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山田良政的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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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山田良政的研究
关于山田良政的研究
山田良政（1868－1900）于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撤退途中被捕而遇害，被孙中山称之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之第一人”。
因此，国内学界凡研究孙中山与辛亥革命之论著，以及研究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之论著必涉及山田。
不过，由于有关山田的资料相当缺乏，1因此至今国内关于他的专题研究尚是空白。
1992年，日本出版了结束博治著《醇なる日本人：
孫文革命と山田良政·純三郎》。
2虽然，作者仍然强调关于山田的资料很少，但是该著写作利用了保存于山田家族中的山田自中国写给家人的信函。
另外，该著还对既有的日本“大陆浪人”回忆录中与山田相涉的内容进行了梳理和辨析。
可以说迄今为止，结束博治的著作是日本国内关于山田的最全面的传记。
本文拟根据结束博治著作提供的相关线索，将山田来华及其参与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动因，置于更广阔的日本明治维新史及中日关系史的视野下进行深入探讨。
笔者以为这一研究的意义，将突破对山田个人，而关涉几乎所有参加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大陆浪人”，并可以作为深化理解近代复杂的中日关系的线索和依据。
一、山田的故乡津轻藩和东奥义塾
山田的故乡津轻藩地处本洲东北，西临日本海，明治政府废藩置县后命名为青森县弘前市。
江户时代津轻藩仅在小藩之列，且远离江户和京都等政治、文化中心。
然而津轻藩自建藩以来就与京都公卿近卫家保持了历史悠久的亲密关系，以及幕末最后一位藩主津轻英麿过继自近卫家，这样一种独特的联系决定了津轻藩在1868年未被裹胁进东北列藩结成的反明治政府的奥羽越列藩同盟。
明治初年，仙台、米泽等诸强藩因奥羽越同盟事件遭受到被政府迁徙北海道从事开发的惩处，这为津轻藩提升自身在东北的地域政治文化地位提供了优越条件，日本国内各种时代性的变革动向因此而及时地在当地获得积极响应。
如1872年5月，津轻藩改幕府时代的藩校“稽古馆”为弘前汉英学校。
同年８月根据明治政府文部省废除旧藩校令，在前藩主津轻承昭的资助下，汉英学校又及时地转为私立東奥義塾。
就是在明治政府实施废藩后，津轻承昭仍长期维持了对义塾的资助。
東奥義塾从校名到办学规制、课程，包括采用英语教学的模式，均效法于东京福泽谕吉所办庆应义塾。
而参与東奥義塾的筹办者亦多系庆应义塾出身的洋学者，其中除山田的姑父菊池九郎外，还有吉川泰次郎、成田五十穂等。
前者系庆应义塾毕业后留校任教，后受聘参与筹办東奥義塾。
3后者则系庆应义塾肄业生，后出任东奥义塾最初的副校长。
像东奥义塾这样在东京以外地方创办起以庆应义塾为楷模，采用英语教学的学校，在明治初年的日本甚为少见。
为说明弘前地方在明治初年率先重视西学教育，不能不提及外国教师，包括基督教在东奥义塾的影响。
1873年义塾创立次年，即有美国传教士C·H威尔夫（音译）夫妇高薪受聘来校任教，威尔夫月薪为200円、其妻月薪为50円，而当时作为义塾筹办者之一的前藩校稽古馆馆长兼松成言的月薪则仅７円。
