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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论文章
胡舒立：
拆迁变革不能止于问责
根治暴力拆迁，必须加快改革有违《物权法》精神的征地拆迁管理体制,全面修订现行拆迁法规，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以一死两伤而悲剧性告终，宜黄县党政主要领导也被停职立案调查。
这种双输结局彰显了一种进步：
基层政府主导的暴力拆迁被“问责”，这对基层党政领导是一种警告，对自焚死伤者及其家属亦是一种告慰。
但也应该看到，要根治暴力拆迁，防止类似悲剧重演，仅仅是行政问责远远不够，必须加快改革有违《物权法》精神的征地拆迁管理体制，全面修订现行拆迁法规，强化对公权力的约束和监督。
把“个案式问责”提升为“制度性问责”已成为当务之急。
回过头来看，中国公众对事后追惩式的“行政问责”并不陌生。
六年前，湖南省嘉禾县委书记、县长等就曾因滥用行政权力、非法暴力拆迁而遭免职。
当时，国务院曾专门为此召开常务会议，以求惩前毖后。
但事实证明，这种问责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近年来，拆迁自焚案时有发生。
面对强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权力，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转瞬间惨烈终止，其中包含着多么深重的无力感和绝望，恐怕只有自焚者及其家人才能体会。
当唐富珍自焚身亡时，人们还为其个性的决绝而悲叹;当拆迁户被殴打或非法拘禁时，人们还会以拆迁户与基层政府的利益博弈视之。
但是，此次宜黄县一家三人为抗议强拆而自焚却告诉人们，表面的“博弈”包含着巨大的不公平不对等，最终凸显的只是“权力之恶”。
生命对每个人只有一次。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事到如今，以公民个人生命为代价换来的事后“问责”，不能成为事件的终止。
较之对生命的淡漠，“个案式问责”当然是有意义的，但却难以“治本”。
因为暴力拆迁、野蛮拆迁、血腥拆迁的根源还在于制度的扭曲和法治之不逮，在于“权力之恶”缺乏制衡。
如果宜黄拆迁自焚案仅仅局限于处分一些党政官员或增加一些补偿，那就很难避免此类悲剧重演。
今年2月，我们曾刊发社评（参见本刊2010年第7期“拆迁困局正解”）指出，在当前拆迁管理体制下，地方政府掌握着城市建设和土地的规划权，掌握着土地和房屋的征用权，相当多拆迁公司和评估公司存有政府背景或附属于政府，这种不受约束的权力必然导致对公民合法私产的侵犯。
现在，我们再度就此进行呼吁。
宜黄拆迁自焚案是生动的例证，显示这种无谓的牺牲不能再继续了。
目前，涉及城乡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土地管理法》正在修订，而《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草案也早已全文公开，征求公众意见。
下一步，应该怎么做?
我们认为，要解决三大问题:
首先，要改变现行政绩评价机制，强化对政府权力的约束，畅通拆迁民事诉讼机制。
要尽快改变以GDP、财政收入和城市建设为核心考核党政领导的机制，同时强化地方人大对党政领导和部门的监督和制约，确保政府相关部门依法办事。
为了克服公权力对个人的侵犯，应从制度上保证公民对拆迁的民事诉讼权得以实现，凡有拆迁纠纷，不是诉诸暴力，而是由法院作为独立的第三方做出决断。
当然，这些变革都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但必须尽快做起，并与自上而下推进的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确保“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其次，在《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补偿条例》的基础上修订并颁行《城乡土地上住房征收和补偿条例》，全面、统一规范城乡房屋拆迁和补偿的程序、标准和权利救济的渠道。
迄今为止，中国对农村房屋拆迁缺乏统一的法律规定，各地自行其事，自由裁量权很大。
目前，中国城市化正在快速推进，每年新增用地的70%-80%源自对农地的征用，这必然会带来大量农村住房的拆迁。
拆迁立法城乡分割早已不合时宜，必须尽快改变。
第三，把城乡房屋的拆迁立法与《土地管理法》的修改相结合，切实保护城乡居民的不动产权利。
