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工作的一段回忆.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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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农工作的一段回忆

“三农”工作的一段回忆

2009年3月至8月，在全市开展第三批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在农村铺开期间。

围绕贵阳市委“走科学发展路，建生态文明市”及“三思考、三创新、三为民”以及“三问、三破、一开创”为载体，结合村情实际全面开展具有特色的专项学习活动。

当时我作为清镇市农办派到流长乡大岩村、油菜村、腰岩村、盖陇村的“双千队员”，也是驻大岩村“三保三实”工作组组长。

为认真组织农村党员干部学习党的十七大及十七届三中全会，以及中央、省委、贵阳市及清镇市领导的讲话精神,确保党员全程参加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

为发挥“双千队员”的主力军作用。

做科学发展观的传播者、当学习实践的排头兵。

发挥宣传员、指导员、办事员、信息员的有效功能,我在上述四个村分别组织农村党员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并发动群众查找问题、分析问题。

配合村委抓好粮食生产、农民增收、耕地保护、环境治理、社会稳定。

为群众切实解决切身利益问题。

下面是一段有意义的回忆;

一、学习情况反映

2009年我在上述四个村跟踪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期间,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最难召集人员参加学习,刚开始组织学习的头两次，根本召集不到50％的人员参会。

通过走访一些党员得知，他们不愿意参加学习的理由是农活太忙，学不学都得自己干活养家糊口。

针对以上观点，我与各村领导商量，采取发放务工补贴的办法来调动党员群众学习的积极性。

于是我向单位领导给予汇报,请求单位为各村适当解决部分学习经费,汇报得到领导的重视。

经单位领导研究,及时向四个村各拔1000元的党建费。

当时清镇市农办主任是吴毅,吴毅同志是2006年8月从站街镇书记调到农办接替廖玉祥同志任农办主任，副主任刘贵龙、沈庆刚，纪检组长孙友才，办公室主任石放平，会计黄德丽、出纳阳化涛,成员欧雪梅、贾成凤、李莉、杨敏，胡声荣、胡声运、冯兴海等同志。

在各村召集党员干部学习期间,各村用农办拔给的钱向参加学习的人各发5元钱的补贴。

除此，我用象鼓一样的酒桶,自己掏钱打酒提到会场,让参加学习的人饮酒活跃气氛。

因为流长乡是苗族乡，很多少数民族都喜欢喝酒，特别是盖陇村、油菜村、腰岩村，更是少数民族居多的村寨,俺不防采取饮酒活跃气氛的办法还管用,参加学习的人一次比一次增多。

这于创意曾受到当时流长乡乡长李龙仁同志在大会上推介赞扬。

这就说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除了精神支柱不可缺少，物质基础起很大的辅助。

在农村要想让党员同志放弃农活参加学习,必须考虑他们的利益问题。

就如邓小平同志所说,“政治教育的结果，只有用经济改善来衡量”。

农民要发展，思想先迈步，这是科学理论能否贯穿于农村群众的具体行动。

如果集中不了群众参加学习，科学理论就灌输不下去。

只有充分调动农村党员群众集中学习,才能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灌输给群众。

农村地理环境差，生产就不发达，这是偏远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

科学发展观是在深刻把握当代中国基本国情和发展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三农”即农村、农业、农民要得解放，就必须制定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在新的历史阶段，我国进入发展的关键期，改革的攻坚期，也是矛盾的凸显期。

如果不经常集中农村党员群众集中学习就领会不到党的路线、方针、政策。

掌握不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理论，因此也就解决不了农村出现的凸显问题。

二、农村党员结构不容乐观

在大岩村、油菜村、腰岩村、盖陇村。

我亲身感觉到农村党员队伍普遍存在老龄化。

如30岁以下的党员几乎没有，60岁以上的党员比例居高。

朝气蓬勃的党员队伍实属罕见。

比如大岩村5个村民组，总户数392户，总人口1446人，党员只有21名，也就是说67人中才有一名党员。

4名年青党员，其中2名是部队入党退伍的，另2名是村领导的亲戚。

但几名年青党员都在外面打工。

5名年龄在40—60岁，11名在60—80岁。

油菜村有5个村民组281户，总人口983人，党员22人，48—58岁4人，58—68岁8人，68—78岁11人。

平均43人中有一名党员,没有外出党员。

腰岩村有6个村民组450户，总人口1483人，党员有18人，48岁以上党员4人，其余就是48—80岁之间，平均82个人中有一名党员，仅有一名小年龄党员都在外打工。

盖陇村有4个村民组243户，总人口861人，党员17名，48岁以上有4人，58—68岁3人，68—80岁就有9人，平均54个人中有一名党员，2名稍微年龄小的党员长期在外。

