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重庆对当时经济的影响近代史纲要论文历史论文.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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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重庆对当时经济的影响近代史纲要论文历史论文

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重庆对当时经济的影响-近代史纲要论文-历史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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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界研究概况

　　目前，国内关于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的研究形态主要集中于两大方面：

一是整理。

这类文献汇编最具代表性的是《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史料》编委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史料》（兵器工业出版社，1993）和《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编审委员会编纂的《中国近代兵器工业---清末至的兵器工业》（国防工业出版社，1998）.这两部兵工企业史料汇编通过兵工生产单位、史料、回忆资料、统计资料等叙述形式，以翔实的史料、丰富的内容，揭示出中国近代兵器工业的发展脉络，为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及中国近代兵工企业的研究提供了较为系统、完整和专业的原始史料，对兵工企业内迁重庆等领域的研究均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是着述论文。

学界尤其是经济史领域关于抗战时期兵工企业研究成果颇丰。

在专着方面，黄立人的《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史研究》（中国出版社，1998）、张守广的《大：

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等，是专门围绕抗战时期大后方的兵工与民企发展状况的研究成果。

张忠民、朱婷的《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国有企业（1927-1949）》（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李仕根的《四川抗战研究》（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07）,李滔、陆洪洲的《中国兵工企业史》（兵器工业出版社，2003）,龚泽琪、董连泽的《中事经济全史（上、下册）》（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9）等，则以通史研究的视角涉及了抗战后方兵工企业的相关问题。

此外，陆大钺、唐润明的《抗战时期的重庆兵器工业》（重庆出版社，1995）可谓是以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为个案研究的奠基之作。

在学术论文方面，黄立人的《战争时期中国兵器工业内迁初论》（《历史》，1991.2）在学术界较早地提出了抗战兵工企业内迁的问题。

戚厚杰、奚霞的《抗战中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的形成及意义》（《战争研究》，2005.2）论述了重庆兵工企业在抗战时期的战略核心地位和作用。

曹敏华的《论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建设对军事工业发展的影响》（《东南学术》，2003.5）探析了抗战时期后方冶金工业与兵工生产的相互关系。

同时，港台地区的研究成果有王国强的专着《中国兵工制造业发展史》（黎明文化事业股份公司，1987）和李元平的编着《俞大维传》（台湾日报社，1992）等，其中后者以时任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长俞大维的口述回忆历史形式，展示了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鲜为人知的一些历史细节，为兵工内迁重庆等相关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口述佐证。

　　抗战时期的兵工企业以及各种实体经济的内迁，可以说是中国经济史以及民族战精彩最灿烂的一页。

[1]

　　在中日持久抗战的历史语境下，考虑到重庆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富的矿产资源，抗战时期中国大多数的兵工单位迁移到以重庆为中心的大西南地区，这实质也是国家经济领域的战略转移。

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研究围绕战时内迁重庆兵工企业发展的特点与规律，解析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重庆战略决策对重庆经济的历史影响，着重探讨抗战时期重庆兵工企业生产中心地位的形成和战略影响，有利于突显和塑造重庆抗战后方的战略中心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拓展重庆抗战军事史的研究，使得重庆抗战更加全面和深入。

同时，研究认为：

作为中国大后方战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内迁重庆的兵工企业对于重庆人民乃至全国人民持久抗战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撑作用，对于西南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起到了举足轻重的开拓意义。

也第一次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格局，为重庆近现代工业与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并推动重庆工业经济实现了第一次式发展。

　　二、形成了抗战大后方重庆经济中心

　　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国主要兵工单位内迁到重庆地区给重庆自身发展带来了空前的新机遇。

　　一方面，随着兵工单位内迁重庆，重庆原有的行政架构已经不适应时代形势的发展。

1939年5月重庆的行政级别由四川省政府直辖的乙种市提升为行政院直辖市。

1940年9月重庆市被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为中华的陪都。

在世界反法西斯同盟战线形成的历史背景下，重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的战略地位空前提高，由偏居西南一隅的普通城市一跃成为世界反法西战争远东地区最高统帅部的驻地，重庆也因而成为中国战争的中心城市，乃至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国际知名城市。

另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完成之后，中国抗战大后方新的工业中心和经济中心就初步形成了。

兵工内迁推动了重庆工商业社会经济获得了跳跃式发展，重庆不仅成为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并逐步建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中国重工业生产基地。

