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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崔浩政治理想及其实现
内容摘要：
崔浩是北魏初期的汉族政治家,在北魏文化史上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
崔浩改定历法、注释儒经、撰写史书、吟诗作文,对北魏鲜卑族的汉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然而作为一个政治家,他怀抱其儒政之理想，借用天、道这两个得力工具，在北魏统一战争的有力时机，使其理想得以实现。
这对于在动荡不安的北方保存和传承儒学具有重要意义，同时，加速了鲜卑民族的汉化和社会封建化的过程，促进了华夏各民族的融合和统一，对北魏社会和政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
北魏崔浩政治理想
thestudyofCuiHao’spoliticalidealsanditsimplementation
Abstract:
CuiHao,thepoliticianofHannationality,possessedanimportantpartintheculturehistoryofnorthernWeidynasty.Throughformulatingcalendar,nothingConfuciandoctrines,compilinghistorybooksandwritingpoemsandessays,hemadegreatcontributiontoXianBeiethnicgroup’sintegrationtoHanatthattime.And,asapolitician,withConfucianambition,hemadegooduseofthegreatopportunitythatnorthernWeiwasinitswartowardunificationandrealizedhisdreambyusingTian（heaven）andDao（Taoism）,twoofthemostpowerfulbeliefinpeople’smindathistime.WhathehaddonenotonlyplaysanimportantroleinpreservingandcarryingonConfucianisminnortherninturbulentnorthernChinabythen,butalsofacilitatesXianBei’sfeudalizationandintegrationintoHanwhichasaresultpromotestheintegrationandunificationofdifferentChineseethnicgroups.AllofthesecombinedmadeCuiHaoaninfluentialfigureonpoliticsandculturesofnorthernWeidynasty.
Keywords:
NorthernWeiDynasty,CuiHao,PoliticalIdeals
古今论述崔浩者颇多，近百年来相关论著数量尤为可观，而崔浩之死乃历来讨论之重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关于崔浩之死的原因，各家论述各有见地，或放眼于宗教冲突，或侧重于民族冲突，或重于士族政治等。
鉴于讨论崔浩案者，多以其世族政治理想为重点，故本文不再讨论崔浩死因，而是从崔浩的政治理想着手，探索以崔浩为代表的留居北方的世家大族对北魏封建化的影响。
北魏鲜卑拓跋部凭借金戈铁马，迅速崛起于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中。
自道武帝拓跋珪和明元帝拓跋嗣的极力开拓，到太武帝拓跋焘时，北魏已经成为一支不可小觑的重要力量。
其后，在他统一北方的历史过程中，汉人所起的作用尤为重要，尤其是留居北方的以清河崔氏为代表的世家大族，对北魏的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一代名相崔浩，他“圣王受命，必有天应”的天命观，不好老庄之术而独信谦之之神仙方术，“大欲齐整人伦，分明种姓”的政治理想逐渐在北魏确立，并渗透进北魏社会的方方面面，影响甚至引导着北魏历史的发展。
一、民族本位中的崔浩政治理想
道武帝拓跋珪，用极野蛮的手段把拓拔部带入文明，由鲜卑拓拔来澄清北方战局，从代北小国的建立到整个北方的统一，鲜卑拓跋氏似乎已经不能固守原有落后的草原文化来对北魏进行有效的统治，他们必须融入另一种先进的文明来加快其统一的脚步。