目前，《土地管理法》正在修订，其中一个主要的修改就是，按照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在城镇规划区范围外，凡是非公益性建设项目，政府可不行使征地权，农民集体可以土地参与开发经营。
这意味着征地范围有所紧缩，而这会对农村征地拆迁产生影响。
因此，在拆迁立法中必须统筹考虑，建立真正平等的拆迁补偿谈判机制。
在暴力拆迁中无辜逝去的生命不会瞑目。
他们在期待，人民在期待。
“挨骂”的中国:
在误读中走向成熟
自古中国人爱面子，最喜欢探讨的自己在别人眼中的形象如何，2010年，皮尤全球态度项目（PewGlobalAttitudesProject）对22个国家的公众进行了中国形象的民意测验，结果显示，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并不唯一，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眼中有着不同的评价。
在这份调查中，以巴基斯坦、尼日利亚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总体印象非常好，百分比高达82%。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日本则为-43%，成为“最不看好中国”的国家，另一个同样对中国持有“偏见”的国家是土耳其，积极印象为-41%。
另外，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的西欧国家，也对近年中国的所做作为表示不满，对中国总体印象也为负数。
中国自近代以来，先后解决了挨打和挨饿的问题，现在又面临挨骂的局面。
我们一直以来在呐喊，世界误读了我们。
我们一直以来也在反思，中国误读了世界。
我们被误读是事实，但比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首先严肃认真地理解我们自己。
一、中国在世界上是怎样的形象
我们不再“谦虚”——首尔算什么?
东京又怎样?
连纽约巴黎都快输给咱们的北京上海了，至于罗马和莫斯科的幽远风情，算了吧!
我们不再“含蓄”——即使是我们在为“和平崛起”辩护的时候，亦往往是照本宣科把“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之类的理由念上一遍。
我们也不再“容忍”——谁敢批评我们，我们就算不当场翻脸，也会在国内媒体上刊登大段文章指责别人发出“反华”妄言。
西方误读中国1000年:
从向往、低落到理性
从马可•波罗时代开始，中国形象进入西方文化之中，并开始日益具体。
从天可汗的国度，到大中华帝国，中国的器物、制度、信仰都引发西方公众的好奇和向往，对比同时代的欧洲，中华帝国连绵不绝的历史，精美绝伦的艺术都显得高不可攀，于是，中国形象被不断美化甚至是神化。
但自工业革命之后，西方世界日益强大，中国却成为停滞、专制的帝国，来自西方世界的商人、水手、外交官们一次次的被这个高傲、封闭的帝国拒之门外，一次次被无情的羞辱，中国成为无礼、野蛮的象征。
1840年的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讲，不过是用枪炮对这种中国形象的一种确认而已，从此，西方对于中国取得了完全的自信。
西方成为理性、科学、民主的象征，而中国则继续书写着野蛮，愚昧、专制的形象。
在1898年前后，多个了解中国的驻华使节被召回，而改派来自非洲的使节，中国形象在西人眼中已经低落到与非洲同等地位，中西沟通和交往之间的误解最终酿成了巨大的惨剧。
20世纪初，西方世界对中国的认知不仅仅再停留在感性和好奇的层面，而是试图更加深入到理性层面，费正清、高罗佩等海外学者的中国研究都成为理性客观认识中国的开始，但1949年后的交流中断。
西人真正得以深入了解中国则是在国门全开之后，不少在华时间久的学人和记者竟能由于处于更加超脱的地位，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中国，得出了许多国人难以自我认知的结论。
——先锋国家历史，《误读中国1000年》
二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
陷入莫名的敌意与恐慌
二十世纪四个四分之一世纪中，西方的中国形象完成了四次极端化的转变，美好的中国形象取代了邪恶的中国形象，而紧接着新的邪恶的中国形象又将前一个时期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否定。
每一个时代，西方人都对他们构筑的中国形象确信不疑，而下一个时代，他们又对前一个时代的轻信追悔莫及甚至恼羞成怒。
