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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的劳伦斯
阿拉伯的劳伦斯--一位英雄的历程
作者：
夏岩 编译
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的事情。
这位年轻的英国军官正率领着一支由贝都因人（叙利亚和北非沙漠地区从事游牧的阿拉伯人——译者注）组成的游击队在完成了一次奇袭任务后，穿过西部阿拉伯的山区，与驻扎在麦地那城外的大部队会合。
阿拉伯人反抗奥斯曼帝国，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刚刚开始。
英国人为了加速打败土耳其人的战争进程，对阿拉伯人提供了军事援助。
此时的劳伦斯年仅２８岁，是一位获得过历史学位的学者。
他一派儒将风采，尚且满怀着考古学的兴致。
而他的军事知识则仅限于在牛津大学读书时的纸上谈兵。
当小分队穿过一条乱石交错、杂树丛生的峡谷地带时，劳伦斯命令队伍原地休息。
自己瘫软地躺在一条军毯上。
他的身体已经被痢疾拖垮，高烧使他在当日昏迷过两次。
另外，他还忍受着臀部疼痛的折磨。
这是由于一连几个星期骑骆驼所造成的。
劳伦斯刚一歇下，两个士兵就打起架来。
他听见一声枪响，不一会儿就发现自己面临着一桩令指挥员非常棘手的案子。
他部下的一个摩洛哥人开枪打死了另一个游击队员，是个麦地那人。
死者的族人怒吼着让凶手偿命。
凶手战战兢兢地伏地向劳伦斯乞怜。
“在队伍里还有其他摩洛哥人，如果让死者的异族人自行处置凶手就会引起一连串的仇杀。
”劳伦斯后来在一部著名的战争回忆录《七根智慧之柱》中写道。
这些部落之间的世仇就是这样结下的。
因此，劳伦斯别无选择，只能严惩肇事者，以息事端。
“我让他站起来，对着他的胸前开了一枪。
”劳伦斯此前从未亲手杀过人。
在书中他详细地描写了当时的情景：
“他倒在草地上，惨叫着，血如泉涌……”
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后来被人们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而名扬天下。
他多才多艺，在英国的文学、外交和军事等领域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他无愧于温斯顿·丘吉尔对他的赞誉，是“生活在我们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之一”。
然而他与众不同，是一位能够正视现实、对于自己的失败完全清醒的英雄。
因此，他在战争中所经历的事情永远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不休，使他困惑终生。
萧伯纳是劳伦斯的生前挚友，在他去世后写道：
“有一次我问他是否对一些可怕的行为深感不安，他回答说是的，确实如此。
”
从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的骨骼来看，他本应该长成一个大个子，但却没能长开。
他那５．５英尺的低矮身材常常使他烦恼。
但是，他的面部表情非常丰富——一双蓝色的眼睛，神情坚定。
有力的下巴，英俊的脸庞；尤其是他那泰然自若的举止，使人感觉他的个子并不那么矮。
每当他被介绍给别人时，他便下意识地将双手倒剪，向对方略微鞠躬致意：
因为他反感与人体的接触，甚至握手。
他的嗓音柔和，带着一点上层人物的腔调，而且，讲话时很少用多余的字。