但他们征服者的优越感使这一过程困难重重。
一方面，草原文化已经不能适应农耕文明的需要，他们迫切希望有新的文化力量注入；另一方面，守旧与征服者的优越心态使得他们又不愿自觉地屈服于汉文化。
这对矛盾相互较量的成败决定着北魏的兴衰。
在这一过渡时期，诚如逯耀东先生所讲：
“拓跋氏君主对中原文化的兴趣是多方面的，他们并不希望被中原文化某种学说和思想约束，他们只是选择对他们统治有帮助而且他们自己感兴趣的，所以他们不仅对于儒家思想表示崇敬，对法家思想感到浓厚的兴趣，同时，对于阴阳谶纬之学也有所偏好。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是拓拔君主对中原文化了解不深，另一方面是由于政权不稳，战乱频仍，所能顾及的也只能是政治层面的“术”的内容。
在这样的指导思想下，汉族士人，尤其是具备政治才能的和政治经验的世家大族士人，随着北魏地域的开拓，被大量吸收到北魏政权中来。
由此，崔宏崔浩父子的出现定是必然的。
崔宏崔浩父子系中原世家大族清河崔氏一支，以天下盛门自居，深受中原儒家文化的影响。
从政治上来看，这些留在北方的世家大族卑恭屈事于入侵的异族，但从社会地位来看，他们的自尊心并没有消逝。
崔氏父子以“王佐之才”入仕北魏政权，一面出于对战乱政局的无奈，一面也是在北魏的政治背景下，实现其世家大族的政治理想。
当北魏成为一个泱泱大国时，采用中土旧制，除了出于对华夏文明的仰慕之外，更是由于大多数臣民为汉，“他们只有用‘以汉制汉’（包括用汉人制汉和以汉人治汉的互相关联的两个方面）才能保持帝国的稳定和效能。
”清河崔氏作为北方世家大族的领袖，以极为浓厚的门第观念作为其雄踞北方的思想背景，但又时时处于被压制的地位。
为了以夏变夷，改变鲜卑民族的社会政治制度，崔浩希冀在北魏“齐整人伦，分明种姓”，整理以前的户籍，辨别当时的士族的谱牒，希望划出一个清浊的界线来，然后士庶之间才能有明确的区别，方能保持门阀制度百事不坠。
陈寅恪先生认为：
崔浩欲“齐整人伦”，即郭林宗以人伦取士之意；崔浩“欲分明姓族”，即看重家族之意。
崔浩选士，是想二者并进，即重家世，又重人伦。
家世高卑根据官宦，人伦优劣根据儒学，在崔浩的心目中，能具备高管及儒学二条件的姓族，是他所理想的第一等门第。
他可说是一个欲藉鲜卑统治力，以施行其高官与博学合一的贵族政治的人。
“齐整人伦，分明种姓”两个词组都是动宾结构，即使人伦齐整有序，使姓族分明不杂的意思。
崔浩思想直承两汉，我们可以将齐整人伦理解为实施仁政，具体说来就是建立父子又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文化秩序。
“分明姓族”的姓族一词，也有其特定的含义。
所谓姓族，即是有名望的姓族。
崔浩的“分明姓族”不仅是要区别士庶流品，而且将针对性指向了居高官显位的代北贵族集团，欲以此实现治天下之具必以士人为之的儒学政治理想。
“齐整人伦，分明种姓”，就是要用儒家理想来改革当时北魏鲜卑的政治和风尚，施行儒家的德治和礼治，并让中原儒家世家大族士人进入统治阶层，强调世族门阀观念，确立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他们入仕的政治地位。
崔浩的政治理想就是想在北魏恢复儒学世家大族的统治地位，这显然与依靠军功起家的代北勋贵的心态是对立的。
“人伦”重视人的德行和才性，“姓族”看重门阀世族，代北大族都缺乏这些。
“齐整人伦，分明种姓”，表面上是一个道德才智和门第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目的是推翻当时北魏的现行政治制度，而将统治权收归到汉族世家大族手中，恢复世家大族的政治和社会地位。
正如陈寅恪先生所指出：
“崔浩者，东汉以来儒家大族经西晋末年五胡乱华留居北方未能南渡者之代表也。
当时中国北部之统治权虽在胡人之手，而其地之汉族实远较胡人为众多，不独汉人之文化高于胡人，经济力量也远胜于胡人，故胡人之欲统治中国，必不得不借助于此种汉人之大族，而汉人大族亦以欲藉统治之胡人实现其家世传统之政治理想，而巩固其社会地位，此北朝数百年间胡族与汉族互相利用之关键，虽成功失败其事非一，然北朝史中政治社会之大变动莫不与此点即胡人统治者与汉人大族之关系有关是也。
”
其次，崔浩作为北魏前期的汉族士人领袖，除此之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向往，即在北魏恢复五等之制。
明元帝时“随军为谋主”的崔浩提出五等封爵制是对北魏封爵制的一次挑战和冲击。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以下简称本传）载其提议的动因：