上述四个村党员状况表明，农村党员队伍老龄化严重。

原因存在两种：

一是支书不愿发展党员，怕发展起来的党员取代自己，因此让有能力的年青人没有得到利用（包括女性）;二是有能力的年青人对加入党组织普遍存在淡化。

愿意出门打工，不愿意担任村领导，忧患意识差，集体观念不强,这是相当的普遍。

三、村干部一肩挑不利于民主管理;

支书村长一肩挑，不利于推进民主管理。

一肩挑不适应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出的生产发展、生活富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

民主管理对决策失误很有监督。

支书村长一肩挑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科学管理,更不符合村民的心理要求。

1988年6月7日，邓小平同志在关于《在改革中保持生产的较好发展》一文中曾经谈到：

我们的改革有很大的风险，但很有希望成功，有了这样的信心，才能有恰当的决策。

关键有两条：

第一就是要同人民一起商量办事，第二要在改革过程中保持较好的生产力发展。

一肩挑存在群众基础不牢。

虽然那几年村集体没有经济收入，但涉及上面下达的帮扶资金和危房改造都不同程度暴露管理不到位的现象。

比如大岩村,“三保三实”工作期间，我和流长乡中学老师何正红同志、穿心小学校长张树能同志走村入户就听到群众反映村领导有收取危房改造回扣问题。

针对村党员老龄化状况及支书村长一肩挑问题,当时我用简报形势向乡党委写出了情况汇报。

四、一桩缺乏调研出现的闹剧;

2009年6月1日，晚上7点30分，我和流长乡中学老师何正红同志、穿心小学校长张树能同志在大岩村办公室召开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转段会,当晚李龙喜同志和张怀万同志及部分群众提出:

大平地组102户人的畜饮水是因修背陇水库损坏他们从大树村沙沟组取水的管道，导致该组经常断水。

大平地组集体上访流长乡多次，乡政府才派水利站重新从流长街上搭接一路水管进入大平地，但因流长街上的人经常把闸门关起，使大平地长期用不着水，会议持续到晚12点30分。

针对大平地群众提出的人畜饮水是因背陇水库导致的断水，如果我们弄不清来龙去脉，就无法说服群众。

当晚我住在村支书王志义家。

第二天，即2009年6月2日早晨，我起得非常早，我们找到大平地组的王明先同志，邀请他给我们带路，我们从大平地组出发，沿该组取水的管道一路走到3公里外的大树村叫沙沟组石头田后湾看到取水的源头。

在现场我们找到断水的原因。

原因是该组从石头田后湾山上用塑料管从“刺巴笼里”接到处面储水池里的管子被牛踩歪，使水进入不了储水池，就导灌不到大平地。

当时我们请王明先同志亲手将水管插入“刺巴笼里”的出水处，水马上就往池子里流。

对此我们认定:

大平地组提出怪修背陇水库造成的断水，理由和事实都不存在，完全是怪无人管理所致。

村民王明先还说怪管理人不负责任。

2009年7月24日,我亲自回访村民王明先，该同志说水的流量很好。

这桩不应该发生而又能简单处理的事情，说明了什么?

说明缺乏调研出现的弊病。

流长乡为了避免群众经常上访,派水利站从街上为大平地搭接水管解决临时人畜饮水问题，但因街上到大平地全是下坡路,如果不安装闸阀，街上人就难以水用,安装闸阀后,街上人经常把闸阀关起，使该组无法用水。

这里我要阐明是,当时乡水利站也没有弄清真相就重新安装水管不但是浪费,也没有平息吵闹的问题。

2009年修建大岩村背陇水库期间，大家都不会陌生那段经历。

当时群众不是阻止施工就是堵路，到乡政府上访简直是茶前饭后的事,后来为什么风平浪静？

是因为我们找到说服群众的理由，才使群众心服口服,这个例子仅是一个缩影。

如果是建全的村领导班子，允许就会有人建议责任心强的人负责。

这是2009年6月1日晚上在大岩村召开群众大会一角图片

这是王明先同志亲手把塑料管插进“刺巴笼里”流出的水的图片

五、为村民办好事带出的问题;

2009年5月6日晚上，我们入户到大岩村铜鼓山组的刘汉华家和胡华文家，他们反映说，几年前大家想修而没有修成的烂而不堪的串户路,如果我们能为他们争取点资金，他们负责投工投劳完成，当时我回答说，你们能组织投工投劳，我可以向上级反映为你们争取，但争取不了不要怪罪，得到也不要高兴，因为要你们出力完成。