7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开始“恶化”，西方拆解美好的中国形象，多从经济政治两方面入手。
饥荒证据解构了“巨大的物质进步成就”的神话，文化大革命真相的暴露又解构了“政治平等民主道德高尚质朴”的神话。
从70年代末一直到80年代中，文化大革命一直是西方的中国形象的最重要的主题。
80年代中期中国形象曾出现过“好转”的迹象，但黑暗将退未退，光明若有若无。
文化大革命是一个确定的、压迫人的阴霾，而“资本主义的曙色”却若有若无，令人将信将疑。
直到89年，中国形象再一次急剧恶化。
世纪末的中国形象渐入黑暗，在大众想象中，中国首先是一个道德、政治上的邪恶帝国，然而才是一个因邪恶势力逐渐强大而变得危险的、经济强大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东方帝国。
中国威胁，不管是来自远在大洋彼岸的中国，还是来自近在邻里之间的唐人街，不管是“黄祸”、“红祸”还是“中国威胁”，都是一种无法应验的恐怖的幻象。
20世纪西方的中国形象，从莫名的恐惧开始，到莫名的恐惧结束。
——周宁，《世纪末的中国形象：
陷入莫名的敌意与恐慌》
现在中国：
六个特质、三种形象和三种心态
【六个特质】纪念新中国成立60周年”开篇文章《憧憬与奋斗：
关于新中国的国家形象》系统研究了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有关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论述，归纳出了在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话语系统中新中国国家形象的六个特质：
一是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办自己的事的形象；二是发展富强的经济大国的形象；三是人民当家作主、国家团结统一的形象；四是文化繁荣兴盛、文明伟大复兴的形象；五是社会和谐安定、人民幸福安康的形象；六是谋求世界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形象。
（人民日报7月16日报道）
【三种形象和三种心态】但是我发现，这些年来中国有三种形象：
文化中国、商业中国和政治中国。
对应这三种形象的是三种不同的心态：
文化上自恋，经济上自信，政治上自卑。
经济上信奉自由市场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是非常自卑的。
这三种形象，三种情绪和认知，是非常分裂的，我去年给首都高校英语辩论赛做评委时说过：
当有一天，中国的领导人在发言时能够简短到让听众都很舒服的程度，那就意味着中国真正融入世界了。
——杨锐，《三种形象和三种心态》
二、中国屡屡被误读的背后
如果说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西方国家对中国存在许多误解，是源于冷战环境中，西方对东方自然的敌意、中国的封闭以及双方的隔阂的话，那么近年来随着中国的日益开放，在国际上地位和责任的不断上升，以及中外交流的加强与拓展，那种明显违背事实的污蔑很少看到了，但西方对中国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活动的有意无意的误读并没有完全消失。
东西方历史文化的隔离与对立
埋藏于表象背后的是深刻的历史文化的隔离与对立。
首先一个是同异之辩。
所谓同乃相似性或同质性，而异乃差异性、异质性也。
西方人讲认同，讲一律，讲一元化，讲西方价值观普适性，讲求对差异的排斥，虽然在文化上也讲多元化但骨子里还是讲求西方文化主导。
这就与东方的二元论辩证统一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冲突。
东方人讲同与异是相对的，不能强求一律，异同是相互依存的，是对立统一体。
同与异都是一定条件下的产物，可以转换的。
同与异的问题，是求同存异，还是去异求同。
这涉及的是共存还是势不两立的问题。
另外一个是东西之别。
在西方人眼中，西方代表了先进主导，而东方始终是落后和附属的。
东方意味着落后、附属与服从。
东方的宗教不正统、东方的价值观不入流、东方的文化是落伍的，所有这一切意味着东方必须接受西方的启蒙、引导与教化，这样的想法是根深蒂固的，已经成为他们性格和历史文化中的一部分。
西方这样的做法和心理并不仅仅是针对中国，而是针对整个东方国家。
误解中国实际上仍然是误解东方历史的一部分。
——王帆，《西方社会为什么总是误读中国》
歧视和偏见：
西方很难理解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形象
美国《新闻周刊》曾经发表一篇题为《谁在恐惧中国?
