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化阁帖》宋代刻石的研究与发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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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阁帖》宋代刻石的研究与发现
《淳化阁帖》宋代刻石的研究与发现
●仲威
自宋太宗淳化三年(九九二)摹勒《淳化阁帖》后,全国各地辗转传刻,遂遍天下。
著名者有二王府本、绍兴国子监本、大观太清楼帖、淳熙修内史本、泉州本、北方印成本、乌镇张氏本、福清李氏本、世堂本、临江戏鱼堂帖、利州帖,黔江帖等等,卷帙类同。
又有庆历长沙刘丞相帖、潘师旦绛州帖、绛公库帖等,稍加损益,卷帙亦异。
其他琐琐者又数十家。
令人遗憾的是以上宋代《淳化阁帖》原石均已佚失。
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仅有三种:
①明万历四十三年(一六一五)“肃王府遵训阁本”(俗称“肃府本”)
②清顺治三年(一六四六)陕西费甲铸按肃府初拓本摹刻一部,置于西安碑林(俗称“西安本”或“关中本”)
③清初虞氏据《肃府本》早期拓本重摹上石,现存江苏溧阳县甓桥镇虞氏宗祠(俗称“溧阳本”)。
但近日《淳化阁帖》无宋代刻石传世的共识被杭州文澜阁旧址新近发现的《淳化阁帖》刻石打破。
此套《淳化阁帖》刻石目前放置在杭州孤山路二十八号文澜阁旧址(现为浙江图书馆古籍部所在地),此阁初建于清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是清代为珍藏《四库全书》而建的七大藏书阁之一,也是江南三阁中唯一幸存的一阁。
《淳化阁帖》刻石就存放在大院西侧碑廊内,碑廊建于一九九四年,内设碑墙两堵,自南而北纵向延伸,墙外用玻璃框保护,中间为《浙江藏书楼碑记》隔开。
坐南一堵碑墙镶嵌《淳化阁帖》刻石四块和《清啸阁帖》、《左璞堂帖》、明清墓志杂石等,其中《阁帖》四块仅见单面(见图四),其背面镶嵌明代墓志数块。
坐北一堵碑墙镶嵌《淳化阁帖》刻石二十一块(按:
由碎石拼配者作一块记数),能见刻石正、背两面(一面面朝东,一面面朝西,见图五、六)完整刻石长一○二厘米,宽二九厘米。
据资料记载,这套刻石在清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由张燕昌(芑堂)从西吴旧家为孙仰鲁(寿松主人)购得。
一九三三年孙氏后人侯康先生将帖石捐赠给浙江图书馆,当时曾有整套帖石拓片流传,浙图至今还保存有一套当时帖石拓片。
解放后,这套帖石逐渐淡出了文物工作者的视线,“文革”中帖石又遭受一定程度损坏缺失。
一九九四年有识之士在浙图红楼走廊内发现这批刻帖,建议保护陈列,遂建碑廊储之。
对帖石版本过去一直无法识别,一般视为明清刻石别本,二○○四年春,笔者携《肃府本》前往对照,亦无果而返。
二○○六年,故宫博物院研究员施安昌先生用故宫博物院新印《懋勤殿本淳化阁帖》进行了比对,认为《懋勤殿本淳化阁帖》就出自这套刻石。
此事立即引起了笔者的关注,如果确定的话,浙江图书馆《淳化阁帖》刻石就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汇刻帖的原石,其意义非同寻常。
这一宋代刻石的重新确认是近年来碑帖学上的一个重大发现,它能为帖学研究带来最原始的刻石信息。
要鉴定此套刻石的刊刻年代,需要对现存残石的刊刻内容、卷版标号、卷尾刻款、残石的材质、石花纹理、石裂纹等等进行综合分析处理,令人遗憾的是,一九九四年修建碑廊时对《淳化阁帖》刻石上墙陈列是比较盲目的,未经细致核对,排次极为混乱。
我们面对的是一套排列错乱颠倒的刻帖,好比一幅搅混的扑克牌,为进一步展开研究,有必要先对刻石进行编号排次,编号原则“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现编号如下:
坐南单面刻石四块,命名为“单一”、“单二”、“单三”、“单四”。
坐北双面刻石二十一块,其中面东向者,依次命名为“东一”、“东二”……面西向者,依次命名为“西一”、“西二”……
经一石一帖地核对统计后(参见附录),我们发现浙江图书馆收藏《淳化阁帖》现存刻石二十五块(四十六面),保存了《淳化阁帖》原本的五分之三强。
卷版标号有三种样式,例如:
“五五”(纯数字版号,前为卷号,后为版号),“甲六”(天干数字混和编号),“十卷九”(卷字编号)。
卷尾淳化三年刊刻题款后尚有大量余地(见西七石后),但未刻任何题刻信息,从中我们可知,当年刊刻此帖时,就未加刻摹勒时间、地点、摹刻人名等鉴定要素。
虽然为进一步鉴定带来难度,但是未刻刻款这一条信息,就能排除宋代一些有刻款的《阁帖》,例如:
淳熙修内史本,其卷尾楷书题作“淳熙十二年乙巳岁二月廿五日修内史恭奉圣旨摹勒上石”字样。
现存《淳化阁帖》残缺程度统计表
令人兴奋的是,浙江图书馆所藏《淳化阁帖》民国时期拓本上还保留了现存帖石佚失的三则清人题跋,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跋,孔继涑、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
现摘要如下:
梁同书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题云:
“往余于先叔祖深父先生斋头见旧拓阁帖石本也而上有银锭文,相传宋时贾相门客从赐本摹出,故仍棠梨之旧,至今卅余年来所见无逾此者。
今春景高孙君偶于西吴旧家购得帖石若干枚,洗剔苔藓,用好手棰拓一本示余,精采焕发绝类宿觏,因访觅前帖检勘一过,凡字迹波磔石片剥蚀之处无毫发差,殆宋刻原石无疑,可宝也。
惟失去钟繇及谢万书数百字,或谓宜补完之,余曰:
旧刻缺亦何病,况延津合浦来自有期,宁不可俟之异日耶?