重庆也成为了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工业、交通、金融的中心。

　　[2]43在战时兵工内迁之前，重庆只是一个区域性的经济中心，而且工业门类单一、生产规模小、现代化程度低。

甚至可以说，重庆战前几乎是无工业可言的，它所有的工业，只是少量的农产品加工工业，和利用外来原料的手工织布工场而已。

[3]

　　随着国民政府及其兵工内迁重庆，改变了重庆工业经济原本粗放的发展模式，极大提升了重庆的工业产业资本，丰富了轻重工业门类，提高了工业产能效益，推动了工厂数量和资本额度迅猛增长，促使重庆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济中心。

　　首先，战时重庆建立了相对完善的近现代工业体系。

以工业门类为例，在战争期间，兵工内迁直接造就了重庆以兵器工业为中心，钢铁、机械、冶炼、化工、运输等为主体的近现代重工业体系。

　　如在钢铁冶炼业方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以云南与四川为基地，建立12家官办和民营的钢铁企业，其中，在重庆有9家，占到75%.战时大后方炼钢厂有10家，在重庆有7家，占70%.1943年在抗战大后方5万吨的钢产量中，重庆出产了4万吨，占大后方年总产量的80%.[4]可以说，战时重庆是抗战大后方钢铁冶炼工业体系的中心。

其时，重庆的工业产品几乎占到了整个后方工业生产的一半以上，甚至有的产品只有重庆的工业能够生产。

[5]

　　战时重庆工商业的繁荣发展，使得重庆被誉为中国抗战时期的工业之家.其次，战时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的金融中心。

　　兵器工业作为国有工业中资本最雄厚的行业之一，兵工内迁重庆需要政府巨额财政投入和资金运转，如1939年国民政府对兵工署兵工厂投入的额造经费、加造经费、建设经费、械弹库经费等四项即高达2396274元[6],而同年国民政府实际收入是7.4亿元，兵工署不完全支出就占了该年度国民政府总收入的32%以上。

这则使得国营、民营银行钱庄汇聚重庆，当时中国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银行等四大银行齐聚重庆，大小银行钱庄多达233家，使重庆成为战时中国的金融中心。

　　再者，重庆成为抗战大后方的交通运输中心。

　　随着战时兵工内迁到重庆之后，加速了重庆对外界物资人潮的联通交流，极大地刺激了重庆交通运输的繁荣，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水路方面，据长江航政局统计，到1940年，从重庆开往嘉陵江航道和长江航道的航线就已经达到20条，1942年小轮船可以从重庆开往南充，浅水轮还可以到达广元[7]1088.当时，抗战大后方亟需的各类物资，抗战前线亟需的战略物资，基本上都要依赖于江河水路运输。

陆路方面，重庆至成都，重庆至长沙，重庆至贵阳、昆明，重庆至宝鸡、兰州等地都开通了省级公路运输，重庆成为联系中南、西南、西北各省地的交通枢纽，并且修筑连通了中国与印度、缅甸、苏联的国际公路，加强了国内外军事物资运输。

航空方面，重庆开辟了到成都、昆明、贵阳、西安、香港、兰州、阿拉木图等国内航线以及到仰光、河内、印度加尔各答甚至是苏联莫斯科等国际航线，使得重庆成为空中战略物资的中心。

由此，繁荣的交通运输网络促进了重庆工业经济的中心形成，也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进程的转型。

　　三、推动了重庆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

　　抗战时期，以兵工为中心的工厂内迁重庆促使重庆的经济与城市现代化建设进程发生了跳跃式的大发展。

这主要表现为：

（一）城区面积扩大

　　抗战之前，重庆主城区面积只有约94平方公里，城区范围主要包括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处的渝中半岛及南、北两岸。

兵工内迁重庆之后，分别布局于重庆江北簸箕石、忠恕沱，南岸王家沱，九龙坡鹅公岩，大渡口，綦江赶水镇，巴县鸡冠石等，进一步拓展了重庆城区的范围。

同时，为了便利战时兵工企业生产和军事物资运输，国民政府不仅修建了佛图关到九龙坡公路连接西郊兵工、钢铁企业及机场等交通道路，还开辟了南岸海棠溪码头、江北廖家台码头等。