》的报道，刊登了长达5页的封面文章，分析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被误读的问题。
文章说，中国近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使得西方很难理解一个快速变化的中国形象。
过去30年里，中国变化得比历史上任何国家都要快。
经济增长使数亿人摆脱贫困，并重塑了国家的文化和政治环境。
新一代的中国人乐观、勤奋、现实，他们筹划着一个自己孩提时代无法想像的未来。
与此同时，中国在尖端科技上的雄心和创新与腐败现象，使得中国难以向外界投射一个始终如一的形象。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国家中，别说西方人，有时就连中国人自己都难以避免对正在发生的事产生误读。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有着漫长历史、独特文化、特殊国情的国家而言，旁观者未必清。
”在分析西方为何误读中国时，德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舒勒尔教授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方人对中国的误读由来已久。
西方每个人头脑中都有一个中国形象，但这形象更多反映的是持有这一形象的人，实际上跟现实中的中国没有任何关系。
”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特邀研究员卢宜宜博士则告诉《环球时报》记者，西方对于中国一些陈旧僵化的模式早已深深地注入到大脑当中，而且无人向这些固有的东西挑战。
另外，东西方人思考方式存在区别。
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对于同一现象反应不同，就像有人看到半瓶水，但有人看到的是半个空瓶子。
——环球时报，《西方为何误读中国》
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
媒体是西方对中国误读的另一重要原因。
目前国际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西方媒体手中，而中国媒体还没有掌握向世界正确传播中国形象的方法。
西方媒体看似各自为政，但他们在影响和控制全球事务包括对中国议题的话语权时，却是配合默契。
西方的媒体有自己的价值取向，出于竞争和为了迎合读者，他们更多报道“坏消息”和离奇古怪的东西，即所谓的“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
所以西方媒体报道中国，更关注负面的东西也就不奇怪了。
实际上，如果认真地比较一下，即使是从国际报道来看，欧洲媒体批评美国的文章比例并不比批评中国的少多少。
实际上，西方并不缺少对中国“正常的解读”。
德国舒勒尔教授说，这样的声音还是太小。
很多西方民众沉浸于一片对中国的误读声中。
再加上中国目前是国际秩序中最有活力的一个部分，中国变化得太快，他们的朋友和他们自己在全球化浪潮中失业或遇到其他问题，让他们对“不断强大的中国”产生恐惧感。
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的卢宜宜博士表示，这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僵化模式占主导地位有关，同时也涉及偏见。
当一种不完整、不确切甚至是错误的观点一旦成为主流，正确的看法和真理可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将谬误战胜。
也有一些“误读”是别有用心的
对于中国的典型事例是，一些国家享受着中国物美价廉的商品享受着中国发展带来的好处却在骂中国从事不公平竞争中国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当中国在对外政策中庄严承诺中国不搞输出革命不以意识形态划界，而西方却相信他们的价值观是唯一的，而且与中国这样的国家是没有共同性的，制度之间的差异仍然是以相互替代为前提的。
只有把他们的制度价值强加于人强求一律才能罢休，这是典型的一元论思想和帝国思想。
《环球时报》记者曾经在采访美民主党众议员拉尔森时，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是不是中国不发展了美国才认为中国威胁不存在了?
”他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
“美国最希望看到一个与美国‘真诚合作’的中国，比如在人民币升值、知识产权保护、伊朗核问题和朝核问题上，在这些方面中国做得还不够。
另外，中国应该更透明，特别是在军费问题上。
”很明显，他的言外之意是，只要中国听美国的话，中国就不会威胁美国了。
他的观点在西方政客和媒体专家中颇具代表性。
——环球时报，《西方为何误读中国》
自我迷恋的独之“毒”
我们的“独特性”并无多少实际支撑，而我们却发展出了可能是全世界独有的自信。
这种自信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民族血液中本来没有的自大和自傲，正在像毒品一样逐步侵蚀我们的理智、污染我们的内外环境。
今日中国社会内含的许多“毒”实际上就是由于我们自以为的“独”造成的。
我们在心理层面认为自己是独特的，但实际上我们所走过的道路相较他者并不特殊，我们不断扩展的利益也要求我们用和别人相去无几的手段进行维护。
认知和现实的差距导致我们在面对质疑时更不愿意用客观的事实说明和耐心的逻辑阐释来澄清，而往往倾向于强调自己的特殊性从而导致在获得心理满足感的时候失去了外在说服力。
我们对自身独特性的迷恋正在使我们养成凡事都要走捷径的习惯。
既然很多事情“只有中国人才能做得到”，那么就意味着我们能避免曾经并在继续困扰别人的许多问题，别人为现代化而支付的代价我们可以不付、别人不堪重负的环境成本我们可以满不在乎、别人遵循的地缘政治逻辑我们可以超脱其中、别人说出来大家都不相信的主张我们却相信我们说出来以后大家都会相信——仅仅因为我们是我们，而不是别人。
——叶海林，《谁在误读中国?