因受明治政府禁止各级学校聘用传教士任教政令的影响，威尔夫夫妇任教东奥时间甚短。
而在威尔夫夫妇离去后，基督教在东奥的影响很快因本多庸一的到来得到接续。
本多之父是津轻藩武士，他本人肄业于藩校稽古馆，1870年游学横滨时加入基督教，其时明治政府尚未解除禁教令。
4本多于1874年返回弘前任教东奥义塾，并同时在弘前从事传教，于1875年（明治8年）10月在弘前创立了日本第一个由本国人主持的基督教会。
除此之外，本多还是弘前地方最早的自由民权运动的鼓吹者。
1874年，板垣退助、副島種臣等建言明治政府设立民选议员，由此全国各地自由民权运动初兴，而东奥义塾的教职员成为青森县自由民权运动的中坚。
本多对东奥义塾的贡献，还在他于1874年返回弘前时引荐了毕业于美国印地安那州大学的琼·英布（音译）夫妇来校任教。
5而琼·英布是对东奥义塾影响最大的外国人教师。
至1878年因妻子健康原因返国，琼·英布在东奥任教三年有余，在这期间东奥义塾实现了美国印地安那州学校的课程设置。
据《東奥義塾畧史》载：
琼·英布在义塾教授的课程包括英语、物理、化学、数学、博物、历史等；他在历史课上讲到忠孝节义的情节时，常常声音颤动，两眼充满泪花，学生亦为之动容，因而他得到全义塾教师和学生的敬慕。
6琼·英布在其任教期间，除将五位成绩优秀者留校任教予以继续培养外，他还在1878年归国时促成了义塾优秀毕业生珍田捨己、佐藤爱麿、那須泉等四人赴美国印地安那州大学留学，并给予充分照顾。
珍田捨己归国后历任東奥義塾教師、外務省官员、驻上海总领事、7駐美大使、宮内省侍従長，位至伯爵；佐藤爱麿归国后进入外交界，官至驻美大使；那須泉则成为东京高等师范学校教授。
琼·英布任教三年在东奥义塾留下的影响，包含了基督教的成份。
琼·英布夫妇来东奥前曾作为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在中国传教，虽然在东奥任教期间不再有传教士身份，但在琼·英布任教半年后有十四位义塾学生因受其影响，受洗成为基督教徒。
也是因琼·英布的关系，东奥义塾后来与美国美以美会建立了长期性的密切联系，并得到其资助。
东奥义塾初创的历史，留下了外国人教师和基督教影响的深刻印记。
于2002年举办的东奥义塾成立130周年纪念会上，就当年义塾的教育宗旨作了如下的概括性阐述。
所谓：
光明正大地以基督教精神为基石，在坚持文武两道的精神、自主独立的气概、爱人奉公的精神的同时，致力于人格培养、国际意识培养，紧跟时代的智慧和知识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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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东奥义塾对于弘前地方的意义，有研究者指出：
明治初年日本的近代化运动起始于中央集权化，一般而言各种新思想文化的传播以由中央到地方为途径。
然地处本州北端的弘前显示了它的独特性，经由外国人教师直接输入美国文化，在令当地办学达到相当高水准的同时，基督教和自由民权运动等新的思想文化也由本地的教育机构——东奥义塾——辐射到弘前地方。
9正因此由东奥义塾直接走向日本国外而成就一番事业者，在东奥义塾早期办学历史中从来就不乏其人。
除前述涉及的例子外，如著名的会津藩士柴四郎（1853－1922）慕名来東奥义塾修学，后赴美国留学，归国后成为新闻記者，并著有轰动一时的小説《佳人之奇遇》，再后来成为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农商务省次官。
10山田及其兄弟的学习成长历程，自然也是说明向往海外发展在当年东奥义塾学子中蔚然成风的例证。
二、山田的姑父菊池九郎和同乡陆羯南
山田家是津轻藩世代的武士，作为长子的山田生于1868年元旦。