其时，南岸海棠溪码头成为连接重庆与西南公路的起始点，也成为西南军事物资的交通枢纽。

这些军事物资交通运输线路的修建，加强了当地经济、文化及人员的聚集交流，有力带动了周边中小城镇的形成发展，使重庆市区由半岛小城逐渐演变为初具规模的大重庆。

到1940年11月，重庆市区范围再次扩大调整，辖区数量增加到了17个区，城区建成面积范围扩大到了西至沙坪坝、东到涂山脚下，南抵大渡口的广大地区[8],全市面积扩展到了328平方公里，是内迁前重庆城区面积的3.5倍。

由此，重庆城区由渝中半岛向外扩展到沙坪坝、大渡口等地，形成了重庆市区对周边的辐射带动作用。

（二）城市人口增多

　　据1936年重庆市警察局公布的全市人口统计结果，抗战前夕的重庆市区只有74398户339204人。

[9]

　　但是，抗战全面爆发后，重庆人口于1938年即迅猛增加到53万人，两年间增加近20万人；到1946年更多达125万人，比战前增长了3.67倍，十年间重庆人口净增长了90万人[7]875.其中，迁渝人口约占重庆总人口的一半以上，而这绝大多数迁渝人口都是随着战时兵工、民族工业、政府机关及科研院所等内迁而来。

与此同时，重庆各类型城市人口，特别是产业工人数量也空前增多。

抗战前重庆工人数不足万人，但到1940年10月，重庆就已初步建立了以兵工为中心的工业体系，形成了一支包络兵工、机械、冶金、煤炭、纺化工、航运等行业为主体的产业工人大军，总数近20万。

其中，重庆各兵工厂拥有9万名工人，占到45%.资源委员会所属工矿企业也有数万名员工。

庞大的工人数量保证了重庆兵工生产及各种工业制品的军需民用，而重庆城市人口的极度膨胀标志着重庆城市现代化水平的大幅提高。

　　（三）工商业经济繁荣

　　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直接或间接促进了重庆工商业经济的繁荣发展。

兵工是一个整合多种工业行业的联动式企业集团，兵工内迁极大促进了重庆煤炭、钢铁等相关产业的大发展。

如重庆天府煤矿，战前产烟煤400万千克，而到1943年时就已达到3100万千克[10],增长9.3倍。

同时，兵工内迁带来了十数万的工人及其眷属，造成了一个稳定的消费市场，使得附近的许多五金商、木材商、煤商、船夫、小贩、运输夫，都依赖兵工厂为生，[11]继而促进了重庆商业市场的繁荣。

另一方面，战时兵工内迁重庆促成了长江、嘉陵江工业经济带。

由于战时陆路交通运输难度大，空运不现实，而重庆的水运交通又比较发达，因此，内迁重庆的兵工厂大多数是通过民生轮船公司从长江水道运输而来。

同时，内迁重庆兵工厂集中分布于长江与嘉陵江的沿岸。

长江沿岸东起唐家沱、西至铜罐驿，嘉陵江沿岸的双碑、磁器口，散布着兵工署第2、10、30、20、29、2l、50、24、25、28等10几家兵工厂。

这样的兵工集结也引导了其他工业行业中工厂的布局。

据统计，除兵工外，90%的工厂分布在两江沿岸：

在长江沿岸的，从江津到长寿；嘉陵江沿岸的溯江而上，直抵北碚、合川，此为战时重庆的两江工业经济带。

[2]52由此，战时重庆的渝中、江北、南岸、沙坪坝、九龙坡、长寿等两江经济带范围内的工厂零落密布，烟囱林立，汽笛长鸣，形成了长江与嘉陵江的两江经济带，也成为了如今重庆市两江新区的雏形。

　　（四）公共基础设施完善

　　兵工内迁重庆后，也推动了重庆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如大中小学校增多，城市环卫、减灾防灾、卫生防疫事业、邮政电信事业、水电事业等社会方方面面都取得了显着发展，特别是交通运输方面。

战时国民政府对战时经济军事形势有紧密关联的部门进行直接管理。

比如统管公共汽车、轮渡、驿运等公共交通。

战时国民政府在重庆市修筑了一批公路干线道路，开通了公共汽车运输，兴建渡口码头，整治航道，使重庆与周边连片成网，加速与外界的交通联系。

如赶水到小鱼沱修筑了通往第41工厂的公路15千米；两路口至佛图关修筑用于特种服务的道路3.8千米；佛图关至九龙坡通往机场、渡口的公路10.4千米；赖家桥至白市驿、山洞至白市驿修筑通往机场的道路23千米等。

