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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文化评论

《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第3期（2006）：

科技与社会

由乐观到悲观到乌托邦

“末日症候群”与其后的新科技发展观

曾华璧[①]

摘要工业革命之后，人们相信历史可以美好的发展下去，因为科技进步的成果，加上欧洲工业化社会对海外殖民势力拓展快速，而新大陆的自然环境条件优越，意涵资源的丰富与无限性。

这些因素，促使18、19世纪欧美先进工业化国家，出现了极度乐观的意识型态与历史进步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全球进入了丰裕社会的时代，直到1973年第一次石油危机来临，方才宣告结束（1945—1973）。

几乎是在丰裕社会结束的后期时刻，西方工业化社会面对环境危机问题的出现，而引发对人类未来命运与生存的悲观疑虑，这就是所谓的“末日症候群”（DoomsdaySyndrome），而具有改造社会理想特质的“适宜科技”观念，成为解决末日危机的方式之一。

本文试从历史演进与变迁的角度，针对20世纪70年代前后，在环境危机的环伺之下，“末日症候群”论述的出现与要点，以及科技观念因应其影响而产生的新发展与特点等几个面向，进行初步探讨。

      关键词 末日症候群 适宜科技

一“末日论述”之开启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广岛核爆之后，使得科技对人类社会的威胁，以及对环境的破坏问题，逐渐受到瞩目。

另一方面，在1945年之后，科技的发展一日千里，人类从工业革命之后的乐观心态，似乎没有止尽。

不过由于科技对环境的冲击与影响越来越严重，于是这样的情况，受到有识的科学家们的注意。

当各种对未来发展将趋于不利的警示讯息逐一出现之后，便形成了所谓的“末日症候群”论述与心态。

在相关的末日论述中，《寂静的春天》、《公有地的悲剧》与《成长的极限》，是影响末日症候群颇为有力的论述，而能源危机的事实，则强化了末日的悲观情怀。

20世纪60年代初期，科学家开始提出环境危机的警告。

瑞秋·卡逊女士（RachelCarson）于1962年，以“科学普及式”的文笔，写下了《寂静的春天》（SilentSpring）一书，让一般社会大众容易理解环境的危机[Carson1962]。

卡逊书的内容，主要是细数人类若不能谨慎使用杀虫剂与除草剂等化学合成物，将会使得该等物质经由食物链的传递，对生态体系造成极大的影响。

滥用的结果，有可能会在未来的时刻，使得春天不再有虫鸣鸟叫的盎然春意，世界将因而静寂。

该书问世之后，其笔下所传递的“悲观的预测”，除了刮起了一股关怀环境的风潮之外，西方社会的环境意识，也得以普遍的萌发，更对20世纪60年代之后的世界环境保护运动，产生无以伦比的巨大影响。

1968年（GarrettHardin）提出著名的“公有地的悲剧”（TheTragedyoftheCommons）理论，关心能源与人口问题对环境的影响[Hardin1968,pp.1243—1248]。

其主要的论述是：

倘若任由人们自由追求私利，可能造成生态系负荷过度的后果。

哈定说明：

一个共有的放牧地，若是依照牧者自己认为理性的推论来畜养牲口时，会出现不断的增养牲口的状况，导致无限制的增加牧群的数量，最终“每个致力于个人最佳利益的人，都快步地趋向毁灭。

在共有地上的自由，会带给所有的人毁灭的结果。

”[Hardin1968,p.1244]

基于哈定的理论，我们则可以推论：

“地球（环境）”就是一种“公有地”，因此若是人口数量与能源的使用关系，无法善加管理，也就是任令人口日益增加，且能源也持续耗用时，则地球的生态环境的命运，将极为堪虑。

哈定的理论引起世人的重视，进而促使人类重新思考应该如何正确的对待环境，同时也开启了20世纪70年代之后，人们对“环境伦理”的重视。

1972年出版的《成长的极限》（TheLimitstoGrowth），是一本分析与预测未来世界发展模式的著作，它对世界可否持续发展，抱持着怀疑的立场[]。

[②]成立于1968年的“罗马俱乐部（TheClubofRome）”，资助麻省理工学院史隆管理学院（MITSloanSchoolofManagement）以多莉拉·麦德斯（DonellaMeadows）为首的系统动力研究小组，进行一项为期两年（1970~1972）的群体研究计划[③]；该计划以计算机运算，分析世界未来发展的模式。

此一计划也同时得到德国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Foundation）的经费支持。