许多人，包括他的母亲都承认他是个令人难以理解的孩子。
尽管这些人都是眼看着他在英国的牛津城里长大的。
年仅八九岁，他便迷上了历史。
特别使他感兴趣的是中世纪史。
大一点后，他就一连几个小时在牛津城的旧址上寻找陶器和玻璃器皿的碎片，或骑自行车到郊外去考察中世纪遗留下的城堡。
当同学们都热衷于体育和赛马的时候，他却好像是为了将来的使命在锻炼自己的体魄。
他睡觉少，吃饭少，强制性地对自己进行生理上的磨炼。
他还在自己房间的墙壁上贴满了亲手绘制的骑士与其他英雄人物的肖像，这样做似乎可以使他接近那一个行侠仗义的年代。
这就如同有时人们在壁毯上绣一些能够表现英雄业绩的标志一样，劳伦斯有意以此来激发自己的想像力与对未来的理想；塑造生活的模式，制定行为的准则。
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劳伦斯拼凑起自己悲惨的身世。
原来他同四个兄弟全是私生子。
劳伦斯父亲的真名叫托马斯·查普曼，是一位具有英格兰与爱尔兰血统的贵族子弟。
他逃避了不幸福的婚姻，与一位名叫萨拉·朱内尔的家庭女教师同居。
这一对男女自称“劳伦斯先生和劳伦斯太太”。
尔后，他们生养了五个儿子，但是从未正式结婚。
劳伦斯这样一个富有高贵与圣洁的情操和强烈自尊心的孩子，无辜地在这一丑闻中成为牺牲品，他的感受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２７年在给挚友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倾诉了一直折磨着他的出身给他带来的耻辱。
对此，他从小就像成年人面对战争一样的严肃。
他写道：
“他们不应该有孩子。
”
１９０７年，劳伦斯考进了牛津大学并享受杰苏斯学院为他提供的奖学金。
后来一位名叫布里吉德·艾伦的档案保管员提供了一点有关劳伦斯在牛津大学时代的资料。
他将１９０７年入学的学生档案从办公室的柜子中抽出，在会计账目中查到了劳伦斯奖学金的数目（每年５０英镑）。
档案中还记载了他所修的专业（近代史）及他父亲的职业（无业）。
会计账目还表明学生每年的花销，主要是伙食费，如牛奶、奶酪、啤酒、面包等，另外还有房费与其他开销。
劳伦斯吃了些什么呢？
面包加水，几乎每天如此。
艾伦说：
“他好像感到吃饭是浪费时间或者是一种不道德的行为。
他有个怪癖，从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
每当别的男孩兴高采烈地一边玩着橄榄球一边大声喊叫的时候，他总是坐在一旁，跷着二郎腿，笑眯眯地观望。
”
劳伦斯计划在毕业论文中写十字军的东征对于欧洲军事建筑的影响。
他已经是法国和英国城堡研究方面的专家。
现在他的兴趣是了解十字军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所修筑的军事要塞。
１９０９年的夏季，他收拾起简单的行囊：
一架照像机、一把左轮手枪和一双换洗的袜子。
他登上了去贝鲁特的船。
然后，从那里开始独自步行，想在开学前尽量多考察几座十字军东征时所遗留下来的城堡。
他周密地计划了路线，还学了几句阿拉伯语。
有人告诫他说，独身一人通过奥斯曼帝国偏僻和危险的边缘区域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情。
他礼貌地对这些忠告表示了谢意，但却毅然决然地开始了这一长途跋涉。
到了９月份，他的行程已达１１００英里。
靴子磨得不能穿了，他还患了疟疾。
在叙利亚的北部，他和一个骑马的陌生人进行了一场枪战。
在另一个地方他又遭到抢劫，然后被人打伤，丢下等死。