这些市内交通运输线路的修建主要是基于军事战略的考虑，出于兵工生产和军事物资的需要。

而城市交通运输的完善也推动了重庆现代化城市功能的发展。

　　四、促进了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

　　对于大区域经济而言，战时兵工内迁有力促进了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人文开发。

战时内迁带来了以兵工为核心的工业企业，催生了一大批采掘、化工、矿产、冶炼等能源与原材料工业及其他工业门类的迅猛发展，提升了西部人民科学文化素质，推动了西部教育科技文化事业，可谓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具有性质的西部大开发.

　　首先，内迁兵工企业拥有雄厚的资本实力，先进的机器设备，科学的生产管理，高技能、高素质的技术人才及成熟的产业工人等。

因此，兵工内迁到重庆本身就对于西部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开拓意义。

如第2工厂除生产制造兵工器械之外，还在重庆新建了汽油、酒精等工厂；第10工厂除了设立铜壳、弹头、引信等制造单位外，还设有水电、木工、装配等制造所；第23工厂同时开设有硫酸厂、电解厂、炮弹装填厂、化学战剂厂、烟雾罐装填厂、防毒面具厂、制药工厂、防毒器材厂、制革工厂等十几个厂企。

有学者指出：

内迁工业多数是中国当时工厂中，规模较大、资金较雄厚、设备较好、技术较高的工厂，他们的内移真是战时大后方工业发展的动力与资源，也是改变西南和西北经济发展面貌的功臣。

实业界的敦刻尔克,对西南地区的开发而言，实具有相当正面的意义。

[12]

　　内迁兵工作为中国国有工业中最精华的组成部分，此观点同样适用于对兵工内迁重庆的评述。

如内迁到大渡口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在战时即成为大后方最大规模的钢铁基地，产量占后方钢铁生产总量的90%,不仅有力地支援了抗战前线，也奠定了今天千亿级重庆钢铁集团华丽转身的历史基础。

　　其次，抗战时期兵工企业内迁重庆，其复工生产亟需大量原材料，且多就地取材，因而刺激了煤炭、钢铁、公路等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带动了西部地区的矿业工业、机器工业、化学工业、电力工业等工业产业的迅速发展。

以钢铁工业为例，战前四川（含重庆）地区只有华联钢铁厂、重庆电力炼钢厂等两家近代钢铁厂，经过几年建设，到1944年上半年仅民营钢铁厂就达41家。

其时，整个西部地区的民营钢铁厂达到59家，其地域分布情况分布是：

四川41家，陕西8家，广西6家，贵州3家，云南1家[13].这些民营钢铁厂大部分是抗战爆发之后，特别是兵工内迁之后新创建的，占到80%.再如机械工业，1939年以前的重庆民营机器厂有69家，到1943年迅猛增至366家，增长430%.各厂设备方面有大小机床1236部，龙门刨床57部，牛头刨床198部，钻床372部，其他磨床、铣床、锄床等特种工具744部，共计生产工具2608部，年产能力可制造大小机器2万吨[14].其他诸如化学工业、五金电器工业、煤炭燃料工业及纺织业等轻重工业都在兵工内迁之后，如雨后春笋般繁荣发展起来。

　　再者，抗战时期兵工内迁不仅带来了一批中国优秀的兵工专家与技术人员，随着兵工企业内迁而来的还有大批文化教育机构、各个学科的科研人员及各类文艺创作者等，从而使西部地区一跃成为全国文化事业的中心。

这些文化教育机构与的内迁，不仅为西部地区带来了科学和文化，推动了当地的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还促进了西部人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思想意识的现代化进程，为西部工业经济的现代化进程提供了精神文化资源。

一方面，内迁兵工大多坚持技工培训制度，开办技工培训班或技工学校，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技术人才。