这项研究关切的问题是：

“现行的政策是否正导向一个可持续的或是崩溃的未来？

我们能够做什么，方得以创造一个可以提供所有人都充足的人类经济呢？

”该小组在研究时，总计输入五个重要的参数，由计算机进行分析，这些参数是“人口、工业化、食物生产、资源枯竭、环境破坏”等项；所得出的研究结论是：

人类若依照当前的发展模式继续运作，则在未来的50至100年内，必然发生地球达到成长的极限，无法持续发展的困境，故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在报告上主张，应该实施“人口零成长”和“经济零成长”两项政策，希望用以改变世界经济之危难。

由于这项研究是第一个有关世界发展模式的预测研究，而其结果却与当时世人对历史发展的既有信仰相违背，影响所及，引起世人对环境与发展问题极度热切的讨论，也对“成长”的信仰产生质疑。

当西方社会开始在“人类的行为”造成何种的环境冲击，以及对未来的发展预测产生质疑与警示之际，20世纪70年代两次能源危机成为重要的外部压力，造成举世对资源枯竭的恐慌。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自然资源可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信念，活生生的受到1973和1976年两次能源危机事实的沉重打击，当“能源枯竭”成为事实时，人类势必得以不同的态度，面对此一新的历史发展。

在此同时，“生态匮乏理论”的出现，更使得世人对自然资源的物理状态，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威廉·欧弗斯（WilliamOphuls）在《生态学与匮乏政治学》（EcologyandthePoliticsofScarcity）一书中，提出“生态匮乏理论”[Ophuls1977]。

此书改写自作者1973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的博士论文；就时代背景而言，其博士论文正好和第一次能源危机的时间同时。

本书强调“匮乏”本是文明社会习以为常的状态，且生态匮乏显示在能趋疲（entropy）[④]的事实上，故欧弗斯主张“人类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必定要再重建于生物圈的物理事实的基础之上”。

这样的论点，配合能源危机事件的出现，验证了匮乏状态是一个物理事实，自然又与工业革命以降资源丰裕的认识论，有所背离，所以在世人的心理上，加深了对未来不确定的恐慌感。

二 新科技观的出现

1.新理论与新观念之提出

“末日论述”是一种悲观的心态，也是一种抽象的情境，但“能源危机”则是历史的现实；在抽象与现实之下，两者都使得世人无法摆脱灰暗命运的那种疑虑的心境，变得更加的具体。

因此，“对工业文明与价值观提出反省批判，以及寻找或选择未来发展的新途径”，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成为各家倡言的重点。

保罗·埃利希（PaulEhrlich）从控制人口成长的角度出发[Pepper1990,p20]，于1969年在英国的一场演讲中，提出“人类的活动是造成环境严重冲击和恶化之根源”的观点；埃利希认为：

人口之增加，会影响生活质量（这是环境主义的一个主要观念），也是造成环境恶化之主因；所以他反对人口成长，因此创立了“人口零成长运动”（ZPG,ZeroPopulationGrowth）。

[⑤]

   在面对末日症候群的悲观论时，出现了具有改造社会的积极性目的之论述。

这些论述，可以说是为了挽救人类未来命运的改革式主张，也可以说是对当时社会追求工业化与科技发展的主流价值典范的一种反思。

其中颇具代表性的论述，当以下列二者为主：

由英国《生态学家》（TheEcologist）期刊的编辑群所撰写的《生存蓝图》（TheEcologist'sBlueprintforSurvival）和德裔英国经济学家弗里茨·苏玛赫（FritzSchumacher）所撰写的《美丽小世界》（SmallisBeautiful）[⑥]。

（1）.《生存蓝图》的论点

《生存蓝图》（ABlueprintforSurvival）这本著作是讨论人类环境困境的本质[⑦]，不过该书的主要目的，不在于批判环境主义者的理想主义和不实际的作法，因为它认为这些环境主义的主张，无法提供可以达成保护环境的方法，所以它采用的方式是进行一个“小型社会的规划工程”。

换言之，本书的内容，详细的规划了英国社会未来的发展模式，包括了对“社会与经济组织、农业组织、人口数量、工业组织、都市与乡村等型态”等层面的设计，而且它的架构，主要是环绕在“两元理念”之上，也就是以“去中心化”与“小规模”为主轴，来规划未来的社会型态，希望让人类对生态体系的干扰，能够达到最小，而对能源与物质，能够进行最大的保育；所以此一社会模式，基本上须要稳定的维持人口，人口的总数，约是当时社会规模的一半。

