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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毕业设计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辽宁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的影响

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辽宁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的影响

摘 要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问题,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愈演愈烈,辽宁省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亦面临着巨大的收支压力,收支失衡已经显现。

本研究以系统动力学理论为基础,借助AnyLogic6.4.1软件预测辽宁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变化趋势,并探讨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政策选择对其支付能力的可能影响。

研究发现,现行政策不变的情况下,养老保险基金到2024年基金累计余额将出现负值,到2054年基金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将达到-88919.71亿元。

通过6项优化实验预测了不同退休年龄方案对辽宁省养老保险金支付能力的影响。

分别选择从2015年和2020年开始,每2年延一岁,利用20年的时间将女性退休年龄延迟到60岁;在上述方案基础上,分别探讨了每2年和每3年延一岁,用10年或15年的时间,将男女退休年龄延迟到同为65岁,并保持不变。

实验结果表明,上述方案均能起到减小养老金缺口的积极作用,其中。

同时,研究发现,延迟退休年龄的方案不同,对养老金缺口的影响也就不同,延迟退休年龄的时间设定的越早,延迟速度越快,对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越有效。

根据优化实验的预测结果,提出了从采取“小步渐进”方式,适度提高女职工退休年龄、采用弹性退休制度以及合理选择延迟退休年龄实施时机等几个方面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

延迟退休年龄;系统动力学;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ResearchontheDifferentEffectsofDelayingRetirementAgeontheAbilitytoPaytheBasicPensionInsuranceFundofLiaoningProvince

Abstract

Populationagingisaglobalproblem,alongwithanagingpopulationgrowing,thebasicpensioninsurancefundinLiaoningProvinceisalsofacinghugepressuretobalance,andbalanceofpaymentsimbalanceshavebeenrevealed.Thisstudybasedonsystemdynamicstheory,withtheaidofAnyLogic6.4.1topredictthetrendsofbasicpensioninsurancefundinLiaoningProvince,anddiscussesvariouspolicyoptionstodelayretirementagemayaffectitsabilitytopay.Studieshavefoundthatifthecurrentpolicyunchanged,thebalanceofendowmentinsurancefundin2024tofundtheaccumulativenegative,andthefundgapproblemwillbemoreandmoreserious,in2054,itwillreach8.891971trillion.Inthispaper,6optimizationexperimentsrevealedthatdifferentretirementagehasthedifferentimpactontheendowmentinsurancegoldtopayabilityofLiaoningProvince.Choosestartingin2015and2020,respectively,each2yearsofage,with20yearsoftimewilldelayretirementageto60,andthenrespectivelyineachoptimizationexperimentonthebasisofabove,respectivelydiscussestheevery2yearsand3yearsofage,with10yearsor15yearsoftime,willdelaytheretirementageformenandwomenwithfor65years,andremainsthesame,theexperimentwereplayedthepositiveroleofreducingpensiongap.Atthesametime,wecanalsofind,delayretirementage,thepensiongapalsoisdifferent,theinfluenceoftimedelayretirementagesetbytheearlier,thefasterthelatency,toalleviatethepressureofthepensionpaymentthemoreeffective

Finally,accordingtothepredictiveresultsoftheoptimizationexperiment,inthispaper,fromtaking"smallstepsprogressive"approach,moderatelyincreasingfemaleworkerretirementage,adoptingaflexibleretirementsystemandareasonableopportunitytochoosetodelaytheretirementageandotheraspectsoftheimplementationofcountermeasurestocopewithpopulationaging,reducingthepensionfundgap.

 

Kewords:

postponeretirementage;Systemdynamic;thebasicpensioninsurancefund

第一章绪论

一、研究背景

我国20世纪末进入老年型国家,人口老龄化给我国社会经济等各方面的发展带来诸多不利影响。

我国现行的法定退休年龄是20世纪50年代确定的,到目前为止除了个别行业、职业外,基本没有变化。

近些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人口预期寿命、养老保障制度等因素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关于延长退休年龄的争论也愈演愈烈。

退休年龄是否应该延迟?

如果需要延迟,应当如何操作?