“（时太宗南征）及车架之还也，浩从太宗幸西河、太原。
登憩高陵之上，下临河流，傍览川城，慨然有感。
遂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考秦皇、汉武之过失。
好古识治，时伏其言。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际，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倦、既而叹美之曰：
‘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皋繇也。
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谓浩曰：
‘吾行道隐居，不营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统。
而学不稽古，临事闇昧。
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
’浩乃著书二十余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际，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
从崔浩“与同僚论五等郡县之是非”，及其著书“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两处来看，崔浩所想要恢复的“五等”，当即是周代的五等爵制，也是封建制度中极为重要的一环。
然则世易时移，周代封建制已不可能再实施，从寇谦之“贵远贱近”的回话看来，崔浩所论的“五等”当是魏晋以来的五等封爵制度。
崔浩努力改革北魏政治体制，极力想恢复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特别是政治地位，但绝对不是仅仅满足于让世家大族士人掌权而已，而是希望通过用夏变夷，让有儒学才智的士人登上权力的高峰，以实现他心目中的最高理想。
因此，崔浩以“次序五宗”为本，以序为根本目标，旨在北魏恢复五等爵制，以救时弊，使社会都按照这个潜在的序，建立“夫耕妇织，内外相成，家给人足”的和谐国家。
崔浩所代表的世家大族，将《周礼》所说的五等之制看成是天下太平的根本，并把恢复五等之制视为自己实现儒家政治理想的必由之路。
崔浩是中原世家大族儒学之大宗，以高官博学二者合一的贵族政治为其政治理想，旨在维持门第的尊严和传统文化的延续。
清河崔氏一族乃北朝第一豪门，家学渊博，世袭中国儒家文化之经典不缀，当时“父子幷乘轩轺，时人荣之”。
自东汉以来，中原经历着血雨腥风的巨变，各地藩镇割据林立，儒家文化也遭到了极大的摧残，“故东汉以后的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
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学术文化之所寄托。
因此，世家大族对儒家文化的继承和弘扬任重而道远。
崔浩世族所能拥有的优于异族的莫过于博大精深的中原儒家文化，以及其所弘扬的仁义礼德等精神实质，来逐渐渗透乃至改变鲜卑拓跋氏的民族文化心理。
综上，可以窥探到崔浩世族政治理想的些许大概了。
崔浩是想以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配合北魏的现实政治理想，发扬以世族为中心的政治。
具体说来，他欲在政治上建立起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核心的与中原王朝相近的国家统治秩序，并进而在这个秩序内“次序五宗，分明种姓”，确定南北士庶等级的高低，以维护中原世家大族的门阀等级制度。
二、政治理想的实现方式：
天道谶纬与军事统一
鲜卑拓跋族于公元386年在代北建立北魏政权后,经过近六十年的兼并战争,于公元439年统一中国北方,结束了五胡十六国分裂割据局面。
在这统一过程中，代北贵族渴慕与这一种先进的文化融合、交流，来改变落后的草原习俗。
但另一方面又不愿放弃征服者的优越感，放下身段，坦然接受，这就导致了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强烈碰撞。
但崔浩是聪明的，他深刻了解拓跋君主与代北大族的思想，从其父那里学来的与君主的合作之道，让他游刃有余的穿梭于各君主之间，巧妙的与拓跋君主和代北大族做着无声却有力的抗争，不仅在国家政治层面建立起儒家政治的治国之道，而且充分利用代北盛行的黄老之术的风尚以及拓跋燾统一北方的战争时机，使其儒家政治理想在北魏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逐渐使儒学在北魏制度化。