分析《生存蓝图》书中的理念，大概有下面几项要点：

1.透过教育和其它方法，创造一个多数群众能够接受的社会体系，此一体系和现行结构不同之处，在于它强调一个“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关系的生活质量；2.主张改善都市与乡村的环境质量；3.改变工作的本质和质量；4.拒绝大型生产线的、非人性的生产模式，强调创造性；5.透过教育，在价值体系中，将生活的精神与情感的质素，重新放置在最受珍视的位置上，使得人与人之间，可以拥有较深入的关系；6.人们可以花时间在创造和休闲的活动上，也主张应该极力发展个体的自我能力；7.除了不压抑性需求，也没有少数民族和妇女被压制的情形；8.主张在生产的程序上，应用“适宜的”科技、以及原料再生等方式[Pepper1990,pp.24—25]。

细究本书的目的，无外乎希望社会得以继续运作。

《生存蓝图》的特色是：

它的社会规模适合小型小区，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在物质上比较贫穷的社会模式；对政府的影响较为明确，对自然生态系会产生极小量的影响；它也相当强调“个人的快乐、成就、对科技和社会的控制、教育、创造和艺术的重要性、及精神性”；而且这些主张，似乎比较强调对生态层面而非对人文的层面的关怀，所以这样的未来社会，其运作是依赖生态法则，而非是必然的出于对社会正义的关切。

1978年，《生存蓝图》被改编成小说，取名《生态乌托邦》（Ecotopia）；就其精神而言，本书的概念，受惠于彼得·克鲁泡特金（PeterKropotkin）于1899年出版的著作《田野、制造厂与工厂》（Fields,FactoriesandWorkshops）[Kropotokin1912]。

（2）.苏玛赫《美丽小世界》的观点。

《美丽小世界》于1973年出版[Schumacher1973]，作者苏玛赫则于1977年辞世。

该书至1979年，共计再版十二次，可说是20世纪70年代反省世界发展模式、探讨未来发展策略的名著。

苏玛赫的信念具有理想性，他在书中，揭露了在自然界和现行世界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里，所出现的不足之处。

他批判西方资源密集型的产业，大量的消耗人类不可再生的资源，结果是严重的威胁了文明的发展。

由于他认为“价值观影响经济型态”，故主张“人类须要改变既有的西方之价值系统”，如此方可解决人类环境之危机。

另外，苏玛赫在生活的理念上，主张采用正命的“佛教经济学”形式—“正命”是佛陀所指的八正道要求之一，也就是正确的生活方式，所以佛教经济学是指“符合正确生活方式”的经济学。

苏玛赫也对现代技术所带来的危机有所批判。

他认为当前的技术所塑造的现代世界，具有危机，所以必须要正视“技术”的问题，也就是要追问，“技术的目的是什么”和“技术应该有什么用途？

”苏玛赫且进一步问：

人类能否发展一种确实能帮助世界解决问题的技术——“一种具有人性的技术”呢？

为了提升工作的质量，以便能提升生活的质量，苏玛赫在科技的运用上，拒绝发展“高科技”（hightechnology）——也就是所谓的精密的、仰仗资本密集式的科技，反而鼓励简单的机器。

主要是他认为现代科技剥夺了人类运用大脑与双手创造的能力，因而主张恢复能够结合脑与手的创造生产力。

此一理念在第三世界和欧洲，被广泛的实践使用，而此一技术，就是他所说的是一种具有人性的技术，又被称为“中间科技”（Intermediatetechnology）。

苏玛赫的理想，是希望能使科技适应生态学法则的需求，同时又能够免除人类沦为科技奴仆的命运。

他说：

      如果技术所塑造的世界呈现病态，那么，明智的作法也许是检查一下技 术的   本身如果感到技术变得越来越非人性，我们不妨考虑是否有可能找   到更好的技术— —一种具有人性的技术[苏玛赫1998，页151]。

因为国家经济条件差异的关系，导致无法以一套统一的标准，来处理技术发展的课题，因为适合富国的东西，对穷国不一定适合。

所以苏玛赫具体的说，所谓的“中间技术”，是介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技术；若以设备费用做为评判的标准，则我们可以将一个典型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象征性的称为“一英镑技术”，发达国家的技术称为“一千英镑技术”。

由于两者之间的差距甚大，因此，若要将先进技术转到另一种技术，简直是不可能，因为一千英镑的技术若渗透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时，将会以惊人的速度，扼杀一英镑技术，其摧毁传统工作场所的速度，要比建立现代化工作场所的速度快得多，从而使穷人处于比以前更加绝望，更加无助的境地。