这些问题目前已成为社会各界包括学术界讨论的热点话题。

人口老龄化是全球性问题,为应对老龄化,许多国家都采取了延迟退休的政策调整。

如美国:

2000年由65岁延长至67岁,2003年满65岁的职工延长工作2个月,2004年满65岁延长工作4个月,以此类推,到2015年延长至2年;英国:

2020年女性退休年龄将与男性保持一致,即由60岁延长到65岁,2024年将把所有公民退休年龄提高到66岁,2044年将逐步提高至男女均68岁退休。

这些措施在一些国家引起了公众的反对浪潮,造成了社会动荡。

我国的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源于人们的工资收入,劳动人口是否充足,决定了养老保险基金筹集的规模,同时,由于人口老龄化的程度不断发展,我国财政中用于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济、社会服务的支出不断增加,因而导致政府的财政负担十分沉重,养老保险基金积累难度更为加大,从而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增长产生强烈的掣肘作用。

2010年,辽宁省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675.3万人,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15.43%,这一比例远远高于全国的比例。

同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辽宁省60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上升了3.8个百分点。

可见未来一段时间里,辽宁省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经济的综合影响将全面显现。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如何未雨绸缪,科学地分析预测辽宁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变化趋势,探讨延迟退休年龄的各种政策选择对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的可能影响,无疑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和现实意义。

二、研究目的和意义

(一)研究目的

伴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的愈演愈烈,辽宁省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基金亦面临着巨大的收支压力,收支失衡已经显现。

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及时的研究和解决,一旦发生支付危机,不但会影响到老年人的基本生活,还会影响到社会的和谐稳定。

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预测未来人口的老龄化状况,确定合理的养老保险基金政策将是从容应对这一难题的基础。

而近年来国内外一直主张的延迟退休年龄政策到底会给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带来怎样的影响,是否能确实起到缓解养老保险基金收支压力、实现基金平衡的目的,这都有待考证。

目前对延迟退休对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大多是根据现有的数据或者是一些简单的数学公式进行预测。

这样的预测,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正是基于此,本文试图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实验方法对辽宁省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进行预测,分析各种退休年龄延迟方案对辽宁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的具体影响,并希望探寻到最适合辽宁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平衡发展的延迟退休的具体步骤和方法。

(二)研究意义

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剧,养老保险面临的支付压力将日益凸显。

如何解决人口老龄化对养老保险制度带来的挑战,西方国家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中采用的延迟退休政策为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提供了成熟的经验。

但是,由于我国的国情与发达国家迥异,我国养老保险的改革只能是在借鉴国外经验的基础上因地制宜地实行适合我国国情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本文通过揭示参保人员年龄结构、参保人员退休年龄等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具体因果联系来探讨不同延迟退休方案对辽宁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的影响,不但能够丰富我国社会保障尤其是养老保险的政策理论,同样,也可以为情境相同的其他地区提供经验。

除上述理论意义外,还具有现实意义。

一是,我国养老保险体系将面临人口老龄化的剧烈冲击,加之“未富先老”的国情,养老金支付压力日益增大,延长退休年龄无疑是一种较好的解决方法。

本文试图通过预测和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未来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来为我国延长退休年龄政策的制定提供一定的参考,并为我国摆脱养老金支付困境提供了一个现实角度,因此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二是,通过分析延迟退休年龄对辽宁省企业养老保险基金收支情况的影响,并进行不同条件下的预测比较,能够得出较为合理的推进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从而辽宁省企业对养老保险的实际工作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三、文献综述

(一)相关概念界定

1.人口老龄化

人口老龄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总人口中年轻人口数量减少、年长人口数量增加而导致的老年人口比例相应增长的动态过程。

人口老龄化强调人群的老化,而不是个体的老化。

个体的老化是单向的,不可逆转的,而人口老龄化则是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相对比例的变化,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逆转。

国际上通常把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达到7%作为国家或地区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1]。

2.法定退休年龄

1951年,政务院颁布《劳动保险条例》规定:

男职工的退休年龄为60周岁,女职工为50周岁;1953年修改后的《劳动保险条例》未做变动;1955年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暂行办法》中,把女干部的退休年龄提高到55周岁,这一法定退休年龄一直沿用至今。

达到工龄年限(连续工龄满10年)和身体健康状况的条件,可申请退休。

对特殊情况下的退休年龄做了规定:

连续工龄满10年,经医院证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企业职工尚需劳动鉴定委员会确认),男50周岁,女年满45周岁,可以退休;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少数高级专家、确因工作需要、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征得本人同意,经上级主管部门批准,可延长5~10年退休[2]。

但上述规定只适用于占劳动人口比例很小一部分的特殊人群,绝大多数劳动人口退休年龄仍按《劳动保险条例》执行,故本文如无特别指出,均是指男60周岁,女50周岁的法定退休年龄。

3.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国家为行使社会管理职能,保障劳动者年老的基本生活需要,依照法律法规强制建立的专项基金。

它是养老保险制度运营的物质基础。

基金的收入主要包括:

按工资额乘以一定比率征收的社会保险费(税),通常由受保者个人及其单位缴纳,还有一些政府的拨款以及投资收益等[3]。

本文研究的是辽宁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的中长期支付能力问题,该基金包含了个人账户基金和社会统筹基金。

4.基金支付能力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是衡量养老保险收支平衡状况和社会保障能力的中心指标。

我国对城镇企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界定较为统一,但测度方法有所不同。

熊俊顺(2001)指出,基金支付能力是指期末结余的养老保险基金按目前的养老金支付水平尚能支持的时间,支持时间越长,则基金支付能力越强,支付风险也就越小,否则相反[4]。

余立人(2012)认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等于基金的缴费收入与养老金支出之差,社会养老保险基金的支付能力等于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两者支付能力总和。

如果支付能力大于零,意味着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充足;支付能力等于零时,基金恰好收支平衡;支付能力小于零时,基金出现收不抵支,导致资金缺口,出现支付能力不足[5]。

熊俊顺的定义适用于养老保险基金运行状况的长期考察,其量纲是时间,余立人的定义则可以直接使用基金收支变量计算,既适合即期也适合长期分析,本文将采用余立人的定义:

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为基金的缴费收入与养老金支出之差。

(二)国内关于调整退休年龄的研究综述

1.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影响因素

贾智莲(2005)认为目前危及养老保险制度可持续性的因素很多,但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支付能力的影响不可忽视[6]。

纪晶晶(2006)指出养老保险社会统筹部分不仅要支付基础养老金部分,还负担着生命余年超过10年的人的个人账户部分。

尤其目前还承担着对“老人”和“中人”的历史债务。

随着人均寿命的延长,养老保险统筹部分的支付压力将会越来越大[7]。

郭卉(2007)认为要在社会老龄化的情况下继续保证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平衡,无非是从开源和节流的两个大方面着手。

节流的方式是降低养老保险待遇,而开源的方式主要是提高缴费率、扩大覆盖面和延迟退休年龄[8]。

2.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研究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进一步加快,养老金支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压力。

根据《中国养老保险基金测算与管理》课题组测算,统筹基金部分在未来的25年间将会出现年均1000亿元左右的赤字,我国退休年龄每延长1年,养老统筹基金可增收40亿元,减支160亿元[9]。

因此,延长退休年龄,不失为缓解基金支付能力的一个重要举措。

李珍(1997)把中国的相对于平均预期寿命而偏低的退休年龄定义为低龄退休,她认为低龄退休对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和经济是有害的,要走出低龄退休有利于年轻人就业的理论误区[10]。

同时,李珍(2001)指出我国提前退休和低龄退休的负面效应,她认为,目前将个人帐户退休金的领取年限规定为10年,但是随着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医疗技术的提高,人们的退休后生命余年超过10年,这就必然导致个人账户将来有巨大的给付缺口需要社会统筹基金来补充,如果我们提高退休年龄,则可以减轻统筹基金的压力[11]。

王清(2000)指出,中国城镇职工退休年龄是几十年前规定的,强制性的退休制度既增加了养老金支出,也使人力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