并附识之如右,乾隆辛丑腊月山舟梁同书。
”
孙仰鲁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题跋:
“友人张君芑堂为余购得阁帖旧石若干于禾中故家,剔抉苔藓联缀断裂锥拓一通,取别本十余种参校无有同者。
汪君天潜出示梁氏所贻深父先生鉴定藏本,校之纤毫无不吻合,盖即此石原拓也。
委弃有年摹拓绝少,故丰神完美。
就中与诸本尤异者若卷三‘环之顿首下’有‘秋’字,卷七《朱处仁帖》后增《服食帖》三行皆可补诸家释文所未备,初购得时缺魏钟繇《宣示帖》及谢万书三行,阅数月芑堂复于原所藏处搜访得之,遂成完璧欣赏之余,因述其缘起如此。
时乾隆壬寅九月既望寿松主人孙仰鲁。
”
以上跋文可知,此帖刻石系张燕昌(芑堂)为寿松主人孙仰鲁购得,梁同书认为此帖系宋刻《阁帖》贾似道本。
浙江图书馆藏《淳化阁帖》刻石断定宋石的依据。
我们此次鉴定刻石年代的利器是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
因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为已知宋刻宋拓,只要将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的细部特征与以上二本进行对照,拓本就像指纹印,刻石好比手指,若完全一致的话,即可证明杭州文澜阁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一、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简介
传世《淳化阁帖》宋拓本著名者有:
安思远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潘允谅藏本(现藏上海图书馆)、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懋勤殿本(现藏故宫博物院)、《宋拓王右军帖》(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等。
以上诸本除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同出一石,其余均出自宋代不同的刻石(木)。
民国廿三年(一九三四)故宫博物院曾于乾隆清宫东庑(此帖原在养心殿)陈列《淳化阁帖》一部。
第一册卷首与第十册卷尾钤有“懋勤殿鉴定章”、“乾隆御览之宝”印章,内夹黄纸签条有“宋拓淳化阁帖一匣十册,上等”字样,帖中未见其他印章与题跋。
此本即马子云先生提及的“懋勤殿本”。
此十卷本为刻石,为宋纸、宋墨、宋拓无疑,与传世另一宋拓“潘祖纯本”出一石。
二、潘祖纯藏本(现藏上海博物馆)简介
此帖宋代流传未详,明代秘藏于潘家,历经天泉翁(潘祖纯伯祖)、潘凤洲(潘祖纯伯父)、潘祖纯三代收藏,明万历庚申(一六二○)季夏,经吴兴方仁宇重新装裱于观生堂。
清代经卓蔗老、梁国治、李宗瀚、李联琇、李翊煌递藏。
帖中有潘祖纯、查升、李翊煌、许福昺题跋,以明万历丙午(一三○六)潘祖纯题跋最早,故称之为“潘祖纯本”。
清宣统元年(一九○九)经李翊煌手石印行世,民国二十四年(一九三五),许福昺又用珂版印行,印刷极为精美,但流传极稀,唯罗原觉、曾克耑、张彦生诸先生稍有论及。
现藏上海博物馆。
上述两种宋拓本亦非同一时间所拓,“懋勤殿本”要早于“潘祖纯藏本”。
因相传《淳化阁帖》祖本刻于枣木,年代久远,枣木本开裂,后用银锭加固,故有无银锭纹是祖本的凭证。
南宋人对此亦深信不疑,往往在宋刻原石上加刻银锭纹,以充祖本,故在宋代拓制“潘祖纯藏本”时,就已经有银锭纹出现,而“懋勤殿本”拓制时还未刻银锭纹。
浙江图书馆现存残石上还能找到银锭纹两处。
三、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与潘祖纯藏本、懋勤殿本的校勘
区别拓本与刻石的异同,最简便的方法就是对比石花痕、字口特征。
因两者完全吻合,没有必要一一罗举,笔者随机地抽取了浙图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几块刻石与懋勤殿本进行校对,结果如下:
卷六谯周帖,首行“谯”字右侧、二行“令”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二行“严君”之“严”字右侧均有相同石花。