根据东奥义塾对学生就学年龄的规定，山田应在六岁入学，因此他在义塾学习最初的数年，正是琼·英布和本多庸一在校任教时期。
尽管没有直接的资料可以说明山田受琼·英布和本多庸一的影响，但就二氏当时对义塾的影响之大而言，他受到二氏的教育及精神的影响是勿庸置疑的。
11山田的三个弟弟也先后就学于东奥义塾，其中老二、老四两个弟弟以后留学并定居美国，而老三——纯三郎（1876－1960）——则追随长兄成为孙中山革命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并在孙中山病逝后，仍长期参与国民党的活动。
在山田的成长经历中，东奥义塾的影响是与其姑父、时义塾副校长菊池九郎（1847－1926）的影响密不可分的。
菊池家亦是津轻藩世代的武士。
1864年，菊池九郎出任藩的“書院番”，即管理藩校稽古馆的官员。
明治2年（1869），菊池九郎到东京入庆应义塾，师从福泽谕吉。
次年，他受藩命游学鹿儿岛，于明治4年归藩任由原稽古馆改办的汉英学校干事。
就在当年，汉英学校在他的主持下实现了全盘仿效庆应义塾规制的东奥义塾转型。
从此菊池九郎长期担任义塾副校长，而实际上居于负责人的地位。
以后，菊池九郎进入政界，当选第一任弘前市市長，指导了弘前地方的教育、政治和经济改革；又当选山形县知事，并曾九届当选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成为明治时期日本东北地方上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菊池九郎对中国问题感兴趣，曾于1895年日本在甲午战争取胜后作为议员访问中国东北。
更重要的是，菊池九郎与曾任台湾民政长官，后又出任满铁总裁的后藤新平的关系。
12菊池九郎于1874年结识比他年幼十岁左右的后藤新平，以后二氏长期相交成为终身密友。
13而正是这一关系，令山田在参与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留下菊池九郎的印记。
即1900年9月孙中山和山田到台湾，试图谋求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就直接与菊池九郎有关系。
在弘前，对山田参与中国革命活动有更直接影响的人物，是明治时代倡导并实践国粹主义甚力的著名政论家陆羯南（1857－1907）。
陆羯南年长山田十岁左右，二氏在弘前的老家对门而居。
陆羯南青少年时代亦就学于东奥义塾，与后来的陆军大将一户兵卫、东宫侍从长珍田捨己同窗。
1877年由东奥毕业后，陆羯南就读东京司法省法学校，同窗者则有原敬、福本诚、寺尾亨等人。
原敬曾于1884年出任日本驻天津领事，次年伊藤博文、西乡从道与李鸿章在天津就朝鲜“甲申政变”事件谈判交涉，原敬参与其间。
而后，原敬有驻巴黎使馆书记官、农商务参事官、驻朝鲜公使、国会议员、内务大臣和总理大臣等政界经历。
14福本诚则于1900年参与孙中山的南方举事的革命活动，并由孙中山提议由其全权负责香港方面革命的组织和准备工作。
15而寺尾亨则在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担任孙中山的法律顾问，后被孙中山称为日本志士中“为革命尽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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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陆羯南与原敬等因故从法学校退学，入政府太政官文书局作僚属。
1887年，他因不满明治政府推行欧化政策而辞职，与谷干城、三浦梧楼、佐佐友房等人发起成立“日本学会”，倡导国粹主义，主张在文化方面尽可能保持传统，在政治、经济方面实行渐进的改革。