所以要产生有效的帮助，就须要有一种介乎“一英镑技术”和“一千英镑”之间的中间技术，苏玛赫说：

“我们也可以象征性的称它为一百英镑技术”[苏玛赫1998，页186]。

苏玛赫在本书中，将新哲学思维应用在经济学之上，希望在环境危机的状态下，以“改变西方的价值体系”做为解决之方。

和《生存蓝图》相比较，苏玛赫在本书中所采用的观念比较抽象。

2.AT新科技观的形成与特色

生存主义（survivalism）是末日论述中，第一个显著的本质，因为西方社会之所以会产生悲观的思维，主要是鉴于环境危机的出现，故上述的响应，其基本特性不外乎是对“人类的生存”问题的关怀。

至于“新科技观念”的产生，则是一种“反省式的发展”（reflectivedevelopment），也是所有真正触及核心问题的诸多响应中的一项。

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70年代初期时，社会上大部分的人（至少是学术世界中），在想法上，若不是将科技当成失控的势力，就是认为科技是拥有权力者，用以维续他们对其他人群压制的工具。

这样的态势，是对科技的一种不信任。

因此，在末日悲观论出现之后，为了使人类能够在变迁的环境下，还能继续生存，且保有尊严与生活的质量，新科技观—“适宜科技”（AppropriateTechnology）乃在学者的信念塑造下，应运而生。

所谓的“适宜科技”，是指“另一种选择的科技”（AlternativeTechnology）之谓也，可以称为“AT科技观”。

例如依环境的特性，采用“不同的”科技方式来产生能源，这“不同的”科技，就是“另一种选择的科技”，或称“另类的科技”；换言之，选择以“太阳能、风力发电”取代“火力、水力、甚至核能发电”，就是“适宜科技”的一种意涵。

另外，苏玛赫所称的“具有人性的科技”，（也称为中间科技）是介于传统与现代的生产技术，故前述开发中国家的“一百英镑技术”，也就是一种“适宜的科技”，因为这“另一种选择的科技”，是最适合该社会的需要。

《生存蓝图》企图跳脱当时既有的主流工业社会运作法则的生产与工作条件，主张另一种“科技和社会”的和谐与创造性的关系，也是所谓的AT科技观念。

这样的新科技观，涉及了一种重新赋予科技意义的动作和目的，是对科技进行重塑。

“科技的重塑”是20世纪70年代工业先进社会相当慎重与重视的课题，在实质上，主要是因为人们关切主流的与工业的技术，在以资本投资为轴、却又有资源制约与地球吸收污染的有限承载力的整体限制之下，能否有长期发展下去的可行性，故为了符合生存的目的与意义，科技的重塑变成了重要的课题。

[⑧]在重塑科技的议题下，“另一种选择的”或“适宜的”科技成为发展的新中心，也就是“AT科技观”成为思考科技与社会未来发展的基本重点。

“AT科技观”是一种哲学思维，或者是一种看待科技的方式，而不是硬件的科技型态。

整体而言，它是建立在环境“承载量（carryingcapacity）”的物理基础的考虑之上，也是一组由人所规划出来的标准，强调：

简单（simplicity）、个人价值（individualworth）、自足（self-reliance）、劳力密集而非资本密集、最小的能源使用、要和环境质量一致、以及去中央集权化（decentralization）。

位于伦敦的“中间科技发展组织”（TheIntermediateTechnologyDevelopmentGroup）的主管乔治·麦克罗比（GeorgeMcRobie）的一段话，很能掌握AT伦理的意涵，他说：

一位极为优秀的人会审视问题，并说：

“我如何可以使答案更为简单？

我是否能够使用更少而非更多的费用来完成事情？

我是否可以让人而非事情，来处理这问题？

我能否解决问题时，用更为人性尺度的科技，也就是用更具有人性面貌的科技？

[Teich1986,p.259]

   若要追寻影响AT观念（或运动）的建构与发展的人物，则首推苏玛赫——他被公认是形塑AT观念的重要知识之父。

他先前曾经是担任英国国家煤矿委员会的经济学者，后来却寻求对经济本质进行激进的重构。

从表面上来看，似乎有点奇怪与矛盾，然而实际上，苏玛赫长期以来不断的追求有机农业、是甘地的信徒、也是一位主张政治去中心化的行动家，因此他在《美丽小世界》著作中，有一《佛教经济学》的篇章，其内涵就成为塑造AT观念的基石；另一方面，该篇论文的中心主旨，是响应“科技的目的何在”的问题。

三结论

本文认为在20世纪的历史中，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广岛核爆”事件，应该是后来世人出现悲观情怀的一粒重要的种籽；当然具体来说，1962年卡逊女士出版的《寂静的春天》，才是开启“人类未来可能面临悲惨命运”的警示论述的序幕者。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悲观论述的影响越来越明显，终于形成了“末日症候群”情怀，而与工业革命以降的乐观意识型态，产生本质上的对立。