但是，他顽强地挺过了这些磨难，成功地考察了３６座十字军的城堡，并做了详细的笔记，画了图，还拍了照片。
他用这些珍贵的资料写了自己的毕业论文。
该论文被评为牛津大学最佳毕业论文。
为此，他在毕业生中获得了最高的荣誉。
这次历险显示出劳伦斯的一项天赋，即了解一种新的文化，并很快地将自身同化进去。
他学会了阿拉伯人待人接物的方式。
路过了一个又一个阿拉伯人的村庄，真正感受到了这些人的热情与好客。
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
“在这里我已经适应了阿拉伯人的生活习惯。
不知不觉地从讲英语改成讲法语，最后讲起了阿拉伯语。
将来再想变成一个英国人可就难了。
”后来，他的兄弟们一直弄不清，他是否恢复了本来的面貌。
劳伦斯的小弟弟阿诺德曾在１９６４年应邀当了一回杰克·帕尔电视台的特约演员。
他同彼得·奥图尔合拍了影片《阿拉伯的劳伦斯》。
立刻，他的哥哥在美国成了家喻户晓的风云人物。
作为一位剑桥大学的考古学教授，阿诺德绝对不会盲目地接受任何一点对他哥哥的不经之谈。
因此，尽管本片获得了奥斯卡奖，他仍然觉得不够满意。
特别令他不快的是影片中的一些地方“故弄玄虚和以讹传讹”。
他告诉《纽约时报》，影片制作者运用了“心理作用这一剂灵丹妙药，其处方为：
一盎司的孤芳自赏，一磅的哗众取宠，一品脱的虐待狂，一加仑的嗜血欲。
再加上点其他荒诞离奇的东西，放在一块儿搅和而成”。
他告诉帕尔电视台：
“真正的劳伦斯是我所认识的人中最优秀的、最善良和最乐观的人。
即使在自己最不幸的时候，他也总是极力表现出欢乐的样子，令人欣慰。
”
劳伦斯一生中最幸福的一段时间要算他在卡奇米什考古的岁月。
这是一座赫梯人（公元前１７００～前７００时期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古代部族——译者注）所居住过的城市，在今天的土耳其南部。
当时他年仅２２岁，大学刚刚毕业。
作为一名考古学学者，他于１９１１年３月份到达了此地。
那时在中东地区已有数千名德国工程师、建筑师和军事专家。
他们加紧训练土耳其军队，并且正在为缔结军事同盟做准备，此举甚为英法所忧虑。
因此，劳伦斯在卡奇米什的任务中还包括监督考古现场阿拉伯劳工的行为。
他很乐意做这件事情。
这些劳工很尊敬他，并喜欢他的一些新奇的做法。
他能将挖掘工作变得具有游戏色彩。
是劳伦斯发明了用鸣枪来庆祝考古挖掘的发现，鸣枪次数的多少以发现的重要性而定。
晚上劳伦斯经常加入到劳工当中，同他们一起围着火堆促膝交谈。
从当地百姓的家长里短到部落上层复杂的政治问题，可以说是无所不谈。
他与当地一些阿拉伯人结成了牢不可破的友谊，其中包括一个工头和一个１４岁的水童。
这个孩子名叫达赫姆，每天都往工地上送水。
由于劳伦斯平易近人，达赫姆把他当做大哥哥一样地追随效法。
劳伦斯教他数学、历史和地理。
正如他后来在《七根智慧之柱》一书中所阐明的那样，他的梦想即为阿拉伯人民赢得自由。
他的这一事业就是从这个水童做起的。
这一友情的深度在卡奇米什特别引人注目，甚至有人怀疑他们有同性恋的关系。
劳伦斯做事向来是我行我素，往往给人们一个惊奇。
后来他否定了这些谣传。
另外，当时在卡奇米什的许多同事也都证实上述故事为捕风捉影的无稽之谈。
劳伦斯与这个水童的关系同与其他那些一生中交往的朋友一样，纯属莫逆之交。
在工地上，劳伦斯不时地要与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产生磨擦，他表现出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的能力。
他能够审时度势，或战胜对手或震慑敌人的气势，不战而屈人之兵。
他生来具有一种冷静的大无畏的勇敢。