（一）谶纬之术的运用
整个汉晋时期，天命学说成为所有政权用来论证其合理性的理论工具。
从这一点来看，谶纬的存在就成了儒学在政治领域的一个重要内容。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载，崔浩，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观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
明元好阴阳术数，闻浩说《易》及《洪范五行》，善之。
因命筮吉凶，参观天文，考定疑惑。
浩总覆天人之际，举其纲纪，诸所处缺，多有应验。
崔浩所好的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是在北魏统治所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北魏拓跋部自草原迁徙而来，受自然环境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显著，文化基础薄弱，对天地异常崇拜，钟爱黄老玄象之言。
北魏建国初，就有大量擅长天术之人，燕凤“明习阴阳谶”，邓渊“长于易筮”，许谦“善天文图谶之学”，而“高允之术，阳元之射也”，因此，在北魏之初，入仕北魏的中原士人，大多都会阴阳谶纬之学，不但士人有此风尚，拓跋统治者也偏爱黄老之术。
道武帝晚年服寒食散，明元帝好阴阳术数，太武帝更是迷恋天师道，深信寇谦之之言。
“谶纬”之学，西汉成哀年间开始流行，到东汉时全面影响到了社会政治生活。
“谶纬的出现，既依附于孔子和儒家经典，又可以借助于宗教神权的力量来指导现实和未来的吉凶祸福。
这样，既便于同汉代的现实和政治结合，并以神权的力量增加了经学的权威性，从而巩固了经学的统治地位，这就是谶纬附经，并以辅经的妙用”。
东汉初年，谶纬盛行开来，当时的儒生为了迎合上意、追求利禄，大都兼习谶纬。
谶纬之学是在对儒学加以神学装饰的过程中出现的，谶纬之学的盛起，使得儒学的人文精神和实践精神都遭到了破坏，儒学在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智慧闪光也因此黯淡。
谶纬的内容，有的解经，有的述史，有的论说天文、历数、地理等，更多的则宣扬神灵怪异，阴阳五行思想混杂于其中。
这些内容保存了一部分思想史资料，透露了一部分自然科学进步的轨迹，记录了一部分古史传说，“就其原始状态而言，很可能从一个角度反映了汉代文化思想的概貌”，然而，另一方面，其主题荒唐妄诞，其内容绝大部分均荒诞不经，其文意的隐晦含混又极便于人们穿凿附会，进行随意的解释。
王莽，刘秀称帝，都曾经利用了谶纬中被理解为政治预言的若干内容。
王莽时，曾征通“天文、图谶、钟律、月令、兵法”等“天下异能之士，至者前后千数”。
其中许多方术之士，大量制作图谶，使零星的谶语汇成篇籍。
东汉光武帝刘秀也是应图谶而兴起的。
刘秀的同乡中有一位名叫李守的，据说“好星历谶记”，曾经造“汉当复兴，李氏为辅”的谶语。
李守的儿子李通就利用这条谶语鼓动刘秀发兵，后来刘秀又应《河图赤伏符》之谶即皇帝位。
汉光武帝刘秀，利用图谶兴起，统一天下之后，格外崇信谶纬，在处理政务遇到纷争，犹疑不定时，常常注重借谶纬来帮助决策。
在建武中元元年（56），又曾经正式“宣布图谶于天下”，进一步确定了图谶作为法定经典的地位。
谶纬神学的尊严得到了政治权利的维护，一时“儒者争学图纬，兼复附以妖言”。
刘秀将谶纬作为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
他发布诏书、颁行政令、任免官员，往往要应用谶纬。
这样一种政策性的风尚，使得世人争相效仿，谶纬便顺其自然的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并对后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尤其是对于北魏这个以草原文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国家来说，对天地异常崇拜，社会经济生活落后，对于自然地依赖性很强，自然有很强的敬畏心理，谶纬之学在北魏如此风靡也就不足为怪了。
崔浩将其儒政思想与天道之术的结合，一方面是俘获君心，为适应君主统治需要而作出的妥协；另一方面，他将天道阴阳术数的解释融入于日常生活，最终目的就是使其所推行的儒政在北魏政局中获得合理性与自然性，在潜移默化中使得中原农耕文化逐步影响替换北魏草原文化。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载：