对于末日论述的出现，也有持反对意见者，理由是相信人类有能力可以克服困难。

这派理论认为，若所有的预言都假定困扼之境必然来临，则这种说法虽然是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却是伪科学之见[Maddox1972]。

不过就历史的本质而言，悲观心态的出现，其实是重要的历史转折点，因为工业革命以来，人类一直对未来历史的发展，怀抱乐观的态度，故相信“历史可以持续的发展与进步”、相信“自然资源丰富可供人类自由役使”、相信“人类有使用自然资源的权力”等，因此末日症候群的论述，意味着欧美社会在历经工业化两百年之后，开始以不同的态度来审视科技发展和环境变迁的代价和意义。

历史的演进与变迁，在此显露无遗。

苏玛赫的中间技术和佛教经济学的观念，以及《生存蓝图》对未来社会模式的规划，是对新社会发展的期望，说明了世人是以慎重的、反省的态度来面对人口成长、经济成长、科技发展、自然资源枯竭等问题。

两本著作在现代环境主义（Environmentalism）的发展史上，占有启发与开创性的地位。

除了批判性观点外，这两本著作的论述，更主张改变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典范，包括成立小规模社会与采用新科技等。

在末日悲观的情怀与论述的态势之下，这些概念和主张虽然流露出乌托邦的意味，但在全球社会都以科技做为发展与前进的凭据的条件之下，AT科技观却也意味着历史发展的新契机。

本文认为AT（“适宜科技”）观念，是为了解决历史发展危机状态的一个理想响应，其重要性一如环境主义在生态危机日愈亟迫下，反而促使了各种激进派别的出现一样，都是具有历史转捩的意义——这也显示“末日症候群论述”是20世纪70年代之后，全球新科技与新环境主义发展的重要根源，其影响值得重视。

参考文献

Carson,R.1962.SilentSpring.Boston:

HoughtonMifflin.

Hardin,G.1968.TheTragedyoftheCommons.Science.162:

1243—1248.

Kropotokin,P.1912.Fields,FactoriesandWorkshops.London:

T.Nelson.

Maddox,J.1972.TheDoomsdaySyndrome.NewYork:

McGraw-HillBookCom.,p.V.

Meadows,D.;Randers,J.&Behrens,W.1972.LimitstoGrowth.London:

EarthIsland.

Ophuls,W.1977.EcologyandthePoliticsofScarcity.SanFrancisco:

W.H.Freeman.

Pepper,D.1990.TheRootsofModernEnvironmentalism.London:

Routledge,reprinted.

Schumacher,F.1973.SmallIsBeautiful:

EconomicsasifPeopleReallyMattered.London:

Abacus.

苏玛赫1988.《美丽小世界》.久大编译组译.台北:

久大文化.

Teich,A.H.ed.,1986.TechnologyandtheFuture.NewYork:

St.Martin'sPress,Fourthedition.

[①]作者简介：

曾华璧，台湾新竹交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人文社会学系教授。

[②]DonellaMeadows,D.Meadows,J.Randers,&W.Behrens,LimitstoGrowth，London:

EarthIsland,1972.

[③]达莉拉常被称为达娜（Dana），是《成长的极限》一书最主要的作者，于2001年2月逝世。

[④]即大陆通译的“熵”。

——编者

[⑤]贝利·康芒纳（BarryCommoner）则反对这样的论调，他在1971年时，称这个运动为“救生船伦理的新野蛮主义”（Newbarbarismoflifeboatethic）。

[⑥]大陆通译“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

[⑦]TheEcologists,“ABlueprintforSurvival,”TheEcologist,2.1（London,1972）:

1—43.

[⑧]苏玛赫认为：

现代科技使其所塑造的世界陷入危机，而且有可能致命。

他的观点是，人类立足于实利主义的结果，等于是在有限的环境中，因生活方式永无止尽的扩张，而使环境不可能持久。

追求扩张主义的目的越是成功，维系人类生命的环境之寿命，就会越短。

见氏著，《美丽小世界》，页152。

《科学文化评论》第3卷第3期（2006）

学术沙龙

爱因斯坦、希尔伯特与广义相对论

王跃[①]

摘要 广义相对论作为上世纪最伟大的理论工作以其突破性的概念，精妙的逻辑，完美的数学表达为人们所称道。

围绕其建立过程又有着许多扑朔迷离、引人入胜的故事，这项工作的两位参与者——爱因斯坦和希尔伯特，都可称得上科学史上传奇式的伟大人物。

本文在介绍广义相对论建立过程的基础上，重点分析了两位伟人之间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并对近年来出现的关于该理论优先权的争议作了扼要介绍，意图使读者对