但是，在当地的复杂环境中，用他那独特的玩世不恭的幽默将其伪装起来。
他从来不惧淫威，更藐视那种不可一世的恫吓。
有一次，他听到一个德国工程师在工余时间用马鞭抽打了他的劳工。
盛怒之下，去找他算账。
劳伦斯威胁德国人，说要当着全村人的面揍他一顿，吓得他只好当众道歉。
劳伦斯后来写道：
“在１９１４年，我曾是一个袖珍海格立斯（宙斯之子，大力士——译者注），能敌身材两倍于我的对手。
”
诸如此类的小冲突正是与德国关系紧张的迹象。
劳伦斯在１９１４年春天离开了卡奇米什。
８月份，德奥两国对他们在欧洲的敌人宣战。
英法同俄国结盟应战。
劳伦斯与他的四个兄弟全都参加了战争。
他最小的弟弟阿诺德当时只有１４岁。
他的哥哥罗伯特成了一名军医。
在１９１５年，两个弟弟——威尔和弗兰克先后被派往欧洲前线作战，两人都是在到达后数月之内阵亡的。
劳伦斯的身体也因鞍马劳顿被弄垮了。
由于他会讲阿拉伯语并掌握有关奥斯曼帝国的第一手资料，所以，他被派往开罗做情报工作。
该帝国的疆界曾从阿拉伯南部延续到黑海。
在开罗，他专门负责向国内报告奥斯曼帝国内部的政治形势。
该帝国于１９１４年１１月同德国结盟。
尽管他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但是，他的情报却有利于英国的战略制定。
因此他为自己赢得了“活动大炮”的称号，足可见他所发挥的威力。
他不修边幅，言行之中总透着一种威严与自信。
这样一来，使得有些上司对他七分怒，三分怵，感到很不舒服。
也有一些领导颇为佩服他的判断能力，并认为他那种不循规蹈矩的工作方法很新颖。
这些头头中包括实权派罗纳德·斯托尔斯。
此人是英国情报局驻开罗站负责人之一，专门主管东方事务。
于是，在１９１６年的秋天，劳伦斯奉命陪同斯托尔斯前往阿拉伯执行一项极其重要的外交使命。
此行将改变他终生的命运。
在奥斯曼帝国南部的一些省份，阿拉伯人在６月间发动了一场反抗君士坦丁堡的起义。
其领导者大沙里夫（即酋长——译者注）胡森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
另外，他还统治着一个叫做汉志的山区省份（在沙特阿拉伯境内——译者注），伊斯兰教的圣城麦加就在该省。
几年以来，英国的外交人员一直在与胡森秘密谈判，并且还向他许诺，帮助他实现梦寐以求的王位，建立阿拉伯人独立的国家，定都大马士革。
但是，胡森却不知道（起初劳伦斯也不知道），与此同时，英国还正在和法国签订密约，一但协约国胜利，他们将瓜分奥斯曼帝国的所有土地。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塞克斯－皮科特协定。
胡森的部队大部分是由贝都因人组成的，由他的四个成年儿子指挥。
他们在一开始打了几个胜仗，但是，离最终的目标——北面的大马士革还有８８０英里之遥。
到了１０月份，当罗纳德·斯托尔斯来访并讨论英国在这场战争中可以为阿拉伯人做些什么的时候，胡森的队伍已是弹尽粮绝，迫切需要财政和人力援助。
斯托尔斯承诺，英国可以不断地从开罗为阿拉伯起义提供经费和物资。
另外，他还把劳伦斯中尉留下对援助进行估价与落实。
虽然，劳伦斯很欣赏阿拉伯人这一行为，同时也信仰他们的独立事业，但是，他对贝都因人可以说是再了解不过了。
他们的英雄主义截然不同于西方人抽象的民族主义理想，他们对后者是无法理解的。
他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位阿拉伯的军事首领，此人必须具有绝对权威与人格魅力。
他认为，在胡森的四子中，费萨尔可以当此重任。
在《七根智慧之柱》一书中，劳伦斯生动地描述了他与费萨尔第一次在阿拉伯人的帐篷里会晤时的情景：