因此,应适时逐步分区域地推迟退休年龄,以完善我国退休制度[12]。

史伯年(2001)使用养老保险制度内的赡养率和自我负担率等概念工具论证了提高退休年龄对于缓解养老保险支付压力的有利作用[13]。

柳清瑞、苗红军(2004)使用people软件,利用生命表技术进行年龄移算,对我国未来五十年老龄化趋势进行了预测,重点分析了人口老龄化与低龄退休政策对养老金收支均衡的影响。

他们认为延迟退休年龄不仅可以通过增加缴费人数和缴费年限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而且可以通过减少养老金的支付时间来增加养老保险基金的收入,即推迟退休年龄从多收少支两条渠道来改善养老金的收支均衡[14]。

邓大松、刘昌平通过对退休年龄的敏感性分析得出,退休年龄每提高1%,基金缺口缩小1.949%,如果退休年龄提高5年,那么基金缺口将缩小22.69%。

这些都证实了延迟退休有助于改善目前养老金的透支状况[15]。

丛春霞(2009)认为在现收现付模式下,为保证基金支付能力和退休者的生活水平并将缴费率控制在20%以下,只有延长劳动者的退休年龄[16]。

张熠(2011)通过连续时间养老金收支模型分析,认为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计划收支余额的影响来自四个方面的效应,即缴费年限效应、领取年限效应、替代率效应和差异效应。

改革的最终效果是上述四种效应共同作用的结果。

短期看,前两种效应占据主导;长期看,后两种效应也具有显著影响。

他认为延迟退休年龄是一个复杂而渐进的过程,延迟退休年龄必将减轻政府在养老保险方面负担的传统说法并不全面。

此外,实证检验结果还证明了延迟退休改革的政策效果可能存在反转点,而当考虑覆盖面扩展时反转点将会消失,这表明覆盖面的扩展将加强延迟退休的政策效果,因此未来应当同时加大这两方面的改革力度以达到最佳的政策效果[17]。

郑功成(2011)采用精算方法对养老保险基金的收支情况进行了预测。

主要是用生命表法进行人口预测,然后设定相关比率通过精算方法进行预测。

研究结果表明,延迟退休将能有效地改善养老保险基金支付能力状况,使之可持续发展[18]。

霍家风(2012)运用系统动力学仿真实验方法研究辽宁省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平衡问题,结果发现:

在缴费率不变的情况下,从2020年开始女职工退休年龄推迟到60岁,从2029年开始男女职工退休年龄均推迟到65岁的方案是切实可行的,能够保证养老保险金的良性运营,但是最终会导致在2035年基金的累计余额规模过大[19]。

可见,在国内的相关文献中,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我国养老金支付压力巨大,同时我国退休年龄明显偏低,贾智莲和郭卉均明确指出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支付压力的影响不可忽视,因此他们普遍主张抑制提前退休,鼓励延迟退休。

在具体的研究中,定性研究较多,如李珍定性分析了提前退休和低龄退休的负面效应,王清认为现行退休年龄是几十年前规定的,应该适时逐步分区域延迟退休年龄,史伯年利用赡养率和自我负担率等概念论证了提高退休年龄对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的积极影响;定量研究主要是利用生命表、敏感性分析、连续时间养老金收支模型以及系统动力学仿真实验等方法来探讨延迟退休年龄对养老保险基金的影响,不过这些定量研究大多数都比较宏观,对男女职工延迟退休年龄问题的研究分析也不够细化。

3.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障碍及对策建议研究

尽管学者们普遍支持延迟退休年龄,但是他们同时也看到了延迟退休年龄的一些负面效应,主要体现在对就业造成压力、对老年人心理的影响以及对企业的影响等等。

符齐华(2004)认为延迟退休会加重企业的负担。

现在社会保险的费率很高,企业要缴超过职工工资额的30%以上,已经超过国际警戒线,企业已经承担繁重。

如果将退休年龄从60岁提高到65岁,则企业要负担不小的财务开支,这对企业发展是不利的[20]。

刘钧(2005)指出如果从现在起将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5岁,由于提高法定退休年龄而增加的劳动人口将达到3000万人—4000万人,这会使整个社会无法承受过大就业压力,在短期内提高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是不现实的[21]。

