党的同志，本身不能摆进整党的各阶段活动。

据汇报，试点单位的领导干部多是以领导整党的身份自居，或者是忙于整党的领导工作和党的中心工作，不能带头或者不能作为整党对象积极参加整党。

有的领导干部即使把自己摆了进去，但也是做做样子。

谈出的问题，多是常委集体的问题，很少谈本人的问题。

或者谈点本人的问题，也无非是思想问题和鸡毛蒜皮的问题多，实际问题少。

群众把这种情况形象地概括为“批评自己谈情况，批评别人谈希望”。

九是对于“把改革精神贯彻于整党的全过程”的指导思想，在理解和实践上有片面性。

据寿阳县等单位的汇报，他们把整党本身之外的改革（包括实行生产承包责任制、建立岗位责任制、整顿领导班子等）当成了整党过程中的改革，而忽视了整党本身的改革。

十是在支部划分上也出现了一些怪现象。

有的支部划分的是一类，支部成员问题却很多，群众意见很大，根本不像一类；划分的三类支部，支部成员却全部是合格和基本合格的党员。

这两种情况，一种是名不符实；一种是抽象否定具体肯定。

令人百思不解。

十一是解决和处理的重点问题太多，自然而然也就没有了重点。

十二是系统教育的形式和办法循守黑龙江经验的多，创新的少。

总而言之，有不少单位是在搞形式、“走过场”，耍“花架子”，弄不好整党很可能达不到预期的目的。

（四）

分析整党试点中出现的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难。

试点单位的整党是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的，虽有上级领导单位派的工作组，但由于整党的领导小组的成员多由党委成员组成，党委成员中的问题自然很难得到如实反映，也不会把谁划入不合格之列。

二、下级解决上级的问题难。

试点中搞具体工作的同志多是党委职能部门的干部组成，让他们解决有问题的顶头上司，恐怕除了有关系的纠葛外，最主要的是不敢到“太岁”头上动土。

三、党委和整党领导小组的干部，以及具体搞整党工作的同志对属于在整党范围内的领导干部在思想认识上有偏见：

“既是领导干部，就自然合格，当然合格，应该合格”。

四、党风不正，关系错综复杂，一张无形的“关系网”难于捅破。

五、对整党的意义、目的和整党的重点对象不太明确，或者虽然明确，但不能在实际当中贯彻执行。

六、单位怕实事求是反映问题否定了自己的成绩，于是免不了弄虚作假，好的“锦上添花”，不好的少说为佳。

七、群众有顾虑，发动不起来，他们看到一些本来问题很大的领导在整党中不但还是领导，有的并且还是领导整党的领导，认为给他们提意见不但不会解决问题，反而会招惹是非，因此，有话不敢说、不愿说。

（五）

整党试点中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是难免的，之所以搞试点，也正是要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教训，探索工作规律，为全面开展整党做好准备。

有鉴于我省整党试点的经验教训，我认为在下一步进行全面整党时，在组织领导和工作安排上应做一些大的改革。

具体意见如下：

一、采取从中央到基层组织，一级抓一级的办法。

在自上而下整顿的原则下和整顿好自身的前提下，从中央到基层，是否由上一级抓下一级，这样一级抓一级。

即：

由中央派工作组（人员从离退休老干部和机构改革精简下来的干部中挑选）整顿省、市、区一级领导层和领导机关；省委派工作组整顿地市一级领导层和领导机关，以此类推，直到基层。

或自上而下分期分批进行。

在党组织内部，先从领导干部开始，然后再整一般党员。

二、各地区，各部门、各系统交叉搞。

如从全国范围来说，可派山西的到陕西搞，陕西的到河南搞……就省的范围说，各地市进行交叉。

另外部门与部门，系统与系统也交叉开来，比如上级宣传部门的到下一级组织部门搞，上级工业系统的到下一级财贸系统搞。

三、就一个单位说，应该分开层次搞，即把最高领导层、中级领导层和普通党员分开来搞。

当然不是截然分开，而是有分有合，分合结合。

具体说，就是调查摸底结合搞，分类排队分开搞，系统教育、对照检查和登记处理根据情况有合又分搞。

四、要走群众路线。

我们这次整党，虽说不像以前那样开门整顿，但应该采取走出去、请进来等方式，广泛深入地听取、征求党员群众和下级党组织的意见，充分发挥广大党员群众在整党中的积极作用，同时要充分听取党外群众意见。

五、要高标准、严要求检查验收领导干部在整党过程中各阶段的活动。

党中央最好能够制定出检查验收的具体标准。

六、具体问题具体对待，特殊问题特殊对待，不搞一种模式，一刀切。

如纠正不正之风，应分类别搞，即看某单位该解决什么问题，某某人该解决什么问题。

比如宣传部门该解决什么问题，组织部门该解决什么问题，人事、劳动以及其它部门各该解决什么问题。

张三该解决什么问题，李四该解决什么问题。

然后，根据单位的业务性质、组成成分、存在问题，人的性别、年龄、性格、党龄、职业、职务、文化程度、历史或现实表现、存在问题等采取针对性的措施解决问题。

七、硬性规定或者启发引导领导干部在整党的各阶段带好头，做出样子带动群众。

要谨防搞“花架子”、搞形式，上行下效，使整党“走了过场”。

八、要严格禁止“走过场”。

党组织之间、党员之间、党员干部和党员群众之间，要实行互相监督，特别是上级党组织对下级党组织的监督，上级领导干部对下级领导干部的监督，党员群众对党员领导干部的监督。

九、对党员群众最好不要搞人人过关，对领导干部可以搞人人过关。

十、不能下达处理党员的指数（任务）。

采取这些措施，整党工作也不可能搞得尽善尽美，但它至少可以弥补这段试点中的不足，从大的方面起到这样的作用：

可解决自己整顿自己和下级批评上级难的问题；可冲破“关系网”的纠葛和官官相护的局势；可避免处理群众代替处理领导干部的情况；可解决在这次整党中真正应该解决的问题；可防止搞形式、“走过场”的问题发生；有利于发动党员群众，充分发挥广大党员在整党中的积极作用。

本文选自李努生：

《探索：

一个普通共产党员的追求》一书2-12页。

李努生，山西省纪委、监委，任政策法规研究室主任，李努生同志参加工作近30年来，一直从事党建理论、党员教育、政策法规等研究工作，先后在省级以上报刊以自己名字署名公开发表的各类体裁的文章达近百篇。

其中1983年初撰写的《关于对全面整党的一点看法和意见》的调研报告受到时任党中央书记胡耀邦同志的重视和肯定，并批示各省、市、区党委参阅。

主编出版的书籍有《党员教育概论》、《市场经济与重返关贸总协定》、《探索》等。

《探索》一书是作者李努生大学毕业后笔耕20多年来艰难跋涉的足迹，是一个普通共产党员对理想和信念的追求。

全书分为思考探求篇、政治理论篇、党员教育篇、党课教育篇、国企改革篇、新闻通讯篇、随想杂谈篇以及反腐倡廉篇八部分内容。

书中有不少独特见解，很值得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