“我一眼就看出，此人正是我来阿拉伯所要寻找的人物，一位将为阿拉伯人正义战争赢得全面胜利的英雄。
费萨尔显得特别高，像一根柱子一样笔直挺拔。
他身穿丝绸长袍，头带棕色纶巾…… 他的眼帘垂着，漆黑的胡须和苍白的面容与他那奇特出众的身材形成鲜明的对比。
他的双手交叉地搭在身前悬挂着的匕首上面。
”
劳伦斯与费萨尔相互打量了一番。
“您认为我们瓦迪萨弗拉这个地方如何呀？
”费萨尔突然盯住对方发问。
“噢！
它离大马士革还很远啊。
”劳伦斯不失时机地挫败了对方的傲气。
费萨尔的部下都惊呆了。
从未有人敢对麦加王子如此唐突。
但是，费萨尔不知为何，特别喜欢这位爽快的客人，而且对他的回答很感兴趣。
此后二人精诚合作，率领阿拉伯军队挥师北上，所向披靡。
两年之后，他们胜利地攻陷了大马士革，与埃德蒙·艾伦比将军领导的英军会师。
在１９１６～１９１８年这段时间里，劳伦斯担任费萨尔的军事顾问，同时又是英军艾伦比将军的联络官，从而加强了两军之间的有利配合。
除了负责落实对阿军在军事与财政方面的援助之外，劳伦斯还亲自领导一支游击队，专门袭击汉志省的铁路。
他们用炸药使土耳其军队瘫痪，供给不足。
尽管他的“部队”是由一些未受过正规训练的阿拉伯村民组成的，但是，他们给敌人送的“礼”可真不轻。
劳伦斯对士兵要求极其严格，自己也勇敢地迎接每一次任务的挑战。
他总是身先士卒，置身于最危险的岗位。
在沙场上，他身着阿拉伯长袍，冒着枪林弹雨，和士兵们一起冲锋陷阵。
在帐篷中，同阿拉伯人一样，他偷着料理自己身上的伤口。
他从来是高度警惕，一丝一毫都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
在约旦的一座名叫阿尔加法尔的沙漠村落里，笔者曾经采访了一位６７岁的老人卡拉夫·阿布·泰伊。
他的父亲扎尔曾在劳伦斯的游击队里当过一名中尉。
当他回忆起劳伦斯的时候曾对儿子这样讲：
“他聪明、顽强，是个爆破专家。
他的脾气非常非常坏。
”
在费萨尔的帐下，劳伦斯不太愿意抛头露面。
但是，因为他不属于任何一个部落，所以被当成公正的第三者，常常被请来仲裁士兵之间的争端。
他在《七根智慧之柱》一书中记载，有一次，在六天之内他就裁决了一大堆公案：
１２起械斗、４起盗骆驼、１起婚姻纠纷、２起偷东西、１起离婚、１４起仇杀。
另外，还有两起用恶毒的目光瞥人和一起由此引起的中邪案（此举相当于诅咒他人，阿拉伯人相信可以使人遭灾。
这是违犯宗教戒律的事情——译者注）。
在战争的初期，劳伦斯确实尝试到自己在历史发展中起了重要作用的感觉。
因为这是一项划时代的、像十字军东征一样的神圣事业。
他从９岁起就开始疯狂地向往并努力塑造自己以准备为之献身。
但是，随着战争进程的发展，残酷的现实使他的幻想一一破灭。
战友们相继在他眼前倒下，无辜平民所遭受的摧残使人触目惊心，这是他从未想象到的。
他自己也杀人了。
在完成一次侦察任务时，他在大马士革的南面被土耳其人抓住，痛遭鞭笞，甚至鸡奸。
虽然他最后设法逃出了虎口，但是，这种经历对他来说，是一场可怕的噩梦，从此将永远惊吓着他的心灵。
他的身世所带来的奇耻大辱使他从来对于“性”有一种厌恶感，他甚至拒绝和人握手。
他在书中倾诉了这一痛苦：
“我完整的人格被无可救药地损坏了。
”
而他为之奋斗的崇高事业——阿拉伯的独立，也在１９１８年１０月遭到了致命的打击。
这时候，塞克斯－皮科特协定的内容被披露了，阿拉伯人遭到了出卖。
开始，劳伦斯和其他许多英国军官还幻想着，这一早年缔结的协定已经过时。
最起码应该还有谈判的余地，因为阿拉伯人出乎预料地取得了起义的胜利，这样就顺理成章地废除了该项协定。
劳伦斯是这样希望的，而这一想法也影响了费萨尔，他们相信阿拉伯人在这场战争中不会徒劳。
但是，他们错了！