》
缺乏国家理想的根基和民族精神的内核
美国有句话：
只要自由与独立的原则还在被奉行，美国的心脏就还在跳动。
就是说，不管你来自世界哪个角落，只要信奉自由和独立的原则，你就是美国人。
正是这样一种开放的国家精神，吸引了世界上很多怀有梦想的人们去美国。
这就是美国精神。
那么我们中国的精神是什么呢?
说不清楚。
这是很尴尬的。
问题可能是我们现在内心没有自信，总是觉得这样的做法也对，那样的做法也对，没有自信的观点，所以我们始终在变化，今天早上的你和晚上的你都是不一样的，一直在流动，整个国家也是这样。
所以说，我们现在徒有国家的形式，但其实已经没有了民族精神的内核，没有了国家理想。
——赵可金，《没有民族自信缺少国家理想》
三、无批评，不误读，如何成熟
几千年了，我们对祖国的爱似乎只肤浅地理解为无条件的和绝对的忠诚、表现为盲目地呐喊和山呼万岁，哪怕动用战争。
我们似乎忽略了成人的深沉而负责任的方式，那就是劝解，甚至是温和和建设性的批评。
中国人的文化太讲究完美，太讲究思想和理论的纯洁性。
其实只要我们接受思想的矛盾和多元化，我们就会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中国人过度敏感的政治神经容不下批评
中国开放国门三十多年了，中外交往中彼此的无论批评还是赞赏其实都是常态中的常态，但这么多年来，中国人对于外界的赞赏依然有几分无所适从，而对批评则不乏“跳将起来”之举。
只愿意听好听的，对不中听的话听而不闻，这种态度最终导致的结果是，我们经不起别人的批评，一旦受到外界的批评时，我们就会显得过度敏感;过度敏感的反应，暴露了我们内心的脆弱;而脆弱的内心，又使我们无法做出足够有力、且不失分寸的反击。
我们在面对外界批评时，之所以容易愤怒和冲动，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政治神经通常比较发达。
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使我们在政治上比其他国家的人都更成熟，都更为敏感。
因此，即使他们的批评只是出自个人的理解，并非恶意，我们通常都会自然而然地把它上升到政治层面去看待，总是怀疑对方是否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杜平，《我们为什么拒绝聆听批评》
“挨骂”是必须经历的阶段
中国毕竟是一个由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在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
同样的事情,印度或巴西去做就风平浪静,中国去做一些人就会说三道四。
西方一些势力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把中国当成眼中的沙子,或“棒杀”或“捧杀”。
有一种说法:
不少国家的历史进程,都绕不开“挨打、挨饿、挨骂”三个阶段。
如果套用这种说法,中国似乎正处在“挨骂”（面临各种非议、责难）阶段。
同济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院长蔡建国说:
这么多年,这么多议论甚至责难谩骂声中,中国不还是快速发展起来了吗?
比如一个人,特别是一个有些影响力的人,无论你在单位怎么做,总是会有人以不同的心态、从不同的出发点来解读。
那你怎么办?
天天都去对人家做解释?