“初（415年），姚兴死之前岁，太史奏灾祸在匏瓜星中，一夜忽然亡失，不知所在。
或谓下人危亡之国，将为童谣妖言，而后行其灾祸。
帝乃召诸硕儒，与史官求其所指，浩对曰：
案《春秋左氏传》说神降于莘，其至之日，名其物也，请以日辰推之，庚午之夕，辛未之朝，天有阴云，灾祸之亡，当在此二日之内。
庚与午，皆主于秦，辛为四夷，今姚兴据咸阳，是灾祸入秦矣，诸人皆作色曰：
‘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指，而妄说无征之言！
’浩笑而不应，后八十余日，灾祸果出东升，留守盘旋，秦中大旱赤地，昆明池水竭，童谣讹言，国中喧扰，明年，姚兴死，二子交兵，三年国灭，于是诸人乃服。
”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崔浩由天上失星而借《春秋》言准确的判断了后秦灭亡的事实。
以古事论今日之天象，似有不妥，众大臣皆怒也不足为怪，但幸其言中，也或非巧合。
崔浩所看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天象，而且是对各割据政权的详细了解，及对全国战略形势的全盘把握，是基于对姚氏政权内部纷争的后果预测，以及对历史经典融会贯通的运用。
他的“笑而不应”的后面是胸怀天下，包罗万象，是对众大臣“天上失星，人安能知其所指”的有力回答。
《晋书·天文志》载：
灾祸为乱，为贼，为疾，为丧，为饥，为兵，所居国受殃也。
他倡导天人是共通的，人间的举动应符合天，否则，天降灾祸，人世间也难免殃及。
同时也在告诫拓跋氏君主，要保证君主大统的稳定，保民安邦，国家才会强盛。
崔浩借助天和道这两个工具，宣扬天人和谐，亦与儒家德义之礼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天和道既是其推行儒政的工具，也是其儒政的一部分，刘裕纂晋之前，崔浩将这种观点表现的更为直接。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曰：
太常三年（418），彗星出天津，入太微，经北斗，洛紫薇，犯天棓八十余日，至天汉而灭。
帝复召诸儒士问之，曰：
“灾咎将在何国？
朕甚畏之。
”浩曰：
“灾异由人而起，人无衅，妖不自作。
《汉书》载王篡位之前，彗星出入，正与今同。
国家主尊臣卑，人无异妄。
是为僭晋将灭，，刘裕篡之之应矣。
”方才还是暗语，这里却已清楚地提出了“灾异由人而起”的论断。
以天象来透视现实，以历史的天象预测现实。
他所传达的真正意义并不仅在于彗星所代表的除旧布新给刘宋政权带来的意义，更重要的是对明元帝“甚畏灾咎”的开导与进谏，“夫灾异之兴。
皆象人事，人苟无衅，又何畏焉”，即以灾异之象来说明为人君要行仁政，尽民意，自上而下建立起主尊臣卑的统治秩序。
崔浩所倡导的天人合一的天道观和礼德并行的儒政思想是相辅相成的。
他对天道的解释为礼德的推行服务，并对其合理化提供一个自然的平台。
太武帝晚年时“恒有微疾，灾异屡见”，崔浩答以“灾异屡见，幸就平愈。
昔宋景见灾修德，灾祸退舍”。
从表面上看，天道与儒德是一体的，但从根本上来说，天象是其表面，儒德才是国家根本，崔浩不仅是以天象说天象，而且是利用人们敬天畏道的心理，通过以儒家德礼来阐释天象，达到将儒政扎根于北魏政治的目的。
由上文所提及，天乃其推行儒政的工具，就免不了按其主观意志行事。
《魏书》卷四十八《高允传》载：
“时浩集诸术士，考校汉元以来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讥前史之失，别为魏历以示允。
允曰：
‘天文历数，不可空论，夫善言达者，必先验于近。
且汉元年冬十月，五星聚于来井，此乃历数之浅。
今讥汉史，而不觉此谬，恐后人讥今，犹今之讥古。
’浩曰：
‘所谬云何？
’允曰：
‘按星传，金水二星常附日而行。
冬十月，日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出于寅北，二星因何背日而行？
是史官欲神其事，不后推之于理。
’浩曰：
‘欲为变者何所不可？
君独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来？
’允曰：
‘此不可以空言争，宜更实之。
’时坐者咸怪，唯东宫少博游雅曰：
‘高君长于历数，当不虚也。
’后岁余，浩谓允曰：
‘先所论者，本不注心，及更考究，果如君语，以前三月聚于东升，非十月也。
又谓雅曰：
高允之术，阳元之射也。
众乃叹服。