后来我向农办领导汇报，农办领导考虑大岩村的具休情况，从单位本来并不多余的经费中抽出4万元解决大岩村铜鼓山组的2公里串户路。

2009年6月4日，我到铜鼓山组实地查看情况时，与刘汉华同志进行沟通。

6月21日（星期天）我又和支书王志义同志找到胡发文同志和刘汉华同志量出需要修的进寨路距离。

晚上我和村支书王志义同志、副主任刘会同志在胡发文同志家组织群众召开会议。

经过大家推选，以支书王志义为总指挥的临时修路九人领导小组。

考虑修路会涉及各家各户利益问题,我们决定组织村民代表到其他乡镇参观学习。

经过讨论,决定刘汉华同志、王祥武同志、胡发文同志、胡登权同志、余培相同志、刘会同志为参观学习代表。

会议持续到晚上12点结束。

第二天，即2009年6月22日,我与流长乡政府电话联系，得到乡政府的支持,乡政府派了一辆面包车送刘汉华同志、王祥武同志、胡发文同志、胡登权同志、余培相同志、刘会同志等人到站街镇洗马村参观学习,学习洗马村小钱办大事的经验。

经过参观学习，大家一致认为洗马的经验值得学习，并表示回流长后召集人按质按量完成。

2009年6月23日，大岩村铜鼓山组的串户路开工。

2009年6月24日，我到施工现场督察质量，便遇上村民林科发在阻止施工。

他阻止施工的理由是5年前修铜鼓山路砍了他的6棵树，支书答应每棵树按30元赔偿，但一直没有兑现。

如果留到现在起码价值600元一棵,不赔偿就不准施工，群众对林科发的言行很怨恨，但又无法杜绝。

我给他解释说，为了解决你们的硬化路，资金得来不容易,你可以找村领导商量解决。

林科发说了一声，没请你们修，要修就必须先赔我的钱。

虽然经过我的耐心疏导,林科发同志收回了阻止施工的行为。

林科发阻止施工,我就搞不明白,在我与他理论时，支书站在一边不敢说话。

事后我问支书这么回事?

支书说,当时确实答应给他30元一棵，后来因为没有修成路，就一直拖到现在。

我怪罪支书既然修不成你为什么砍他的树?

你专门留些后遗症。

你怎么当的村干部，连话都不敢说，你是不是有什么把抦才忍气吞声?

上述事情，暴露出大岩村不建全的班子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2004年淸镇市农办在大岩村投资2百多万元资金，为该村修建大岩田坝的排洪大沟。

为避免占用部分村民的田土引发矛盾,在规划线路之前召开过群众大会，在村领导带起规划走向时没有人说话，开始施工后你家闹过来，我家吵过去，搞得当时流长乡分管农业的副乡长姚昌汉同志和农办负责大岩施工的黄献荣同志不得安宁。

六、铜鼓山人私心是否严重?

铜鼓山串户路，是大家要求解决的实事问题。

为了从长远打算，在开会征求意见时，大家同意把主路扩宽。

在查看地形，规划走向、制定方案时没有人吭声，施工开始后这家出来吵一盘，那家出来说一通。

更让人不可理解的是，拖来修路的水泥居然被认为是国家的钱买的,有人拿来打院坝，有人拿来打檐坎，有的人甚至把水泥偷偷抱回家。

如，胡登学（小平贵）家，因主路要从他家门口过，他要求把整个院坝全部用水泥打好。

李元华家在原来2米宽，需要扩成2.5米，她要求把自己前面的3.5米高，12米长的堡坎砌起才能同意，待家门口的堡坎砌好后，她把檐坎浇灌为永久固定，使原有的2米宽的路基只剩下1.8米宽。

刘洪军家本来就是水泥地，他用拖来修路的水泥把院坝打得厚厚的。

2009年7月22日，李元华与李元珍两家本来是亲姊妹,居然为了水泥发生闹架，并差点打起来。

2009年8月4日，胡发文的老婆与胡登权的老婆也是因为胡发文放了20包水泥在家不拿出来用,以及他在2009年7月26日晚上收取胡永贵家100元现金。

胡登权家爱人戴学芬提出质疑，被胡发文老婆林达英听到，双方争吵起来甚至发生厮打，这两家是亲堂兄弟。

胡发文收取胡永贵家100元钱,是因为胡永贵想把自己家的院坝打宽点，他就找到修路领导小组进料员胡发文说，自己愿意拿出100元钱给他，请他帮助打宽点，胡发文得到这100元钱后一直没有让领导小组其他同志晓得。

2009年8月5日，我听到两家打架的消息后，我召集“三保三实”工作组成员（流长乡中学老师何正红同志）赶到进行调解，经过调解,平息了打架矛盾。

身为共产党员，甚至还担任过村委主任的胡发文，又是修路领导小组的进料员，而且是该组的组长,居然不顾群众反对把20包水泥拖回自己的家。

一个人说了算，不光会形成官僚主义,还会带出不好的村民风气。

敷衍了事化解不了矛盾,公正才能说服于人。

大岩村出现的诸多问题，经过我们多次开会阐明,不光改变村容村貌，更重要的是精神文明得到践行,这是我们在大岩村开展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以及围绕“走科学发展路，建生态文明市”，开展“三思考、三创新、三为民”及“三问、三破、一开创”为载体取得的社会效率。

一个老兵的回忆

2017年6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