恐怕没人认为这样可行。
最好的选择就是,尽可能与别人进行沟通,但关键还在于做好自己的事情,让事实来说话。
——王亚娟，《中国：
应对被误读的挑战》
经过误读，才能成熟
在过去60年尤其是最近30年，中国很多的决定、方针、行为，不被国际赞同和理解，这是不是就是误读？
如果确实是误读，这种误读是善意的还是恶意的，无知的还是有意的？
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够判断，国际社会对中国到底是怎么看的。
我个人，从某种程度上是支持误读的，我很赞同误读。
我认为一个人的成长和成熟、一个社会的发展、一种思想体系要在学术界被接受，它都要经过被误读的过程，都要经历一个对立面，没有对立面就不存在竞争。
没有竞争这个理论也就很难站住脚，别人不可能信服。
你要别人认同你，你就要去征服这些被误解的观点，然后立住脚。
中国人总是容易生气，对别人说的一句话火冒三丈。
奥运前夕，一些国家大事上，西方一旦对中国的某些问题、某些事表示疑问，我们就一窝蜂地去抨击，排山倒海的一顿臭骂。
这其实显示出我们自己思想的不成熟。
在成长过程中我们经历了多少次流感侵袭？
对我们的误读，就像病体一样，你经历了它、征服了它，你的免疫力就提高了，就成熟了。
——刘志勤，《经过误读，才能成熟》
四、比误读更重要的是理解我们自己
钱钟书先生有一个“模糊的铜镜”的比喻来形容我们对于自己或别人对于我们的观察。
这个比喻是说我们看自己或者别人看我们往往都并不是一清二楚，一目了然的，而是“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
铜镜模糊，但思想会不断地更加清晰，中国在世界之中，世界因中国而变，我们需要自觉和自信……
中国人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
谁能够更好地理解中国呢？
是西方人还是中国人？
当然是我们中国人。
所以，其实更重要的问题不是我们被世界误读，而是我们有没有误读自己。
我认为，要让西方不误读中国，我们首先不能误读自己。
而这才是我真正担心的问题。
我担心的是，我们现在连对自己的误读都谈不上，我们的学术界、思想界目前连一种系统的严肃的理解和解释中国的理论都没有。
比如，我们怎么解释中国的经济奇迹：
怎么解释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社会和政治没有像过去一些人预计的那样崩溃：
怎么理解伴随中国经济发展而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回归等等。
我觉得无论是我本人还是中国的整个学术界，都应该对此感到惭愧，我们根本没有严肃认真地思考和理解自己，反而一些有点意思的见解都来自西方学术界。
如果我们都没有很好的理解自己，有怎么能奢求世界不误读我们呢？
最近一两年，我们非常重视软实力，很重视宣传和传播，在媒体上花了很多钱，在国际上开办了很多孔子学院。
但我想说的是，这些都只是传播手段上的努力，却没有核心的东西。
你究竟要向人家传递什么？
这才是最重要的。
如果你没有一个核心的价值观、见解，你只是教人家说中国话、做中国菜、练中国功夫，你根本不可能改变别人对你的误解。
——达巍，《崛起的代价》
重塑信仰：
将中国放置在世界的坐标中
如果说，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所希望的是“走向世界”，那么今天我们就需要理解“在世界中”的新的状况为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和机遇。
这就需要深刻地认识我们所具有的文化能量所在。
构建新的文化能量，超越精神和文化层面的误毒，重塑民族信仰，就需要放置在世界的纬度和中华民族的历史经度交织而成的坐标中去寻找：
一是中国文明的历史连续性。
中国文明是人类文明中从未中断过的具有着完整连续性的一个伟大的文明，中华文明虽然经过无数的危机和困难，但从来没有中断过。
二是现代中国人争取繁荣和富强的历史过程中有价值高度。
在中国现代历史中中华民族从来没有欺负过人，而是和“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新中国发展的前30年虽然我们有失误和困难，但中国人无私助人、无私地与第三世界的人民一起奋斗的历史，仍然给我们留下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创造了快速发展的新的大平台，而这些大平台是中国发挥软实力的基础。
这些历史的文化资源都需要在一个“中国梦”的新的平台之上加以展现。
这些都是我们获得一种文化自信和自觉的必要的历史的来源，而这些一旦和中国今天的年轻一代结合起来，我们在急剧发展中的精神困扰会在新的高度上得以超越。
——张颐武，《 跨出悲情，重塑信仰》
掌握话语权，将国家形象“说”出去
国家形象从“说”中来。
这个说，意味着政府的公关、政府的宣传。
“做”意味着一种无形的“渗透话语”，而“说”意味着一种有形的“宣传话语”。
在当今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酒香也怕巷子深，酒香也要靠宣传。
一是“说什么”的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德国的成功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鉴。
二战后德国法西斯恶名的扭转就主要得益于行之有效的外宣策略和外宣规划。
其重要的立足点就是不回避问题、提高可信度、避免“宣传”色彩。
对“好”的方面，我们可以加大力度、强化宣传，让国内国外充分知晓;对“差”的方面，我们也全面客观、实事求是，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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