”可见，崔浩虽精于天算，也有不合之处，有时也会有强加附会之辞。
（二）与寇谦之的结合
说到崔浩与天道的关系，就不能不提及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朝道教的代表人物，南北朝新天师道（也称北天师道）的改革者和代表人物，世称寇天师。
“崔浩与寇谦之之关系，北朝史中一大公案也。
”据陈寅恪先生所考，寇谦之乃秦雍大族。
寇谦之在北魏结合各方学说创立天师敎，但“崔浩不好老庄之书而独信谦之之言，何故”？
寇谦之世家大族的社会地位为浩所看重，门户相当是其交往的条件之一。
另外，“崔浩为儒学之领袖，谦之为新道教之教宗”，儒道的不期而遇看似正常，实即其相互利用的工具，太武帝“崇奉天师，显扬新法，宣布天下，道业大行”，两派为迎合统治阶级上层的需要而相互利用，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太武帝继位之初，崔浩遭到群臣共难而归第。
《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载：
即得归第，因修服寒食养性之术，而寇谦之有《神中录图真经》乃道教之经典，浩因师之。
据《魏书·释老志》载：
泰常八年（423年），老君玄孙李譜文降临嵩山，传授他《录图真经》，并命他统领人鬼之政。
神话总不可信，但《录图真经》乃道教之经典不假，崔浩师之，是为儒道之贯通矣。
又同书同传载：
天师寇谦之每与浩言，闻其论古治乱之迹，常自夜达旦，竦意敛容，无有懈怠。
既而叹之曰：
斯言也惠，皆可底行，亦当今之阜繇也。
但世人贵远贱近，不能深察之耳。
因谓浩曰：
吾行道隐居，不管世务，忽受神中之诀，当兼修儒教，辅助太平真君，继千载之绝流。
而学不辑古，临事暗昧。
卿为吾撰列王者治典，并论其大要，浩乃著书二十篇，上推太初，下尽秦汉变弊之迹，大旨先以复五等为本。
寇谦之借儒道之手改革天师道，主张“兼修儒教”，，以臣忠子孝，夫信妇贞，兄敬弟恭，安贫乐贱，信守五常，列为教规。
寇谦之对天师道的改革，“专以礼度为首”，以礼作为规范，用忠孝等儒家思想作为道士的行为准则。
与此同时，崔浩也借助天师道，弘扬儒学，所著二十篇，皆以复五等为本，来实现其儒政的政治理想。
“今寇谦之以大族而兼主教，故能去除三张（张陵、张衡、张鲁）之伪法，以礼度为首，此正是大族儒家所应为者。
想浩当自必认为其信仰之遇合，超过于其家门之崔随及中表之卢循也。
故论宗教信仰虽不分社会等级，但浩之政治理想乃以分明种姓为第一义者，其得遇寇谦之借其仙真药物之术以取信于拓跋焘而利用之，更加坚定其非有最高门第不能行最高之教义之信念”。
综上，天和道是崔浩推行儒政的工具，也是其儒政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宣扬天人感应，倡导天人和谐，要求人们按天意行事，那何为天意？
笔者认为既是儒政中的礼德，要求国君要以德治民，以礼治国，使北魏逐渐形成上下有序，贵贱有别的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礼仪之邦。
（三）军事统一的时机
崔浩所处的太祖至世祖三世，北魏正处于统一北方的重要时期，代北拓跋人的草原文化的民族心理特征很浓，崔浩在其推行儒政的过程中困难重重。
当时北魏以统一北方的军国大事为首任，还无暇顾及在政治和文化层面建立以中原文化为主导的政治制度。
但崔浩清醒的认识到统一战争是一个重要时机，如能在战争中逐步将儒政德礼渗透到北魏政局中，那将会万世而万意，否则，以后阻力会更大。
但他适时地抓住了时机，在北魏征战各方的过程中，通过对天象的分析，对战局的把握，以及战略战术的成功运用，使得他一介书生逐步参与到军国大事中。
统一战争是他的一个机会，也是他推行儒政的一个重要时机。
403年,太武帝拓跋焘即位时,十六国后期的各个政权,经过互相吞并,只剩下北凉、北燕、夏和西秦了。
此外,北魏南面是刘宋,北面有柔然,面对这个形势,统一北方的战争应如何进行呢？
最受拓跋煮宠信的大臣崔浩,审时度世,及时为拓跋焘制定出“南守北攻”的正确战略方针,即对北方柔然、夏采取积极进攻的态势,对刘宋基本上采取积极的守势。
他认为北方柔然经常来犯,是个严重威胁；西边夏国是近在叹尺的强敌。
而刘宋威胁不大,“设令国家（北魏）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守之。
”因此,他主张先解除柔然和夏这两个威胁,然后向南发展。
否则,“不摧蠕蠕（柔然）,则无以御南贼”。
崔浩这一战略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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