1889年，陆羯南创办报纸《日本》，自任主笔和社长。
该报评论时政，尤其激烈地抨击明治政府的藩阀政治，自创刊至1896年的八年间，遭政府责令停刊达三十次。
《日本》也因此赢得极高的社会声誉，在它的全盛时期——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其发行量居东京所有报纸的首位。
一时间，经由《日本》而闻名于世的文豪、国士、记者、诗人在明治时代的文坛和言论界大放异彩。
陆羯南本人更以撰写《近时宪法考》、《近时政论考》等作品，奠定了他作为明治时代著名的政论家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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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羯南所倡导的国粹主义包含着强烈的兴亚论倾向，因而他在1891年副岛种臣等人倡建的东邦协会担当评议员。
而东邦协会的宗旨为“调查有关东南亚各地之地理、商况、兵制、殖民、国际情势、历史和统计”。
东邦协会在甲午战争时期会员达千人，后改名东亚会，并于1898年11月与同文会合并成立以近卫篤麿为会长，陆羯南任干事长的东亚同文会。
其间，陆羯南还与佐佐友房、犬养毅、头山满等人发起成立国民同盟会。
陆羯南乃成为当时日本兴亚论者中极有影响力的重要人物。
若山田系六岁（1874年）入东奥义塾，那么至陆羯南1877年毕业东奥，山田与他有同校三年的经历。
陆羯南于山田有邻家兄长兼同校前辈的双重身份，他在东京的学习和事业发展自然为身在故乡的山田所仰目。
这一点为山田后来的人生之经历所证明。
三、到上海及与甲午战争从军经历
山田毕业东奥义塾后，进入青森师范学校学习。
但在青森师范学校二年级期间，他因参加抗议学校食堂伙食问题的学生活动而被迫退学。
退学后，山田到东京寻求陆羯南在个人发展方向上的指导，时值陆羯南办《日本》之初。
18据《醇なる日本人：
孫文革命と山田良政·纯三郎》一书称，当时陆羯南对山田有如下建议：
对于日本人而言，目前很重要之事，是对中国的研究。
各国都关注中国，扶植势力，并加紧研究中国。
而近邻的日本完全落后，真是遗憾之事！
本人曾经也想作中国的研究，但终于没有机会。
现在，幸好同乡来了，请代我专念于中国研究。
当然，那样的话就应该去中国。
无论是经商还是做什么，要靠自己的劳动获得经费，并学习与中国人交往。
可以推测上述建议得到山田的欣然响应，因为接下来陆羯南关于“漫然地赴中国毫无意义，应该有学问和技术”的规劝，显然意在遏制山田即刻赴中国的冲动。
此后山田的学习经历，表明他在按陆羯南的指导为赴中国而作准备。
山田请求母亲从姑父菊池九郎那里购买汉语书藉和辞典，在东京开始汉语学习。
同时他还在基督教会继续英语学习，并于此时成为基督教徒。
1889年，山田考入创办未久的东京水产传习所（即后来的东京水产大学），并于一年后顺利毕业。
1890年，山田于毕业当年成为北海道昆布会社的职员，并被派赴该社上海分店工作。
这应该是山田此期学习生活规划中的预期结局。
当时北海道昆布会社出口中国的业务，全部委托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山田的工作主要是代表本社与三井上海支店联络。
在工作之余，山田加紧学习中国语。
1890年9月，荒尾精等人在上海创办学校性质的日清贸易研究所，荒尾精自任所长，所长代理是根津一，学生监督是宗方小太郎，教员则有御幡雅文和中国文人沈文藻等。
荒尾精和宗方小太郎等都是明治时代在华活动的著名大陆浪人。
根津一则在以后长期担任上海东亚同文书院院长，与大陆浪人和日本政府都有深刻的关系。
而御幡雅文是明治时代著名的汉文教授。