陈李翔(2010)认为推迟退休是一把“双刃剑”。

在劳动力供给整体不足的情况下,延长退体年龄对改善劳动力供给,缓解社会养老负担有重要意义,但同时也可能会加剧青少年的就业压力[22]。

在实施延迟退休年龄对策建议方面,目前国内对这方面深入的研究很少,大多数是在宏观层面探讨问题。

柳清瑞、苗红军(2004)认为在设计推迟退休方案时,应重点考虑两方面因素:

一是伴随人口老龄化进程,养老金缺口逐渐加大;二是在2024年左右,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接近50%,达到劳动力的承受极限。

推迟退休的方案不同,对养老金缺口的影响也就不同,推迟退休的时间设定的越早,对缓解养老金的支付压力就越有效[23]。

李绍光(2005)建议将基础养老金待遇与缴费年限挂钩改为与缴费累计额挂钩。

同时,他提出推行延长退休年龄应分阶段、分部门实施,选择在劳动供给弹性较大的部门、行业和劳动力市场实行弹性退休制度[24]。

谢新伟(2012)认为必须在保证就业和社会公平目标下延迟退休年龄,他指出应建立以最低工作年限为法定退休条件的弹性退休制度,需要通过经济激励,引导民营企业参与,并以政策限制和避免国有企业滥用制度[25]。

以上研究多是从宏观上指出延迟退休年龄的大方向,也有些人对具体的实践过程进行了分析。

如邵国栋等(2007)从生命周期理论的视角来分析是否应该延迟退休年龄,他认为我国在延迟退休年龄上应该坚持渐进和公平的原则,并且要注重时机和路径的选择,他们认为,推迟退休的具体步骤可以为:

第一步:

现在至2010年,抑制提前退休;第二步:

2010—2020年,将女职工的退休年龄以每2年增加1岁的方式逐渐延长55岁;第三步:

2020—2030年,应该以每2年增加1岁的方式将女性劳动人口的退休年龄延迟至60岁,2030—2045年,将男、女退休年龄以每3年提高1岁的方式逐步延迟至65岁[26]。

刘钧(2005)提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可以采取分步走的策略进行,主要按以下几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2020年以前,退休年龄可以保持现行规定不变。

第二步,从2020年起,就业压力减轻,法定退休年龄可以采取每隔3年提高1岁的“分步走”的办法,逐步把法定退休年龄提高到60岁或65岁,以减轻社会保障负担的压力。

第三步,2050年以后,职工法定退休年龄可以稳定在65岁[27]。

何舰(2010)指出我国延长法定退休年龄可选择每隔5年提高1岁的“分步走”办法,逐步把法定退休年龄提高至65岁[28]。

关于调整女性退休年龄方面,女性权益研究专家潘锦棠(2004)提出,提高女性退休年龄的可能受益者是社会保险机构和愿意继续工作的女职工,可能受害者是政府就业机构、企业和一部分不愿意继续工作的女职工。

所以他建议,政府在调整男女退休年龄时,应当全面考虑国家、企事业单位和个人三者之间的利益,男女之间的利益,赞成和反对提高退休年龄的不同女性之间的利益[29]。

穆怀中等(2003)指出,从我国养老金支付能力的角度分析,城镇女性老年人口养老金需求总额将大于男性老年人口养老金需求总额。

以辽宁省为例,在2001—2015年间辽宁省女性养老金需求总额将占整个养老金需求总额的比重在60%以上。

由于未来人口预期寿命的延长以及女性人均预期寿命略高于男性人均预期寿命,可以在未来退休政策设计时考虑将男女职工退休年龄统一推迟到某一年龄[30]。

从以上关于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障碍研究中,可以发现,学者们比较一致地认为目前在我国实施延迟退休年龄的政策必须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尤其是对就业等的影响,如何找到延迟退休与解决就业之间的最佳平衡点,仍然是今后一段时间内我国急需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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