　　譬如，军政部军工学校内迁重庆之后，招收培训各类学生684名，其中培养出了任新民、李乃暨等新中国顶级兵工技术专家。

另一方面，推动了中国西部地区人民综合素质的空前提高。

以重庆市为例，到1945年时，在重庆人口中，大学毕业和肄业占5%,中学毕业和肄业占17%,小学毕业和肄业占34%[15].可以说，战时兵工内迁成就了桂林、重庆等地作为抗战历史文化名城的美誉，今天西部地区的重庆、成都、西安、昆明、桂林、贵阳等城市的工业发展与文化积淀都深刻烙印着战时兵工内迁的历史记忆。

从某种意义上说，倘若没有战时兵工内迁，中国东西部的经济文化差距或许会更大。

　　五、改变了中国现代工业的整体布局

　　从国家经济整体布局来看，近现代以来，不论是兵工企业，还是其他国有、民营工厂企业，大多集中在中国东部沿海地区。

国民政府成立之后，这种不合理的工业经济布局也没有得到有效改变，与经济领域密切相关的兵工企业大多集中于华东、华北、华中、华南地区。

战争爆发之后，随着中日战局的持续恶化，国民政府不得不做出政策调整，陆续将中国兵工企业及其他工厂企业，有组织、有计划地迁移到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等大西南地区。

　　兵工企业并不是单一的工业经济结构，它其实是一个系统综合的集群式的工业经济集团。

兵工生产与机械、钢铁、煤炭、电力、运输、化工、电器、冶金、水泥、邮电等工业行业有着密切关系。

战时兵工企业内迁结束之后：

一方面，重庆成为中国大后方兵工厂的主要聚集地，成为中国战时兵器工业的中心。

据中国第二历史馆馆藏的1941年兵工署制造司制作的《各兵工厂主要事项一览表》统计，在国民政府掌握的21个兵工厂及其分厂中，有14个位于重庆地区，占到67%[15].到抗战胜利前夕，据重庆市馆所藏1945年5月《兵工署所属各兵工厂员工兵夫编制人数暨驻厂眷属人数统计表》，除东南区5个小分厂之外，在27个兵工署所属兵工厂中，有15个厂址位于重庆地区，占到56%;员工兵夫总数占到73%.

　　在具有3000人以上员工的16个大型兵工厂中，聚集于重庆地区的则有13个，占到81%[17].可见，贯穿于中国战争时期，重庆兵工厂数量不仅始终占据大后方工厂总数的一半以上，且兵工厂规模大、职工人数多，在中国战时的兵工生产中处于绝对的中心地位。

　　另一方面，兵工内迁改变了重庆工业经济的格局。

在兵工内迁之前，重庆经济形成了以农商贸为主，工业以修配机器、制革、染织、农产品加工等轻工业为重心的格局。

兵工内迁之后，重庆形成了以兵工为中心，钢铁、机械、煤炭、运输、冶炼、化工等工业为主体的近现代工业体系。

在这个工业体系中，重工业起着主导和决定因素，是重庆整个工业经济体系的重心。

据国民政府经济部工厂登记及工矿调整处资料统计，到1943年8月，在重庆地区有818家民营工厂，具体业别如下表所示。

【1】

　　据上表统计，重庆属于重工业的工厂数有506家，占工厂总数的62%.这还不包括内迁的兵器工业。

而且，尽管重庆工厂数只占大后方工厂总数的26%,但在设备方面，这些重庆工厂的动力设备则占到抗战大后方动力设备总数的45%,工作机器占大后方工作总数的55%.足见重庆作为抗战大后方的重工业生产的中心地位，这也彻底改变了重庆的工业经济结构。

　　再者，兵工内迁影响了新中国的工业经济布局。

战时兵工内迁重庆，推动了重庆成为中国六个老工业基地之一，也成为了西部地区唯一的老工业基地，从而初步改变了中国工业经济的整体布局。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调整，当年很多内迁重庆的兵工企业都已经成功改制转型，衍生出一批中国现代着名的国有大中型工厂企业。

如第1工厂即发展成重庆建设机床厂，第10工厂成为后来的江陵机器厂，第20工厂成为重庆长江电工厂，第21工厂成为现在的长安机器厂，第25工厂发展为嘉陵机器厂，第24工厂成为重庆特殊钢铁厂，第50工厂成为望江机器厂，钢铁厂迁建委员会发展为现今的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等。

这些工业企业奠定了重庆重工业基础，时至今日依然是重庆乃至中国优秀的国有企业，它们不仅引领着重庆工业经济的繁荣，也推动着中国工业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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