卷六谯周帖,三行“司马相如”之“相”字均有相同石花。
卷九授衣帖,六行“忧驰无复”之“复”字左侧有相同圆形石花。
卷九奉别帖,一行“奉别”之“奉”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六行“当可耳然”之“然”字左侧有相同石花。
卷九奉别帖,九行“体气顿至”之“顿”字下有相同石花。
卷一齐高祖萧道成帖,三行“见卿”,四行“知卿”间有相同石花。
此外,(西十石)卷一唐太宗《所疾帖》首行“所疾者”上尚多一“卿”字,(西二石)卷三刘环之《感闰帖》第一行“环之顿首”下尚多一“秋”字,(西九石)卷七《朱处仁帖》后尚多存《吾服食帖》二行,以上特征《淳化阁帖》其它版本均无,唯在“懋勤殿本”、“潘祖纯本”上出现。
通过以上简便的校对已经能够明确浙江图书馆新近发现《淳化阁帖》刻石就是宋代刻石。
现在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浙图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会不会是明清时期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或相类的底本再翻刻?
其实是不可能的,因为翻刻碑刻大多会将石花照样摹刻,翻刻法帖未见有将石花一并摹入的。
其次,刻石的质材不可能完全一致,每块石头有其自身独特的石质纹理(石筋、石裂纹),这些纹理是无法用刻刀模仿的。
浙江图书馆现存《淳化阁帖》刻石上能见到的石质纹理痕与“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完全一致。
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这批石刻皆为太湖石所刻,最早共有八十一块,但后来由于历史原因有些被人为破坏了。
石刻中绝大多数是南宋所刻,还有部分是清代乾隆年间的复刻。
两者区别在于南宋刻石皆系双面,而清朝所刻为单面。
两者所用太湖石料也有区别,南宋石质更为细腻,颜色更为白皙,而清代所用刻材较粗糙,颜色也相对要深一些”。
是否如此呢?
其实,上文统计帖目已经可知,现存二十五块刻石(四十六面)已经包括《淳化阁帖》的五分之三强,故此套刻石全套完整数目应该在四十块左右,而不应是相传的八十一块。
八十一块的说法可能还包括浙江图书馆收藏的其他明清墓志、刻帖。
所谓“南宋刻石皆系双面,清朝所刻为单面”完全是臆测,经鉴定坐南四块单面的刻石亦为原刻无疑。
即便偶有补刻,亦是在宋代椎拓“懋勤殿本”、“潘祖纯藏本”之前,现存《阁帖》残石绝无明、清补刻现象。
结语
据文献记载,宋代刊刻《淳化阁帖》有数十套之多,要确定它究竟是其中哪一套,还有一定难度。
但可以推断的是,此帖刻于浙江杭州,如此众多、笨重的帖石从它处移到杭州的可能性不大。
其次,此套帖石可能私刻而非官刻,理由是:
首先,此帖存在同一面颠倒刊刻的情况(一卷内容刊刻结束,其后尚有余石,就颠倒刊刻他卷内容),比较节约石材。
其次,双面刻石文字有的正反颠倒(为传拓方便,颠倒的帖石翻一面正好是正面),但也有的是不颠倒,不够统一严谨。
基于刊刻在杭州又属私刻,笔者推断为“世堂本”,刻于宋度宗咸淳间(一二六五—一二七四),系贾似道门客刻帖高手廖莹中摹刻,因置于世堂而得名。
据传贾似道门客廖莹中精于摹勒,王用和工于镌刻,曾令翻刻,故“世堂本”亦属“贾刻本”体系。
笔者认为此帖是传世《淳化阁帖》较佳的修缮本,刊刻精细无比,又将《阁帖》原本的刊刻失误一一更正,且笔法墨趣突现,较符合现代人的审美眼光。
二○○七年四月写于上海图书馆碑帖研究室
附:
现存帖石目录
单一(卷四)
历代名臣法帖第四
徐峤之《春首帖》八行;陆柬之《得告帖》四行;薄绍之《迴换帖》六行
单二(卷一)
历代帝王法帖第一
前有“甲二”卷版标号
晋明帝司马绍《墓次帖》二行;东晋康帝司马岳《陆女帖》二行;东晋哀帝司马丕《中书帖》四行;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庆赐帖》六行;东晋文孝王司马道子《异暑帖》三行;东晋孝武帝司马曜《谯王帖》(仅存首行)
单三(残石两块:
卷三、卷四)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