据称，此期山田经常来往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在沈文藻门下学习汉语，并受到荒尾精思想“很深的熏陶”。
山田还在上海发起成立日本人的基督教青年会，并担任该会领导人。
初到上海的山田显然对个人发展前景充满自信，在他1891年致父亲山田浩藏函中称自己已经逐渐习惯上海的商业生活，并对中国社会开始了解。
19不过，如此乐观自信的感想是否能够长期维持是值得怀疑的。
因为我们可以在1893年初山田致弟弟纯三郎的信中，读到以下他对自己在海外无所成就的生活状态失望焦虑的内容：
我在上海沉寂了很长一段时间，因此这个夏天计划着想做一番事业。
倘事不成，就回东京，准备在那里努力地生活。
虽然前途茫茫，但我相信有志者事竟成。
一个男子汉令人尊敬的地方就是他的志气。
志气这个东西不是靠别人能教会你的，更不是别人给了你你就有的，必须通过努力自己将其激发出来。
这是我一个有志气的旧友曾经对我说的。
在孤独的深夜，想到自己前途渺茫，又身处异地，就不由得发出一阵哀叹。
但即便如此，也是充满豪情壮志的。
因为这是自己足以向他人夸耀的外表和自尊，决不喜欢被人家指指点点。
即使不是出身于名门贵族，但也要努力成为自己家族中的佼佼者，进而再以成为全天下的名士为目标。
不成器归不成器，但不要让自己的家族蒙受耻辱，这一点我希望你们兄弟几个都要牢记在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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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出生于幕末的陆羯南相比，生于明治政权初建之年的山田自然在作为“明治青年”的意义上更为纯粹。
明治维新的时代性变革激起日本年轻一代对于个人建功立业的渴望。
陆羯南所谓到中国去、“研究中国”的建议，令山田将“成为全天下的名士”，“做一番事业”的人生期待寄托于在中国发展。
21山田自然不甘于作为一名普通商社职员的身份，他因成功前景渺茫而焦虑。
该函同时令我们了解山田到中国最初的动机并非“志士”的意义，自然更非“浪人”的意义。
尽管他也交往于荒尾精等人。
因此函中所谓“这个夏天计划着想做一番事业。
倘事不成，就回东京”，不包含冒险的成分，很可能仅是一桩与昆布会社在上海经营活动相关的策划。
因为就在1894年经由他的努力，北海道昆布会社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解除了代理契约，昆布会社直接与上海市场进行交易。
山田也由此成为昆布会社上海支店位居第二的负责人。
不过，山田在商业经营上的良好发展势头无缘继续。
1894年8月日中甲午战争正式爆发，因通中国语，山田作为翻译被征入陆军，并分配到金州半岛兵站。
在兵站期间，他意外见到了当时作为国会议员到中国东北视察的姑父菊池九郎。
尽管此间山田致纯三郎信中对军营生活不无怨言，所谓“虽然我不堪忍受部队里的烦忙冗事，但也只好勤奋工作。
愿你的进取之心更盛，且能时时关注时势的发展”。
22但是为时不长的军营生活，还是在山田的人生进程中留下深刻的烙印。
因为此间山田蓄起了中国男子式样的辫发，23还将原名“良吉”改作“良政”，并请求父亲将他在故乡户籍上的名字作相应的更改。
山田此番举动，应被视为其在华活动向“大陆志士”、“大陆浪人”方向转移的开始。
战争结束后，按照日本政府当时的规定，军队中的翻译官在战争结束后有三种选择：
回日本国内，留任当地，赴任台湾，而不允许自由辞职。
山田选择了作为中国语翻译赴任台湾，他被分派在台湾民政厅埔里社派出所。
不过山田在台工作未久，两年后他应日本北京公使馆武官海军少佐泷川具和之邀，赴北京协助其作谍报工作。