艾伦比将军的命令传达到大马士革，要求执行塞克斯－皮科特协定，将叙利亚交给法国人。
费萨尔暴跳如雷，而劳伦斯则感到再一次遭到自己政府的侮辱。
他满面羞愧地离开了朋友和部下几万官兵。
劳伦斯深感内疚，认为是自己蒙骗了他们，将这些阿拉伯人引入歧途。
劳伦斯筋疲力尽，心灰意冷。
忍受着浑身上下十几处子弹和炮弹片所致的伤痛。
两年以来，他栉风沐雨，出生入死，从未休息过一天。
从卡奇米什又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他的挚友达赫姆在上冬死于伤寒。
他就是劳伦斯曾经教育过的那个水童。
他就是为实现这些人的自由而英勇作战的。
劳伦斯后来在一本书中的扉页上写道：
“我为了他的自由而战，以使他一展愁容，而他却没能等到自由来临就离开了人世。
”于是，“我把书丢到一旁，再也无法找到任何安慰与平静。
”
当劳伦斯于１９１８年回到英国的时候，他的英雄业绩已经是家喻户晓。
各种有关他的传闻层出不穷，从作战部传到内阁，从内阁传到国会，最后众所周知。
早在那一年的年初，一位名叫洛厄尔·托马斯的美国记者花了八天的时间跟随劳伦斯与他的部队转战南北，为一部战争记录片搜集素材。
他将耳闻目睹的战争编成一套系列片并为几家杂志写了一些惊心动魄的报告文学。
所有这些故事都集中着笔于劳伦斯这个被浪漫化的人物。
托马斯用了“阿拉伯无冕之王”这一称号来歌颂劳伦斯。
甚至说，是他的义举拯救了芸芸众生，使他们免遭喋血欧洲战壕之灾。
托马斯的这一部战争记录片，感动了无数美国、英国和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家庭。
所以，正当劳伦斯幻想破灭，痛悔自己卷入了英国这一背信弃义的行径中时，他已经被捧上世界舞台。
归国时，受到了“抛投纸带的盛大欢迎”（这是一种隆重欢迎英雄凯旋的仪式——译者注）。
劳伦斯这个诚实的人陷入一场卑鄙肮脏的骗局之中。
当他发现“舞台上的灰光灯总是集中地照射自己身体上的一小部分时”，这个角色深感不自在。
这种片面甚至是歪曲的报道使天性耿直的劳伦斯气愤。
他说：
“人们渴望出名，但是，仅仅为了满足这种嗜好而出名是极其可怕的。
”１９２２年，在《七根智慧之柱》一书中他表明了自己的态度：
“为了澄清事实真相，我拒绝接受给予我的一切荣誉。
”
劳伦斯终于找到了一条途径。
他要用自己日益增长起来的影响为阿拉伯人的独立做最后一搏。
他鼓起勇气游说内阁大臣，在最高军事委员会上陈述证词，给《时报》编辑部写信，还代表英国，同时也代表阿拉伯人民出席了１９１９年的巴黎和会。
在白金汉宫的一次庆典上，他公然拒绝接受英王乔治五世要亲手给他佩戴的勋章，而是向陛下奏明英军是如何虐待阿拉伯盟友的。
公众顿时哗然，被这位莫名其妙的战斗英雄弄得昏头昏脑，无所适从。
此人的言行好像是被一套与众不同的道德规范所驱使。
劳伦斯本来有资本从政，因为他能够轻而易举地获得压倒多数的选票。
正如丘吉尔极力劝说他的那样，假使他投身外交，一定能够代表英国政府从事高层活动。
另外，他丰富的历史和考古知识也能使他成为一名优秀的教师、作家或考古学家。
然而，他却选择了一条隐姓埋名的道路。
１９２２年８月，在一些身居要职朋友的帮助下，他用了“约翰·休姆·罗斯”的化名，参加了皇家空军，从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奇特的篇章。
他从飞行员这一最低职位做起，身上带着两年战斗中留下的处处伤痛开始了基本功训练，还随时担心会被人识破自己的真实身份。
自１９１９年以来，新闻界一直把劳伦斯当做追踪题材，因此，很快就嗅到了失踪者的蛛丝马迹。
几个星期之后，一位捷足先登的记者就挖出了一条新闻，证明约翰·休姆·罗斯就是大名鼎鼎的劳伦斯。