泷川具和在当时的日本军界有海军第一“中国通”之誉，1892年11月，泷川具和被海军参谋部以调查中国北方的兵要地志的使命派遣来华，之后他以商人“堤虎吉”的身份居住天津法租界，在港口区中国官员及码头工人中活动。
1894年4月，他与日本军令部第二局长岛崎大佐由陆路从天津赴山海关，探察沿路地形。
这是一次直接以对华作战为目的而进行的专项调查活动，其中还包括对旅顺、烟台要塞，北洋舰队和海军衙门等高度机密目标的调查。
根据此次侦察，泷川提出以日本与清政府在北京订立城下之盟为目标的大作战计划。
泷川因其侦察工作为日本海军攻克威海卫立功，在马关条约签订后的5月被任命为台湾总督府副官。
1897年4月，泷川调任北京日本公使馆武官，并驻天津。
他的使命在侦察俄、法、德三国在中国北方的活动，尤其是德国对胶州湾的野心。
24
山田离台赴北京，自然是在1897年4月泷川具和调任北京之后。
关于山田此行的原因和时间，1896年12月被派赴台湾民政厅埔里社派出所工作的井上雅二曾有如下说法。
在他于派出所见到山田后“不久，山田不满足于现状，因为与海军有关系而去了北京，与公使馆武官泷川具和从事各种调查和谍报工作”。
25赴北京前，山田曾回故乡弘前，并留有与弟弟纯三郎和四郎的合影。
由照片可见他自甲午战争从军后蓄辫的形象。
26
胶州湾事变后，日本异常关注俄国在山东的活动。
山田与侦察员小越平陆被派赴山东和辽东半岛从事侦察，二人于1898年春在大连被俄国人以密探嫌疑逮捕入狱。
由于二氏坚称商人身份，俄方因证据不足而将其释放。
在俄国人的监视下，二氏离开大连赴营口。
在营口的日本领事馆稍事休整后，山田前往山东各地侦察，并回东京向海军省报告。
之后，他返回北京。
山田在北京，居于公使馆泷川具和寓所。
27
四、在北京及与中国维新变法志士
笔者尚未见到有资料可以说明1898年山田返回北京的具体时间。
不过，有资料表明山田在戊戌政变前活跃地交往中国维新党人，并成为政变发生之际日方援护王照逃亡日本行动的主要实施人。
关于山田援护王照逃亡日本之事，有至少两位当事人留下了文字记载。
其一是《井上雅二日记》。
该日记载：
1898年7月初，井上雅二“以东亚会干事身份”来华，在游历南方各地后于9月中伊藤博文抵京前进京，“投宿于泷川海军大佐家中”，“与康有为等人时有往来”。
井上雅二又于“游览万里长城、西山、明陵，费时十天”后，于9月24日“回到北京。
不久，即发生政变，王照逃到我们住处。
半夜，将王照托付给山田良政，即去天津”。
28井上雅二乃山田在台湾期间的旧识，他抵京后留寓泷川具和住所，似多出于山田的缘故。
29当时，井上雅二虽以东亚会干事身份来华，但从他抵京后的行踪可见他对北京即将发生政变的紧张时局缺乏敏感。
因此他“与康有为等人时有往来”的活动，应该是从属于泷川寓内及日本驻华公使馆与维新党人的交往，在援护王照出逃事件上他只能处于次要地位。
其二是平山周撰《山田良政传》。
301898年中，平山周和宫崎滔天得犬养毅资助来华探察中国政局动向，他们于8月24日抵上海。
后宫崎南下香港，平山周北上北京。
31平山周记其在京活动及与山田的关系：
……予游北京，始与君相识，共论东亚形势，并誓约将来的大事。
突然，戊戌政变起，先是康有为奔天津，被英船所救出逃香港。
其党谭嗣同、王照等人想依靠市井的侠王武爷，谋划于二十四日夜潜入皇宫，救出光绪帝并逃往海外，请求予等助一臂之力。
予等允诺，首先研究地形，准备马车，再等待时机。
未料，某日谭嗣同被捕于浏阳馆，王照单身出逃。
……予与君携王照奔天津，乘小舟下白河，逃入日本警备舰大岛舰。
32
平山周在1898年虽非初识维新党人，但交往经验同样极其有限。
33因此他关于参与政变后谭嗣同等人密谋救光绪等活动，同样从属于包括山田在内的当时长期在京的日本人士的活动。
34《醇なる日本人：
孫文革命と山田良政·纯三郎》对此有如下陈述：
在北京，山田和公使馆武官泷川中佐及井上雅二等人，与康有为及其门生激切地往来，议论时局。
话题总是围绕着变法革新是成还是不成，北京朝廷内部的满汉之争，中国将来的问题等等。
35
该著还提供了王照出逃事件的以下细节。
9月24日，山田与平山周、井上雅二等人在泷川具和寓饮酒，王照突然造访，当了解到王照等人所面临的危险后，他们决定助其出逃。
王照当场剪去发辫，因体胖无法穿泷川的衣服，他换穿的是公使馆翻译中岛雄当场脱下的外衣。
当时已是政变后的第三天，因康有为、梁启超的成功出逃，尤其梁启超于政变次日经由日本公使馆援护出逃天津港日舰大岛号，日本公使馆已在清政府的监视之下，36王照出逃的危险性因此大增，而泷川具和、中岛雄等公使馆人员易于引起清政府方面的注意，山田和平山周成为护送王照出京的人选的理由似也当在此。
当时山田是用“田山良介”的假名，以“日本学生”的身份在北京活动的，由他和平山周护送王照出逃，即便暴露，日本公使馆也有充分的斡旋余地，而少外交纠纷。
至于山田在护送行动中的角色地位，则取决于他当时已有近两年的在华北活动经历，对北京周边地理的了解，以及中国语的精熟，他具备应对途中各种突发情况的能力。
24日深夜山田和平山周护王照出京，经几度险情登上泊于天津港的日舰大岛号，并将其托付于舰长荒川中佐。
37当30日二氏自天津返回北京公使馆途中，竟发生了此次行动中最大的意外——遭遇北京市民的袭击。
据《东京日日新闻》的有关报导：
9月30日时值中国的中秋节，山田和平山周乘火车抵达北京城外马家堡车站后换乘马车进城，途经聚集数千出游北京市民的永定门时，发生了被土塊、石片、砖头袭击马车的事件。
山田、平山周因随身携有大岛号舰长给公使馆的文件和现金，乱中急忙鞭车而逃。
山田面部上唇右方和右腕受轻伤，平山周右膝下部则被砖头打伤。
因该日遭遇北京市民袭击的外国人还有英国公使馆翻译官、美国传教士和意大利公使夫人等乘坐的马车。
38北京外交使团就此事件举行联合会议。
根据会议决定，公使团团长、西班牙公使葛络干当日向总理衙门发出“一份措辞相当严厉的照会”。
英国等国公使一度有向北京派兵的意向。
在日本公使馆与总理衙门的交涉中，山田和平山周以“日本学生”的身份出现在交涉函中。
39遭遇意外袭击事件对山田来说，在于他对戊戌政变后中国政局震荡背景下社会失控加剧状况的了解。
无疑这样的感性认识对他此后在义和团运动动乱之际，关于中国局势的判断有重要影响。
五、归国结婚及与孙中山相识
在中国维新运动失败的背景下，1898年11月日本兴亚论者整合力量成立了统一的东亚同文会组织。
该会会长近卫篤麿（日本贵族院议长、贵族学习院院长，出自前京都公卿近卫家族），干事长则为陆羯南。
40由于山田的关系，王照流亡日本期间得到陆羯南的周到照料。
陆羯南一度在东京的根岸租房，将王照安顿于此，并与王照成为棋友。
据陆羯南的管家稻叶君山的回忆，他曾依陆羯南指示去根岸与王照同住。
41山田因其在王照流亡日本事中的所作所为，在东亚同文会以及大陆浪人中赢得了相当的声誉。
1899年6月初，他归国完婚正值这样的背景。
42
1899年11月，山田与藤田敏子完婚。
时山田的父亲浩藏已经是日本青森银行的重要负责人，并担任自己创办的漆器树产会社社长。
43浩藏希望长子及早成家并接管自己的会社，因此在山田归国前即为他定下与藤田敏子的亲事。
藤田敏子毕业于弘前教会办“遗爱女学校”，其父藤田爰疑系弘前地方的医师，对浩藏家严格的士族家风极为看重。
藤田爰疑在并未见到山田本人的情况下，一经浩藏提亲，就将女儿入籍浩藏家，使其成为山田正式的妻子。
浩藏则为长子的婚事在东京神田三崎町营建了住宅。
44
自戊戌政变及康、梁流亡日本后，日本兴亚阵营普遍失望于维新党人。
如陆羯南曾对王照说：
“君与康君（指康有为）等人到底是文字之徒呢。
如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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