这样一来，他被迫离开了皇家空军。
两个月后，劳伦斯重返军界。
他参加了坦克团，仍然用了一个假名字，叫“Ｔ．Ｅ．肖”。
这一次很成功，他混在坦克团里，服役达两年之久，直到他要求转役到皇家空军的申请在１９２５年被批准。
尽管劳伦斯竭力在他的余生做一名普通空军飞行员，但是，他那天才的光芒总是不可遮掩地放射出来。
他的通信往来成为当代公众关注的焦点。
他写给众朋友的长信阐述了大量公正无误的事实。
由于不平凡的背景，劳伦斯结识了各个阶层的朋友，其中有萧伯纳、丘吉尔和军界各级人物。
为了补充自己微薄的津贴，劳伦斯为美国一家出版商翻译了《奥德赛》，另外，他还写了一本非常轰动的小说，名为《薄荷》，生动地描述了皇家空军中军旅生活的滋味。
所有这些他都是悄悄地在业余时间完成的。
他的写作态度认真细致，手稿叠得整整齐齐。
在终日人声嘈杂的兵营中，他做任何事情全是有条不紊。
他的一位名叫艾尔弗雷德·托尼·黑登的战友和他一起在普利茅斯空军基地服役，两人住同一宿舍，朝夕相处达三年半。
黑登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时说：
“这位飞行员生活俭朴，为人谦逊。
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就是劳伦斯，但是也明白，他不愿意人们将这件事说破。
”
劳伦斯最恐惧的一天终于来到了，那就是１９３５年２月２５日。
他那年４６岁，从皇家空军退役了。
但是，他也提前安排了自己的归宿。
他早在头几年买了一所农舍，地点在多塞特郡一个叫做“云雾山”的乡间。
在服役期间，这里是他度周末的地方。
而现在，他却不知道要在此做些什么事情。
更让他厌烦的是，新闻媒体又开始追踪他了。
三月中旬的一天，一大群记者蜂拥而至。
不知他们是怎样找到了“云雾山”这样一个偏僻的地方。
他们围着劳伦斯纠缠不休，又是要照像又是要采访……劳伦斯推开了一个记者，跳上摩托车逃走了。
几周后，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描写了自己的隐居生活：
“坐在农舍之中，百无聊赖地等待着。
等什么呢？
不知道。
自己将会怎样？
我想，就会像这些落叶，从树上掉下来，慢慢地枯萎……”
５月１３日的上午，劳伦斯骑着摩托车去邮局发一封电报。
回来的路上，他以每小时４０英里的速度跃过了一个山坡，正在往下疾速猛冲时突然发现迎面骑自行车的两个男孩。
他赶忙转向，失去了控制，人摔在地上，造成颅骨严重骨折。
他再也未能恢复知觉，６天以后离开了人世，走完了他艰苦卓绝的人生历程。
由于他反应及时，两个孩子幸免于难。
劳伦斯的尸体被埋葬在离多塞特约一小时路程的圣尼古拉斯大教堂的墓地。
笔者在此遇到一位前来向英雄致意的战友，他骑的正是劳伦斯生前驾驶过的那辆布拉夫牌摩托车，在当时是速度最快的。
同他交谈了一会儿，他答应让我也试一试这辆车。
劳伦斯生前经常加大油门，使车速高达每小时１０８英里。
别人会认为，以这种速度开车简直是疯了！
但是，那天当我骑着这辆摩托车沿着多塞特的乡间小路狂奔时，确实体会到了劳伦斯在车上的感受。
这是一种解脱。
速度能够产生一种极乐感，使人体会到空洞与清白。
这样的感觉可以在沙漠中找到。
在这个地方，为了一个民族的解放，英雄曾经历过血雨腥风的洗礼。
他的业绩可能很快被人们忘记或被无边的大漠所吞噬。
但是，对于像这样一位经历过如此慷慨人生的英雄来说，一切其他形式的苦行赎罪似乎是没有必要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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